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十節 | 追憶 蔣公與白團
（本文節錄、改寫自 野島剛《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一書，行文用詞、立場等與書中或有不同。由於篇幅有限，本文有所側重，各位朋友欲了解詳情者，請閱讀此書。）
在中華民國的抗日衛國戰爭中，蔣公領導國軍與日曾廝殺了八年之久，為什麼這些日本人甘冒諸多風險，渡海協助蔣公？是什麼樣的理由，讓他們非做出這樣的抉擇不可？而蔣公又是為了什麼理由想要邀請日本人助陣，並將這樣的念頭轉化成實際的白團招聘？
蔣公的日本情結
在所有日本之外的政治人物中，再也找不到蔣公之外的第二人，終其一生都與日本有著極為深切的牽繫。蔣公與日本緣分之深厚，遠遠超出尋常程度。
蔣公年輕時接受過日本的軍事訓練，被日本的教育所吸引。當時許多中國的年輕人，都盼望著能夠前往日本學習。蔣公也是在日本認識了與他義結金蘭的陳其美，後來陳氏將蔣公引薦給國父，蔣公得以進入革命運動之中樞。並且，蔣公與宋美齡的婚約亦於日本定下。蔣公曾在日本與未來的岳母倪桂珍見面，並順利取得倪氏對婚事的首肯。
民國16年蔣公於有馬溫泉留影，現藏於台北中正紀念堂（野島剛 翻拍）
宋美齡之母倪桂珍因足疾，於民國16年赴日本進行溫泉療養，輾轉後暫住於有馬溫泉區的有馬旅館。該年10月3日，蔣公與宋子文一同前往有馬旅館拜見倪氏，將要送給宋美齡的結婚戒指與腕錶託給了她；倪氏結束療養之後，便將這份禮物交給了宋美齡。
蔣公從振武學校畢業後，於1910年12月5日被派到駐屯於現在新潟縣上越市高田的陸軍第十三師團野戰砲兵第十九連隊第二大隊第五中隊。蔣公自己對於這段高田的生活，曾記述道：「那完全就是士兵的生活，極端單調而且嚴肅。」「那一年的士兵生活與訓練，可以說確立了我這一生、持續至今的革命意志與精神的基礎，同時也培養了我無所畏懼、勇往直前的性格。」談到自己在高田的寒冬體驗時，蔣公說：「像那樣的大雪，即使在中國北方也是很少見到的。」「不管天氣有多寒冷，也不管雪有多大，我們都得在每天早上五點不到就起床，然後端著自己的臉盆到水井前面，用水井裡的冷水洗臉。」「比起談論若是要復興民族、報仇雪恨、該怎樣獲得武器之類的話題，我們最優先的事情，就是二話不說用冷水洗臉。如果連這點小事都無法勝過日本人的話，那其他就根本不用提了。」
日本陸上自衛隊高田駐地的鄉土紀念館一角展示著蔣公的資料。（野島剛 拍攝）
寒冬用冷水洗臉，正象徵著日本的道德觀與精神性，也是蔣公所理解的、最根本的「日本經驗」，即使稱日本為「倭寇」，並在抗戰中與日本死戰到底，蔣公並未失去對日本軍人在精神層面的尊敬。
在所有的日本人中，日本軍人無疑是中國最必須面對的群體。蔣公與日本軍人之間產生交集，並從而促成「白團」誕生，這樣的發展似乎可以算是「歷史的必然」。
蔣公一生敬奉並師法國父。國父當年對於不過是一介血氣方剛青年軍官的蔣公推心置腹，並將其拔擢為軍隊的領導者，在蔣公登上中國政治頂峰的過程中，國父可謂蔣公的最大恩人。而國父所提倡的主張，正是「中日互相提攜的大亞洲主義」。國父曾於民國13年在日本神戶發表了著名的「大亞洲主義」演說。從蔣公日記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國父的理念除了賦予聘用日本人（即組建「白團」）這件事在道義上的正統性之外，其實在蔣公的心中，早已形成了一種相當有力的思想基礎。
「白團」計畫之緣起
當日本軍民的遣返任務告一段落之後，曹士澂少將於民國38年4月，奉命前往日本赴任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第一處處長（第一處屬於駐外武官部門）。曹氏除了擔負檯面上的職務之外，還被賦予一項「地下任務」。
曹士澂
據《曹士澂檔案》中曹氏本人的記述：
我被派遣到日本的主要任務，……試著發現協助我國政府的良機。……我開始擬定集結日本正規軍人組成「國際反X聯盟軍」，對X產黨發動反攻的計畫，隨後並演變成在日本組織軍事顧問團，前往台灣助戰的計畫。
民國38年5月30日，曹士澂向蔣公發出一封重要電報，電報的內容除了針對國際形勢做出分析，同時提議籌組「東亞國際反X軍」，蔣公對曹氏的建議相當心動。
