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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王绵之:中医方剂学科奠基人


首届国医大师王绵之深耕中医学术临床60余年。他精研医术、赤胆忠心,呕心沥血创建中医方剂学科。今年是王绵之诞辰100周年,《中国中医药报》整版进行报道,回忆大师的治学思想和生平事迹。



传承不止,济世不竭


王绵之出身于中医世家,他自幼酷爱中医,立志继承家学。抗日战争期间,王绵之被迫辍学,便开始了《汤头歌诀》《药性赋》《医学心悟》等中医入门书籍的自学。1938年初,王绵之正式跟随其父受业学习。



勤学苦读成器  创建方剂学科


王绵之父亲王蕴宽早就是驰名乡里的一名中医,同时他也结交了一些西医有识之士,积极学习西方医学知识,这种“不排外、不自大、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王绵之有着很深的影响。父亲教子甚严,几近于苛。在熟练阅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后,王绵之随其父侍诊、襄诊、试诊,口传心授、点滴积累的传统教学方法使王绵之学到了书本上难以看到的“活”知识。


遵照父亲“不知药不可为医”的教导,他不仅仔细研读中药古籍,还在实践上下功夫,认药、采药、尝药。因此,王绵之对于古老的制药工艺也十分熟悉,这段经历也对他日后能随心运用药物有很大的帮助。


1942年,王绵之正式悬壶在家乡应诊,因屡起沉疴,名声日隆。1955年,王绵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成为学校创立后第一批被录取的学生。由于成绩优异,王绵之毕业后便留校任教,并着手筹建方剂学教研组,任教研组组长和学校门诊部主任。他一边讲课,一边开始编写《中药方剂学讲义》《中医学概论》,并正式创建方剂学科。1957年,王绵之奉命调至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开启了人生新篇章。


倾囊相授育人  临床圆融用药


从事中医教学工作后,王绵之深知“欲施人一升,必先有一石”之理,更是博览群书,广采百家之长,融会贯通。尤其在治疗疑难病症时,对理论的运用灵活圆通,已臻化境。


有感于多年来对方剂学的研究,王绵之认为学习中医,古方是基础,也是精髓,要透彻领悟古方的配伍法则、君臣佐使、精确的用量比例,乃至特殊的煎煮方法和服用方法,还要搞清方剂的出处,并循着这条线索,深究原著和有关方论,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不同时期医家的用药风格和原方主治证的本意。


王绵之常常教导后辈:“经方固然要学,但要学的更多是精神,人不可能按照书上描述的症状得病,因此,只有学到‘变’的方法才能应‘万变’。”


王绵之时刻强调:“欲用古方,必先审病者所患之病,悉与古方前所陈列之证皆合,更检方中所用之药,无一不与所现之证相事,然后施用。否则须加减,无可加减,则另择一方。断不可道听途说,闻某方可以治某病,不论其因之异同,证之出入,而冒昧施治,虽所用悉本于古方,而害益大矣。”他常提醒学生“三因制宜”贯穿治疗始终,对药物间的细微差别要了然于心。


在谈到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的运用时,他提示学生,如果患者脾胃素虚,或是后天不足,尤其是大便多溏稀者,出现肺热咳嗽时,虽适用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但方中的石膏就需要减量,为了避免清泄肺热的力量不足,则可以酌加桑白皮。若用该方来治疗麻疹,就要把麻黄的量减少以后,除了用桔梗以外,还可以加入一些辛温解表发汗而不燥的药,例如荆芥、防风,或者少用一点苏叶,因为苏叶入血分,所以不能多用,这样对麻疹患者有好处。王绵之用生脉散治疗气阴两亏之病毒性心肌炎,用养阴清肺汤治疗咽喉炎、扁桃体炎、鼻咽癌,用补中益气汤治疗气虚性的低血压及气虚性脑供血不足,这些都为古方新用,另辟蹊径。


王绵之强调,切不可将中、西医病名绝对等同来看,一定要坚守“辨证论治”。升麻葛根汤用于麻疹初起未发,或发而不透,身热头痛。但王绵之根据临床观察认为,原方在药物配伍上,升麻配伍甘葛在药性上容易升发太过,而且“越是麻疹不得外透,里面的热郁越高”,这时需要佐加一些清热、辛凉的药,必要时加一些清淡而不滋腻的甘寒生津药,如芦根、竹叶,甚至少量的石膏。一首升麻葛根汤,仅四味药物,看似简单,但在王绵之的讲解过程中,却引申出了大量的临床内容。


呕心沥血做事  勤研医道为民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医院校教育制度逐渐形成。王绵之作为中医方剂学科的创建人,更是以忘我的工作精神、严谨的治学作风,全身心地投入到建校初期的各项工作之中去。从制定教学方案、教学计划,到字斟句酌地编写教学大纲和《方剂学》教科书,多少个日日夜夜,王绵之焚膏继晷,埋首伏案,为我国的中医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无私奉献。

