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视角下老舍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立场
摘 要： 老舍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在老舍的小说中我们能看到他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刻思考，从中西“民族性”的比较与反思，到“中国人的伟大”的呈现与赞美，再到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发掘与弘扬，都体现了老舍以中华民族为本位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立场。具体到理想人格的塑造上，老舍多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尤其注重彰显人物身上刚健奋进的民气、自强不屈的骨气和正直善良的义气，借助人物群像为民族精神张目、立传。在民族文化复兴的今天，如何实现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吸纳和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坚守美好的传统文化品格，如何在面对西方思潮涌入时仍坚持文化自信，持续用优秀文化作品来引导和鼓舞大众，向世界展示民族经典，厚植文化输出的沃土，从老舍对待文化的态度和立场中，我们或许可以获得一些思考和启发。关键词： 老舍；民族意识；文化立场；民族精神；理想人格老舍是一个伦理文化型作家，在文化立场、文化观念、文化表现等方面都有独特的理解和思考，这种独特性贯穿于他的一生，体现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探讨老舍与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纵观老舍的生平与创作，有着多种文化因子的交融，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佛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等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或显或隐的表达与展现。复杂的生活经历和不断变化的文化背景让老舍对文学创作有着独特的追求。也正因为其自身经历和作品的丰富性，使得关于老舍的文化研究全面而多样。就老舍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看，学界已有较为扎实的研究基础。如吴小美、魏韶华在《老舍与东西方文化》一文中指出，老舍身上有着东西方文化的融汇，“既将西方文化观念视为参照系，又并没有摆脱传统文化的内在制约力”(1)吴小美、魏韶华：《老舍与东西方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4期。。谢昭新的《老舍与中外文化综论》从老舍与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关系，老舍与古代文学、五四文学、英法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老舍创作中呈现出的传统与现代文化特征等方面进行探索，全面论证了老舍与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中西文化交汇组成老舍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部分，形成一种内部结构”(2)谢昭新：《老舍与中外文化综论》，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石兴泽的《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从横向上“勾画出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在老舍性格心理整体系统中的表存形态和运作向度”(3)石兴泽：《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9页。，在纵向上分析了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在老舍人生历程中的发展变化与具体表现，深入探究了老舍的文化心理和文学意识的发展嬗变。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全球化语境、经典文本的生成、艺术技法的传承等方面拓展了老舍与中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老舍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的一生始终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坚持为民族的尊严奋斗，为国家的富强努力。