羅斯福去世之後，繼任的杜魯門政府對中華民國的政策開始重新檢討，並對是否有必要協防台灣多有質疑。就在這種內憂外患、深陷焦慮與絕望的情況下，蔣公於民國38年夏天兩度召回曹士澂與其認真討論，幾番折衝之後，蔣公對曹氏發出許可令。
一份由蔣公發布，名為<基於利用日本軍官之指示，所擬定之計畫綱領案> 的「一、綱領」部分寫道：
為中國陸軍之改善以及東亞反X聯合軍之組建，茲招募優秀之日本軍官，在教育、訓練，制度設計方面提供協助，並應情勢需要，命其參加反X作戰。
在這份「綱領案」的「二、組織」中，提出了如下計畫：由中方和日方共同組建幕僚團，日方派遣二十五人，國軍亦選出二十五人，日本軍人以國軍顧問的身份配屬其中。並於「三、經費」中詳細明列了日本軍人的薪俸。
岡村寧次的角色
岡村寧次
岡村寧次在民國21年（1932）成為上海派遣軍參謀副長，翌年改派為關東軍參謀副長。民國30年（1941），岡村以陸軍大將的身份被任命為日本華北派遣軍總司令，負責指揮中國戰場的重大作戰，歷經數次大規模戰役之後，民國33年（1944）升任「支那派遣軍」總司令。
民國34年（1945）8月10日，日本正式向聯合國表示接受<波茨坦宣言>，但直到8月15日早晨，日本天皇同意投降的講話內容才傳到岡村這裡。在日本天皇發表談話之前，蔣公在重慶發表了著名的「以德報怨」演說（內稱「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侮辱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參謀小笠原清把收聽到的蔣公演說抄成文字稿呈送給岡村寧次，岡村默讀這份稿子良久，並喃喃開口說道：「這是對日本的一大開導啊！」岡村對於蔣公的度量表現出強烈的感動。
千葉縣夷隅市的 <以德報怨之碑>（野島剛 拍攝）
石碑背後的說明寫道：「岬町是與蔣介石總統因緣甚深的土地。我等為報答蔣介石總統的恩情，特在此設立此以德報怨之碑。在緬懷蔣總統遺德之餘，我等亦在此立誓，日中將永保和平親善，直至後世不絕。」日期是「昭和六十年四月吉日」，立碑者為「蔣介石總統彰顯會」。（編按，昭和六十年即民國74年）
根據岡村8月16日的日記所述，他已經在此時提出了「技術和經驗（的協助）」這一構想。此後，將日本軍人的技術與經驗傳遞給國民政府的白團，其活動與岡村此時的想法可謂一脈相承。岡村寫道：
我一直在思考著，關於日華之間的關係，……若是要振興東亞，……對於沒落的日本而言，這時候能給予中國協助的，大概就只有技術與經驗了吧。……
日本投降之後，蔣公開始強烈關注岡村的動向，8月15日，蔣公向岡村發出了「六點投降原則」之指示。當時蔣公心中念茲在茲的，是與X產黨之間即將到來的最終決戰。因此，蔣公就已開始深思熟慮要透過吸收日軍的裝備、彈藥以及人才，以使將來的作戰立於不敗之地。
岡村與蔣公的第一次對談，在民國34年12月23日上午。這次對談十分簡短，不到15分鐘就結束了。岡村對蔣公留下的印象是「始終帶著笑顏，充滿了令人感動的溫柔敦厚」。岡村雖然帶著戰犯的身分，但他對於蔣公與國民黨的態度，則是一貫毫無保留的支持與協助，並向國軍提出了總結報告呈交給蔣公與何應欽將軍。
基於現實的政治考量，國民政府對岡村寧次做出了「無罪」的判決。而這一判決的幕後推手，就是曹士澂，當然，曹士澂是國府中知日派的代表，並受到蔣公的影響與支持。
當平安歸國的岡村寧次，為了拯救陷於困境的國軍，並且為了白團的成立，與小笠原清等人展開了相關工作。民國34年6月25日，岡村致信蔣公寫道：
……赤浪南下之勢甚速，情勢亦愈發嚴峻，然逢此危難之際，足以扭轉乾坤者，除閣下之外再無他人矣。故此，還請您務必珍重自身，繼續朝自我之信念勇往邁進。不才區區亦願抱病協助貴國駐日代表團諸君，以報閣下之恩義。……
與此同時，白團的重要推手，蔣公的「密使」曹士澂，也已經在岡村身邊展開行動。接獲蔣公的許可命令之後，日方立刻開始挑選適當人選。關於挑選的目標對象，蔣公定下了若干條件：
一、陸軍士官學校或陸軍大學畢業。
二、具備實戰經驗。
三、具備端正的人格。
四、具有堅強的反X意識。
根據澄田賚四郎（其中的「賚」原文作「貝來」）的說法，此項物色行動，是由岡村為中心的幾個人為首，「完全以地下潛伏的方式進行」。他們輾轉日本各地，以朋友住所之類的地方為祕密據點，或是召喚鎖定的陸海軍軍官前來，或是親自登門造訪，透過不斷密談，試著勸誘他們前往台灣。
