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式潜规则的泛滥？
中国式的“潜规则”是怎么来的？
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式“潜规则”的泛滥？
信奉儒家文化的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善于进行潜规则交易的一个民族了。儒家文化不言利，其实正是为了少数权贵和少数依附于权贵的社会阶层通过等级制度的不平等交易获取更大的利益。这或许是中国式潜规则之所以在世世代代都能够大行其道的真正原因。
利是人欲的物质载体，没有了利，人欲便如空中楼阁而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儒家文化恶意扭曲义利关系，片面诟利之弊端，不能因势利导地对人们逐利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不能制定出一套合理的利益交换标准体系，导致了人们在利益上的无序竞争，尤其是少数权贵阶层的欲望可以无限制地扩张，最终导致整个社会运行体系的全面崩溃。
孟子强调重义轻利，认为义和利二者“不可得兼”，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这与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说法如出一辙。此后，荀子主张“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西汉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后世虽有学者反对他们的观点，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儒家文化的义利观。
孟子片面地隔裂“义”与“利”的关系，恶意曲解义与利的关系，实际上具有反“利”的文化倾向。
儒家重义轻利的文化倾向，导致“利”在主流社会生活中为人所不齿。然而，这只是人们表面上的行为，而“利”的交换从来都是人际交往的核心。因而，片面强调道义而轻视功利，必然导致人际关系的扭曲，各种“利”的交换被迫成为暗流而存在于实际生活中。因为没有正常的利益交易渠道，中国人往往以更加广泛的潜规则交易的方式来获取他们所需要的利益。
这便是中国式“潜规则”盛行的文化根源。
义利之辩，原本是一个虚假的文化命题，却困扰了中国人2000余年而不得其解。这就如同母亲与妻子同时落水，作为儿子和丈夫的男人在这两难的抉择面前，他应该先救谁？
无利之义与无义之利同样是不可取的。战国时代孟子的“不见用”，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思想对于诸侯国君的无“利”可图。待“利”归属大一统皇权之后，儒术才有了生存的空间，其重义轻利的倾向实际上成了皇权专制主义者为了获取其垄断的利益麻痹广大人民的精神工具。
孟子认为，“利”是有害的，一个人人讲实利的自私社会是可怕的，治理国家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说问孟子将给他的国家带来什么有利的事情？孟子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大王何必要讲利呢？您只有讲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的家族？’士人和平民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自身？’全国上下互相争夺利益，那国家就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就占有千辆兵车；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就占有百辆兵车，对于一个大夫来说，这不能算是不多了。如果他们把义放在后面而把利放在前面，那么，他们不夺取国君的地位和利益就不能满足了。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父母的，没有行义的人会轻慢自己君主的。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谈利呢？
孟子认为，利与善是对立的。“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鸡叫就起身，孜孜不倦地做善事的，是舜一类的人；鸡叫就起身，一刻不停地追求利益，是跖一类的人。要想知道舜和跖的区别，没有别的，只是行善和求利的不同罢了。”
义与利二者是不能相容的，人们为了实现自己人生乃至国家、民族的大义，宁可“舍生取义”。孟子由鱼与熊掌的取舍问题而引申出来的生命与道义之辩影响了世代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告子上》）。鱼是我所喜爱的，熊掌也是我所喜爱的；如果两样东西不能同时得到，就舍弃鱼而选取熊掌。生命是我所珍惜的，道义也是我所珍惜的。如果二者不能同时得到，那我宁可放弃生命而要得到道义。生命是我所珍惜的，但是有比生命还要重要的，所以我不能不讲原则地苟且偷生。死亡是我所憎恶的，但有比死亡更令我憎恶的，所以当面对死亡的时候，即使遭受祸患也不逃避。如果人们所想要的莫过于生命，那么凡是可以保存生命的手段，有什么不可以采用的呢？如果人们所憎恶的莫过于死亡的，那么凡是可以躲避祸患的事，有什么样的事不可以去干呢？通过某些手段可以保全生命，但有人并不去用；采取某些做法可以躲避祸患，但有人并不去做。所以说，人们所想要的有超过生命的东西，人们所憎恶的有比死亡更严重的事情。并不仅仅只是贤人有这样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是有这种想法的，只是贤人能不丧失它罢了。一筐饭，一碗汤，得到就能生存，得不到就会死亡。如果吆喝着施舍给人，那么，就是路边的饿汉也不愿接受；如果用脚踢着施舍给人，那就连乞丐也会不屑一顾的。但是现在有人对一万钟这样的俸禄，往往不问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是为了住宅的华美、妻妾的侍奉，或者是为了所认识的穷人因受到恩惠而感激我吗？以前即使牺牲生命也不肯做的，现在却为了豪华的住宅而做了；以前即使牺牲生命也不肯做的，现在却为了妻妾的侍奉而接受了；以前即使牺牲生命也不肯做的，现在却为了让所认识的穷人感激我而做了。这些行径不应该停止么？如果有这样的行为，那就可以称得上丧失了他的本性。