虽然老舍有着满族身份，但他的作品并没有过多书写满汉冲突和旗人艰难的生存境遇，相反，他更看重的是整个社会蒙昧不觉悟的国民出路以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无论是早期小说中对衰败中国的批判，还是抗战爆发后身体力行为民族独立奔走呼号，抑或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新生活的赞美，老舍进行创作的内在机制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体现在他对受尽苦难的中国人民的赤诚关注、深切同情，以及对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向往之上。本文即从老舍的民族意识出发，通过分析他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讨论其面对中西、古今冲突时所作的文化选择及所持立场。一、从中西“民族性”比较中呼唤改造中国文化
老舍进行文学创作之初是在英国伦敦大学任教期间，抗战结束后他旅居美国多年，西方的文化理念、生活方式、文化艺术等都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学习和借鉴，他并不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理念而是坚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吸纳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为我所用，这一点在他以英国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二马》中就有很好的体现。《二马》将一对土生土长的中国父子放在发达的西方文化背景中，通过中国人在英国生活的经历表现中国落后的国际地位和屈辱命运。“当富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中国现代文人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痛切地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与强盛，并将之与中国当时积贫累弱的落后现状进行对比时，就不能不更加激发起他们对祖国的深切忧思”(4)沈庆利：《现代中国异域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东方国家不得不被迫屈服，处于被征服、被主宰的被动地位，古老悠久的中华民族在遭遇西方掠夺和侵略的同时也别无选择地打开国门走向开放。在被挨打和被动现代化的双重环境下，最先走出国门的中国知识分子更能感受到弱国子民屈辱尴尬的生存处境，他们一方面艳羡和赞叹先进发达的西方社会文化，另一方面也深刻体会到西方人的傲慢、自负与偏见，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在老舍早期的小说中都有生动细致的书写。在《二马》中出现的所有英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都有一种偏见和歧视，这种偏见和歧视加深了弱国子民内心的创痛和仇怨，他们在偏见和歧视中独自体会内心的悲凉，整部小说在表现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弱小与无助。中国人所遭遇到的偏见和歧视除了由于中国自身不够强大之外，也是西方人刻意塑造和强化的结果。西方人多通过传教士讲述以及小说、电影等方式了解中国。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这些媒介在传播中有意渲染中国人迷信无知的一面，甚至会毫无根据地臆想，他们意识里存在的并不是真实的中国，而是对中国的想象。这是被西方人“规定”后的东方，“在赛义德看来，西方为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而施行了一整套重构东方的策略，并规定和误导了西方对东方的理解，通过文学、历史、学术著作描写的东方形象为其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统治服务”(5)邱运华主编：《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4-255页。。在《二马》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老马应朋友之邀在一部英国导演执导的电影中扮演一位中国富商，电影拍完后老马遭到英国当地华工的集体攻击，老马被攻击恰是因为这些华工反对西方人对中国的恶意想象。老马参演的电影通过表现中国人的残忍愚昧来凸显英国的强大，尽管编剧和导演明白中国人是文明人，但为了迎合英国观众自大虚荣的心理，他们很自然地将中国人塑造成残忍险诈、彼此拿刀乱杀的狂魔。电影的场景设置是上海对比鲜明的两条马路：一条是污浊、混乱、天昏地暗的中国马路，另一条则是清洁美丽、秩序良好的英国租界内的马路。电影的情节是中国妇女被活埋、扎着小辫的看客、跪地求饶的中国人坐等高大的英国人赦免……而这一切都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一种想象性设定，以这样一种单一的视点来审视中国，以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来“再现”东方，必然呈现和传播出落后愚昧的中国形象。