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战国时代的儒家学者是如何“就业”的？
儒者所从事的职业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咨询服务业”。小儒为人们的婚丧嫁娶提供规范化的服务，大儒则为国家社稷出谋划策。小儒只求解决生存问题，他们存在的价值在每一次服务性交易中完成；而大儒所考虑的则是长远的利益，他们有可能是周游列国的布道者、钻营官场的士大夫，也有可能是名闻天下的教育家，等等。显然，他们是依靠知识来为社会服务的，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依靠自身的劳动独立解决生存问题。
中国儒者的社会地位明显不同于印度的知识阶层——婆罗门种姓。在种姓制度结构中，婆罗门作为第一种姓，作为固化的社会阶层，婆罗门种姓专门职守社会道义，保持了信仰上的坚定性，由此带来了自上而下的全社会的稳定。他们通过信仰的方式推行婆罗门种姓的宗教价值观，通过履行祭司职责、教育学生和乞食等行为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从而没有像中国士阶层那样依附于王权专制政治集团而求得生存。他们独立的社会地位又能够更加强化他们对于整个社会道义的设计权与控制权。婆罗门种姓之所以能够高居第一种姓，在于婆罗门种姓始终保持了社会阶层上的整体性、知识领域的纯粹性、宗教信仰上的坚定性和宗教修行上的苦行主义倾向。
满腹才学的孟子，对日渐堕落的世俗社会抱有过于迂阔的憧憬，四处兜售其无人响应的仁义之道。他胸怀理想，却又终生不得志，被迫过得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已有的史料来看，孟子的一生一定过得很不容易。从他对于社会与人生近乎完美的设计，“舍我其谁”的那份执着，以及《孟子》一书处处体现出的那种睿智话语中所包含的辛辣文字，特别是他对于对手毫不留情的痛击，都让人感受到他内心深处高度的敏感、不安与伤痛，这一切似乎都在印证着他并不如意的非凡人生。
然而，如果不是《孟子》的流芳百世，后世又有几人能够记住孟轲的大名？
我不由得反复想象着孟子的形象。孟子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圣人？“乞余”者？
关于这一点，孟子本人是十分清楚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君子不耕种却也有饭吃，这是什么道理呢？”孟子回答说：“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君子住在这个国家里，如果君主任用他，这个国家便能得到安定、富足、尊贵和荣耀；他的弟子跟从他，（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会具有孝、悌、忠、信的美德。“不白吃饭啊”，还有什么比这功劳更大呢？
大儒最理想的职业莫过于为天子、国君提供服务了，连孔子三个月不仕也会感到内心不安。魏人周霄问孟子，“古代的君子做官吗？”孟子回答说：“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孟子·滕文公下》）。做官的。《传》书记载说：“孔子只要三个月没有被君主任用，就会很着急。离开国境时，必定要带上准备与下一个国家君主初次见面的礼物”。公明仪说过：“古代的人如果三个月不被君主任用，那就要去安慰他。”
无官做就意味着失业，接下来便会危及生存问题了。这样看来，“三月不仕”显然就是大事了。“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孟子·滕文公下》）。士人失掉了官位，就像诸侯失掉了国家。《礼》书上说：“诸侯亲自耕种，用来供给祭品；夫人带头养蚕缫丝，用来供给祭服。（用作祭祀的）牛羊不肥壮，谷物不洁净，礼服不齐备，就不敢用来祭祀。士（失掉了官位就）没有田地俸禄，也就不能祭祀。”（祭祀用的）牲畜、祭器、祭服不齐备，不敢用来祭祀，也就不能举行宴会了，（就像遇到丧事的人一样），还不该去安慰吗？
孟子搬出祭祀这件大事来解释这个问题，明显只是一种托辞罢了，连他自己也无奈地说：“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下》）。做官不是因为贫穷，但有时却是因为贫穷；娶妻不是为了奉养父母，但有时却是为了奉养父母。因为贫穷而做官，就该推辞高官而做小官，推辞高薪而只求薄禄。不做大官做小官，不要高薪求薄禄，干哪样最适宜呢？守门打更就行了。孔子曾经做过管仓库的小吏，说的是账目对头就行了。又曾经做过管理牲畜的小吏，说的是牛羊长得肥壮就行了。地位低下而议论高位的事，是罪过；在他人的朝廷上做官，政治主张得不到推行，是耻辱。
孟子美化士人急切地要去做官的行为，认为君子做官的目的是为了推行政治主张，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如果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而做官，那就应该只做薄禄的小官。然而，既然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谁又甘愿做个低收入的小官呢？孟子的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从《孟子》的许多章节中都可以看出，这些根本不能独立生存下去的“君子”们，他们与诸侯国君之间的行为更像是一种交易行为，只是这种交易在冠冕堂皇的“礼”的旗帜下进行的而已。
那么，诸侯国君主与士人之间是如何交易的呢？
