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儒家文化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吗？
战国时代，战争频发。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民，不断地发动战争。因而，如何制止战争，维护和平成了孟子学说的重要内容。那么，孟子的和平思想真的能够带来和平吗？
实际上，儒家文化的礼义之道成了策动战争的思想根源。从中国历史来看，那些发动战争的人，无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策动者，都可以借儒家文化的道义理当气壮地去杀人。
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道家文化主张人们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国家之间的人民老死不相往来，统治者对国家施行无为而治的政策。道家文化关注弱者的生存地位，从而形成了一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独特的战争理论，从中孕育出更为宏大的战略思维。尽管如此，道家思想无论怎么说都不是策动战争的思想根源。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在战争理论与实践中，强调防御而非攻击性的战争，从而有力地保护了弱者的利益。
相比之下，法家竭力主张实行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强调以法治国，一切“了断于法”、“以刑去刑”，体现出极其强烈的功利主义思想。儒法一外一内，或者说是阳儒阴法，它们共同成了历代战争策动者所利用的文化工具。
如此看来，儒家思想怎么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呢？
战争的本质是什么？
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凡论及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本质，无不引用孟子的这个经典结论。“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春秋时代没有符合义的战争。那一方比这一方好一点的情况，还是有的。所谓“征”，是指天子讨伐诸侯，同等级别的诸侯国则是不能相互征讨的。
孟子谴责君主发动的战争，认为他们发动的战争是以牺牲本国百姓的生命去争夺别国的土地，结果是把对别人的恨推及到自己所爱的人身上。“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下》）。梁惠王实在不仁啊！仁人把施予他所爱的人的恩德推及到他所不爱的人身上，不仁的人却是把给他所不爱的人的祸害推及到他所爱的人身上。这段话说的故事是，梁惠王因为土地的缘故，不惜牺牲百姓的血肉之驱去作战，惨败之后还准备再战，又驱使他喜爱的子弟去作战送死。
战争所带来的只能是怨怨相报的结果，因而，杀了别人的亲人就如同杀了自己的亲人。“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孟子·尽心下》）。我现在才知道杀害别人亲人的严重性：杀了别人的父亲，别人也会杀死他的父亲；杀了别人的哥哥，别人也会杀死他的哥哥。那么，虽然不是他自己杀了父亲和哥哥，但也只差那么一点点罢了。
那些所谓好的大臣其实都是发动战争的人，他们才是残害百姓的民贼。“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孟子·告子下》）。现在那些侍奉君主的人都说：“我能为君主开辟土地，充实府库。”现在所说的良臣，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君主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做臣子的却谋求让他富足，这好比是让夏桀富足。这些人又说：“我能替君主纠集盟国，每战必胜。”现在所说的良臣，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君主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做臣子的却为他拼命打仗，这好比是帮夏桀打仗。沿着现在这条路走，不改变现在这种风气，即使把天下给了他，也是一天都坐不安稳的。
如何制止不义之战？
以儒家的仁义之道止战。宋国的著名学者宋牼要到楚国去，孟子遇见了他，问他准备到哪里去？宋牼说秦楚两国交战，他准备去见楚王，劝说楚王停战。如果楚王不听，就再去见秦王，劝说秦王罢兵。在两个国君中，总会遇到能劝说通的。孟子问他如何劝说他们呢？宋牼说：“我将告诉他们，交战是很不利的。”孟子回答说：“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末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告子下》）。先生的动机诚然是好的，可是先生的提法却不行。先生用利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为喜欢利而让军队休战，这样也使得军队的官兵因为有利而高兴，于是乐于罢兵。要是都这样，做臣子怀着求利的念头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怀着求利的念头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怀着求利的念头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问、父子之间、兄弟之间最终都背离仁义，怀着求利的念头互相对待。这样的国家不灭亡的，是从来没有的。先生若是以仁义的道理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喜爱仁义而停止军事行动，军队的官兵也因喜爱仁义而罢兵。要是都这样，做臣子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仁义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哥哥，这样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问、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求利念头，而怀着仁义之心相互对待了。这样的国家还不能称王天下的，是从来没有的。何必要说利呢？
尊重人的生存权利，禁止无罪杀人。“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离娄下》）。无罪而杀士人，那么大夫就可以离开；无罪而杀百姓，那么士人就可以迁走。
惩罚好战者。孟子对诸侯国间的战争非常痛恨，认为那些好战者应该受到重刑，而那些唆使诸侯“合纵连横”的仕人，孟子也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其罪行仅次于那些好战者。至于那些主张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土地私有的法家，孟子也认为他们变乱了旧制，应当受到惩罚。“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孔子的弟子冉求当了季氏的家臣，不能改变季氏的德行，征收田赋反而比过去增加一倍。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弟子们，你们可以擂起鼓来声讨他！’由此看来，君主不施行仁政，反而去帮他聚敛财富的人，都是孔子所鄙弃的，更何况为他卖命打仗的人呢？为争夺一块地方打起仗来杀人遍野，为争夺一座城池打起仗来杀人满城，这就叫作领着土地来吃人肉，罪恶之大，将他处死都嫌不够的。所以善于打仗的人该受最重的刑罚，唆使诸侯拉帮结伙打仗的人，该受次一等的刑罚，强令百姓垦荒耕种的人该受再次一等的刑罚。
以和平方式统一天下。由于天下分裂，各诸侯国相互征战，只有天下统一了，国家才能和平安定。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道：“天下统一了就会安定。”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统一天下呢？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当今天下的国君，没有不嗜好杀人的。如果有不嗜好杀人的君主，天下的老百姓必然都会伸长了脖子期望着他了。如果真的这么做了，老百姓归顺他，就跟水往低处奔流一样，浩浩荡荡，谁又能阻挡得住呢？