五年的海外生活经历，让老舍深刻地体会到落后的中华民族与西方强国之间的差距，也更加能够理解弱国子民在先进的国度毫无地位和尊严的悲惨经历。尽管老舍是作为教授生活在英国，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度内依旧不能摆脱弱国子民的身份，他在体会到开阔文化视野的同时也感受到强烈的文化落差和民族歧视，所以老舍早期的创作常常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审视中国社会，他迫切地希望通过输入西方现代文化来改造中国落后的现实和国民的精神状态。小说《二马》就是通过对比中英两国的文化，展现出中英两国国民精神状态的差异，以此呈现两国国民所代表的民族性。《二马》围绕马则仁、马威、李子荣等几个中国人在海外的生活、工作、爱情等方面的不同经历展开，表现了以马则仁为代表的老派中国人和以李子荣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所展现的不同国家观念和生活态度。这部作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将几类典型的中国形象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度这一大背景中，从他们普通平凡的日常活动中体会落后保守的中国与先进科学的英国之间的差距，以发达反衬落后，引人深思。如英国人强调平等自主，中国人恪守森严的等级观念；英国人信奉简洁实用，中国人讲面子爱虚荣；英国人务实办事效率高，中国人规矩细办事效率低等。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之下，老舍以较为客观的笔触呈现出了两国国民的精神状态，尽管他也否定了英国人的高傲、偏执、专断等性格特征，但从总体上看，老舍仍希冀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对中国愚弱国民性给予批判和改造。与英国人的客观理性相比，中国国民往往呈现出盲目自大、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无论在器物层面还是制度文化层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蒙昧的国人依然洋洋自得认为自己处在世界潮流的中心，他们的自我认知还停留在封建王朝的辉煌阶段，充满盛世般的自豪感。马则仁们尽管身在发达的英国，却看不到其先进之处，在他们的思想中古老的中国因为老、因为大就足以一直骄傲，这种盲目自大无疑是无知落后的典型表现。在《赵子曰》和《猫城记》中老舍则揭示了中国国民愚昧麻木的奴性思想。《赵子曰》中的大学生赵子曰们本该成为国家的希望，却整日在公寓里虚无度日——打牌、酗酒、玩弄女性。在他们看来，改造中国十分容易，只需下一道命令，全部欧化即可。国家也根本不必救亡图存，西方人发明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享用什么，坐享其成地利用他国成果不仅可免于发奋之苦，还可让西方人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奴隶。在《猫城记》中，老舍以猫国来比喻病入膏肓的中国社会现实：在猫国，全民靠吃“迷叶”生活，政治黑暗、教育腐败，敌国入侵开战在即时，政客、官员还忙着吃“迷叶”、召妓女、听戏看热闹。老舍借由小说人物指出了中国国民麻木无知的精神心理，对缺乏生命意志力的蒙昧国民给予了沉痛批判。英国人强调积极进取的探索与冒险精神，相比之下，中国国民奉行妥协敷衍得过且过的人生态度。老马懒得工作和思考，当伊牧师劝他可以在闲暇的时间写一本研究中英民族差异的著作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绝，他不能理解英国人为何过了50岁还要工作，他不仅懒得行动，连想都懒得想。《二马》中的马则仁因为懒惰而失去人生进取的动力，《离婚》中的张大哥却认为一切皆在掌控中，奉行万事折中处理的态度，忙碌于世俗生活的表层。马则仁和张大哥思想简单肤浅，缺乏对生活真正的理解，自认为一切应付自如，实质是毫无目标地活着。如果说老马和张大哥是因为缺乏反思和自省能力而怯于行动、被生活推着向前的话，那么《四世同堂》中的瑞宣、《邻居们》中的教师杨先生则是刻意保持一种妥协退让的精神，他们都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识大局、明事理，但骨子里却葆有中国文人一贯的客气和容忍。这种“过度的客气与努力的敷衍”使他们惧怕矛盾和冲突，不愿接触过分激烈的事情，遇到困难或者被伤害也只是一味忍让、赔笑脸。老舍有意将英国人勇敢进取的精神和中国人怯弱妥协的心态作对比，试图唤醒中国国民鲜明强烈的心理感受和敢于行动勇于反抗的原始生命力。除此之外，英国公民崇尚互助协作，而中国国民却普遍事不关己、唯利是图。老舍曾说：“我们这个民族，很缺乏正义感，诗人感，马马虎虎，嬉皮笑脸，正是劣根性所在处。”(6)老舍：《谈诗》，《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36页。《二马》中的马威因为凯瑟琳救了自己的父亲误以为凯瑟琳爱上了他，但李子荣却道出了事情的实质——英国姑娘凯瑟琳不是因为喜欢马威才去救他的父亲，而是出于一种社会道义，不能以中国人“爱屋及乌”的观念去评价西方人。老舍通过不同民族救人的表现间接指出中国国民不擅互助、道德观念缺乏。