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占扬：扎根田野中，茫茫揽古幽
李占扬，山东大学人类演化实验室负责人，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许昌人遗址考古发掘，发现2颗10万年前古人类头骨化石，获评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7至2018年，率领中国第一支现代人起源考古队赴肯尼亚考古发掘。以第一作者在Science杂志发表论文，成果入选“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以第一作者完成的史前雕刻艺术研究成果，获评2020年度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
潜心考古，一往而深
李占扬求学时期，考古还是冷门专业。山东大学于1972年开始设立考古专业，属较早设立该专业的高校。2022年是山大考古学专业设立50周年。李占扬是山大考古1980级学生，当时，历史系有123名学生，学校从自愿报名的89名同学中选出22人学习考古，李占扬便是其中的一员。
1983年9月到12月，山大考古专业在山西侯马晋国都城遗址做考古发掘毕业实习，和李占扬他们一起实习的还有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李占扬坦言，在学校多是课堂学习考古，知识层面停留在笔记上，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课堂学到的知识对考古尤其是田野考古来说充其量只是打个基础，通过此次系统实习，他对考古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想到未来的命运就和这荒冷的田野联系在一起，我不禁有几分莫名的惆怅。”回忆当初的道路选择，李占扬如是说。
毕业后，李占扬被分配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跟随王向前老师发掘丁村遗址。丁村遗址是我国旧石器考古工作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年代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李占扬参加的是第三次考古发掘，时间是1984至1987年。丁村遗址3年多的发掘工作，对他以后从事古人类旧石器考古工作至关重要。“至今，我对丁村仍然怀有浓厚的感情，那里的每一条黄土冲沟，每一个地层剖面，每一块石器或化石，都深深地印在了我心里，甚至出现在梦里。”谈及往昔，他仍感慨万千。李占扬的学生袁文明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一名科研人员，曾从事丁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从2021年开始跟随他读博，袁同学的博士论文也打算写丁村遗址研究方面的。李占扬深情地说：“我们两代人，相差近30年光景，但我们都曾是丁村遗址的考古队员，有着共同的经历，我们围绕丁村遗址有说不完的话，讨论起来也更加默契。”
几十年里，李占扬一直坚守在考古工作一线，可谓是不离不弃，一往而深。而今，他主持建设的人类演化研究实验室，更是响应了《“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为考古事业发展增光添彩。
筚路蓝缕，千锤百炼
2018年，山东大学人类演化研究实验室建立，一切从零开始，立志建成世界一流考古机构、考古专业和考古实验室，李占扬教授与王伟教授是实验室负责人，二人均是从国内科研单位引进的特聘教授。在李占扬和王伟的带领下，在实验室工作人员孜孜不倦的努力中，实验室取得了较大发展，在人员构成、硬件配置和科研成果诸方面不断发展，已走在全国高校同类前列，成为全国最具实力和发展潜力的人类演化研究团队之一。五年以来，研究团队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且实验室与莱顿大学、波尔多大学、夏威夷大学、哥本哈根大学、普渡大学、昆士兰大学等国外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古人类、旧石器、第四纪地层与年代、哺乳动物与环境、考古地磁、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此外，实验室还承担山东大学本科生考古教学任务，培育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
李占扬介绍说：“和全国同类相比，我们开展的门类较为齐全，做人类演化研究需要有一个大的团队，课题需要团队分工协作才能完成，单枪匹马是不行的。另外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方面，我们团队的博士后易智星已经探索了5年，是国内人工智能在古人类学运用方面最早的实践者。”近年来，实验室大力推进学科交叉和新技术的运用，以期解决现代人起源与演化、中国阿舍利工业起源与发展、早期艺术起源、第四纪年代与古环境重建、哺乳动物演化、大猿的演化与分类等重大科学问题。在李占扬的主持下，实验室始终秉持求实创新、锐意进取、勇攀高峰的原则，以期建成国际一流的人类演化研究团队。
