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荐读| 给年轻干部的21封信（八）
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要加大对年轻干部、新提任干部的纪法培训、廉政提醒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强调，年轻干部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为贯彻落实《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强化纪法教育，帮助科环集团年轻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扣好年轻干部“风纪扣”，公司纪委开展“清风荐读”活动，通过分享《给年轻干部的二十一封信》节选内容，打好“预防针”、拧紧“廉洁弦”，警醒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党员干部时刻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觉抵制各种诱惑，为青春擦亮“清廉”底色。
前言
胡淼森所著《给年轻干部的21封信》，是年轻人遇到21种人生困境时，过来人给予的应对之策。分为信念篇、勤廉篇、践行篇、交往篇等六个部分，以书信谈心的方式，从历史、文化和人性的角度探析“做唯物主义者，不做物质主义者”“算好人生几笔账”“如何看待人性善恶与贪廉问题”“如何甄别真正的朋友”等话题，围绕理想信念、廉洁自律、优良作风、个人修养等年轻干部学习、工作、生活关切的问题展开交流探讨，帮助我们年轻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朗读者：龙源电气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王中胜
自律篇
一个人会永远廉洁下去吗
——关于“不想腐”的人性讨论
（节选）
党的十八大之后强力反腐产生多重效应，并在社会各个层面引发共鸣。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如此之近，距离廉洁政治的梦想如此之近。然而会上也有一些疑问：人性必然趋向于腐败吗？在不敢腐、不能腐初见成效的情况下，“不想腐”这一目标究竟能否实现？对此，我想从人性角度跟你们谈一些看法。
“认识你自己”是最为复杂难解的哲学难题，关于人性善恶自古就争议不断。讨论“不想腐”，注定绕不开人性问题。但是，“不想腐”和人性绝不是对立的，人性并不天然具有腐败冲动。
王夫之在《四书训义》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全是被动形成的，而是主动权衡和取舍的结果。人性的塑造是先天与后天、外部与内部综合作用的结果。清代巨贪和珅也曾饱读诗书，精通汉满蒙藏四族语言，一开始也不是贪婪成性，任户部侍郎时还两次拒绝一个小官吏因提拔而感谢自己的礼品和玉石，奉命查办李侍尧贪腐案，人赃俱获，深受皇帝赏识。然而时过境迁，他最终成为一代巨贪，落了个梦断紫禁城、缧绁泣孤臣的悲惨结局。从当代贪官的忏悔录中，我们看到苦难的童年、奋斗的青年、成功的中年、堕落的晚年，看到渐进式到加速式的堕落，昔日百姓口中的“好官”，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贫寒子弟江湖蜕变，品学兼优的学子深陷权钱交易的泥潭，不经意的一刹那松懈，成为腐败的开始……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水平、社会环境、政治生态都会影响人性。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两个务必”，敏锐把握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外在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对党员干部造成深刻影响。事实也证明，刘青山、张子善在国民党监狱里没有屈服，却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坏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是坏人，贪官也并不是生下来就是贪官，而是人性的弱点加上外部环境的宽松软，让尝到甜头的人一点点泥足深陷，就像人人知道酒醉后的斯文扫地，却难以抵挡觥筹交错的酣畅兴奋。
一个人的堕落，并不需要某个特定的时间节点，更多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节上的忽视导致大节上的失守。四川某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原总经理宋某，一个“80后”的业务干部，工程建设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出众，也曾坚信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的道理。但一次施工现场验收时，看着同事心安理得收下施工方老板的500元红包，忐忑不安、犹豫不决的宋某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借口，“随大流”“不要格格不入”。从无奈跟风到步步沉沦，从几百元几千元的红包，到几万元感谢费，再到项目承包的几十万元好处费，思想防线上一旦撬开缝隙，就会成为一步步腐败的开始，口子越来越大，最后把自己吞噬。清白一生，谈何容易！
总之，人性本质不在善与恶，而在于趋利避害的过程性和外界影响的社会性。人作出道德选择后，会根据付出的成本大小适时调整策略。从政从业时应注重对内在良知给予教化与提升，而不应对人的欲望给予迁就与纵容。“不想腐”在人性层面可以实现。“不想腐”不是把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清教徒，不是把社会变成严刑峻法的刀剑绳墨王国，而是基于人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实现天性，引导人回归理性和道德，拒绝腐败，维持社会的动态平衡与发展。