“中国人见了别人有危险，是躲得越远越好，因为我们的教育是一种独善其身的！外国人见了别人遇难，是拚命去救的”(7)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510-511页。。老舍借小说人物批判了中国人唯钱是命、缺乏道德观念的行为。早在《老张的哲学》中，老舍就塑造了以“金钱”为唯一目标的典型人物——老张，老张办教育、做官、信教都是为了能发财，在他看来，教育活动服从于资本的积累，钱乃最高民族责任的化身。在《赵子曰》中，老舍设置了中国学生勾结美国人拆毁天坛的情节，政府答应只要美国出资在原来的地方盖洋楼并给政府一定的经济补贴，所有的材料便可由美国人运到美国。在《猫城记》中，当公使被埋在地下时，周围人无动于衷毫无帮忙的意识，直到得知有“国魂”可拿时才有所行动，然而他们意不在救人，而是为了趁机哄抢他人的财物。无论是《老张的哲学》中唯利是图的老张、《赵子曰》中丧失良知的官员和学生，还是《猫城记》中见钱眼开、弃同胞生命于不顾的民众都一样冷漠残忍，体现出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价值观念，成为老舍批判、针砭的对象。在老舍创作的早期阶段，因为有感于落后国民麻木不觉悟的精神状态先后写下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一系列小说。在这些小说中，老舍对中华民族长期淤积下来的民族劣根性进行了批判，尤其是《二马》，以细腻的笔触描画出一个在英国生活多年的作家眼里中西国民之差距。与西方人的观察视点和传播目的不同，借助于这些小说，老舍希望中国人能像英国国民一样放弃狭隘的个人私欲，做一些有益于民族和国家的事，希望参照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和国民素质予以改造。二、从“中国人伟大”中发掘民族精神
《二马》创作不久后，旅英归国途中老舍经过新加坡，看到中国人为南洋做出的贡献，写下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肯定了中国人踏实肯干、勤劳勇敢的品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感受到中国人民为保全国家齐心抗战，以顽强不屈的精神与侵略者斗争。由此，老舍逐渐意识到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蕴藏着可以抵御外族的强大精神力量。《小坡的生日》是以儿童小坡的活动为线索，意在表现中国人的伟大，老舍想要告诉读者：华侨不都是发福的财主或者靠碰运气发家致富的暴发户，他们中的大多数有敢想敢干的勇气，他们在没有国家的支援和帮助下凭着敢于冒险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将南洋开发出来。在这部小说的创作谈中，老舍指出，伟大作家康拉德的笔下东方人总是次要的配角，在神秘冒险的南洋世界中西方白人作为主角永远是那么出色，他有意要写出与康拉德相反的内容，希望在《小坡的生日》中以中国人为主角来表现南洋的繁荣。这部小说表达了中国人在南洋开发过程中的贡献以及中国人不怕吃苦的精神，“中国人能忍受最大的苦处，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盘据的荒林被中国人铲平，不毛之地被中国人种满了菜蔬。中国人不怕死，因为他晓得怎样应付环境，怎样活着。中国人不悲观，因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气。他坐着多么破的船也敢冲风破浪往海外去，赤着脚，空着拳，只凭那口气与那点天赋的聪明，若能再有点好运，他便能在几年之间成个财主。自然，他也有好多毛病与缺欠，可是南洋之所以为南洋，显然的大部分是中国人的成绩”(8)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75-176页。。老舍重新审视中国人，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坚韧、乐观、向善的性格以及爱好和平的民族特质。在创作论《还想着它》中老舍再次指出，写作这篇小说的宗旨是表扬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表达对中华民族的崇拜：“我要写这么一本小说。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所谓民族崇拜，不是说某某先生会穿西装，讲外国话，和懂得怎样给太太提着小伞。我是要说这几百年来，光脚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汉。没钱，没国家保护，什么也没有。硬去干，而且真干出玩意来。我要写这些真正中国人，真有劲的中国人。”(9)老舍：《还想着它》，刘泽学主编：《老舍散文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58-59页。可见他已经从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和批判过渡到能看到中国人的伟大之处和可以改造的希望。老舍十分重视对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整体发掘。早在《我怎样写〈二马〉》中就曾说：“……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10)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全集》第16卷，第172页。