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孟子——伟大的辩论家抑或诡辩者？
《孟子》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永不言败的辩者形象。
孟子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仁义之道，无论是对于历史上的圣王，还是士大夫、弟子、学术上的对手乃至于一般的人，他都能在辩论中很好地维护儒家学说的基本教义。“道不同，不相与谋”。如果与不同道者相“谋”时，孟子则必致对手于死地而后快。他的辩术多种多样，巧妙而富有欺骗性，有些甚至完全是诡辩术。
儒者从本质上说，他们只能是一群动口不动手的“君子”，既然没有实际行为能力，他们的“君子”之言，常常兑现不了。对于兑现不了的结果，聪明的儒者只要能给予一个合理性的解释就可以了。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中国人不讲诚信其实是与其主流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
实际上，儒家主张等级制度，由其表现出来的繁琐的礼义之道，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标准，有时根本没有什么标准可言，无论是事件发生前还是事件发生后，儒者都会有一张能够自圆其说的嘴去解释。儒家学说的仁义之道在很多方面是自相矛盾的，儒者往往只是按照其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原则自行取舍。
在《孟子》一书中，孟子对于王者尧、舜、禹、汤、武以及圣人周公、孔子事迹的解读，给人分明感觉到他们无论做了什么都是合乎仁义之道的。然而，“人无完人”。如果将人的一切行为都解读成仁义之道的楷模，这显然不是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是不符合逻辑的。
孟子式的诡辩，是思想上的独断论在其语言逻辑上的反映。儒家学说企图在政治上治国平天下，在思想上平息其他学说的风起云涌，这本身就是出于儒者自私、狭隘心理的学术功利主义思想。
至此，我们不由想到，从孟子身上完全可以看出中国人不愿意忏悔的思想根源了。
那么，孟子究竟为什么而好辩呢？
弟子公都子问孟子：“别人都说老师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无奈地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辩论的啊！孟子所处的时代，不仅社会秩序日渐混乱，人们在思想上也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各种学说之间激烈辩论，孟子不得不养成“好辩”的习惯。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
这段话的意思是，世风日下，王道衰微，荒谬的学说、暴虐的行为纷纷出现，有臣子杀害君主的，有儿子杀害父亲的……圣王没有出现，诸侯横行恣肆，没做官的人乱发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斥天下。
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孟子决心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为已任，担当平治天下的历史重任。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
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前，大禹治好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征服了夷狄，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孔子编写了《春秋》而使胡作非为的乱臣贼子感到畏惧。《诗经》中说：“打击戎狄，严惩荆舒，就没有谁敢抗拒我了”。目无父母、君主的人，正是周公所要讨伐的。我也想端正人心，扑灭邪说，批判放纵、偏激的行为，驳斥荒诞的言论，以此来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这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实在是不得已啊。能够用言论来反对杨朱、墨翟的，才是圣人的门徒啊。
因而，孟子所谓的好辩，绝不是学术意义上的自由辩论，而是与儒家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有着很大的关系。
关于如何说话的问题，孟子说：“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孟子·离娄下》）。说人家缺点，招来了后患怎么办？孟子提醒人们不要说人家不好的话，但如果人家真有什么缺点，为什么不可以去说呢？说出来还能帮助他去改正呢，至少也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去说，总不能一味地纵容别人犯错误吧。在这里可以看出，孟子关于如何“说话”的问题，也是要求言者从属儒家的“仁义之道”的，不主张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不能说别人的坏话。
孟子的好辩，在其语言与思想中，往往没有固化的逻辑范式作为支撑，没有如墨子的“三表法”以及道家的自然主义之“道”来作为思考一切问题的标准，往往只是无法预知的口若悬河，有时更像是随机应变的“妙语连珠”。