如果不是国家危亡、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刻，有几人真的能够做到舍生取义呢？这种把义与利、生命与道义对立起来的思想，虽然能够激起人们“保家卫国”的“革命热情”，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贬抑了生命本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尤其为让王权/皇权专制主义者更加轻视生命，为其大规模践踏生命以实现一已私利打开了危险的通道。
人真的能够做到舍生取义吗？“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离娄上》）。搞好政治不难，不得罪贤明的卿大夫就行了。他们所爱慕的，全国都会爱慕；全国所爱慕的，天下都会爱慕；因而德教就会浩浩荡荡充溢于天下了。
何谓巨室？表面上指的贤明的卿大夫家，亦即国君之外的强大政治集团。“巨室”之巨，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贤明。国君要想治理好国家，首先要取得他们的支持，而其他从事于政治的人，更是不能得罪这样的权贵势力。显然，这是一种实用主义政治观，支撑实用主义思想背后的正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而非儒家文化的“道义”。在漫长的皇权专制主义社会，从政者要想站稳脚跟，必须找准靠山，而这靠山正是盘根错节的“巨室”。
远离现实的“义”是抽象的，如同无肤之毛，是无法存在于现实之中的。无利之义，实际上连孟子自己也无法做到。从《孟子》一书中所记载的孟子日常生活行为来看，如孟子厚葬母亲和周游列国时的奢华等等，都说明孟子本身也有双面人的色彩，他的理想与行为，往往是自相矛盾的。
儒家文化为何罕言利？
儒者缺乏自身的独立性，他们在中国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咨询服务业”。儒者不言利，也许正是为了从权贵手中争取或者分享更多的利益。低层次的儒者深入民间，从事于婚丧嫁娶的礼仪服务；高层次的儒者为国君、将军、大夫提供服务，为他们获取政治经济利益出谋划策。他们在为人们提供“咨询服务”时，往往并不事先约定服务价格，而这无价的服务是为了索取更高更好的“价”，不言“利”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因为无法以“利”来衡量。其“利”往往是抽象而不具体的，而定量的“利”反而对他们极为不利。比如“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使得人们把学习当成了赤裸裸的功利行为。
不言“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儒者的心术，而他们的心灵在本质上则始终是向往着物欲的。如此说来，一切都已十分明白，儒者其实都是一群以“利”为先的利欲熏心之徒。高层次的儒者依附于权贵集团，而无灵魂的儒者，更是以出卖灵魂来换取他们梦想中的荣华富贵。
相比之下，墨者、道者在本质上都不是利欲熏心的，但表现方式有所不同。比如，道者摒弃物欲，希望人们节欲，具有真正的反利倾向，是真正的不言利者。墨者创造财富，但却并不保留乃至独自享有财富，他们愿意体面地与人分享财富，并且希望维持着低消费的生活水平。他们虽以利为先，但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以可以分享的“大利”为先。
儒家文化以 52 29068 52 15290 0 0 3843 0 0:00:07 0:00:03 0:00:04 3843本教义的形式强化等级制度下的不平等交易，重义轻利的文化倾向使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利益交换由显性交易演变为隐性交易。很多不正常交易、无固定规则的交易以众多的潜规则的形式大行其道。实用主义原则下的广泛的潜规则交易，让权贵得到了更多的实利，从而使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权贵的手中。这就是中国式潜规则自古盛行的奥秘。
不平等的潜规则交易尤其会致底层人民更为不幸，他们是真正的潜规则交易的受害者，他们只能世代挣扎在不可控制的被剥夺利益的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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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发行。所创建的“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因思想深刻、特色鲜明而长期受到学界重视。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23.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