白團正式組成
小笠原清
在岡村、澄田、十川（四郎）、小笠（原清）四人馬不停蹄物色之下，第一批白團成員於民國38年9月10日，在東京的高輪，與中華民國政府代表正式交換「盟約書」。雙方祕密集會，簽署這一變相的傭兵契約書。交換盟約書的儀式上出席的中方代表為駐日武官曹士澂，日方人員除了岡村寧次（保證人）、小笠原清、富田直亮（受聘者代表）之外，還有以下十一位：前陸軍大佐瀧 35 43269 35 15288 0 0 2857 0 0:00:15 0:00:05 0:00:10 2969三男、鈴木勇雄、守田正之、杉田敏三、藤本治毅、前陸軍中佐酒井忠雄、內藤進、前陸軍少佐伊井義正、河野太郎、前陸軍大尉荒武國光。不過，瀧山三男未留下赴台任職的記錄。
盟約書的開頭寫道：
盟約
一、赤魔逐日，席捲亞洲。尊崇和平與自由，深信〇〇攜手重要性的〇〇〇〇同志，值此之際，正式為亞東的反X聯合、共同保衛奮起，更加緊密結合，致力防共大業之秋。
故此，〇〇方面為求同憂相謀，並欣然攜手為打倒赤魔邁進，茲接受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招聘，以期奠定〇〇恒久合作之礎石。
二、承上，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在此欣然同意左側之契約，並保證應聘者家人的安全。
……
白團的「盟約書」（野島剛 拍攝）
盟約書各處的〇〇為隱字，是一種為了保證就算這份文書流出，也絕對沒有人能知立約者身分的保密機制。以上隱字可解讀為：最前面的〇〇為「中日」，接下來的〇〇〇〇為「中日兩國」，第二、三個〇〇均為「日本」，兩處連續的〇為「中華民國中央政府」。
盟約書還有一份「契約書」作為附件，其中詳細規定了雙方的職責與工作範圍，中華民國政府支付給白團成員必要的薪資、動身費（前金）、安家費，以及離任費（後謝）等，並承諾成員因事故等勤務以外的原因造成死亡或重傷時，應給予成員家人「相當程度的補償」等等。白團成員獲得的待遇在當時看來出奇優渥。
白團成員在契約書上的簽名局部（野島剛 拍攝）
為了避免白團成員的日本人身分在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之後的台灣引發爭議，中華民國政府為他們所有人準備了中文姓名的護照和身分證。大多數的白團成員，他們的中文姓名都和本名有一到兩個字重複，不過也有些人的中文名字，與原姓名毫無關係。富田直亮的中文名為「白鴻亮」，他是在台日本軍人的領袖，「白團」這一名稱也因此而來。富田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十二期畢業生，在同期同學之間，因其通曉軍略而被譽為「天才」。陸士畢業之後，曾留學美國並擔任駐美武官，後來被派遣到中國戰場，擔任部署在廣東方面的第二十三軍參謀長，直到日本投降。之所以將富田任命為白團團長，其中之一的原因，是他通曉華南情勢。
福田在民國38年11月，與荒武國光（中文名「林光」）兩人以先遣隊的身分離開日本，由香港轉赴台灣。蔣公在當年11月3日的日記中寫下了「十點與富田直亮等會面，向其指示任務並慰勉之。」這是白團領導人與蔣公首次見面的證明，蔣公接見富田一行人的地點是在台北陽明山的辦公室。
富田與荒武於11月15日由台北松山機場飛往重慶參與國軍的抗敵作戰。一路輾轉，在柳州停留一宿之後，翌日便趕赴重慶，甫一著陸重慶機場，就搭上總統府派來的專車至重慶郊外與蔣公會面。會面時，蔣公「露出充滿溫和與慈愛的表情，不停地輕聲說著『好、好』」，還一直同兩人輪番握手，慰勉他們的辛勞。蔣公於民國38年11月18日的日記中記載：「與白鴻亮會面。其對西部戰線之敵情及地形判斷甚為正確。」富田一行與南川前線部隊的接觸中，荒武清楚感覺到「軍隊士氣明顯低落」，且「指揮官的意志也頗為脆弱」，因此他對往後的作戰抱持強烈疑慮，為國軍的前途感到悲觀。但富田與荒武仍然恪盡指導作戰之責，不眠不休地將作戰構想寫成書面報告呈交給蔣公。荒武在其留下的備忘錄中寫道：「對於鄰國的日本人居然無視生死參加這場戰役，（國軍軍人）不禁為這份濃郁的友情所深深感動，而對於我們來說，也具有重大的意義。」這次的重慶體驗，對往後白團計畫的推進，產生了相當正面的影響。