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战争要以人民的意志为标准。齐国攻打燕国，获得了胜利。齐宣王问孟子：“有人劝我不要吞并燕国，有人劝我吞并燕国。以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去攻打另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五十天就打了下来，光凭人力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吞并它，必定会有上天降下的灾祸。如果吞并它，怎么样呢？孟子回答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如果吞并了燕国而能让燕国人民高兴，那就吞并它。古代有人这么做过，武王就是这样。如果吞并了燕国而让燕国人民不高兴的话，那就不要吞并它。古代也有人这么做过，文王就是这样。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去攻打另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百姓提着篮子带着水壶，把食物和水放在路边去迎接大王的军队，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想避开水深火热的统治者罢了。如果水更深，火更热，百姓也就只有指望别人去解救他们了。
战争胜负以人民意志为转移。齐国吞并了燕国，别的诸侯国合谋去救燕国。齐宣王说：“很多诸侯谋划来攻打我，该怎么对付他们呢？”孟子回答说：“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溪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 （《孟子·梁惠王下》）。我听说凭七十里见方的一块地方就统一了天下的，商汤就是这样。没有听说凭着千里见方的一大块地方还害怕别国的。《尚书》上说：“商汤的征伐，从葛这个国家开始。”天下的人都拥护商汤，他向东征伐，西边的民族就埋怨；向南征伐，北边的民族就埋怨。他们埋怨说：“为什么要把解放我们放到后面呢？”人民盼望他，如同大旱时节盼望着云彩的到来一样。汤的军队到了一地，赶集市的照常做买卖，种田的照常干农活。杀了那里的暴君，慰问那里的百姓，像是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欣喜若狂。《尚书》上又说：“等待我们的君王，君王来了，我们就得救了。”现在，燕国君主虐待它的百姓，大王去征伐它，百姓都以为会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所以用竹筐盛了饭，用壶装了酒，迎接大王的军队。如果您杀戮他们的父兄，囚禁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搬走他们国家的宝器，那怎么行呢？天下本来就畏惧齐国的强大，现在齐国扩大了一倍的土地却不施行仁政，这就等于把天下的诸侯都招过来攻打您了。
孟子的止战理论真的能够带来和平吗？
孟子虽然反对战争，主张诸侯国之间以仁义之道为交往的准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战争。孟子竭力美化圣王发动的战争，“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梁惠王下》）。有一个人横行天下，武王就会感觉到耻辱。这就是武王的勇武。而武王也是一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
孟子为了美化武王的武功，竟然对有关战争史实的文字记载表示怀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完全相信《尚书》，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尚书》中的《武成》篇，就只取其中二三片竹简罢了。仁人无敌于天下，以武王那样最仁的人去讨伐商纣那样最不仁的人，怎么会让血流淌得能把舂米的木棒都漂起来呢？
孟子赞美仁义旗帜下的武力行为，认为杀害暴君的行为不是弑君。齐宣王问孟子：“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商纣，有这些事吗？”孟子回答说：“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宣王又问：“臣子杀掉他的君主，可以吗？”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败坏仁的人叫“贼”，败坏义的人叫“残”；残、贼这样的人叫“独夫”。我只听说周武王杀了一个叫纣的独夫而已，没听说他杀了君主啊。
孟子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不行礼义之道，就可以讨伐。齐国大臣问孟子：“燕国可以讨伐吗？”孟子回答说：“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孟子·公孙丑下》）。可以。子哙不得把燕国让给别人，而子之也不应该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比方说，如果有个士人，您很喜欢他，不禀告齐王就私自把自己的俸禄、爵位让给他，那个士人也不经君王同意，私自从您那里接受俸禄和爵位，这样做对吗？现在燕国子哙让君位的事，同这有什么两样呢？
孟子认为，讨伐燕国的应该由符合天意的人去实施，而齐国却是一个与燕国一样暴虐无道的国家，齐国显然是没有资格去征讨燕国的。这虽然体现出孟子反对狗咬狗式的不义之战，但他无形中却把儒家的仁义之道当成了发动战争的理由。他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又过度美化符合儒家教义的正义战争。然而，在历史上，哪一个发动战争的人认为自己的一方是非正义的呢？
谁该去杀人呢？
谁该去发动战争呢？
如此看来，儒家文化的礼义之道便成了策动战争的思想根源。实际上，从中国历史来看，那些发动战争的人，无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策动者，都可以借儒家文化的道义理当气壮地去杀人。
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道家文化主张人们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国家之间的人民老死不相往来，统治者对国家施行无为而治的政策。道家文化关注弱者的生存地位，从而形成了一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独特的战争理论，从中孕育出更为宏大的战略思维。尽管如此，道家思想无论怎么说都不是策动战争的思想根源。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在战争理论与实践中，强调防御而非攻击性的战争，从而有力地保护了弱者的利益。
相比之下，法家竭力主张实行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强调以法治国，一切“了断于法”、“以刑去刑”，体现出极其强烈的功利主义思想。儒法一外一内，或者说是阳儒阴法，它们共同成了历代战争策动者所利用的文化工具。
如此看来，儒家思想怎么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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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发行。所创建的“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因思想深刻、特色鲜明而长期受到学界重视。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23.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