从“三不腐”机制的关系来看，既有逐步形成的历时顺序，也有相互促进的共时关联。不敢腐、不能腐为“不想腐”创造条件氛围，看到太多“不敢”的教训和“不能”的现实，腐败会被认为是“有收益但也有风险”，风险概率大于腐败收益，一旦形成社会共识，个人就会减少“想”的念头，条件反射就会成为认知习惯。从畏惧到认同，是存在这样一条现实路径的。
人类历史中变化是常态，停滞不动的历史就会终结，廉洁也就失去了意义。“道也，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廉洁自守本身，也不是一阵子，而需要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不想腐”绝不意味着放松不能腐、不敢腐，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要保持坚强政治定力，踩着不变的步伐，把握节奏和力度，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审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一步步将之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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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青年朋友：
最近，咱们单位围绕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组织青年理论小组进行了讨论。大家感到：党的十八大之后强力反腐产生多重效应，并在社会各个层面引发共鸣。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如此之近，距离廉洁政治的梦想如此之近。然而会上也有一些疑问：人性必然趋向于腐败吗？有权力的地方必然有腐败吗？为什么案件越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在不敢腐、不能腐初见成效的情况下，“不想腐”这一目标究竟能否实现？还有人认为，腐败闻着臭吃着香，人性是自私的，只要是人，就必然会趋向腐败。对此，我想从人性角度跟你们谈一些看法。
“认识你自己”是最为复杂难解的哲学难题，关于人性善恶自古就争议不断。中国儒家有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两派，性善生成德治，性恶导出法治；西方则有“人对人是狼”“他人即地狱”等论述，“理性经济人”假设则成为不少反腐败政策的逻辑起点。讨论“不想腐”，注定绕不开人性问题。但是，“不想腐”和人性绝不是对立的，人性并不天然具有腐败冲动。
王夫之在《四书训义》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全是被动形成的，而是主动权衡和取舍的结果：人性“日生而日成”“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以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人性的塑造是先天与后天、外部与内部综合作用的结果。人是一个生长变化的过程，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作出不同的道德抉择。清代巨贪和珅也曾饱读诗书，精通汉满蒙藏四族语言，一开始也不是贪婪成性，任户部侍郎时还两次拒绝一个小官吏因提拔而感谢自己的礼品和玉石，奉命查办李侍尧贪腐案，人赃俱获，深受皇帝赏识。然而时过境迁，他最终成为一代巨贪，落了个梦断紫禁城、缧绁泣孤臣的悲惨结局。从当代贪官的忏悔录中，我们看到苦难的童年、奋斗的青年、成功的中年、堕落的晚年，看到渐进式到加速式的堕落，昔日百姓口中的“好官”，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贫寒子弟江湖蜕变，品学兼优的学子深陷权钱交易的泥潭，不经意的一刹那松懈，成为腐败的开始……在历史长河里，留下太多叹息、太多疑问。兵无常势，水无常心，人无常性，所以要道生德蓄、慎终如始。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水平、社会环境、政治生态都会影响人性。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两个务必”，敏锐把握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外在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对党员干部造成深刻影响。事实也证明，刘青山、张子善在国民党监狱里没有屈服，却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坏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是坏人，贪官也并不是生下来就是贪官，而是人性的弱点加上外部环境的宽松软，让尝到甜头的人一点点泥足深陷，就像人人知道酒醉后的斯文扫地，却难以抵挡觥筹交错的酣畅兴奋。
清人郑板桥在《历览三首》之一中说：“历览名臣与佞臣，读书同慕古贤人。乌纱略戴心情变，黄阁旋登面目新。”一些人当年读书时立志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一朝踏上仕途、权力在手，其变化就让人始料不及。近年来，通报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中有不少年轻干部，在权力面前忘乎所以，堕落腐败的轨迹格外令人痛心。1982年出生的广东省某镇环安办原主任周某，自小天资聪颖，考入知名大学，从大学生村官干起，到镇政府工作，再到环安办主持工作，作为组织拟提拔人选。70多名执法队员的调度，6000家企业的监管、检查和处罚都归他说了算，权力的极度膨胀，让他心理的天平失衡，企业老板开始每天围着他转，对他点头哈腰，夸他年轻有为，与他称兄道弟，为他鞍前马后，甜言蜜语、糖衣炮弹让他受用不尽。从2017年至2020年，短短四年内收了52万元中介费。香饵一点点蚕食他的意志，滋生了某种变态的拜金主义心理。他将自己收受的每一笔钱都记录在手机的记账软件里，说“钱财对我来说不重要，我一分没花。最开始的心理主要是权力换取收益的成就感，到后来钱越收越多，变成了盘踞在我大脑里的一组数字，每天看着数字不断上涨，我就兴奋不已，已经深深陷入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病态”。心魔吞噬了他的良知，也毁掉了他的前程。