“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下》），士人与诸侯国君之间的交往过程中离不开交易的物质媒介——“礼”。士人为了求得一官半职，到达一国时，必定要带上谒见国君的礼物，如同男女相亲时，男方必定奉上相亲之礼，而这正是诸侯国君与士人展开交易的开始。士人向国君展示自己的才能，国君对士人的才能进行考察，如果有利于自己国家的，就会让他留下来做官，并给予一定的奉禄；反之，如果国君不想任用他，只会回馈一定的礼物而告终，这就意味着一次交易的终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士人“出疆必载质”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士人谋生的一种手段。士人大多贫寒，他们所带上的那点“礼”，只能算是索取君主回馈大礼的由头，士与君主各自所送上的“礼”在价值上的差距至少达到数倍以上，像孟子这样的“大腕”，所能得到的“价差”也许会更大。他为君主写上一篇文章，哪怕只是一幅字，也有可能得到巨额的回报。
诸侯国君主与士人之间的交易是依礼节而行的。孟子认为，士人依附于诸侯是不符合礼仪的，但国君要是馈赠财物，士人是可以接受的。国君对于外来的人，原本就该周济，但是，没有给予士人一定的职位却赏赐给士人财物则是不能接受的。尊敬贤人，最为关键的是要让贤人发挥才能，物质待遇只是尊贤的表现，如果不让士人发挥才能，纵使待遇十分优厚，也如同蓄养犬马一样。“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孟子·尽心上》）。奉养一个人却不关爱他，那就像对待猪一样；关爱他却不尊敬，那就像畜养牲口一样。恭敬之心是礼物没有送去之前就该具有的。如果恭敬不是出于诚心，君子就不要被这种虚情假意所束缚。
士人自然不是犬马了，如果不能让士人尽其所能，只是一味施以财物，那滋味也是不好受的。《孟子·万章下》中就记述了子思的烦恼。“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鲁缪公对待子思，多次问候，多次馈赠肉食。子思很不高兴。最后一次，他把缪公派来的人赶出大门外，面朝北磕头作揖，拒绝接受礼物，说道：“如今才知道君王是把我当犬马一样畜养的。”打这以后缪公就不再给子思送东西了。喜爱贤士，却不能任用他，又不能按恰当的方式奉养他，这能说是喜爱贤士吗？
没有独立的生存能力，又得不到君主的任用，士人只能沦为寄生者的命运！然而，他们却一厢情愿地想象着士人的地位，不但要“吃”人家，而且还要“吃”得有尊严。
孟子认为，君子应该不受金钱所利诱，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钱财，接受钱财必须要有合适的理由。弟子陈臻问孟子：“先前在齐国，齐王送您上等金一百镒，而您不接受；后来在宋国，宋君送您七十镒，您接受了；在薛，田家送您五十镒，您也接受了。如果先前的不接受是对的，那么后来接受就是错的；如果今天的接受是对的，那么先前的不接受就是错的”。孟子回答说：“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公孙丑下》）。都是对的。在宋国的时候，我将要远行，远行的人必然要用些路费，因此他说：“送点路费（给你）。”我为什么不接受呢？在薛地的时候，我有防备（在路上遇害）的打算，因此他说：“听说你有防备之需，送点钱给你买兵器吧”。我为什么不接受呢？至于在齐国，就没有什么理由接受他们的钱了。没有理由却要送钱给我，这是用钱来收买我啊。哪有正人君子可以用钱收买的呢？
孟子不仅依“礼”而患得患失，还要在接受礼物过程中摆出谱来。《孟子·告子下》中有一则故事说：孟子居住在邹国的时候，季任留守任国，代理国政，送礼物来结交孟子，孟子收了礼物不回谢。孟子居住在平陆的时候，储子担任齐国的相，送礼物来结交孟子，孟子收了礼也不回谢。后来，孟子从邹国到了任国，拜访了季子；从平陆到了齐国，却不拜访储子。弟子屋庐子高兴地说：“我发现老师的差错了。老师到了任国，拜访了季子；到了齐国，不拜访储子，是因为储子只是担任相吗？”孟子回答说：“非也。《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不是的。《尚书》上说：“进献礼品看重礼仪，礼仪配不上礼品，就叫没有进献，因为心意不在进献上。”这是因为它不成为进献的缘故。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孟子认为同样是送礼，季子因为在代理国政不能亲自到邹国去，这是可以原谅的；而储子作为卿相是能亲自到平陆去见孟子的，因为能够去见孟子而不去见，这是不可原谅的。孟子“受金”的过程中也洋溢着“浩然正气”，也许只有他这样的一代名儒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而附属于贵族阶层而存在的那些小儒们只能像虫豸一样葡伏于王权的权杖之下苟且偷生了。
孟子的行为，在主观上似乎没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士人自主地表达他们自由的思想，可以拜访任何一个诸侯国，然而试想一下，假如有一位君主，明显不喜欢孟子的思想，更不想给他一定职位，而孟子却带着一批弟子来了，君主要为他们管吃管住的不用说了，离开时还要送上一大笔礼钱，那么，这位君主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对此，《孟子·滕文公下》中记载了弟子彭更对这种情况所产生的怀疑，并对孟子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您后面跟随的车子几十辆，随从数百人，从这个诸侯国吃到那个诸侯国，这不有点过分了吗？孟子回答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不合正道的，就是一小竹筐饭也不能接受人家的；如果是合正道的，那么就是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能认为是过分，你认为过分了吗？彭更接着说：“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我不是这个意思，士无所事事却接受俸禄，是不可以的。孟子则反问彭更，百工之人通过做事可以吃上饭，而在家孝顺父母，在外尊敬兄长，恪守先王之道，以此来教育后辈求学的人为什么却得不到饭吃呢？彭更进一步辩解说，各种工匠的动机，就是通过干活找口饭吃。君子修行仁义，动机也是找口饭吃吗？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阐述了士人是以其“精神产品”来求食的，他们所吃的饭，与百工之人所吃的饭一样合理。其实，彭更与孟子所讨论的并不是一个问题。孟子所强调的是社会分工问题，是“志功”之辩，而彭更提出的问题则是，老师该不该这样奢华？