隨著戰況惡化，11月27日，蔣公召喚富田與荒武前來，向他們下達了飛赴台灣的指示。當時，蔣公顯得相當憔悴，兩人亦可清晰感受到蔣公心力交瘁。「來重慶這段時間，真是辛苦你們了。」「非常抱歉，沒能幫上您的忙。」蔣公與富田如此對話。隨後，富田與荒武親眼目睹了國軍失去大陸。
當初組建白團的目的，是希望在國共戰爭中成為國軍的「救世主」，因為時機太遲而喪失了可能性。於是，白團存在的理由，也從在大陸與敵軍戰鬥，搖身一變為保衛台灣與反攻大陸的有力後援。
白團的台灣歲月
民國38年5月8日，根本博與陸士二十四期的吉川源三等八人，自東京車站前往九州，從宮崎搭乘小型漁船潛渡到台灣。根本於是年8月，成為湯恩伯將軍的私人顧問，而此時的中華民國政府與國軍，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為了保住反攻大陸的橋頭堡，蔣公絕對不能失去最接近廈門的金門島。
10月25日深夜，敵軍對金門島古寧頭海岸實施登陸作戰。據說，國軍接受根本博的建言，改變了在灘頭阻擊敵軍的計畫，改為放敵登陸再殲滅的方針。（編按，對於根本博在此戰中所起的作用尚存爭議。）結果，敵軍陷入一片大混亂，登陸用的舢板幾乎全被燒光，約六千人被俘，此次戰役最後以國軍大勝作結。對於陷入困境的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而言，猶如久旱逢甘霖，意義重大，對於民心士氣之鼓舞效果尤為巨大。對於敵方而言，被迫重新調整進攻台灣的計畫，給國民黨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包括蔣公在內，有留日經驗的國軍軍官們，對於日本在軍事制度、軍人資質，以及軍事教育等方面的優點都有清楚的理解。因此，白團在台灣，不只為了重建國軍而展開大規模系統的軍事教育，也負責擬定反攻大陸的作戰計畫、建立模範精銳部隊；在此同時，他們也將日本戰前的總動員體制移植到了台灣。雖然他們最後沒能幫助蔣公實現反攻大陸的夢想，但毫無疑問地，在守住台灣不被侵犯這方面，他們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富田直亮等人的授勳典禮，右起：糸賀公一（賀公吉）、岩坪博秀（江秀坪）、蔣緯國、富田直亮、大橋策郎（喬本）、立山一男（楚立三）。（大橋一德 提供）
白團在台灣近二十年的歷史，大體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I 期、革命實踐研究院圓山軍官訓練團時代，民國39年~41年；
II 期、實踐學社時代，民國41年~52年；
III 期、實踐小組時代，民國52年~54年；
IV 期、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時代，民國54年~57年。
第 I 期的圓山軍官訓練團時代，既是白團的草創期，也是其最盛期。「革命實踐研究院」是蔣公鑑於在大陸「革命的失敗」，為了對國民黨幹部實施再教育，於民國38年在陽明山設立的機關，院長由蔣公親自擔任；舉凡政府公務員及黨的中堅幹部，都有在此接受一個月訓練的義務。由白團所主持推動的軍人再教育，一開始正是以革命實踐研究院軍事部門的面貌出現。
儘管後來為了躲避美軍警戒的眼光，白團潛入地下成為「隱形組織」，但在此時，革命實踐研究院麾下的圓山軍官訓練團，確實是屬於公開性質的組織。最初，此一軍人再教育組織被命名為「訓練班」，不過很快便更名為「訓練團」，團長亦由蔣公親自擔任。蔣公任命其相當信賴的彭孟緝將軍擔任訓練團的教育長，王化興將軍擔任副教育長。
「對尉官以上的所有軍官實施再教育」，軍官訓練團之所以揭櫫此一徹底之目標，其原因正是蔣公認定「在中國大陸的失敗乃是肇因於軍人的軍事能力和紀律不足」，並對此痛下決心反省之故。
圓山軍官訓練團的課程分為「普通班」和「高級班」兩類，普通班是以少校、上尉、中尉等基層軍官為教育對象，授課內容從最基礎的步兵操典教練開始，一直到師級戰術的培訓，基本上呈現出一種類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形象。
普通班施教期為每期35天，扣除週日正好30天。每天上午從早上8點至12點授課，中午休息兩小時，午後2點到4點繼續上課，每天學習6個小時。
