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何以成为儒家文化的两大根基之一？
忠、孝是儒家文化关于族群本体的两大根基,它们分别是从儒家“亲亲、尊尊”的思想发展而来的。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历史主义意识，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于被打破的中华母体文明——部落文明的重建。
那么，中国人究竟要以什么样的组织方式投入到新的广场文明中去呢？
儒家教义中所强化的家族历史主义意识，是将血缘关系当作每一个个体存在于社会的最主要的文化目标值——其实，血缘关系亦是人类母体文明的核心所在。此所谓孟子所说的“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儒家文化极好地继承了母体文明的内核。在其教义中，每一个个体都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组成一个个家庭/家族，乃至家族集团，甚至是控制整个国家命运的超级家族集团。这样，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中国社会，原本由个体——家庭/家族——部落——部落联盟之类的社会组织——即最初意义上的中华母体文明组织方式逐步被打破，但中国人并没有真正地走出洞穴文明，并没有脱离母体文明的既有轨道。也就是说，儒家文化所创建的中国式广场文明，只是粉碎了部落和部落联盟等社会组织方式，代之而起的是个体——家庭/家族——若干家庭/家族集团化——控制国家命运的超级家庭/家族集团……
家庭/家族组织逐渐代替了部落和部落联盟，是组成社会的最小细胞，也是与洞穴文明时代无异的一个个“洞穴”。
在儒家文化主导下的中国人无法走出自我，这是因为中国人无法真正地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每个人都被迫投入到以家庭/家族为基础的众多 “关系”之中，谁也无法独立于“关系”之外而生存。
在儒家文化主导下的中国人无法拥有真正的大爱意识，这是因为中国人无法摒弃家庭/家族式私爱，“洞穴”式家庭/家族所拥有的私欲是无止境的，不同“洞穴”间的爱是无法兼容共享的，人们只能各尽其私。
儒家文化完好地保存了中华母体文明的一个个“洞穴”，于是，中国人再也无法真正无私地走向广场文明时代，无法成为拥有共同利益、共同意志的整体。国家、法治的理念均建立在家/家族这个最小细胞上，人们在“广场”上的共同利益只能建立在私爱的基础上。
孟子十分强调人对于家庭/家族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也正是儒家学说建构家族历史主义意识的思想基础。对此，孟子有一个系统性的表述。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那么，什么是“仁”呢？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所谓“仁”，意思就是“人”。“人”和“仁”的意思结合起来说，就是“道”。人应该怎样去做才能符合仁之道呢？孟子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仁、义、礼、智与“人”的关系作了十分精确的定位。“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上》——此句中“乐之实”等三“乐”的读音：前一“乐”，读yuè，后二“乐”，读lè）。仁的实质是侍奉父母；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智的实质是明白这两方面的道理而不背离；礼的实质是对这两者加以调节和修饰；乐的实质是乐于做这两方面的事，快乐就产生了；只要产生了快乐，那么能抑制得住，怎么能停下来呢，于是不知不觉地就手舞足蹈起来。
仁代表了人在血缘关系中的核心，即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仁所代表的是血缘关系等级制度下的纵向关系，那么义所代表的就是人在家庭中的横向关系，主要是兄弟之间的关系。这样，家庭/家族之内不仅有纵向的历史关系，还有家庭之间的横向扩张关系，即家庭/家族的集团化。这种构建在仁义学说之上的家族历史主义意识正是儒家文化中关于家庭/家族关系的法理基础。
如果把一个人的生命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中国人总是以家为载体，一代一代如接力棒似地延续一个家庭/家族的存在。
中国人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孝体现着人与历史的关系
人一生下来，就意味着必然寄生于不可更改的历史关系下。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人在家庭中的历史关系的延续。在不存在“社会保障机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年老的父母应该得到赡养。儒家通过孝文化的传承来强化子女与父母的这种关系，本身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问题在于，一旦将“孝”的观念极端化，人的行为在很多方面都会受到孝文化的决定，人必须生活在前人的历史阴影下，中国社会必然会因此而失去活力。
