人性究竟是不是善的？
性善论是孟子全部人学体系的理论基础。性善论的提出，代表着中国人不仅将“人”作为哲学思维的主体，而且将“人”作为哲学思维的对象。
人性，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自然存在物，并不存在所谓善与不善的问题。存在于人类生命之中的基本属性，如同人手中所持的工具，本来只是如何使用的问题而已。比如手本身，人们可以用手来从事劳动生产，也可能用手去做违法乱纪的事，不同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显然是不同的。
那么，孟子为什么会提出人性善的命题呢？
孟子的人性说，是与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在孟子之前的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主体主要体现为家庭/家族、部落、部落联盟之类的群体，“人”是包含在群体之中的，缺乏个体意义下主体独立性。也就是说， 关于“人”的问题，只能在家庭/家族、部落、部落联盟之类的群体意义下进行讨论，人们似乎更加关注的是“天”与群体意义下的“人”的关系。
孟子的性善说是中国文化主流价值观从群体意义下的“人”向个体意义下的“人”位移过程中发展而来的。中国式的“天人合一”最终合于“人”，那么，“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人”应该如何成为“人”呢？
如何分清人性的善与不善，原本只是一个伦理学命题，但孟子人性学说已远远超出道德领域，进而上升到了中国人对于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理性认识的高度。不同的“人”从洞穴文明共同走向广场文明之际，必须进行本质上的界定。孟子人性论的提出，使个体意义下的“人”从群体意义下的“人”之中脱离出来成为可能。“人”既可以是群体意义下的“人”，也可以是个体意义下的“人”，而且可以是“个体”与“群体”关系之中“人”。孟子的人性说，其实质就是对每一个个体、族群按照儒家教义进行“工厂化生产”的过程。这就如同将将源于洞穴文明中的蒙昧“人”、野蛮“人”，进行“格式化”改造，从而实现“人”从洞穴文明向广场文明的“平滑”过渡。
如何估算孟子人性论在中国文化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呢？
孟子的人性论极大地保留了中华文化母体文明的“原汁原味”，即对母体文明采取的不是革命性的改造方式，而是采取改良的方式加以改造。无论广场文明的规模如何宏大，但从洞穴文明所传承的母体文明的属性仍然较好地保留下来。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儒化”过程，其妙处正在于将“人”、“家”、“国”统一于一体化的结构之中，此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说的本质所在。
那么，在孟子看来，人性为什么是善的呢？
首先，人性本身就是善的。人性的善源于它的自然本性，因为人性与“天”性本身是相通的，人性的善就是“天”性在人性中的具体实现，其本身是与生俱来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人有善的本性，就好比水朝低处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低处流的。水，如果击打它，飞溅的水流能够高过人的额头；堵住水道让它倒流，水可以引到高山上。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是外在的形势迫使它这样的。人之所以可以变得不善，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水流的例子是一样的。”
人性之所以是善的，就在于人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先天固有的道德意识。这种先天性的道德意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标志。孟子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突然看到将要掉入井中的小孩没有不去救的例子出发，引发出了人性善的核心思想——“四心”、“四端”说。孟子通过对于“四心”说的论述，揭示了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所具有同类的本性，只有具备这种本性的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下的人。“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现在有人忽然看到一个孩子要掉到井里去了，都会有惊恐怜悯的心情，这不是想借此同孩子的父母攀交情，不是要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名声，也不是讨厌那孩子惊恐的哭叫声才这么做的。由此看来，没有恻隐之心，不是人；没有羞耻之心的，不是人；没有谦让之心的，不是人；没有是非之心的，不是人。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羞耻之心是义的开端，谦让之心是礼的开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人有这四种开端，就像他有四肢一样。有这四种开端却说自己不能行善的，这是自己害自己；说他的君主不能行善的人，是伤害他君主的人。凡是具备这四种开端的人，如果懂得推广它们，（它们就会）像火刚刚燃起，泉水刚刚涌出一样。如果能推广它们，就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推广它们，那就连侍奉父母都做不到。”
人的行为如有不善，是由于后天的外在环境造成的，而不是出于人性本身不善的原因。孟子性善论的提出，体现出人类先天平等的思想，但这远远不足以产生真正的全民化平等思想；或者说，这种先天平等的思想原本就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的。因为孟子并没有否定血缘关系下的等级观念和王权专制主义的不平等社会制度。这种基于先天性的人性平等思想，其本身是一柄双刃剑，比如“君子”与“小人”所生活的环境本来就有很大的区别，人所遭遇的“环境”是“先天”具有的，与生俱来的，后天的人如何能够改变先天具有的“环境”呢？“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孟子·告子上》）。“丰收的年成，青年子弟大多会懒惰；灾荒的年成，青年子弟大多凶暴，不是天生的情性有这种不同，而是由于外在的环境因素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比如种大麦，播了种，耙了地，种的地方相同，种的时间又相同，麦子蓬勃地生长，到夏至的时候，都成熟了。即使有所不同，也是因为土地的肥瘦、雨水的滋润、人工的管理不一样的缘故。
由于人性本身是善的，对于这种善的本性，或善的本心，只有着意加以培养才能保持良好的德行。由此，孟子指出了一条人的道德自律之路，即修身养性对于人性的改造是永远重要的。相反，人之所以丧失善心，如同有一座山，人们总是在山上不断地砍伐树木，山上的草木怎么能够长得茂盛呢？“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孟子·告子上》）。至于说到人的（天生的）情性，是可以趋向于善的，这就是我说的天性善良。至于有人变得不善，不是天性的过错。恻隐之心，人人都有；羞耻之心，人人都有；恭敬之心，人人都有；是非之心，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就是仁；羞耻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可见）仁、义、礼、智不是由外界赋予我的，而是我本来就具有的，只是一般人没有意识到这些罢了。所以说，‘只要有意识地去追寻就能得到它们，茫然无知地放弃就会失掉它们。’有人（的德行同别人比）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无数倍，只是因为他们不能充分挖掘他们潜在资质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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