軍官訓練團普通班第一期於民國39年5月22日開講，共有156名學員參加。其後直至民國41年1月24日畢業的第十期生為止，由於課程大受好評，因此每期人數不斷增加，第十期受訓人數達到729人。
而高級班的授課對象則是上校以上的階級，其中甚至不乏師長以及軍司令官等級的將領，因此教育內容自然也與普通班有極大差異。高級班主要是學習師至軍團等級的戰術，大體相當於日本陸軍大學的程度。除了戰術之外，高級班課程也包括沙盤推演、戰史教育、後勤教育等等。其施教期較普通班略長，每期大約要三個月以上。
高級班一共舉辦過三期，第一、二、三期參加者分別為105人、258人、277人。不限於陸軍，空軍和海軍軍官也參與了培訓。事實上，當時在台灣的師長和軍司令官，大都參加過這項培訓。
據統計，在兩年的軍官訓練團時代裡，包括普通、高級兩班，前後受訓的軍官數量高達4696人。對於軍官訓練團開辦不過短短兩年便產生如此巨大的效果，蔣公大感驚訝，於是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希望能再增加白團教官。民國40年，日籍教官的人數達到白團二十年歷史的最高峰，此時白團成員總共有76人。
大體來說，參加普通班與高級班的學員，都必須暫離原本的任務，搬到宿舍裡住，接受密集的進修與訓練。除此之外，也有一邊維持現職一邊受訓的班級，就是「人事訓練班」與「聯勤後勤班」。
所謂「人事訓練班」，是蔣公鑑於國軍內部出身軍閥的軍官，長久以來總是橫行無忌、恣意妄為地做出地域色彩強烈的人事安排，因此他在重建軍隊之際，便著眼於人事制度的大改革，設立這樣的訓練課程。人事訓練班的實施期間是民國40年的5月和6月，共兩回，授課時間各一個月，參與人數大約各五百人。負責這項課程的核心人物是中島純雄少佐（中文名為「秦純雄」）。
「聯勤後勤班」的實施時間為民國40年8月下旬字12月底，每週上課一到兩次，每次上課由下午3點到5點共兩小時，主要講授內容是軍隊的後方任務，也就是所謂的後勤 (logistics)。這也是鑑於國軍普遍輕忽後勤的意識形態而特地開設的課程；參與本課程的總人數大約有兩百人，據說其中也有上將階級的將領共襄盛舉。負責此項課程的主要人物是山藤吉郎中佐（中文名為「馮運利」）以及岩坪博秀。
國軍內部之所以給予白團教育極高的評價，其理由之一，似乎是與他們的評分標準既公正有值得信賴有關。國軍內部充斥著錯綜複雜的人脈關係，身處這種派系藩籬之外的日本教官，其評分標準相當公平，就連蔣公本人，也把白團教官所打的分數當成衡量是否擢升某位軍官的重要參考基準；當這件事情廣為流傳之後，申請參加受訓授課的人便急遽增加了。
民國41年之後，隨著情勢演變，在美國的壓力之下，白團不得不朝逐漸削減的方向發展。同時，白團教官的頭銜，也從「軍事顧問」變成了「外籍教官」。而他們實際上的任務與軍官訓練團時代並無不同，仍然由他們主導軍事教育。「實踐學社」存在的十年間，由白團所建構起來的一套長期且穩定的軍事教育規畫，可謂其真正價值所在。
以實踐學社為主體展開的「黨政軍聯合作戰研究班」（聯戰班）自民國42年7月至民國52年12月，一共開辦12期，每期時間為8個月，總計有707人在此受教。授課內容與軍官訓練團一樣，學員從中校、上校到少將都有。蔣緯國是聯戰班的第一期學員，後接替彭孟緝被派任為白團監護者。郝柏村等一批前途看好的年輕軍人，也都被送入聯戰班受訓。
聯戰班之外另一相當值得注目的軍官訓練組織，即「科學軍官儲訓班」（科訓班）。其設置理由，據糸賀公一在 <「白團」物語> 中所述，是「蔣總統考量到國軍歷經長期戰亂，在科學方面的基礎教育相當不足，非得加強不可，因此他認為也有必要特地撥出時間，就這方面進行相關的訓練」。科訓班共舉辦三期，自民國48年6月至民國53年1月，每期授課時間為一年半，較其他課程為長，累計160名陸海空軍上尉至中校等中層軍官受教。
科訓班的教育內容大抵是以日本舊陸軍大學為準，第一期入學者必須是參謀大學甲等成績畢業、受到部隊推薦，並經過選拔考試合格的少校或中校，其門檻相當之高。科訓班所代表的，正式軍隊菁英養成體系的實現。蔣公的目標，旨在養成未來成為國軍核心的優秀人才；為此，他一一接見科訓班的畢業生，對於科訓班也特別另眼相待。
