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何排斥、痛恨孟子？
孟子学说中处处体现出对于人民不幸命运的深刻同情，特别是他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更是令历代统治者恨之入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以孟子对君主有极不尊重的言论为由将孟子逐出文庙，命令刘三吾等人按自己的旨意将《孟子》一书删去三分之一，编成《孟子节文》一书，又下令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孟子》条文命题。等等。
那么，孟子学说中的浓浓爱民情怀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民本思想呢？
首先，孟子对于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有一种系统性的认识，而不是片言只语式的自然流露。孟子从性善论和儒家文化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这就是民本、仁政与王道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所谓的民本思想，是源于孟子对于儒家教义的阐释。也就是说，儒家教义才是真正的“本”——在孟子看来，无论是治民还是治政，儒家教义都是一以贯之的根本。
其次，孟子的民本思想源于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一种认识。在孟子时代，魏齐争霸，秦国方兴。这些诸侯国为了各自的私利，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人民生活每况愈下，以国君为代表的贵族与广大平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那时，商鞅、申不害等竭力鼓吹君权专制主义理论，大兴尊君之说，社会风气逐渐趋向于贵君而贱民，孟子对此坚决反对。
第三，孟子所论之贵贱，其实是从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阐述的，并不是对“民”与“君”进行绝对意义上的比较，只是从民众、社稷和国君三者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上加以权衡的。
作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良儒，孟子对于人民的态度更像是代表着超然于贵族与平民对立之外的“第三方”的声音。显然，他的民本思想注定只是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这是因为中国的士阶层缺乏存在于社会的独立性，他们只能依附于权贵而生存。作为一代大儒，孟子敢于发表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而更多的“士”阶层组成者，他们在强权暴政面前只能沦为没有灵魂，也不敢拥有灵魂的墙头草了。他们纵然有善良的爱民之心，终不能救民于水火之中。
一个国家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尽心下》）。诸侯的宝物有三样：土地，人民，政事。把珍珠、美玉当作宝物的，灾祸必将落到他的身上。
土地、人民、政事，哪一个更重要呢？没有土地，一个国家就无法存在；没有人民，国家的存在就会失去意义；没有政事，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孟子认为，如果天子不好，可以换一位天子；如果国君不好，可以换一位国君。但是，如果老百姓不好，无论是天子还是国君，都不可能把他们统治下的老百姓完全换掉。因此，一国之中，百姓才是根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百姓是最重要的，土神、谷神次之，君主的地位更轻一些。所以得到民众的拥护，就可以做天子；得到天子信任就可以做诸侯，得到诸侯信任就可以做大夫。诸侯危害了土谷之神，那就改立诸侯。如果祭祀用的牲畜是肥壮的，祭品是清洁的，又是按时祭祀的，然而还有旱涝灾害，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孟子的这段话，完全是从儒家仁义之道的教义出发来谈论国家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成为天子，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成为诸侯、大夫也需要相应的条件，否则就可以“变置”，连土谷之神也不例外。这显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狂想”。不仅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甚至在更遥远的古代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于此看来，孟子只是从理论上指出了民众在国家所处的地位。
那么，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关注民生
孟子深刻地同情人民的不幸命运，十分重视人的生存权。孟子问梁惠王用木棍打死人跟用刀杀死人，性质有什么不同？梁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孟子又问梁惠王用刀子杀死人跟用苛政害死人，有什么不同？梁惠王再次答道没有什么不同。孟子继而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梁惠王上》）厨房里有肥美的肉，马棚里有肥壮的马，而老百姓却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就如同放任野兽来吃人啊！野兽自相残食，人们见了尚且厌恶，而身为百姓的父母，主持政事，却不能避免发生野兽来吃人（的那种现象），这又算什么父母官呢？孔子说过：“最初造出木俑土偶来陪葬的人，该会断子绝孙吧！”他说这话是因为木俑土偶像人的样子却用来殉葬的缘故。（这样尚且不可），又怎么能让老百姓饥饿而死呢？
君主不仅要使老百姓能够活下去，而且还要创造条件让老百姓更好地活下去。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发展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没有固定的产业却有一颗恒常的心，只有士人能做到。像平民百姓那样的，没有固定的产业，也就没有恒常的心。如果没有恒常的心，就会胡作非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就用刑法处置他们，这就像是张网坑害老百姓。哪有仁人做了君主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治理国家的呢？所以贤明的君主规定百姓有一定的产业，要使他们对上足够奉养父母，对下足够养活妻儿，年成好的时候丰衣足食，年成坏的时候也能免于饿死。然后再引导他们一心向善，百姓也就乐于听从了。
君主不仅要尊重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而且应该减轻人民的负担。“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有征收布帛的赋税，有征收粮食的赋税，有征发人力的赋税。君子只征收其中一种，对于另外两种，应该缓征。如果同时征收两种赋税，百姓就会有饿死的了；同时征收三种赋税，就会有父子离散的了。
《孟子》一书中多处描述了生活在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民所憧憬的理想生存状态——这种状态也许只能在为数不多的王朝“盛世”年代才能出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在五亩大的宅院里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上丝绸了。饲养鸡狗猪之类的家畜不错过它们的繁殖时节，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一百亩的田地，只要不误农时，几口人的家庭就就可以不饿肚子了。搞好教育，宣扬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必肩扛头顶着东西赶路了。七十岁的人穿上丝绸吃着肉，黎民百姓不挨冻受饿，做到这样还不能让天下人归附的，是绝不会有的。
顺应民心
