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洞为何刷屏？从素养、理解到公众参与，我们应当重新认识“科学传播”
作者 | 阿牛哥
编辑 |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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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2019年4月10日，科学界的一个重磅的消息，引爆了网络空间普罗大众的谈资，“黑洞”作为一个在广义相对论理论上或者间接经验上确认存在的天体和星体，第一次以一种肉眼可见的形式，呈现在人类的面前。笔者以“黑洞”和Black Hole为关键词，检索了新浪微博（Sina Weibo）、微信公众号、Twitter和Facebook，发现网民对于“黑洞”的讨论，远远比“黑洞”本身更为精彩，以#人类首张黑洞照片#、#黑洞PS大赛#、# 世界第一张黑洞照片#为标签的讨论涌上了热搜榜，在微博空间超过五亿人次参与了这一话题的讨论。
如果不戏假思索，我们可能会加入吃瓜群众的队伍，看看热闹等待着别的热门话题将其取而代之，我们的注意力也许会转向蔡徐坤、杨超越之类，信息流的黑洞会吞没今日之“黑洞”。
但是如果你细想，“黑洞”这一远在科学实验室的不明物体，为何会成为我们日常生活里如此具有引爆力的谈资？它何德何能，在996制度下苦不堪言我们，会为花费那么多精力去滑动指尖阅读、点赞、转发、评论？
或者说，这种硬科学，作为与我们日常生活毫无关联的事情，缘何会引起普通民众极大的兴趣，乃至于民科和养在深闺的科学家都乐此不疲地生产与此相关的文本，加入讨论的阵营？科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这样引人注目!
小科学vs大科学：科学研究成为公器“We look at the present through a rear-view mirror. We march backwards into the future”— Marshall McLuhan
（“我们通过后视镜审视当下，我们倒着走向未来”—马歇尔麦克卢汉）
作为人类，我们通过将自己放入时间的长河，才能看得清未来的趋势以及我们在历史中所在位置，这一点Pual Levinson也深以赞同，其提出：
““如果我们把后视镜置入原来的环境，汽车里去考察，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不看后视镜，什么时候看前面的路况？如果看后视镜的时间太长，只看新媒介和旧媒介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迎头撞上没有看见的、难以预料的后果。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死死盯着前方不动，眼睛里看不到、脑子里想不到我们来自何方、曾经去过何处，我们就不可能知道正在向什么方向前进”
——（Digital Mcluhan：a guide to information millennium）
”如果我们愿意对科学史做一番梳理，就会发现科学并非如现在这样，街头巷尾人人可谈，从前的科学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和西方的识字术一样是少数人的特供品。要知道达芬奇、哥白尼、达尔文等人的科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属于精英圈子的个人兴趣，作为平头老百姓根本不知其为何物，更谈不上成为日常生活人的谈资。
那么，科学如何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呢？
这里得从现代科学的“大科学”和“小科学”之分说起，其使得科学不再是科学家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公共议题？
“小科学”（Little Science）和“大科学”（Big Science）是普赖斯(D．Price)在60年代所著的《小科学与大科学》一书所提出的，进入现代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科技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不断被强化，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共同体—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全球的科学研究事业来说，具有绝对的分水岭意义。在二战中意识到了科学技术对于军事力量的决定作用，出于军事和经济的目的，二战后大部分国家开始意识到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家的责任。“此举重建了国家和科学的边界，并对科学研究做了一定的制度安排。然而，任何制度安排都处在一定的结构当中，其运行方式、结果和效率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特点，而且受到所处的制度结构和制度环境的影响。
与此相应带来的后果是，国家政策规划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用科学学家普赖斯在其演讲《小科学、大科学》中所言的那样，二战以后迄今，科学研究就进入了“大科学”（Big Science，Megascience，Large Science）的时代，其主要表现特征为：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需要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备、研究目标宏大。
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当代科学日益变得建制化，科学日益从“小科学”走向“大科学”并垄断科学研究，而这种背景下的“大科学”也逐渐由政府主导，“大科学”代表了科学发展的主流，占用了大量的科学研究。
根据大科学装置和项目目标的特点，我们可以将大科学研究分为两类——
一类是需要巨额投资建造、运行和维护大型研究设施的“工程式”大科学研究，又称“大科学工程”，其中包括预研、设计、建设、运行、维护等一系列研究开发活动。比如国际空间站计划、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计划（LHC）、Cassini卫星探测计划、Gemini望远镜计划等，这些大型设备是许多学科领域开展创新研究不可缺少的技术和手段支撑，同时，大科学工程本身又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综合体现，是各国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
