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历程中重要的历史节点。此前，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在学理层面主要以严复等译述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等为主体，批判和瓦解了传统经学意义上的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论。民国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科学、民主为号召，科学可谓是从自然层面上求人的解放，民主则是从社会层面求人的解放，属思想启蒙的第一阶段。在思想启蒙和苏俄十月革命的强烈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1918年起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并在“‘五四’之后以异常迅猛之势形成高潮”[1] 21~22。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理得以在中国系统而深入传播，与其时历史语境密不可分。
一、理论语境：从进化论传播向马克思主义传播演进
五四以前，中国社会经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中国政治精英求强、求富维新变革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参照主要是进化论。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尤体现在严复翻译《天演论》及其修订之上。进化论的引进及中国化历程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社会的政统乃至道统要不要变、变的方向是什么的问题。
其时进化论被严复译述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主要的思想观念，风靡一时，并且随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由维新向革命过渡而不断地被解读，是面对内忧外患的历史情境而救亡图存（struggle for existence）的过程。进化论的思维逻辑是认为西方世界的现状可以成为中国的未来，因此以西方为学习的目标。晚清民国的舆论精英梁启超认为甲午之前国人首先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引发“器物”层面上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自强运动。甲午战败后至民国初年，“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开始参酌西政进行政治制度变革。而辛亥革命近十年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才造成了新文化运动[2] 3777。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运动。五四运动爆发的源头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西方列强依旧漠视作为战胜国中国的利益和尊严。巴黎和会上中国即将被迫签署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这一消息传回，遭到国人强烈抗议，引爆广大青年学生、市民、工商人士参与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罢工请愿对抗政府的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也体现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五四运动的爆发，也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剧变的重要的逻辑起点。伴随一战后国人对效仿西方列强的反思，引领俄国十月革命走向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却逐渐走进中国的思想舞台。一战所暴露的资本主义弊病和巴黎和会列强的分赃，使得部分先进中国人从对资本主义的崇拜转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正如时人所说“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3]。由此，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西学东渐在理论语境上也出现了巨大的转折，从过去的进化论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传播属于近代中国社会精英学习西方的重要阶段。在此过程当中，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西方社会主义理论诸如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等多种思潮同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属于诸多思想潮流中的一种理论解释框架。这些理论都试图结合国情解答中国内忧外患现实中的救亡图存之问。这些思潮在中国舆论场域中还持续展开交锋与论战，也反映不同国家对中国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思想影响，以及晚清以来政府对外派遣留学生带来的西方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但是，从整体的理论语境而言，进化论的影响力式微，不再是先进中国人理解中国问题和思考中国发展的唯一的学理参照。相反社会主义思潮涌动，跃出于世，而马克思主义又渐居上风，迎来传播高潮。
二、媒介语境：从学术传播向政治传播演进
五四运动前很长一段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在中国大体上是介绍，谈不上系统传播，受众也以精英知识分子为主体。五四前后的报刊传播，受众定位不仅投向精英知识分子，也逐渐面向社会底层读者，这些读者还有可能演变成基层的意见领袖并通过语言在其周围进行二次传播。新文化运动期间多种学理的传播呈零碎状，但众多零碎、片段的内容，往往在具体传播过程中通过专号、连载等方式被组织化，形成一个“议程设置”意义上的系统，继而形成探讨某个学理或主义的整体化趋势。五四前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实和当时报刊、书籍等传播媒介密切相关。报刊传播和书籍传播具有差异性，书籍传播在内容及篇幅上往往是鸿篇巨制，以著作为中心形成一套理论解读。报刊则具有内容、时间上的连续性和传播的迅捷性的特点。十月革命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后，伴随着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展开，马克思主义开始整体意义上的对华传播，特点是自发的学术传播。所谓“学术传播”，就是在众多的思想流派当中，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交锋与对话。当时马思克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等思潮，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等报刊上进行舆论竞争与思想展示，进而影响文化精英乃至民众。在学术传播中，这些报刊常以读者来信等日常交流的媒介作为重要传播方式。像《晨报》关于五一劳动节的介绍与评论，议题较为集中，涉及劳工运动历史与思想来源，就报道与评论的篇幅乃至版面而言，《晨报》对此具有明显的议程设置。这些议题、议程呈现的形式与报刊给予的版面、板块乃至评论的风格大体相一致。这反映报刊作为近代中国一种传播迅疾的新媒介，其载体形制往往和新的思想风貌和精髓相符，可为学理思想的交锋提供平台。马克思主义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新思想，马克思主义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重要构成，在报刊上连续性的聚焦，并由零散而渐趋系统。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上刊发二万多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的发展道路。