同样是关于“说话”的问题，主张“信”与“诚”的孟子，有时竟然说到了人为了“义”可以不必说出真话。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孟子说，有德行的君子，说话不一定都要守信用，做事不一定都要彻底，关键要看是否符合义。失去了“诚”与“信”，人的行为又如何符合“义”呢？孔子在《论语·子路》也曾提到“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是“小人”，如此看来，讲“信”与“诚”的儒者又如何能够做到诚信呢？
那么，儒者为什么“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呢？
儒者从本质上说，他们只能是一群动口不动手的“君子”，既然没有实际行为能力，他们的“君子”之言，常常兑现不了。对于兑现不了的结果，聪明的儒者只要能给予一个合理性的解释就可以了。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中国人不讲诚信其实是与其主流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
孟子经常使用偷换概念或者故意混淆所辩对象内在确定性的方式打击对手，从而达到辩论的目的。《孟子·告子上》）中记述的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就很有代表性：告子说：“生之谓性”。天生具有的称作天性。孟子说：“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天生具有的是本性，就像一切白色称作白一样吗？”告子说：“是的。”孟子借题发挥说：“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白羽毛的白，就像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就像白玉的白吗？”告子回答说，是的。接着，孟子来了个毫无道理的“偷天换日”：“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那么，狗的本性就像牛的本性，牛的本性就像人的本性吗？告子认为不同物体的白色所拥有的共性从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而孟子却将不同物体所拥有的“天性”，即物体的共性，替换成了物体本身，即物体的特殊性，狗的本性，牛的本性与人的本性，同样都是本性，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物种的本性。孟子以这种方式攻击对手，并取得辩论的胜利，只能说是一种典型的诡辩论而已。
《孟子》一书中，有很多地方对于同一件事的不同做法甚至于相反的做法都给了合理的解释。《孟子·离娄下》记述的这样一则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曾子居住在武城，有越国军队来侵犯。他临离开时对人说：“不要让人住到我的屋里，毁坏了那些草木。”敌人撤退了，曾子就说：“修好我的房屋，我要回来了。”敌人完全撤退后，曾子回来了。他身边的人议论说：“武城人对曾子这样忠诚而又恭敬，敌人来了，他却先离开，给百姓树立了坏的榜样；敌人一退，他就回来了，这么做恐怕不好吧？”曾子弟子沈犹行说：“这不是你们所能明白的。从前，先生曾住在我们那里，负刍作乱，跟随先生的七十个弟子，没有一个说过这样的话。”子思居住在卫国，有齐国军队来侵犯。有人说：“敌人要来了，您何不离开这里？”子思说：“如果我走了，国君由谁来守护呢？”同样一件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形，孟子对此解释说：“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曾子和子思都是同道的人。曾子是老师，是长辈；子思是臣，是个小官员。如果曾子、子思互换一下位置，也会像对方一样行事的。
不管怎么说，大敌当前，曾子的行为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但孟子同样给予合理性的解释。这种“变通”在《孟子》中比比皆是。实际上，儒家主张等级制度，由其表现出来的繁琐的礼义之道，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标准，有时根本没有什么标准可言，无论是事件发生前还是事件发生后，儒者都会有一张能够自圆其说的嘴去解释。儒家学说的仁义之道在很多方面是自相矛盾的，儒者往往只是按照其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原则自行取舍。
在《孟子》一书中，孟子对于王者尧、舜、禹、汤、武以及圣人周公、孔子事迹的解读，给人分明感觉到他们无论做了什么都是合乎仁义之道的。然而，“人无完人”。如果将人的一切行为都解读成仁义之道的楷模，这显然不是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是不符合逻辑的。
孟子式的诡辩，是思想上的独断论在其语言逻辑上的反映。儒家学说企图在政治上治国平天下，在思想上平息其他学说的风起云涌，这本身就是出于儒者自私、狭隘心理的学术功利主义思想。
至此，我们不由想到，从孟子身上完全可以看出中国人不愿意忏悔的思想根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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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发行。所创建的“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因思想深刻、特色鲜明而长期受到学界重视。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23.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