晚年时期,王绵之将中医药运用于航天事业,精心研制“太空养心丸”处方,无偿与中国航天员训练中心合作并取得成功,为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王绵之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对临床教学中的问题,常琢磨切磋,多方求证,也正是有这样深耕的精神和深厚的学养,王绵之才能在临床上屡起沉疴,活人无数。他常谓:治病要胆大心细,胆大就是要敢于治疗急难重症,要敢于承担责任,以治病救人、维护健康为己任。胆大非鲁莽之意,要始终把患者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不要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而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病为本、医为标,有了这样的标尺时刻在心中,辨证则不会草率,用药则精当周全,所谓智愈圆而行愈方。


王绵之常以古人的训诫勉励自己和学生:“医者,意也,唯师之精者得之。”“意”,不是任意胡为,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医道经过深思熟虑的人,才能有所获得,有所创新,才能真正达到中医所主张的圆机活法。


今正值王绵之百年诞辰之际,先生的辉煌让学生在景仰之余,惟有努力学习,不断传承,才能不负前辈。

(王绵之弟子:王坦)



老师教我始终在“悟”字上下功夫


我能成为王绵之老师的学生真的是一种缘分。1992年准备考博士的我从山东济南来到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了解博士招生信息,正在我一筹莫展不知报考哪位导师的时候,正巧碰到了王老师的博士生,也是我的山东老乡王璞师姐,她向我热情地推荐了王老师,在师姐的鼓励下,我坚定了报考王老师博士的决心。


经过努力备考,我获得复试的机会,怀着激动的心情再次来到北中医。考场的气氛虽然紧张,但我非常珍惜这次与王老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认真地思考和回答他提出的每个题目。其中有一个至今仍记忆犹新,是让我解释《伤寒论》中少阴病提纲证中“但欲寐”的含义。我当时想,我考的是方剂学博士,为何要提问我中医经典知识呢?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老师在考察学生的中医基础是否扎实,这一点也是我在日后跟师和长期学习过程中慢慢体会到的,只有深厚的理论积淀,才能做好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创新。


1993年9月,我如愿成为王老师的博士生,开始认真学习研究方剂学,并有幸侍诊左右,聆听老师的教诲,老师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话语,至今犹在耳旁回响。老师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精湛的诊疗技术让每一位聆听他讲课的师生都叹为观止。我和同届的学生还系统学习了老师给全国中医院校方剂学教师进修班的授课录音,老师将其积累了多年的方剂学理论和临床经验紧密结合,在传统的方剂教学基础上加入了很多自己的临床经验和遣方用药体会,每一首方剂都深入浅出的分析了其配伍机制及相关临床运用,读罢令人耳目一新。


多年来,我反复研读《王绵之方剂学讲稿》,使我在方剂学的教学中大受裨益。我从心底佩服老师的学识与人格魅力,老师在讲课时总结从事中医工作60年来经验时常说的一句话是“钻进去,跳出来,不断临证,始终在‘悟’字上下功夫”,成为我三十年来学习和研究中医的座右铭,激励我不断努力,不断进取。


读博士3年期间,我最喜欢的还是跟随老师去出诊。老师在详审病机的基础上立法遣药组方,往往药味少、药量小,却效如桴鼓。当时我记录了7本跟师笔记,这也是我保存至今最为宝贵的临床知识财富,在此基础上我还不断整理学习老师的诊疗经验以提高自己的临床水平。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师治疗一位血小板减少的女性患者,老师给我们讲,这个病人除了补脾胃气血之外,还要在此基础上补肾精,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气虚,生化乏源,故血小板减少。老师辨证准确,用药精当,看似平淡,但补而不腻,愈病于无形之间。


作为一位杰出的中医教育家,老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方剂学教学、科研和临床的中坚人才。2005年,老师又投入到中医药为航空航天事业服务的研究中去,由王老组方的中药“太空养心丸”可以有效帮助航天员强身健体、克服太空环境造成的身体不适,为我国航天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


老师一生精勤不倦,医德高尚,始终坚持躬耕临床,造福广大患者,对待患者不分贫富贵贱、职位高低,治愈了大量的疑难病症。每当我们去看望老师,他说得最多的还是如何治好病人,如何传承中医和发扬光大中医,充分体现了一个名老中医对中医药事业的拳拳之心和高度责任感。


入门三十载,弹指一挥间,每每回忆起老师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千言万语亦无法抒发我对老师的思念与感激之情。老师,您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学生永远怀念您!