五四运动爆发的世界背景，又使国人进一步明确进化论指导的改良思维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要从改良走向深层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提供革命道路学理和思想指引，系统地译介马克思主义变得相对急切，由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进入新阶段并开始了本土化历程。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其本土化解读，逐渐从报刊传播衍生到报刊与书籍并重。1920年，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群益书社、伊文思图书公司出版郑次川译本《科学的社会主义》，同年《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主义与中国》、《劳农政府与中国》等书籍也陆续出版。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马克思主义不仅作为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且作为一种指导性的理论框架与工农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由此而论，这时候作为学理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实践相结合，步入政治传播阶段。中共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书籍。1921年9月人民出版社成立，选择切合中国革命现实需要的理论、历史著作出版，通过《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等丛书译介，并在党团及社会上开始广泛的政治传播，书籍作为传播主阵地的地位逐渐凸显。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得到历史契机。据相关统计，从五四运动直到大革命失败至少174种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出版，先后呈现了两次井喷态势[4] 19~21。中共建党并有组织地编译、出版、翻印和传播是书籍传播高峰的主因。由此而论，五四运动前后的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报刊为主的学术传播向书籍为主的政治传播的演变。
三、政治语境：外在环境的险恶与反复
清末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受守旧的农耕思想局限而影响未广。十月革命后，作为“过激派”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受到北洋军阀的压制和查禁，特别是从意识形态上加以控制。
应当看到地理空间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传播有多个源头，而中国边邻的俄国、日本等是向中国输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国家。五四前后，中国西北及北部诸如新疆、蒙古及东北地区的军阀，开始注意思想意识上的边疆安全，主要针对从苏俄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和著作。北洋政府督办边防事务处档案存1919年1月23日驻满联络员王兴文等奉日军藤井师团长的22日面告，称：“现在过激派主义传染甚速甚烈，闻有阻留欧俄之华工万人，已悉附激党，由列宁政府出款五千万卢布，畀此华人，使潜回国内，鼓吹社会主义。日前沙河子煤矿已发见此等华工三名，当即逮捕。日军对此极为注意，尚望中国亦严加阻范，于蒙古、新疆各边界尤宜注意，勿任传播，害及东亚，实为至盼。”[5] 613 27日齐齐哈尔的鲍贵卿督军也以类似密电转告。2月4日国务院则密电致鲍督军：“统密。感电悉。华工受俄运动各节，已通电奉、吉、新疆、库伦、阿尔泰等处严密侦防，仍希妥为防范。”[5] 614 3月7日《晨报》刊发《我国亦防过激派侵入》云：“闻吾国在俄工党近受过激派之煽惑，拟回国鼓吹均产主义，现交春令，气候融和。边境旅行较为便利，库伦都护等为思想预防起见已派员至边地密侦该工党行动，并令商外蒙政府，饬知卡伦地方长官。遇有此项工商通过，随时报知，以便防范，云云。”[6]此外还有档案记载某某地方查获相关红色读物的记录。对北洋政府而言，过激主义及其传播意味着政治革命的风险，加强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的边防尤为重要。
尽管如此，上海与北京仍成为近代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大中心。1920年5月陈独秀与有着留学日本经历的李达、李汉俊及陈望道等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而是年初，李大钊影响下的北大学生邓中夏、高君宇及罗章龙等成立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与此同时，“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也隐为人知。建党的想法也在毛泽东、蔡和森等往来书信提及。同年汉口印行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已有为建党作舆论鼓吹的征兆。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上海租界缘于治外法权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其相关出版机构的庇护所。但是，当时中共的理论宣传和出版仍受军阀反动势力仇视，屡遭禁止。国共合作后，凭借国民革命的浪潮马克思主义传播一度获得契机，但时间短。大革命失败，再遭清理和查禁。
军阀统治下的思想专制大大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些军阀，特别是奉系军阀，对相关报刊与报人记者采取严厉措施。作为名记者的邵飘萍、林白水，在当时军阀眼中都是“思想危险分子”，因而遭到抓捕和处决。特别是邵飘萍，1920年后，他便在所从事的新闻出版活动中歌颂十月革命并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1925年在李大钊、罗章龙介绍下秘密入党。军阀以“宣传赤化”定罪处决他。李大钊更是如此，他是“南陈北李”建党的核心人物，军阀以“假借共产学说，啸骤群众，屡肇事端”为由，对李大钊通缉并处绞刑。在当时险恶和反复的政治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文本及话语的传播意味着风险和牺牲，而此过程当中媒体人、知识分子的生死存亡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反动军阀思想控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
总体而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符合自晚清到五四，中国普遍的救亡图存需求。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是新文化语境中思想启蒙的一部分，并在启蒙浪潮中异军突起，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建党，从学术传播向政治传播过渡。其时马克思主义传播受制于时代险恶的政治环境，传播进程曲折反复，反动军阀把马克思主义传播视为思想领域管控对象。此涉及思想意识上的边疆查禁，是思想传播史上罕见的现象，却也是探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其本土化所必须考量的历史语境。而反动军阀对马克思主义传播采取查禁、镇压的措施却从侧面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这与中国社会中工业发展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密切关联。劳工力量的崛起、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壮大，需要也必然造成对革命理念、思想指引的需要。当然作为批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有力武器的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得以广泛、深入的传播亦离不开五四运动营造的“反帝反封建”舆论环境和大众需要和社会诉求，其传播也远非军阀反动势力所能控制和围剿。
［附注］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凌小萍副教授对本文提出宝贵的建议，特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