另一类是跨学科合作的大规模、大尺度的前沿性科学研究项目，通常是围绕一个总体研究目标，由众多科学家有组织、有分工、有协作、先对分散地开展研究，比如人类基因图谱研究、全球暖化等即是属于这种分布式的“大科学”研究。
作为一项巨大的国家工程，美国“曼哈顿”（Manhattan Project）计划堪称“大科学”的典范，该计划几乎集结了当时西方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动员多达10万人参与这一工程，在三年时间内耗资20亿美元，造出了两颗原子弹，并于1945年7月16日进行了第一次核爆炸。这一耗资巨大的“大科学”研究计划，远飞个人、组织甚至是一般国家所能承受，是国家实力的集中性体现。
从“大科学”研究的特征来看，以及远远超过了单个人、单个组织甚至单个国家所能承担的能力范围，所以需要政府甚至是国际多个组织的强力支持，因此，国家对科学研究活动的管理日益严密，科学研究的规划性和政策性就显得不可避免了,国家科学体制也逐渐建立起来了。
到这里，故事只讲了一半，为什么“大科学”就使得民众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密，不再是科学家个人的私事呢？那么接下来的另一半就得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制度讲起了。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政治的因素一直存在，政治的支持，可以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后盾，比如冶金工艺的发展就是国家或部族为了其兵器的改进，陶瓷工艺的改进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宫廷对于陶瓷的需求日益精细，政府对于农业发展的需求使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水利工程科学技术的发展，比如中国的都江堰，缘于国家对农业的财政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国家对于其发展的关注和投资。
然而另一方面，政治的涉入使得科学研究失去了其独立自主性，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工具化”。随着20世纪后期科学规模和速度的极大提升，科学和政府、经济、公众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西方虽然处于现代科学制度的中心，科学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也是日已发生深刻的改变，在过去以独立自主著称的科学也日渐失去其独立性和自主性。科学慢慢从象牙塔中，逐渐走到了日益纷繁复杂的世俗世界中。
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与政治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是科学建制化过程的必然产物。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中表达了一种忧虑：“科学的持续发展只会发生在具有某种秩序的社会中，它受一组特定的隐含性预设和制度因素的制约。科学的精神特质规范必定被牺牲掉了，因为他们的要求与政治上所强加的与科学有效性和科学价值的标准背道而驰。”
20世纪以来，国家对于科学发展的作用，一方面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另一方面却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关于科学的“计划”和“自由”的发展的两方，大有支持的人在，这样的讨论也持续到了今天
这场争论首先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在其著名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强调了三个观点——
“1.除非在一定程度上对科学进行规划，否则科学就无法有所进展；
2.虽然我们不知道自己可能会发现什么，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到哪里去寻找；
3.某些短视计划是科学研究所固有的，长期规划则含蓄地体现于科研人员的培训之中。
”之后，1936年英国成立了以贝尔纳为首的科学人文主义者组织，宣称要对科学进行国家计划发展。与此同时的是，1940年成立以波兰尼为首的科学自由协会，宣称：“科学是完全自主的视野，科学的发展是无法计划的，科学系统是自我调节的共同体；科学体系的本质是通过独立科学家各自的努力而实现科学的进步”。
之后又发生了一次引起全世界范围内关注的争论，这时候已经到了19世纪40年代的后期。1945年，作为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主任的V·布什在给富兰克林·罗斯福递交的一份关于科学发展的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提出了这么几个观点——
“
1.政府内的研究工作在我们整个研究活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在战后需要加强和扩大；
2。必须给我们的科学研究提供新动力。这些动力只有从政府中才能迅速产生。否则学院、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经费将不能满足对研究的日益增加的公共需求所产生的额外要求。
”其主要的观点在于国家、政府对于科学研究的干涉，并且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这样才可以确保基础科学研究的持续。到目前为止，他的忧虑已经变成了现实，现代“大科学”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美国的登月计划、信息高速公路等，无一不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开展的，需要庞大资金和人力支持的现代科学，离不开强有力政府的支持，科学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天地。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科学研究不再是科学家个人的私事，而是纳入到国家政治范围内的公器。科学研究从政治无涉的“小科学”转变成了“政治有涉”的“大科学”。
在我们有限的知识范围内，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从形式上看，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实行一人一票，同票同权，公开公平公正，所有职位对所有人开放。在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下，作为家国大事的“大科学”研究，无疑是施政方针的组成部分，也成为影响民主选举的重要议题。
