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人究竟有没有“天命”？
在仁义之道主宰下，中国人完全可以产生出标准化的宗教，即以仁义之道为基础的宗教形式。也就是说，由仁义之道细化而来的行为规则刚性化，成为类似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宗教中制约人们行为的戒尺，从而约束人世间包括天子以至于平民百姓在内的天下所有的人。仁义之道本该可以将天底下的一切网罗其中，所有的人皆无可逃于仁义之外。然而，天底下有的人做了那么多违反仁义之道的事，却能得到荣华富贵；而那些终身践行仁义之道的人却未必能够很好地生存下去。
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呢？
儒者本可对此严加批判，或是对人间富贵嗤之以鼻，或者由此引申出更符合逻辑的宗教信条，仁义之道本该就是关于仁义的独断论，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一切来解释，人世间所有的人都必须按照仁义之道去做，不应该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通行。然而，对于那些解释不了的现象，儒者就拿“天命”来抵帐。仿佛在正门旁边又开了一道小门。冥冥之中，人世间便有了除仁义之道之外的另一个看不见的存在物的出现，即天命。在孟子看来，人所遭遇的现实，无论是光明的一切，还是黑暗的一切，都是符合天理的，是人力所无法抗拒的，人都必须顺从。儒者把一切原本无法解释的或解释不通的一切都归之于天命，人所努力的方向就是服从天命的安排，而并非完全依礼义而行。儒家文化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最终只能让天命替他们解释了那些无法解释的一切。
天命，成了无理由的理由，一切事物之所以发生变化的最后理由。
这样，天人之间除了仁义之道这个第三极之外，还有了天命的存在。
儒家文化的天命观解释了他们本该解释不了的一切。天命是天人之间本不存在的存在物，但它却成了天人之间一切变化之所以发生的本无理由的理由。仁义之道的刚性戒尺变成了天命的柔性融通，天的意志世俗化为人间不可预测的现实。天命仿佛成了儒家文化的万花筒，一切从它之中产生，又回归于它之中。它神秘莫测，俨然成了世界的最后主宰者与决定论者。
通俗地说，中国人精神世界里原本可以量化的尺度，因为天命的存在而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任何人都可以为自己不合仁义的行为找到理由——“这是我的命啊”；“我的命本该如此啊！”
由于天命逻辑的圆通，现实中的中国人更加习惯于不走正门走偏门了。
孟子的天命观，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世事的变化而变化。纵然有不符合道义的现象，也都是符合天理的。从中可以看出，孟子的天命观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色彩，它本身是非理性的存在物。人面对不测的现实，只有听天由命、顺从天命甚至于逆来顺受。天命思想让中国人泯灭了个体意志的自由，人们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个体的独立人格。
由此看来，儒家文化关于仁义、天命与人力之间的关系是混乱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儒者之所以在仁义之道之外选择天命来解释他们解释不了的一切，这是由于儒者的本质决定的。儒者从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改造世界，而是为了从适应世界的变化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依附权贵，缺乏自身人格的独立性，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而，人们从他们身上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真理性知识体系和宗教信仰。
由于天命的存在，仁义之道很自然地就成了有漏洞的破网。
如果说儒家文化织就的是一道天网，那么，2000多年来的中国人，尤其是广大的平民阶层，只能生存于由仁义之道编织的骗局之中，因为那道天网本来就是破的。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孟子看来，仁义之道，体现着天意，人的一切行为应该依仁义之道而行。仁义之道代表着“天人”关系的第三极，是“天人”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孟子认为，人的行为只有符合儒家仁义之道的要求，才能实现与“天”的意志相通。孟子由此提出了天爵与人爵的概念，指出一个人只有修养自己的品德，才能长久地获得官职；反之，一个人只是为了能够得到官职而丢掉自己的品德，最终也会丢掉自己的官职。“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有上天赐予的爵位，有人间的爵位。仁义忠信，乐于施善而不觉疲倦，这些品德是上天赐予的爵位；公卿大夫等官职，是人间的爵位。古代的人首先修养他的天爵，其次才追求人间爵位。现在的人修养天爵的目的，是为了用它来获取人爵；一旦得了人爵，就丢弃了他的天爵，这实在是太糊涂了，最终连他们的人爵也一定会丧失的。