除了以上的班級之外，民國52年至54年，即實踐學社存在的最後幾年間，又開設了「高級兵學班」，中將及以上擔任要職的軍官在此受教，共118人，多半是聯戰班的畢業生。教育內容包括：中國X產黨戰略戰術研究、反攻大陸作戰指導、國家總動員方法等等。由於參與者都是現職人員，因此上課時間為半天，由富田團長親自擔任講師。
國軍軍官在各個階段中，曾經兩度或三度接受白團教育者不在少數。蔣公所期盼的「日本精神」，透過這樣細膩的方式，無可置疑地貫注到了學員的養成過程之中。
民國53年底，白團成員大幅縮減，原本留下的20位教官中有15人返回日本。到了民國54年8月底，實踐學社也被解散。僅剩五人的白團改稱為「實踐小組」，於民國54年9月1日，將其據點轉移到了蔣緯國擔任校長的陸軍指揮參謀大學（第 III ~ IV 期）。這個時期白團的主要任務為：
一、協助陸軍總部。
二、協助作戰發展司令部。
三、協助陸軍指揮參謀大學。
四、在其他方面進行協助。
白團實際從事的，也就是上述第三項，協助國軍培訓教官。白團對陸軍指揮參謀大學的主任教官實施的教育包括兵推及戰術統裁方法、前線作戰戰術、後勤支援等等。這種教育採取兩階段進行，前期是直接對教官進行教育，後期則是針對教官對學員們的教育進行指導。
白團在從事教育的同時，隨時會去視察台灣各地的部隊與軍校；據說若是他們檢閱的部隊成績不佳，部隊長官便會遭到撤換。蔣公的目的，就是要借助沒有特殊人際關係和利害糾葛的白團之眼，來肅正部隊之綱紀。
實踐小組最終於民國57年被解散。翌年1月30日，白團全體成員（除了富田）返回日本，並在二月於東京舉行了解散儀式。
蔣公與白團成員
白團正式開始運作之後，蔣公相當頻繁地參與課程。同時，白團領導人富田也屢屢站上講台執教。至於富田的講課對蔣公本人所產生的影響，在蔣公日記中表露無疑：
四時前往軍訓團，聽白鴻亮講授武士道歷史，甚為有益。（民國39年9月26日）
午後十四時前往圓山，聽武士道歷史，甚佳。與學生進行會面。（9月28日）
午後二時，於圓山聽武士道課程兩小時，甚佳。（9月30日）
蔣公對於「武士道」頗有自己的理解：
有關日本武士道和中國正氣之間的關係。
讀《武士道》（安部正人 編）（以上民國39年10月5日之日記）
白鴻亮總教官的武士道課程，對學生而言有如照亮黑暗的一道光芒，令人深感欣慰。（民國39年10月7日）
將富田的講課加上自己對武士道的觀察之後，蔣公似乎得到了結論，他在日記中寫道：
輕生樂死，乃武士道之真髓。（民國39年10月9日）
所謂「輕生樂死」即「不為生所拘束，亦不因死而恐懼」之意。
在這個過程中，富田對蔣公而言，事實上已經相當於「軍師」般的存在了，蔣公與富田常進行交流。
午後前往軍訓團，聽白鴻亮講授戰爭科學三小時。（民國38年10月18日）
聽白鴻亮講述戰爭科學及戰爭哲學，計六小時。（民國38年19月19日，前週的反省錄）
認可白鴻亮，亦即富田所定的各種方法及計畫。（民國39年3月18日）
與白教官單獨會商，討論今後國防的重要策略以及陸海軍建設方針。決定以裝甲兵作為建軍的重點。（民國39年9月14日）
在年輕軍官面前，蔣公對於富田的稱讚也是毫無保留：
午前進行訓話，讚譽日本軍教官白鴻亮有如朱舜水。同時，令吳樹給予教官特別的優遇及尊重。（民國39年6月27日）
朱舜水是自中國渡海前去日本的明代哲學家，在日本集眾人尊敬於一身。
相較於部下和親信對於蔣公心存畏懼，舊日本軍人對蔣公的印象卻極端良好，在他們眼中，蔣公是個「個性沉穩、道德高尚的人物」。蔣公與白團成員會面時，總是顯得相當輕鬆自在、心情愉悅。
在白團存在的最後時期，蔣公幾乎每個月都會召集白團的教官餐敘。此外，他也把握各式各樣的機會，希望能從白團教官這裡獲取更多的知識以及關鍵建言。
糸賀公一如此回憶：
蔣介石相當盛情地款待我們這些外籍教官；每當餐敘結束之後，他便會要求我們一定要陳述自己的意見，當我們各自表達完之後，他會立刻叫在座的參謀總長過來商議。蔣介石對日式教育尤其充滿熱情，總是要我們告訴他有關軍制學方面的種種。「明治維新後，日本為何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建立起一支強大的軍隊呢？我想知道期間的祕密。……就請你們告訴我，你們在日本所學到、有關這方面的祕訣吧！」當時他召喚來餐敘的人員不只限於軍人，也包括了政府當中的諸位重要人物。