原因在于，“大科学”的研究依托于国家的庞大财政税收体系，而这些财政资源，又是源于每个纳税人的血汗，作为用脚投票的公民，当然有权利在科学研究上“置喙”，当然国家科学研究的规划也需要在于民众的协商中达成一致，科学与每个公民变得息息相关。
到这里，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科学研究作为公器，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已建立起来，在现代社会的体系中，我们每个人都与其不可分离。甚至，基于民意投票的现代民主政体，科学研究议题和方向，都需要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才能达成，对于民众息息相关的科学的应用性研究也成为国家科学规划的重要考量。
“黑洞”照片的热议，其背后的“黑洞”，也许是这喧嚣热闹镜像中更为精彩的一面。
从素养、理解到公众参与：科学传播的范式演进上面从宏观社会变迁和历时性的角度，对于科学在社会结构和系统中角色的演变作了一番论述，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我们作为“黑洞”看客合法性的自动获得，从个体的层面论述社会观念的转变也许为这个切入点提供了更为底层的资源。
科学传播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研究领域，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一批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的著述和科研实践，迄今已近百年。但科学传播真正明确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和学科研究方向受到重视，还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特别是英国皇家学会发布《公众理解科学》这一重要报告之后。
此后，科学家、媒体、公众、政府机构、各种社会组织、商业企业等都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科学传播这一社会实践过程中，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并先后出现了一系列探索科学传播的规律和模式的研究阶段或范式理念，包括强调公众科学素养、公众理解科学、公众参与科学以及科学传播的科学等不同的阶段。
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论述科学传播，在这一章中他探讨了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以及科普的重要性等问题。美国的新闻学教授奎包姆（H. Krieghbaum）于1939年对在职的科学新闻记者做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被认为是新闻学者正式探究科学传播之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慢慢有社会学者、人类学者与新闻传播学者逐渐针对科学家群体和科学传播领域开展独立研究或合作研究。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鲍默爵士基于科学传播领域过去几十年的调查研究，对科学传播的范式进行了总结归纳，指出科学传播研究范式经历了“科学素养”（Science Literacy）、“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到“社会中的科学” （Science-in-Society）的演变（Bauer, 2009; Bauer et al., 2007）。
下文将从科学传播出现的问题的诊断、问题的归因、解决问题的研究策略以及面临的争议等方面阐述上面提到的各个范式。
科学传播范式、问题归因与研究焦点的演进
范式 | 问题归因 | 研究焦点 |
科学素养（始于1960年代） | ·公众知识缺失 | ·科学素养的测量 ·教育 |
公众理解科学（始于1985） | ·公众对科学缺乏支持态度 | ·知识-态度关系 ·态度改变 ·形象营销 |
社会中的科学（1990年代至今） | ·公众对科学信任的缺失 ·公众对专家信任的缺失 ·公众信任危机的出现 | ·协商参与 ·中介群体的参与 ·传播效果的评估 |
1.科学素养范式
“科学素养”范式的出现基于两个前提——
1、科学知识是我们的知识积累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个人都需要熟悉和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
2、在民主社会中，公民只有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和能力，才能有效参与科学有关的公共决策，
实现民主社会的有序运行。鉴于科学知识被赋予如此重要意义，而公众又被诊断为对科学知识无知，因此对此问题诊断的结果即是对公众进行科学教育，提升其科学素养。在这一范式下，对于学术界来说，研究的重点在于如何定义和测量“科学素养”，因为只有对何为科学素养作出明确界定，才能确定对公众进行教育的内容。
在众多科学素养的概念中，获得较广泛的认可和应用的是米勒的定义，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掌握教科书中的科学事实（即科学知识维度）；
2、理解概率推理及实验设计等研究方法（即“了解科学原理”维度）、赞同科学和技术的积极结果（即“理解科学的社会影响”维度）；
3、拒绝占星术或命理学等迷信观念（即“科学精神”维度）。
2.公众理解科学范式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科学传播领域新的问题的出现，科学传播研究范式也随之转向“公众理解科学”。在英国，标志着此转向的是英国伦敦皇家学会于1985年发布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Royal Society of London,1985）。
公众理解科学”范式的产生与“科学素养”范式类似，同样基于公众缺失这一问题诊断，但关注点并非公众科学知识的缺失，而是公众在对待科学态度方面的缺失（Bodmer, 1987）。
具体来说，公众对科学并未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和支持，而这可能导致对科学敌对情绪或者反对科学行为的出现，因此引起了政府和科学共同体的担忧。