(王绵之弟子:王蕾)




以大师精神为“灯塔”照亮前路


1993年我有幸读王绵之老师的博士研究生。从入学第一天开始,得到老师信任,我跟随老师临证抄方,每周数次门诊。也许老师认为我写字还算规范,所以,能抄方对我来说是一件荣誉的事。我非常珍惜每次跟师学习的机会,每次老师门诊,我必去,即使过春节,也从不间断。三年下来,累计抄方过万张。每次门诊后,我将这些红色复写纸底方装订成册,按照时间顺序放好,以便时时翻阅,至今保存完好,处方中常常有老师亲笔书写的处方。这些珍贵的处方资料,已经成为老师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部分收录在《王绵之临床医案存真》一书中,值得青年中医学者认真学习。


今年是老师诞辰100周年,也是我进入王氏医门跟师学习第30年,虽然老师离开我们已经14年,但是老师的学术思想,他的眼神举止,无不深深地刻入我们的脑海中,时刻指导我们临诊实践。


奉献自己,服务患者


老师教导我们,“做医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么吃不饱饭,要么吃不好饭。”意思是你看病不好,得不到病人认可,无人找你看病,门诊寥寥,门可罗雀,是谓吃不饱饭;你看病好,赢得病人信任,日接诊数十上百,门庭若市,你就没有时间正常吃饭。每逢老师出诊,门诊就拥挤,至少看诊50多人,基本没有过正常下班,哪能正常吃饭?


老师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利用周末时间在家中为患者免费看病,这一看就是30年。记得我们读博士时,老师已逾70岁,仍坚持周末义务看诊。每到周末,门前人来人往,既有百姓也有各级官员,病人多时,弄得家人无处安身。有一次周末有事去老师家,师母就被挤在卧室的小角落里,但她说道:“谁让咱们是医生呢?”“只要患者得到治疗,他们信任是最大的褒奖,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


老师常教导我们,医生要多做利于患者的事,面对一个发热病人就一味想退热,发汗太过或者清热寒凉药过度使用,就会造成病人伤气伤津甚至伤阳,就会损伤脾胃,成人就会病后体质下降,需要较长时间的调养恢复,而儿童可能严重影响其生长发育,造成一辈子的影响。所以,医生治病一定要真正有利于患者,为患者做全面考虑,不能图一时之快。


上世纪50年代老师向国家捐献祖传秘方“王氏保赤丸”,亲自教授加工工艺,晚年积极参与我国航天员的身体保健和太空养心丸的研制,这种勇于担当、奉献国家和人民的精神贯彻始终。


众生平等,不分贵贱


老师的患者中不乏有钱有地位的人,但老师的日常门诊或者周末的义诊,只有先来后到,没有贵贱高低,用药也基本一致。对经济能力差的患者,老师会尽量选用价格便宜的药物,保证他们的疾病得到有效的治疗。


老师看诊时,一手拿烟,一手拿笔,边写边问病情,还常常问患者从哪儿来,了解地方地域、饮食习惯对病情的影响。老师不仅是一位大医,其对社会的洞察、理解也过于常人,博闻强识,强调病人首先是人,治病的落脚点在病之人,而不是人之病,人既是生物人、也是社会人,老师治病过程中有时聊家常,正是医生治病审证求因的重要环节。安徽一小女孩,腹水数月得不到正确治疗,花了不少冤枉钱,家人找到老师后,老师给予免费诊治,三个多月后,患儿面色渐渐红润,精力增加,腹水消失,患儿家长感激之情难于言表。


终身学习,重点在悟


跟师学习时,老师没有要求我们如何刻苦读书,而强调读书要活,“读书要进得去,还要出得来,要始终在“悟”字上下功夫”。他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医学著作要通过实践去参考验证。他没有明确给我们推荐历代名著要读哪些,但从其《方剂学讲稿》看出,其对张仲景、李东垣、钱乙、叶天士、王宫绣、吴鞠通等医家推重有加。有一次出完门诊,送老师回家,路遇毕业生摆地摊卖书,老师买了本《金匮要略心典》,后来我读此书,很有心得。


老师讲方剂,不光是方剂的组成功效,而是把该方治疗的证、每个症状逐一分析清楚,把方中的每味药讲得明明白白,把枯燥的方剂知识讲得有血有肉、富有趣味,他的课不仅是书本知识和历代中医智慧的融合,更是老师继承家学,勇于实践和创新的体现。凡是听过老师课的人,无不被老师精彩的内容所打动,尊重老师是一位理论联系临床的真正大家。


药效为先,擅用经方


老师曾说:“医生一定要时刻意识到,自己的一只脚在法院门里,另一只脚在法院门外。”医生一定要有法律意识。


从老师留下的处方真迹看出,老师上世纪70年代在京郊煤矿带教时处方用8~9味药,90年代一般处方12味,不超过14味,这是因时代变化而变化,药物用量虽有增加,但也有限。一味强调通过增加剂量而追求疗效的做法是片面的。后世方剂理论的发展就是弥补其不足,那就是通过方剂的相互配伍增加主要药物疗效,通过反佐等可以减少药物毒副作用。


目前临床上一味强调要加大剂量才有效,这种倾向存在片面和隐患。当年老师认为,经方学习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其配伍的特点。中医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后世中医理论和药物的发展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完善中医的重要部分,这些内容也应该学习继承。


我们要继承老师的学术思想,既要精研老师学术思想与遣药组方特点,更要把老师全心全意为患者着想的精神发扬光大,用好手中的笔,努力开出病人满意的处方,成为患者认可的中医师。


(王绵之弟子:樊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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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宣传部出品

来源 | 中国中医药报

排版 | 聂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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