孟子显然不是一个贪财的人，甚至不愿意让别人将自己的智力劳动与钱财联系在一起，他对财富的蔑视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试图脱离世俗社会的那种清高情结。《孟子·公孙丑下》极为细致地描述了“孟子去齐”的过程，由于孟子与齐王政见不合，“志不在齐”的孟子只好辞官，并且拒绝了不该得到的奉禄。孟子辞掉官职准备回家，齐王很想挽留孟子，对大臣时子说：“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我打算在城里赠给孟子一所房子，再给万钟粮食供养他的弟子，以便让大夫和百姓都有个学习的榜样。时子通过别人将这件事告诉了孟子，孟子回答说：“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是啊，时子哪知道这件事是做不得的呢？如果我想发财，辞掉了十万钟的俸禄却来接受这一万钟的赏赐，这是想要富吗？
从“孟子去齐”的几个章节来看，孟子与齐王的想法显然是不同的，孟子希望施展自己“平治天下”的政治抱负，而齐王只是希望孟子能起到“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的作用而已。这种作用，孟子本人就可以做到，何必还要让齐王施舍呢？说穿了，齐王只是把孟子视作一个统治国家的工具而已。
然而，人是难以免俗的。如果能够施展政治抱负，那么，财富便可以是“取之有道”的了。作为天下知名的大儒，孟子显然是不存在衣食之忧的。自幼遭受贫困的孟子，对于财富应该是有所追求的，但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时，他对于财富的心理状态也许就会有所变化了。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像墨家、道家学者那样对待财富，心中终究舍弃不了世俗的财富。
在《孟子》书中，除了周游列国的奢华场面，还有孟子奢华葬母的一段文字。孟子从齐国运回母亲遗体到鲁国安葬，返回齐国后，弟子充虞问孟子：“你安葬母亲所使用的棺椁是不是太豪华了吧？”孟子回答说：“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孟子·公孙丑下》）。上古时候，棺椁没有规定的厚度；中古时候，才规定棺厚七寸，椁的厚度同棺相称。从天子到平民百姓，讲究棺椁不只是为了好看，而是这样才算尽了孝心。（由于等级的限制）不能用（好的棺椁），就不会称心；没有钱财用好的棺椁，也不会称心。既有资格又有钱财，古人都这样做了，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而且，只是为了避免泥土挨近死者的肌肤（而用厚棺椁），对于孝子来说，岂不是一件感到慰藉的事吗？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君子是不会因为爱惜天下财物而从俭办父母丧事的。
“人一有钱就会变”，孟子也是这样。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孟子不仅拥有一定的财富，而且已经习惯了那些奢华的场面。这些财富显然不是来自于他的日常教学活动中的，而极有可能来自于他的“名人效应”。有了钱，就可以依照“仁义之道”来显示富贵，全然不顾弟子们对于他的劝阻。
财富本身无义与不义之分。但是，按照孟子的思想，他所获得的财富绝大部分来源于不义的官场之财，他还能心安理得地拥有、并使用那些财富吗？
也许儒者的本质不过如此，他们历来只能是官场附庸者、寄生虫，孟子本人亦不过如此。纵观《孟子》全书，孟子的行为正如同他自己所描述的“乞余者”。齐国有个人，家中有一妻一妾。他每次出门，必定是喝足了酒、吃饱了肉之后才回家。妻妾问他一起吃喝的是些什么人，他就说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妻子告诉他的妾说：“丈夫每次出去，总是酒足肉饱后回来，问他同谁一起吃喝，他就说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可是从来没有显贵的人到我们家来过，我要偷偷地观察他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第二天，她一早就起床，暗中跟着丈夫到他要去的地方，发现他走遍全城也没有一个站住跟他说话的。最后走到了东门外的一块墓地中间，只见他跑到祭坟的人那里，讨些残剩的酒菜吃；一家不够吃，又转身到别处去乞讨，这就是他吃饱喝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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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发行。所创建的“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因思想深刻、特色鲜明而长期受到学界重视。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23.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