民國57年白團解散時，富田原本也打算回到日本，但年邁的蔣公卻懇求他說：「希望你能夠留在台灣。」當時，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次岌岌可危，接著又陷入可能與美日斷交的困境之中，國際環境日益惡化。面對蔣公的請託，富田無法狠心拒絕，於是選擇了留在台灣。留在台灣的富田，並沒有參與什麼具體的謀畫，不過蔣公只要一有機會，還是會請富田前來，聽取他的意見。民國61年蔣公遭逢車禍臥床不起後，蔣緯國成了頻頻進出富田在台北自宅的人。
在尼克森訪問大陸的衝擊下，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台灣彌漫著一股對未來悲觀的基調，蔣公亦深陷苦境。就在此時，為了激勵困境中的蔣公，雖然白團已經解散，在富田的召喚下，民國61年11月16日，一封由前成員共同署名的「決意書」，送到了蔣公面前。這封決意書題名為「共存共亡」，悲壯色彩躍然紙上。署名所使用的全都是白團成員的中文名，領銜的自然是「白鴻亮」，其次是帥本源（山本親雄），再來是范健（本鄉健）……最後以蔡浩（美濃布浩次）結束，總計58人，其餘成員則是以亡故或失去聯繫。
蔣公於民國64年崩殂，富田再次考慮返回日本，於是向蔣經國表達了自己想要歸國之意，可是蔣經國卻對富田表示：
父親的遺命要我繼續接受白將軍您的指導；因此無論如何還請您務必留下，好嗎？
雖然富田始終無法捨棄歸國的念頭，但在報答蔣公恩義這層意義上，既然對方提出了這種類似「託孤」的遺言，富田感到自己很難背叛對方的期待，終於點頭答應留在台灣，前提是給他足夠充分的時間，讓他也經常能在日本家鄉駐足。後來，富田被中華民國國防部授予「上將」軍銜，這是第一次有外籍人士獲此殊榮。對於富田來說，這應該是最彌足珍貴的贈禮。
富田的晚年生涯，就在往返於台灣與日本之間度過。民國68年（昭和五十四年），富田在東京以81歲高齡辭世。就在去世之前的兩個月，富田在中華民國國防部高層面前做了一場演講，他說：「當XX準備對台灣掀起戰端的時候，反過來說也是反攻大陸的良機；攻防是一體兩面的，最重要的是消耗敵人的戰力。」「這是我所能為大家做的最後一點貢獻。」他以這句話結束演講，隨後離開台灣。富田的遺骨有一半被安置在台灣新北市的「海明禪寺」，直到現在依然在那裡。
富田直亮遺骨（野島剛 拍攝）
結語
蔣公生於1887年，正當日本步入現代化，在中國則是滿清統治的末期；他在民國64年（1975）辭世，蔣公的一生，是中國經歷無數現代化苦難的時期，幾乎可以說是整個現代中國的縮影。
當蔣公不斷深思該如何讓因列強鯨吞蠶食而殘破不堪的祖國重新站起來的時候，他一方面必須要學習身為「現代化模範」的「日本」，另一方面卻又必須打倒身為列強之一的「日本」；因此，對於所謂的「日本」，在他心理其實抱持著深刻的矛盾。蔣公之於日本，或許就是一種把日本當成學習模範加以接受，接著又加以克服，反覆如此演進的歷程。對日本的「學習與克服」，貫穿蔣公一生。他真摯的以日本為對象，全力投入「學習與克服」之中，不止召喚白團前來，讓部下接受其教育，同時自己也向白團學習，期望能夠在這樣的過程中，在內心創造出某種「超越日本的成果」。
回顧歷史，黃埔陸軍軍官軍校成立於民國13年6月，得到蘇聯的協助，蔣公被國父任命為校長。從黃埔軍校，似乎可以看出白團的原型。歷經挫折的國民黨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便培育出了兩千三百名軍隊幹部，與軍閥的建軍方式形成強烈對比。從這所「中國現代軍人搖籃」中成長起來的國軍，在北伐節節勝利的過程中，使蔣公從此對於「黃埔式」的教育模式/系統，產生了無限的信賴。
民國22年，蔣公在廬山成立了軍官學校，由德國軍事顧問團協助。相對於以提供軍人初等、中等教育為目標的黃埔軍校，廬山軍官學校則是以指揮官層級為對象，其目的是要成功達成剿匪作戰，結果大獲成功。廬山軍官學校授課時間為該年7月到9月，一期的學習時間為三個星期，參加者據說達到7500人之多。這所軍官學校，與白團實踐學社開設的高級班在形式上頗有類似之處。
當年在客觀情勢上，中國現代化無法擺脫外國協助之外，就蔣公本身而言，這種「想要達成某種目標，就會從海外借重外國智慧」的做法，也相當符合他的一貫行動模式。「打破軍隊再教育的困難」—>「導入外國人的智慧」，這一模式在台灣以白團的形式呈現。白團以「反攻大陸」和「防衛台灣」為教育目標，雖然前者因美國阻撓而最終無法實現，但後者則明顯非常成功。
