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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2016年,我们和纸媒说了多少次再见?

新媒体部 暨南研究生 2020-02-27

不谈余生,只话桑麻

17日的清晨,太阳照常升起。神州11迎着航天事业的朝霞升空,《京华时报》伴着传统纸媒的寒冬陨落。原来,再强大的个体,面对时代的命运,都只不过是一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京华时报》,一份曾经流淌着南方报业精神的报纸,15年前作为“南报北伐”的典范立在了天子脚下,搅动了一场京城都市报的格局变迁。直至2010年,这份有着“百年京华”理念的报业集团,依然能创造单日204版,3000余万广告刊登额的传媒奇谈,不可不谓之“花开时节动京城”。

但今日,我们却要在这里与这份名噪一时的报纸话别。诚如资深媒体人王小山所言:“好日子早没了,京华也没了,其他纸媒还有多远,转型好能活几天,转不过弯的,都快了。”

如此看来,纸媒的寒冬似乎来得比刀郎口中那场2002年的雪还要猛一些。然而,点开今天《京华时报》的微信公众号,依然能看见前不久的招聘信息,霍然写着“钱途光明”四字。这不禁让人想起13日南都在其微信平台上的高调炫富,以9月广告营业额突破3000万的证据“打脸”纸媒已死的“无稽之谈”。但无论如何,《京华时报》真的倒下了,《外滩画报》真的倒下了,甚至在香港创刊的《新报》也真的倒下了。2016年,我们和纸媒说了多少次再见?

回头看看,我们不停挥手道别的彼岸,又何止是荆棘里的纸媒呢?数码照相机的引入让我们和胶卷时代道别,苹果手机的问世让我们和诺基亚时代道别,电脑音乐的流行让我们和磁碟片的时代道别……不少人把当今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置身在这场历时短,变化快的浪潮里,无数文化产品跟随科技的日新月异在大众的购买力下疲于奔命,稍有差池便被烙上“淘汰”的印记。生命周期无限缩减,新鲜事物留给世界的记忆无从谈及。

过去的终究是过去了,像退休的中年人般,虽离开了岗位,但依然保存着余生的假设。那被淘汰了的老旧磁碟片,不又登上了类似“方所”这样的书店大堂么?那被西式服装冲击的旗袍,不又再次成为东方文化的新宠么?可见,余生的力量于事物本身而言,搁浅与遗忘都只是暂时,后续的精神传承和其文化精髓的深入才是它“梅开二度”的机会。

有时候,倒下并不意味着死亡,它的余生也远没有走完。那份1926年停刊的《新青年》,其提倡科学之精神不依然受用至今?那份今日止步的《京华时报》,其品牌塑造所追求的“公信力”,不也正是当下所有媒体之目标?对于笔耕不辍的记者而言,那份“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信念,也并未随纸媒寒冬的降临而泯灭。这是传统媒体的余生,即便报纸载体的形势不复存在,但其遗落的精神信仰,那份追求客观,追求真实的办报精神亦会贯穿整个传媒的长河。

不谈余生,因为一切事物都会在斗转星移的岁月里走向衰落。只话桑麻,暂且忘却消失的可悲,聊一聊“老东西”给我们带来的那份惊喜,而它背后的文化及理念,或许更是需要我们去缅怀和学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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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编辑:杨雨奇

  责任编辑:宋婉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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