一个人的堕落，并不需要某个特定的时间节点，更多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节上的忽视导致大节上的失守。四川某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原总经理宋某，一个“80后”的业务干部，工程建设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出众，也曾坚信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的道理。但一次施工现场验收时，看着同事心安理得收下施工方老板的500元红包，忐忑不安、犹豫不决的宋某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借口，“随大流”“不要格格不入”。从无奈跟风到步步沉沦，从几百元几千元的红包，到几万元感谢费，再到项目承包的几十万元好处费，思想防线上一旦撬开缝隙，就会成为一步步腐败的开始，口子越来越大，最后把自己吞噬。清白一生，谈何容易！
清廉与腐败只隔一层窗户纸，呵护起来很难，捅破它却很容易。明朝弘治年间，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曾对新任御史张瀚谈起自己前一日乘轿遇雨时的见闻，有位穿新鞋的轿夫，为避免弄脏鞋一路小心循着干净地方落脚，后来一不小心踩在泥里，此后便不再顾惜，鞋踩在什么地方也就无所谓了。“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常在河边走湿鞋的人，在雨中淋湿衣袖的人，往往都是一开始痛苦不安，而不久后心理就会放开躺平。心态失衡的人会像染上毒品一样失去理智，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天津市某公证处原主任田某，为了钻营财务漏洞、套取公款，就以亲属名义注册商行，再用商行名义开具无真实交易的发票。连续几个月采购同样的打印机硒鼓十几个，签字笔胶棒数百个，连公证处的工作人员都感叹，真买这么多，得用到哪年哪月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明眼人—看就懂的拙劣手法，田某却自以为能瞒天过海，其利令智昏到了令人费解的地步。
总之，人性本质不在善与恶，而在于趋利避害的过程性和外界影响的社会性。人是在一定时空内活动并适应环境的有机生命体，在人生每一个节点，同时秉有向善本能与趋利天性。人作出道德选择后，会根据付出的成本大小适时调整策略。如果道德成本不高，大多数人愿意恪守道德本心，珍惜名节；如果道德成本很高，而不道德的收益更高，就会形成剧烈对比，道德防线失守。从政从业时应注重对内在良知给予教化与提升，而不应对人的欲望给予迁就与纵容。
“不想腐”在人性层面可以实现。“不想腐”不是把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清教徒，不是把社会变成严刑峻法的刀剑绳墨王国，而是基于人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实现天性，引导人回归理性和道德，拒绝腐败，维持社会的动态平衡与发展。一方面，从善恶争议回到人心，把真善美视为本心的澄明，而将假恶丑视为本心的屏蔽，即如王阳明所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使得腐败是本心迷失和自我异化成为共识。另一方面，趋利避害，教化引导。趋利避害无关善恶，“不想腐”是倡导正道，为正当趋利创造条件，使人依靠才智和努力创造财富。只要有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制约机制，“不想腐”可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廉洁由外在约束成为内在心性，从“免而无耻”达到“有耻且格”。
有人认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敢腐、不能腐是可能的，但“不想腐”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很难实现。其实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不能简单看待权力与腐败的关系。权力不等于腐败原因的全部，腐败也不等于政治问题的全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但权力不是绝对导致腐败。有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的人，即使在外部监督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也能慎独慎微、清廉自守，古今中外不乏先例。从“三不腐”机制的关系来看，既有逐步形成的历时顺序，也有相互促进的共时关联。不敢腐、不能腐为“不想腐”创造条件氛围，看到太多“不敢”的教训和“不能”的现实，腐败会被认为是“有收益但也有风险”，风险概率大于腐败收益，一旦形成社会共识，个人就会减少“想”的念头，条件反射就会成为认知习惯。从畏惧到认同，是存在这样一条现实路径的。
实现绝对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只是大同社会的理想。每一个历史阶段追求的“不想腐”，是廉洁观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腐败冲动降到最小值，并同社会发展处于一种均衡状态。赤贫的国家，谈论“想不想腐”没有意义；而清廉的国家，在遭遇经济危机时则会出现道德滑坡。社会财富高度膨胀的转型时期，既会加大腐败风险，也会丰富维系清廉的资源，为“不想腐”提供物质基础。提出“不想腐”，是建立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增加基础上的，公职人员有了正确对待手中权力的底气和勇气，可以摆脱温饱状态下的人身依附和社会从众心理，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意识，珍视自己的职业道德、荣誉，实现个人与社会同步发展。