美國雖然在安全上，對退守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有所承諾，但同時，也迫使蔣公放棄反攻大陸的自由，但在白團的存廢問題上，他硬是扛住了美國要求撤團的壓力。之所以如此，除了蔣公內心不願放棄對於反攻大陸的渴望之外，也顯示出對於美國人的不放心。在大陸國共戰爭最關鍵的時期，美國對中華民國中止援助兩年之久，戰局瞬息萬變，而國軍只能獨自承擔，艱困程度，比起抗日衛國戰爭的前四年，有過之而無不及。蔣公對於美國的要求虛與委蛇，將白團由公開組織轉為地下存在，對於蔣公而言，白團比美國人更加值得信賴。這大概是白團能夠存在二十年之久的重要因素吧。
舊日本軍人在戰後的日本社會中，始終都屬於見不得光的一群。多數白團成員都是在正值年富力強之際，便必須面對戰敗命運的壯年軍官。這些軍官在戰前日本受過極高的教育，同時又體驗過常人所未曾見識的壯烈戰場，要他們把蜷縮於社會一角苟延殘喘當成今後一生的宿命，毫無疑問是件難以忍受之事。相較之下，作為白團教官留在台灣，不只會被人當成教師敬重，同時也能夠將自己的知識和經驗流傳到後世，對他們而言，絕對是一項值得投入的工作。而蔣公也為他們準備了十分優渥的生活環境。白團成員的宿舍裡，不只常駐有通日語的服務人員，對於生活各方面也都照顧得妥妥貼貼；白團成員每年都有一個月的長期休假，可以讓他們返鄉探望家人。凡此種種，簡直可算是體貼到了無微不至。因此，他們也油然而生出不急於回到日本的心理。
這個世界，是由許許多多不同的人及其一舉一動，共同累積而成。不管政治與戰爭如何改變人們的命運，最關鍵的，仍是那些深深左右著每一個人心弦的事物。蔣公執著於日本軍人，也許是出於他自己的心情，而白團成員們之所以願意長留台灣，可能同樣也是出於個人的心情。
最後，以兩篇引文作為結束。
民國87年，《中國時報》記者林照真出版《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台祕史》一書之際，白團的生身之父曹士澂為這本書撰寫了序文。這是曹士澂公開署名發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後一篇文章。在這篇序文中，曹士澂如此闡述了白團的意義：
（白團的）性質與一般軍事顧問團大不相同，我國過去有的事因邦交或購買武器隨來服務的公開顧問團，而白團則是為了報恩自動祕密而來，並且是一個龐大的三軍聯合顧問團，因祕密而不公開，又無詳細記載，故團員們都是無名英雄。
當民國三十八年，我政府撤退來台，軍隊在外島尚未集中，當時人心惶惶、士氣低落，國際上孤立無援之際，本人發動利用外來助力保衛台灣、重建國軍、反攻大陸，這就是創始白團的主要目的。
白團在台工作了二十年（民國38年~民國57年），受訓人員達二萬人以上……（中略）其成果輝煌，使國軍現代化、增進其自信力、團結一致、保衛台灣、安定了人心、同時做了不少中日親善關係。
在白團解散之後不久的民國57年12月，中華民國國防部編纂了一份名為 <日本軍事顧問（教官）在華工作紀要> 的文件。在這份堪稱白團在台活動總整理的官方文件中，其結論部分記述如下：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政府播遷台灣之初，隨著國內外情勢的惡化，許多人的心理與精神也瀕臨崩潰邊緣。在這當中……（中略），創設了「革命實踐學社」、「軍官訓練團」等種種革命教育訓練部隊，雇請日本軍事人員擔任教官，促使黨政軍中高級幹部學習革命戰術、理解革命思想、堅定復國決心、奮發革命精神，並積極推行各種政策，將台灣建設成為反攻的基地。受各班訓練畢業的幹部，達到數萬人之多。
日籍軍事教官最初來華時，我國正處風雨飄搖之際，然彼等不顧危險，和我輩艱難與共，以無私之心秉持道義，呼應 領袖昔日之大恩大德……
我們特別必須感激的是，各日籍軍事教官於工作期間，不計報酬與厲害關係，以誠懇的態度為我國的作戰立案做出貢獻、協助我國完成軍事教育，並是的國軍幹部的戰術思想得以統整為一。這些日籍軍事教官的功績，永遠不會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