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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黄连与武汉病毒研究所

彭瑞萍 千千法言 2020-02-07

01


武汉病毒研究所,全称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2018年1月,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下简称“武汉P4实验室”)正式投入运行。根据传染病原的传染性和危害性,国际上将生物安全实验室分为P1、P2、P3和P4四个生物安全等级。P4实验室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建造的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专用于烈性传染病研究与利用。


其是我国首个投入正式运行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所以又称武汉P4病毒研究所。

 

该实验室是中国乃至亚洲防护水平级别最高的实验室。

 

牛逼得不能再牛逼了。

 

其因此也被外界称之为病毒研究的“航母”。

 

2019年年底,武汉疫情的消息刚出来时,有关专家与人士出来安慰大家说,这个事情不用恐慌,武汉在这方面的技术实力是全国最强的,没有之一,因为武汉拥有全国唯一一个P4级病毒实验室,如果武汉都搞不定,没人能搞得定。

 

结果,残酷的事实就是,武汉真的搞不定。

 

因为搞不定,80多岁的钟南山不得亲自出征武汉


1月18日晚,钟南山院士乘坐高铁冲往武汉防疫第一线。19日一早,他前往医院观察相关患者。1月20日,通过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新闻发布会、媒体直播连线等,然后钟南山毫不隐瞒地告诉公众:可以人传人,存在医务人员感染的风险。

 

此后,武汉通报了十五个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消息。

 

02

 

疫情发生后,被公众寄予厚望的病毒研究“航母”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没有做出令世人瞩目的事情,比如发现可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

 

而且公众一直接收到的信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用于预防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

 

直到1月31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称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上海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联合研究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此消息一出来,双黄连一夜爆红,不少人连夜赶去药店排队购买,网店及药店的双黄连口服液很快被抢购一空。

 

那些专家太不负责任了,他们连临床实验都没做,就敢对外宣称有效,

 

这事引起了人神共愤,公众的怒气可以把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房顶掀翻。

 

随着双黄连的一夜爆红,跟着一起爆红的还有武汉病毒研究所长王延轶。

 

公开资料显示,王延轶生于1981年,她200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后留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获硕士学位。当年她来到武汉大学,6年间任武大生命科学学院讲师、副教授,期间获博士学位。

 

2012年3月,王延轶调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先后任分子免疫学学科组长,病毒病理研究中心副主任,2014年12月任所长助理,一年后升任武汉病毒所副所长。2018年10月出任武汉病毒所所长。

 

从一个连行政级别都没有的一个基层研究公职人员,一路干到正厅级(与地级市市长平级),王延轶仅仅用了六年。

 

如果论科研成果与能力,同所的石正丽可比她牛逼多了。2013年,石正丽及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介绍了她追踪SARS病毒源头的历程。经过十年追踪调查,在云南一个蝙蝠栖息洞中,在这个蝙蝠种群中,检测到了组装SARS病毒所需要的所有基因。

 

更耐人寻味的是,王延轶刚考上大学那会,石正丽就是法国蒙彼利埃第二大学病毒学博士了。20年过去了,成为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的她,还在做武汉病毒所研究员。

 

2018年12月,王所长在升迁为武汉病毒所所长后,又被录用为武汉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会委员。此时,舒红兵为全国政协常委(副部级)。

 

王延轶的升迁速度比一般科研人员快出一百倍,这令人不得不怀疑

 

于是,不少人怀疑是她的丈夫舒红兵的功劳。

 

百度了一下,舒红兵的头衔可不少,而且都是不少人几辈子都无法到达的高度。


百度显示:舒红兵,男,汉族,1967年1月出生,舒红兵主要从事免疫相关的细胞信号转导研究,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武汉大学教授、副校长、医学研究院院长。

 

2018年12月,王延轶在升迁为武汉病毒所所长后,又被录用为武汉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会委员。此时,舒红兵为全国政协常委(副部级)。

 

至于王延轶的升迁是否与她丈夫舒红兵有关,现在只是猜测。

 

03

 

有一件事至今都让我纳闷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为啥要与上海药物所一起研究并联合发布那则骂声一片的消息。

 

上海药物所可是有劣迹可循的,该所除了17年前声称洁尔阴洗液可以防控非典的笑话外,2019年11月,该所与上海绿谷(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宣布,其研发的一款名为“九期一”(甘露特纳,代号GV-971)的新药,号称中国首例治疗老年痴呆药物,可以用于轻度至中度阿尔兹海默症。该消息宣布没多久后,该项目的核心研究人员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耿美玉(现为研究所学术所长)被质疑论文造假。


对此,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教授称,耿美玉的研究“不造假是不可能的”。

 

上海药物所更远的劣迹可以追溯到1997年。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与上海绿谷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一起炮制了“抗癌神药”中华灵芝宝。上海药物所的时任研究员的丁健为其进行科学背书,试图通过实验证明“灵芝宝”对多种培养人癌细胞生长存在实际作用。

 

“灵芝宝”后来更名为“双灵固本散”。该产品在国内销售200克一盒售价1590元,一般至少使用三个疗程,需要2.5万元左右,年销售额超过8亿。然而,该药品被列入国家级《违法药品广告公告》的次数高达800多次,创下国内药品违法广告之最。

 

同时,灵芝宝当时被多家媒体抨击,称其是骗局。



 

就是这么一家劣迹斑斑的研究所,又红又专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居然跟它一起肩并肩作战,太令人费解了。

 

04

 

如此重要的研究所的所长居然是一个之前名不见传的八零后,除了让人目瞪口呆以外,被人质疑也很正常。王所长的升迁之路不管是否是背后的裙带关系起作用,但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中,但被称为病毒研究“航母”却没起到“航母”的应有的作用是事实,让疫情刚发生时给予厚望的公众失望也是事实。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目前为止,大家所看到的,这家研究所起的最大的作用就是让双黄连一夜脱销,让那些生产与销售双黄连的厂家与店家至今还在梦里笑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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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顺便关注一下前几天的原创文章:蝙蝠说:吃我吧,我送你们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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