孟子从桀、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分析出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孟子·离娄上》）。桀和纣之所以失去天下，是由于他们失去了人民；失去了人民，是由于失去了民心。得天下有办法：得到人民，就能得到天下了；得到人民有办法：赢得民心，就能得到人民了；得民心有办法：他们想要的，就给他们积聚起来；他们厌恶的，不强加给他们，如此罢了。人民归向于仁政，就如同水往下方流、野兽奔向旷野一样。
那么，如何才能得到民心呢？
与民同欲。孟子晋见梁惠王。惠王站在池塘边上，一面观赏着鸿雁麋鹿，一面问孟子：“贤人对此也能感受到快乐吗？”孟子答道：“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梁惠王上》）只有怀着贤德的人才能感受到这种快乐，不贤的人纵然拥有珍禽异兽，也无法享受到这种乐趣的。《诗经》上说：“文王修筑灵台时，精心地组织安排，百姓踊跃前来建造，灵台很快就完成了。文王劝说大家不要急，百姓却干得更积极。文王巡游到灵囿，见到母鹿安卧在草丛中，群鹿肥美，白鹤羽毛光洁。文王游览到灵沼，满池的鱼都在跳跃。”文王虽然借助民力造起了高台深池，但人民却高高兴兴，并把那个台叫作灵台，把那个池叫作灵沼，为里面有麋鹿鱼鳖而高兴。古代的贤君与民同乐，所以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汤誓》中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愿意跟你同归于尽！”人民要跟他同归于尽，（他）纵然拥有台池鸟兽，难道能独自享受到快乐吗？
与民同乐。齐国臣子庄暴告诉孟子，齐王说他很喜欢音乐，不知这样好不好。孟子用“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和“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的提问引导齐宣王。孟子告诉齐王，国王喜欢音乐，喜欢打猎，这是件好事，关键是要“与民同乐”。如果齐王听音乐、打猎时，百姓都感到头疼，说明齐王没有与民同乐；反之，如果齐王听音乐、打猎时，百姓都很高兴，说明齐王“与民同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孟子·梁惠王下》）。假设现在大王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大王的钟鼓管弦之声，都欢欣鼓舞，喜形于色，互相议论说：“我们的大王大概没什么病吧，不然怎么能奏乐呢？”假设现在大王在这里打猎，百姓听到君王车马的声音，看到美丽的旌旗，都欢欣鼓舞，喜形 47 31947 47 15289 0 0 1209 0 0:00:26 0:00:12 0:00:14 2761 47 31947 47 15289 0 0 1170 0 0:00:27 0:00:13 0:00:14 3055色，互相议论说：“我们的大王大概没什么病吧，不然怎么能打猎呢？”这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大王能与民同乐罢了。
与民同享。齐宣王问孟子，文王的园林纵横七十里，百姓没有意见，而他的园林纵横才四十里，百姓就觉得大了，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孟子回答说：“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孟子·梁惠王下》）文王的园林七十里见方，割草砍柴的可以去，捕鸟猎兽的也可以去，是与百姓共同享用的，百姓认为太小，不也是很自然的吗？我初到齐国边境时，问明了齐国重要的禁令，才敢入境。我听说国都郊区之内有个园林四十里见方，如果有人杀了其中的麋鹿，就如同犯了杀人罪一样。这就像是在国内设下了一个四十里见方的陷阱，百姓认为太大了，不也是应该的吗？
与民同忧。孟子认为，作为君主，只有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才能得到人民的爱戴。后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此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君主把百姓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百姓也就会把君主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君主把百姓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百姓也就会把君主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乐，同天下人一起乐，忧，同天下人一起忧，这样的君主还不能称王天下的，是从来不会有的。
能够顺应民心的君主才能得到民心，君主如果得到了民心，就能够按照道义去使唤民众，即了杀了人，也不会有民怨。 “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本着让老百姓安逸的原则去役使百姓，百姓虽然劳累也不怨恨；本着让老百姓生存的原则去杀人，被杀的人虽然死了，也不会怨杀他的人。
尊重民意
孟子认为，国君如果不能善于任用仁人贤士，国家就会空虚混乱。那么，如何才能选贤任能呢？“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国君选拔贤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使地位低的超过地位高的，关系疏远的超过关系近的，能够不慎重吗？左右近臣都说他好，还不能任用；大夫们都说他好，也不能任用；全国的人都说他好，再去考察他是否真的贤能，再去任用他。左右近臣都说不好，不要听信；大夫们都说不好，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不好，才去考察他，见他确实不好，才去罢免他。左右近臣都说可杀，不要听信；大夫们都说可杀，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可杀，才去考察他，见他的确可杀，才去杀掉他。所以说，是全国的人杀掉他的。这样，才可以做好百姓的父母官。
孟子这一段文字，以全国人民的民意作为评价一个人是否贤能的标准，从中可以看出民主思想的萌芽，这也与墨家学派选贤任能的标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如何才能得到民意的支持呢？孟子以理想主义的方式，提出了“天吏”的理念。所谓“天吏”，即真正能够替天行道的官吏。“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尊重贤人，任用能人，让杰出的人都有官位，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高兴了，而且愿意到那个朝廷去做官；市场，提供场地存放货物而不征收租税，依照规定价格收购货物，不使货物积压在仓库里，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了，因而愿意把货物存放在那个市场上了；关卡，只检查不征税，那么天下旅行的人都会高兴了，因而愿意经过那条道路了；对于种田的人，只要他们助耕公田，而不征收私田的赋税，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高兴了，愿意在那样的田野里耕种了；人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劳役税和额外的地税，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了，因而愿意去做那里的老百姓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五个方面，那么邻国的百姓就会像敬仰父母一样敬仰他了。邻国要想率领这样的百姓来攻打他，那正像是率领子弟去攻打他们的父母一样，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能够成功的。像这样就能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的人，是奉了上天使命的“天吏”。这样的人还不能称王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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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所创建的“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因思想深刻、特色鲜明而长期受到学界重视。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23.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