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是如何“炼”成的？
由于没有至上人格神崇拜，圣人差不多就是中国式“天人合一”的精神性力量的代表者，类似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所信奉的“上帝”、“佛”、“真主”体现在人世间的精神力量，只不过中国式的圣人远没有“上帝”、“佛”、“真主”所拥有的绝对权威而已。
圣人是被极度美化的人，是存在于人间的神，亦即被神化了的人。“圣人”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民间造神运动的成果。
谁能把“圣人”当作人生的目标来追求呢？
成为圣人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想。其实，现实中的人们没有谁愿意按照圣人的标准去做，更没有谁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做得了圣人。正是因为做不到，人们只能以欺骗或是自欺的方式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个目标值。
人应该怎样做人？做人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孟子对人的德行划分了六个等级，从中可以看出，如何做人本身就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值得喜爱的叫“善”，“善”确实为自身所具有就叫“信”，“善”得到充实就叫“美”，不但充满而且能够光彩夺目地表现出来，便是“大”，既“大”又能感化万物的就叫“圣”，“圣”达到不可测度的地步就叫“神”。
圣人和神人可谓做人的终极目标了。那么，人们如何才能成为圣人和神人呢？
《孟子》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那就是“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说法。这句话其实是继承孔子“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思想而来的。孟子对此作了十分详细的论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孟子·告子下》。这有什么难的呢？只要去做就行了。如果有个人，力气提不起一只小鸡，那他就是个没有力气的人；如果说能举起三千斤的东西，那就是个很有力气的人了。既然这样，那么只要能举起乌获举过的重量，这样也就成为乌获了。人还怕不能胜任吗？在于不去做罢了。慢慢地跟在长者后面走，叫作悌；快步抢在长者前面走，叫作不悌。慢慢走，难道是一个人不能做到的吗？只是不去做罢了。尧、舜之道，也就是讲求孝和悌而已。（如果）你穿上尧所穿的衣服，说尧所说的话，做尧所做的事，这样也就成为尧了。（如果）你穿桀所穿的衣服，说桀所说的话，做桀所做的事，这样就变成桀了。
世界文化都有共通之处。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与印度文化中人人皆可成佛的说法如出一辙。佛在哪里？只要人心中有佛，他所看到的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佛的影子。在没有至上神的世界，孟子却能以类似于其他民族准宗教的方式对人的行为规划出一个终极目标——对于试图成为圣人、神人来说，那将是一个无止境的修炼过程，永远也没有结束的时候。
在孟子看来，条条大道通尧舜之道，每个人的做法可以不同，坚守儒家教义才是根本。
即使同为圣人，他们的行为方式也是大不相同的。“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孟子·万章上》）。圣人的行为可能各有不同，有的远离君主，有的接近君主，有的离开朝廷，有的留恋朝廷，归根到底，都是洁净自身不沾上污点罢了。
孟子多次对伯夷、柳下惠等圣人进行比较，指出了他们身上的优点与不足之处。“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说：“伯夷，不是他理想的君主就不去侍奉，不是他中意的朋友就不去结交。不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不同恶人交谈。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同恶人交谈，就觉得像是穿戴着上朝的衣帽坐在泥土炭灰上一样。把这种厌恶恶人的心情推广开去，推想他同一个乡下人站在一起，如果那人帽子戴得不正，他就会羞愧地走开，就像会被他玷污似的。因此，诸侯尽管有用动听的言辞来请他的，他也不接受。不接受，就是不屑于接近他们罢了。柳下惠不认为侍奉坏君主是羞耻的事，也不因为官职小而瞧不上；到朝廷做官，不掩藏自己的贤能，但一定按原则行事；丢官去职也不埋怨，处境穷困也不忧虑。所以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赤身裸体站在我身旁，又怎么能玷污我呢？’所以他能高高兴兴地同这样的人相处而不会迷失自己，让他留下，他就留下。让他留下他就留下，这也就是不屑于离开罢了。”孟子又说：“伯夷气量狭隘，柳下惠态度不严肃。狭隘与不严肃，君子是不效仿的。”
在孟子看来，只有孔子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大圣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出现过）孔子这样的大圣人。孟子进而解释道：“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万章下》）。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人；伊尹是圣人中能负责任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中随和的人；孔子是圣人中识时务的人。孔子，可以说是个集大成者。所谓集大成，（就像奏乐时）先以打击镈钟开始，再以敲击玉磬收尾一样。击打鎛钟是井然有序的开始；敲击玉磬是旋律井然有序的终结。井然有序地开始，靠的是智慧；井然有序地终结旋律节奏，靠的是圣德。智慧好比技巧，圣德好比力量。就像在百步之外射箭，射得到那个地方，是靠你的力气；射中那个目标，就不是单靠你的力量了。
圣人是天底下最为完美的人。“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尽心上》）。形体和容貌是天生的，只有成了圣人才能通过修养而无愧于（他的）形体容貌。
圣人不仅传播思想，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行为，从而成为“百世之师”。“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孟子·尽心下》）圣人是百代后人的老师，伯夷、柳下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听说过伯夷道德风范的，贪婪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会有立志的决心；听说过柳下惠道德风范的，鄙陋浅薄的人会变得厚道，气量狭小的人会变得大度。圣人们在百代之前（奋发有为），百代之后，听说过他们事迹的人，没有不振作奋发的。如果不是圣人，能有这么大的感召力吗？（百代以后的影响尚且这样），更何况当时亲身经受过他们熏陶的人呢？
所谓尧舜之道，不过是讲求孝悌之类的儒家教义而已。然而，做到尧舜之道，真的不难吗？
孔子曾经说过，儒家教义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啊。“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孔子对他的学生司马牛说，仁人在说话时是很慎重的，显然这是做到“仁”的必要条件，而司马牛却反问说：“说话慎重的人就是仁人吗？”。孔子答道：“做起来难啊，人在说话时总能很慎重吗？”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孟子认为，践行尧舜之道绝不是人们一两次偶然间的行为，难的是人们一辈子始终不渝的坚守。
世界上总有很多人试图成为一代圣人，然而，人世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做不到。在孟子看来，这样的圣人也许五百年才能出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从尧、舜到商汤，有五百多年，像禹和皋陶，是亲眼见到过而知道尧、舜之道的；至于商汤，则是听了传说才知道的。从商汤到文王，有五百多年，像伊尹和莱朱，是亲眼见过而知道商汤的；至于文王，则是听了传说才知道的。从文王到孔子，又有五百多年，像太公望和散宜生，是亲眼见过而知道文王的；至于孔子，则是听了传说才知道的。从孔子到现在，有一百多年，距离圣人生活的时代是不是很远，距离圣人的家乡如此接近，（在这样的条件下）还没有继承圣人之道的人，那也就不会有继承的人了！
由于没有至上人格神崇拜，圣人差不多就是中国式“天人合一”的精神性力量的代表者，类似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所信奉的“上帝”、“佛”、“真主”体现在人世间的精神力量，只不过中国式的圣人远没有“上帝”、“佛”、“真主”所拥有的绝对权威而已。
圣人是被极度美化的人，是存在于人间的神，亦即被神化了的人。“圣人”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民间造神运动的成果。
谁能把“圣人”当作人生的目标来追求呢？
成为圣人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想。其实，现实中的人们没有谁愿意按照圣人的标准去做，更没有谁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做得了圣人。正是因为做不到，人们只能以欺骗或是自欺的方式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个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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