孝是仁的根本。儒家文化主要是通过“孝”的观念来传承家族历史主义意识的。孟子认为，不尽孝道的不可以为人。“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离娄上》）。天下的人都很高兴地要来归附自己，把这种情景看得如同草芥的，只有舜能做到。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不可以做人；不能顺从父母的心意，不可以做儿子。舜竭尽心尽力按侍奉父母的道理去做，终于使他的父亲瞽瞍高兴了；瞽瞍高兴了，天下的人由此受到感化；瞽瞍高兴了，天下父子之间应有的关系就确定下来了。这叫作大孝。
天下与父母哪一个更重要？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尽孝道几乎是无条件的。《孟子·尽心上》中，弟子桃应问孟子，假使舜父瞽瞍杀了人，那该怎么办？孟子说，把他抓起来而已。弟子问，如果这样做，舜帝不会阻止吗？孟子说，皋陶（掌管刑狱之事的大臣）抓瞽瞍是有依据的，怎么能去阻止呢？孟子接着说，如果舜的父亲真的被抓了，他就应该像扔掉破鞋一样放弃天子之位，偷偷地将他的父亲背走，到遥远的海边住下来，一辈子快乐地生活，忘掉曾经当过天子的事。
天下远没有与父母之间的私情更重要。显然，这是一种孝的极端化倾向。人们宁要“洞穴”中的私爱，不要“广场”上的大爱。在儒家文化主导下，孝所代表的宗法文明，正是中国人只能拥有私爱而不能拥有全国、全民族大爱的思想根源。
孝体现着人与现在的关系
“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侍奉谁最重要？侍奉父母最重要。孟子举例说，曾子奉养他的父亲曾晳，每餐必定有酒肉。撤除食物时，必定要请示剩下的酒肉给谁；父亲问有没有剩余，必定说“有”。曾晳死后，曾元奉养他的父亲曾子，每餐也必定有酒肉。撤除时，不请示剩余的给谁；父亲问有没有剩余，就回答说“没有了”，其实是准备将剩下的酒肉留到下顿再给给父亲吃。孟子认为，侍奉父母能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
孝的反面是“不孝”，孟子列举了现实中的五种“不孝”情形。“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社会上所说的不孝，有五种情况：四肢懒惰，不赡养父母的，这是一种不孝；喜欢赌博、喝酒，不赡养父母的，是第二种不孝；贪图钱财，偏爱老婆孩子，不赡养父母的，是第三种不孝；放纵于寻欢作乐，使父母蒙受羞辱，这是第四种不孝；逞勇好斗，危及父母的，这是第五种不孝。
人要避免“不孝”的五种情形，不被别人骂作不孝之人，实非易事。这样看来，做到“孝”的各项要求，本身就是一个庞大而又系统的工程。
孝体现着人与将来的关系
中国式的孝文化，对于人与将来的关系规划了三种必做的“功课”。
一是安葬好父母。“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下》）。奉养父母还算不上大事，只有给他们送终才算得上大事。孟子认为，人应该不惜财力厚葬父母，这样才是对父母尽了孝心。中国历史上厚葬成风，这与儒家文化的主张是不无关系的。“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孟子·公孙丑下》）。上古时候，棺椁没有规定具体的厚度；中古时候，规定棺厚七寸，椁的厚度同棺相称。从天子到平民百姓，讲究棺椁不只是为了好看，而是这样才称得上尽了孝心。由于礼制的限定不能用（好的棺椁），就不会称心；没有钱财用好的棺椁，也不会称心……而且，只是为了避免泥土挨近死者的肌肤（而用厚棺椁），对于孝子来说，岂不是一件感到慰藉的事吗？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君子是不会因为爱惜天下财物而从俭办父母丧事的。
二是祭祀逝去的祖先。孟子引用《礼》书上的一段文字借以说明祭祀对于士人做官的重要性：士人失去了官职，就没有了奉禄，也就没有财力祭祀祖先了。“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孟子·滕文公下》）。士失掉了官位，就像诸侯失掉了国家。《礼》上说：‘诸侯亲自耕种农田，用来供给祭品；诸侯夫人带头养蚕缫丝，用来制作祭服。如果用作祭祀的牛羊不肥壮，谷米不洁净，礼服不齐备，就不敢用来祭祀。士（失掉了官位就）没有田地俸禄，也就不能祭祀了。
三是传承家庭/家族的“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章句上》）。不孝的事有三件，其中没有子孙后代是最大的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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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所创建的“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因思想深刻、特色鲜明而长期受到学界重视。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23.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