人类历史中变化是常态，停滞不动的历史就会终结，廉洁也就失去了意义。“道也，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廉洁自守本身，也不是一阵子，而需要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即使是在基本实现“不想腐”的北欧国家，也会发生芬兰银行行长因为公务招待多点一道鹅肝而引咎辞职、瑞典副首相因误用公务卡购买巧克力而被迫辞职的事。“不想腐”绝不意味着放松不能腐、不敢腐，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要保持坚强政治定力，踩着不变的步伐，把握节奏和力度，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审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一步步将之引向深入。
我们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霹雳手段”+“菩萨心肠”，喻教化于惩治之中。“把纪律挺在前面”“监督是第一职责”，找到了连通“三不腐”机制的有效路径。这既是对中华民族崇清尚廉精神的继承与弘扬，也是对传统文化中乡规民约群体示范效应的重新应用。以啄木鸟精神严格执纪，让纪律成为不可触碰的底线，给笼子通上高压电，采用警示谈话、纪律诫勉等纪律手段，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实现党内政治生活常态化，让广大干部群众习惯在有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下工作生活，让“不想腐”成为不言而喻的“集体无意识”。党风政风、社风民风都是可以改造的，“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通过传递导向、引导风气，可以海晏河清。
有人说，“上行则下效，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从表面上看，“老虎”越打越多，数额越来越大，似乎打不光打不净。但其实，对于同一行为的不同解读，基于不同的身份、立场和角度。对于腐败的案件数目和案情存在不同解读，可以说是反腐败斗争成效显著，也可以解读为腐败存量太大。党中央反复强调，在反腐败问题上要一刻不停，保持“政治定力”，除了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之外，还要透彻分析“树木”与“森林”的关系，看到我们党员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烂树”只是少数，“病树”也大多可治，不能因为个别“烂树”就对整片“森林”丧失信心，而应坚定必胜信念，久久为功，治“病树”、拔“烂树”、护“森林”。
反腐败的根本目的，除了减存量和遏增量，更要重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建好了，良币就能驱逐劣币。从媒体角度看，消极的东西往往比积极的东西更能吸引关注，但并不能简单从曝光数字揣测腐败概率。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观感和体验来讲，腐败的危险率和清廉的认同率是在同步上升的，腐败的潜藏时间和曝光度也有明显变化。无论是查处腐败还是纠正“四风”，都强调把握时间节点，越往后执纪越严，重点打击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和顶风违纪的行为。这既是重点和政策，也体现了减少腐败潜藏时间、提高查处概率和效率的政策导向。“零容忍”是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纪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职位多高、资历多老，不管逃到天涯海角，都要坚决有力惩处。
目前的反腐败工作，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示范作用，让本心趋向于善，为“不想腐”提供必要的权力、压力、动力。从效果来看，社会各个层面正在从“选择性反腐”的猜测过渡到对“零容忍反腐”的认同，从“越打越多、越打越大”的无奈过渡到“越多越打、越大越打”的决心，从“于己无关”的看客心态到“反求诸己”的退恭自省，反腐败问题上没有孤岛，没有人可以成为漠然处之的看客。一些曾经徘徊在灰色地带的官员审时度势，正在努力摆脱腐败的困扰，以“形势”为由拒绝曾习以为常的诱惑与纠缠，寻求内心的安宁，权力不再成为乐趣而成为义务。孔子最担心的是“闻过而不徙”，正转变为“过而能改”的冲动。这难道不是“不想腐”的端倪？
物有不齐，人有分殊，其中包含着个人努力、机遇条件等主客观因素，但官阶流品绝不等于道德高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人人可以为尧舜，只要以尧舜治天下的诚意对待自己的事业，就能在道德问题上问心无愧。在日益强调多元、民主的现代社会，职位高低只是岗位和劳动分工不同，那种将官阶高低作为评价人物标准的思维已然落伍。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基于良知和兴趣的行为。这正是未来中国形成职业伦理和道德操守的希望所在。
今天中国从事的反腐败事业，是放诸任何朝代、任何国家、任何制度都理直气壮的事情。一个国家的价值不能建立在对腐败的纵容之上，一个不廉洁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无法立足，一个不廉洁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暗淡无光。未来的中国，“不想腐”必将成为根植内心的绝对道德律，通过我们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对腐败问题的正确解答和最终解决，最终树立中华政治文明在世界政治文明长河中的历史地位，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新篇章。
文章来源：方正出版社《给年轻干部的21封信》
作者：胡淼森
内容来源 | 纪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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