因此，此阶段学术研究的焦点从之前的科学知识测量转到公众态度的转变。学术研究更关注公众对科学态度测量尺度的构建，现有态度研究的潜在偏差问题（Bauer et al., 1994）， 态度的多维结构研究（Pardo andCalvo, 2002）, 一般态度和特别态度的关系研究（Daamenand vanderLans, 1995）, 问题顺序对兴趣水平的影响研究（Gaskell et al, 1993）,以及最重要的是对知识和态度关系的研究（Einsiedel, 1994; Evans and Durant, 1995）。
3.社会中的科学范式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向“社会中的科学”的转向源于科学在公众中的信任危机的出现。
当时，无论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亦或焦点小组研究，还是类民族志观察的结果都揭示了公众对科学的消极情绪，宣告了公众信任危机的出现（House of Lords, 2000; Miller, 2001）。
而对此问题的诊断结果是，问题根源并非公众知识或者态度的缺失，而是构建出“无知公众”的科学机构和专家自身存在问题。由此，科学界开始反思以往科学传播所坚持的公众缺失模型的不足，试图采取相应对策以重获公众信任。
在此研究范式下，学术研究和干预行为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很多学者专注于行动研究，但反对分析和干预的分离，因为分析的目的在于促成机构和政策的改变。
公共协商和参与则被看作重拾公众信任的重要途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即一系列的公共事件的开展，比如听证会、公民陪审团、协商民意调查、共识寻求、圆桌会议、范围谘商、科学节、全国性辩论等（House of Lords, 2000），很多文献把这类活动称为“公众参与科学”（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
类似事件的流行同时催生了科学传播中一个新的群体，即具备组织以上公共活动知识和能力的人员的出现。他们来往于公众与科研、工业、决策机构之间，致力于提升公众的参与，扫除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
然而，有批评认为，虽然开展的公共活动体现了“社会中的科学”的理念，但在对这些活动的效果、价值和影响的评估过程中，虽然打着公共协商评估的旗号，但由于又回归到公众缺失模型时代的素养、态度、兴趣、媒介注意力等问题，则有可能重蹈历史覆辙（Bauer et al, 2007）。
可以看出，从科学素养、公众理解科学到社会中的科学范式的演变，其中隐含的一条线索就是普通的民众成为了科学传播的中心。科学研究不再是latour所言的“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而是需要科学家、政府、民众沟通协商的一个公共的议题，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插上一嘴”。
重回黑洞：重新反思以上的内容，对“黑洞”背后的“黑洞”作了一番遨游，众声喧哗的背后不是鸟兽散的踏雪无痕，在这雪鸿泥爪的下面，是整个社会系统和社会观念的变迁。
科学研究的“社会化”和“世俗化”，使得深奥的科学研究得以在科学家和媒体主动鲜活的解释中，从“专业化”的知识变成“日常生活的实践”。可能不为人知的一点是，在我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中，基金的部分使用必须纳入科普的范畴，也就是从国家层面上做了制度的设计，不能造福民众的科学被排除在外。
当然我们的普通网民，从其视角对科学研究做了更多的阐发，这已经超出了科学议题之外，在“黑洞”照片这个话题上，我们网民的创意无限，#黑洞PS大赛#中“黑洞”被挪用、拼接，“去科学化”的解读使得科学议题置入了更为深厚的语境。
1.Levinson, P. (2003). Digital McLuhan: A guide to the information millennium. Routledge.
2.Latour, B., & Woolgar, S. (2013).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de Solla Price, D. J., de Solla Price, D. J., de Solla Price, D. J., & de Solla Price, D. J. (1986). Little science, big science... and beyond (p. 30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默顿RK. (2003). 科学社会学: 理论与经验研究. 商务印书馆.
5.布什. (2004). 科学: 没有止境的前沿.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6.Durant, J., Bauer, M., Gaskell, G., Midden, C., Liakopoulos, M. & Scholten, E. (2000). Two Cultures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urope. In Dierkes, M. & von Grote, C. (eds) BetweenUnderstanding and Trust: The Publ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p.89-107.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7.Durant, J., Evans, G. & Thomas, G. (1989)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Nature 340, 11–14.
8.Dutton, W. H., & Shepherd, A. (2003). Trust in the internet: the social dynamics of an experience technology.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9(4), 433-451.
9.Dominique Brossard, & James Shanahan. (2003). Do citizens want to have their say? media,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and authoritarian views of democratic processes in scienc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3), 291-312.
阿牛哥——
清华博士
拖鞋哥团队《传播学基础》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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