这种对民族性的探索贯穿老舍创作的始终。而尤为重要的是，老舍不仅剖析民族的劣根性，更看到了支撑民族活下来的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作家，老舍坚持对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批判和反思，但同时也能感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力量。普通民众敢于反抗、勇于团结的爱国精神，刚正不阿、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以及传统道德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文化品格，都是民族危难之际保存民族的重要力量，这些民族文化的精髓不应丢弃，值得我们坚守并传承下去。历经民族危机之后，人们会更加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抗战中的老舍在传统文化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多了一份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在这场民族灾难中，老舍发现了传统文化经过剔除、过滤、转化和提升后的优质因素，这些优质因素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体现为中华民族得以保存的民族精神。《四世同堂》中在屈辱与忍耐中偷生的知识分子找到革命战争中的自我身份，《蜕》中稚气未脱的学生决心联合抗敌毅然走上保卫民族的道路去经受痛苦的蜕变，《鼓书艺人》中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通过微弱的力量表达出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老舍看到过去被他批判愚弱的国民身上也有足以照亮民族前行方向的亮光，虽然他们贫穷也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有礼貌，还有热心肠，还肯帮别人的忙，还不垂头丧气”(11)老舍：《四世同堂(下)》，《老舍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788页。，他们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代表，在危亡与耻辱背后是“光华灿烂，到处是周铜汉瓦，唐诗晋字，与梅岭荷塘的中华”(12)老舍：《四世同堂(下)》，《老舍全集》第5卷，第910页。，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强大的力量，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四世同堂》中以韵梅为代表的传统女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坚韧精神的象征。韵梅是一个从没有离开过北平城的家庭妇女，苦难的战争环境和残酷的生活条件不仅没有打消她的生存意志，反而让她意识到家庭责任，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没有文化知识的她逐渐将眼界从眼前的四合院拓展到院子之外的高山大海，而那高山大海便是她心中的国家。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传统文化教给她忍耐和宽容，她微笑着用自己的经验和忍耐接过惊险和困难，去从容应对随时变化着的战争局势。“她没有骑着快马，荷着洋枪，像那些东北的女英雄们，在森林或旷野，与敌人血战；也没像乡间的妇女那样因男人去从军，而担任起筑路，耕田，抢救伤兵的工作；可是她也没像胖菊子那样因贪图富贵而逼迫着丈夫去作汉奸，或冠招弟那样用身体去换取美好的吃穿；她老微笑着去操作，不抱怨吃的苦，穿的破，她也是一种战士”(13)老舍：《四世同堂(下)》，《老舍全集》第5卷，第971页。。在老舍看来，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韵梅用自己的顽强和勇敢撑起整个家庭，也是值得称颂的战士，这种顽强和勇敢正是深厚的传统文化孕育的结果。正是像韵梅这样的妇女担当起养老扶幼的责任才使得由一个个小家庭构成的国家能够在严酷的环境中几经摧残而屹立不倒。在《四世同堂》中有多位像韵梅这样的女性，她们朴实勇敢、任劳任怨，支撑着小家，保全了大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个性自由和妇女解放一时成为社会热潮，先进的女性更多追求新潮的服装打扮、文明的行为举止、离经叛道的思想。和这类女性形成对比的，是老舍笔下如韵梅一样的传统女性形象：看似软弱的刘棚匠太太在敌人经济围剿下敢于跑到火车上去换取粮食，李四大妈以自己的菩萨心肠安慰和援助每一个她遇到的困难者。韵梅的坚强与自信、刘棚匠太太的勇敢与果断、李四大妈的善良与热忱都是传统女性中“美好”名词的代表。虽然她们只是普通的家庭主妇，但在战争的威胁下，她们没有被吓倒，传统文化精髓外化为一种抵抗外族侵略的精神力量。