山东大学人类演化研究团队十分注重前沿学科研究方法的探究和应用。例如，在国际上首次从距今190万年前的巨猿牙齿中提取出古蛋白，并确定巨猿的系统发育地位；发现的许昌人头骨化石研究成果获评“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精致的灵井鸟雕距今约13500年，是东亚最早的三维艺术作品，研究成果获评2020年度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称号；首次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卷积神经网络对人和猩猩牙齿的完美鉴定；结合CT扫描、三维扫描和几何形态测量等方法，对化石和石器进行高精度全方位的形态数据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同时提出“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而李占扬所在的实验室便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即百万年人类史这个阶段。李占扬介绍说：“百万年人类史不是说人类的历史仅有一百万年，旧石器时代大约从距今300多万年至距今1万多年前，占人类历史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在这段人类历史时期内，气候的冷暖交替和人类的迁徙为最主要特征。旧石器时代是人类生存最为艰险的时期，在冰期最冷的时候，人类几近灭绝，为了生存，古人类迁徙成为常态。一万年以前人类在不定居的情况下，流动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南方古猿——直立人——智人’这个发展进化脉络十分清楚。我国是非洲以外发现人类化石最多的地区，在人类演化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目前已发现的重要人类化石有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金牛山人、大荔人、许昌人、许家窑人、丁村人、铜梓人、资阳人、马坝人、柳江人、山顶洞人等。”
中外合作，互鉴共赢
除却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建设世界一流考古实验室之外，李占扬亦致力于开展中外考古合作交流，实施中外联合考古行动，促进中外考古学理论、技术、方法互鉴互动，扩大中国考古成果的国际传播。2017年7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组成现代人起源联合考古队，李占扬担任中方领队。2017至2018年对肯尼亚吉门基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细石器和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制品2000多件，类型有石核、石片、石器、断块和石料，还出土数十件哺乳动物化石。“这意味着，中国人首次在东非大裂谷神秘之地，走近20万年前古人类的家园。”对此，李占扬至今依然心驰神往。
李占扬介绍，在肯尼亚吉门基石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手斧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个头较大的阿舍利手斧，另一种是向欧洲莫斯特文化过渡的中小型手斧。莫斯特文化是由欧洲尼安德特人创造的，属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25-4万年）。东非和欧洲两地手斧的制作技术和器形相通，反映了古文化的密切关系。假如吉门基石遗址的主人是已经进化成的现代人，那么欧洲紧随其后也会出现现代人，但研究证明，那里只有尼人及其文化，而尼人并非是现代人，他们是正在走向灭绝的人类。“这种情况该如何解释呢？只有一种可能，吉门基石遗址的主人还不是完全意义的现代人。就是说，20万年前在东非形成了现代人是没有物证支持的，尽管这不是分子生物学家想要的结果。”
面对考古发掘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李占扬团队进行了大胆而又细致的探索。国外分子生物学家测试了部分现代人的DNA，非洲人基因最为古老，由此得出20万年前一支现代人首先起源于东非，随后扩散到世界各地，现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现代人都是非洲人的后代的认识。李占扬认为，我们不能轻言对错，而要找到证据，像判案一样寻找物证，考古发掘就是搜集物证的过程。可我们得到的物证（考古出土资料）不支持现代人20万年形成并走出去的假说，因为这里的石器属更古老的人类所拥有。
李占扬认为，东非考古的主要收获是提出了“距今7-5万年前，细石器时期的猎人可能是最早的现代人”的观点。
东非的细石器向欧洲传播，3万多年前形成奥瑞纳文化。西伯利亚南部，最早的细石器距今约2.7万年，其面貌与欧洲细石器如出一辙。中国华北，细石器盛行于距今两万多年至一万多年前。日本和韩国的细石器，也和中国华北的情况类似。另外，在距今2万年左右的盛冰期时期，细石器猎人可能通过白令海峡，到达了北美洲。这可能说明，在7-5万年前，有一支首先在东非形成的现代人，因环境恶化，迁徙到广袤的欧亚地区，与当地人类交融，演化成这些地区的现代人。
人类走出非洲，最早可追溯到距今200万年前后。第一批走出去的人，形成了非洲以外包括中国、东南亚的直立人，之后又多次走出非洲。以7-5万年前细石器扩散为例，这一次直接影响了欧洲、亚洲和北美，结果使非洲变成了“无人区”。现在的非洲人，是1万年前后的“返流者”。而今，李占扬带着考古队，踏入东非大裂谷奇特之地，探寻人类久远的足迹，寻找人类文明的源流，也着实令人感叹不已！
吉门基石遗址发掘圆满告捷，但山大考古队“走出去”的脚步从未停歇，世界一流实验室的建设与探索依然在路上。
素材来源 | 山东大学报
文 | 郭笑彤 吴妍玲
编辑 | 司牧冉
责编 | 张穆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