孟子认为，仁德可以出自天性，也可以由后天培养。也就是说，人可以从自己的本性中获得与天相通的仁德，也可以通过修身养性获取与天相通的仁德。“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尧、舜的仁德，是出自本性的；汤王、武王的仁德，是经过自身修养后回归本性的。举止仪容等无不符合礼，这是德行深厚到了极点。为死者哭得悲哀，不是做给活人看的。遵循道德而不违背，不是用来求官做的。言语必求信实，不是为了让人知道行为端正。君子按照法度去做，只是为了等待命运的安排罢了。
仁义、天命与人力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诸侯国君只有施行仁政，才能得到天命的支持，否则就难以生存下去。“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人若做到了仁就能获得荣耀，不仁就会招来耻辱。如今有人厌恶耻辱却又安于不仁的状态，这就像厌恶潮湿却又安于居住在低洼的地方一样。如果真的厌恶耻辱，就不如崇尚道德、尊重士人，让贤人处于合适的官位上，让有才能的人担任一定的职务。国家太平无事，趁这时候修明政令刑法，这样，即使是大国，也一定会怕它了。《诗经》上说：“赶上天空没起云没下雨，快剥取桑树根的皮，缠绕好门窗。今后树下边的那些人，有谁还敢欺负我？”孔子说：“写这首诗的人，真懂得道啊！能治理好他的国家，谁还敢欺侮他呢？”如果国家太平无事，趁这时候追求享受，怠惰傲慢，这是自找灾祸啊。祸与福，没有不是自己找来的。《诗经》上说：“永远配合天命，自己寻求更多的幸福。”《尚书》（《太甲》已失传）上说：“上天降下灾祸，还有办法可躲；自己制造的罪孽，那就没有活路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子认为，人应该遵从道义，而不应该交往品德不好的人，一切都是由命运来安排的。弟子万章问孟子：“有人说，孔子在卫国时寄住在（卫灵公宠幸的宦官）痈疽家里，在齐国时寄住在（齐景公宠幸的宦官）瘠环家里，有这样的事吗？”孟子回答说：“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孟子·万章上》）不，不是这么回事。那是好事者编造出来的。孔子在卫国住在颜雠由家。弥子瑕的妻子与子路的妻子是姐妹。弥子瑕曾对子路说：“如果孔子住在我家，卫国卿的职位就可以得到。”子路把这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一切由命运来决定。孔子根据礼法而进，根据道义而退，所以他说得到官职与得不到官职，都由命运来决定。如果他住在痈疽和瘠环家里，这便是无视礼义和命运了。孔子在鲁国和卫国不太如意，又遇到了宋国的司马桓魋企图在半路上杀害他，就只好改变装束偷偷通过了宋国。当时，孔子正处在困难境地，便住在司城贞子家里，做了陈侯周的臣子。我听说过，观察在朝的臣子，看他所招待的客人；观察外来的臣子，要看他所寄居的主人怎么样。如果孔子寄住在痈疽和瘠环家里，怎么还能算是孔子？
孟子认为每五百年必有圣君出现，从周武王到他生活的时代已经七百年了，世界仍然如此混乱。胸怀远大抱负的孟子，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当成了自命不凡的承天命者。孟子离开齐国，弟子充虞在路上问道：“老师似乎有些不愉快的样子。以前我听您说过：‘君子不抱怨天，不责怪人。’”孟子回答说：“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那是一个时候，现在又是一个时候。每过五百年必定会有圣王出现，这期间还会有闻名于世的贤人。从周武王以来，已经七百多年了。论年数，已经超过五百年了；论时势，该是圣君贤臣出来的时候了。上天大概不想让天下太平吧，如果要让天下太平，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能担当这个重任呢！我为什么不愉快呢？
孟子十分露骨地指出，天人之间存在着命定的一切，人力是无法抗拒天命安排的。“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天下政治清明时，道德低的人会听从道德高的人役使，才智少的人会听从才智多的人役使；天下政治黑暗时，力量小的受到力量大的役使，势力弱的受到势力强的役使。这两种情况都是符合天理的。顺从天理的能够生存，违逆天理的就会灭亡。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孟子的天命观，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世事的变化而变化。纵然有不符合道义的现象，也都是符合天理的。孟子的天命观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色彩，它本身是非理性的存在物。人面对不测的现实，只有听天由命、顺从天命甚至于逆来顺受。天命思想让中国人泯灭了个体意志的自由，人们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个体的独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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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发行。所创建的“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因思想深刻、特色鲜明而长期受到学界重视。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23.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