她们不追求摩登，不追随喝咖啡、看电影等新式生活方式，而是竭尽全力操持家务，维系好一个个小家；她们不故作文雅和清高，天不亮就起床站几个小时领粮食而不抱怨，被敌人鞭打而不退缩；她们固守着传统美德，不盲目添乱，懂得担负起肩头的责任，用无声的抵抗保全一家人的清白。对这类传统女性的赞美不是老舍在战时的突发奇想，它与早期小说《二马》中理想型青年李子荣的爱情观一脉相承：“念过一两本爱情小说，便疯了似的讲自由恋爱……男女间相互的责任，没想；快乐，不会有的！我不能说我恨他们，但是我宁可娶个会做饭，洗衣裳的乡下老，也不去和那位‘有一点知识’，念过几本小说的姑娘去套交情！”(14)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第582-583页。在战争的背景下这种民族精神的价值被凸显出来，让读者看到了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正是基于此，老舍忍不住对韵梅大唱赞歌：“她不只是她，而是中国历史上好的女性的化身——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肯随着男人受苦，以至于随着丈夫去死节殉难！真的，她不会自动的成为勇敢的，陷阵杀敌的女豪杰，像一些受过教育，觉醒了的女性那样；可是就事论事，瑞宣没法不承认她在今天的价值。”(15)老舍：《四世同堂(下)》，《老舍全集》第5卷，第971页。在《小坡的生日》中，老舍叙写了中国人的伟大，表达了中国人在南洋开发过程中的贡献以及中国人不怕吃苦的精神，肯定了中国人踏实肯干、勤劳勇敢的品质，以及乐观向善的性格、爱好和平的民族特质。在《四世同堂》中，以韵梅为代表的女性群体，朴实勇敢、任劳任怨，支撑着小家，保全了大家。正是借助这些普通人物形象的刻画，老舍发掘出了中国人身上强劲坚韧的民族精神，让苦难的民族看到了新生的希望。三、在传统文化中探寻理想的人格特征
“伟大文艺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伟大的心田与人格来自写家对他的社会的伟大的同情与深刻的了解”(16)老舍：《大时代与写家》，《老舍全集》第17卷，第111页。。老舍一生的创作都执著于发掘和塑造理想人格，从刚健奋进的民气、自强不屈的骨气和正直善良的义气中可以看到老舍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独具中国传统魅力的人格特征也是老舍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立场的具体体现。刚健奋进的民气是传统理想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民气”一词最早见于梁启超的《论民气》，这篇文章发表在1906年1月第72号《新民丛刊》上，文章开篇就谈到：“一国中大多数人，对于国家之尊荣及公众之权利，为严重之保障，常凛然有介胄不可犯之色，若是者谓之民气。”(17)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25页。可以看出在梁启超这里，民气被定义为在维护国家尊严和民众权利时表现出来的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它是一个国家得以长存的重要因素之一。梁启超之后，鲁迅对“民气”也多有讨论，如他在《忽然想到》一文中谈到：“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如果长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将来会连辩诬的精力也没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18)鲁迅：《忽然想到(十至十一)》，《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6页。鲁迅不仅否定政治家不切实际地鼓舞没有实力的国民，同时也指出“但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19)鲁迅：《补白》，《鲁迅全集》第3卷，第108页。。可以看出，在鲁迅这里，“民气”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存在于中国国民身上被统治者利用或盲目没有目标的性格特征，是被批评和针砭的对象。鲁迅提倡通过正面输入和培育“民力”，塑造理想健康的国民性格，让个体能有理性思考如何依靠实力和勇气对抗现实之黑暗，最终实现社会的变革和国家的强盛。在中国现代文坛，老舍和鲁迅一样都执著于国民性的挖掘与批判，鲁迅批判犀利而深刻，偏于理性；而老舍则着眼于丰富而真实的日常生活，从嬉笑怒骂中对人物个性思维、社会风俗习惯加以揭露。尽管老舍和鲁迅一样，在创作中坚持对国民精神的关注，但在民气的理解上他们的观点却大相径庭。在老舍的笔下，“民气”是一个褒义词，更多的是指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熏陶下在民众身上存在的足以支撑民族自新自强的优秀道德品质和精神力量。尤其是在中日民族战争中，老舍重新思考中国的文化，看到在普通的民众中存在着保存民族的重要力量。老舍曾说：“中国既敢抗战，必定是因为在军事的估量而外，还有可用的民气。”(20)老舍：《四世同堂(上)》，《老舍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92页。而这“可用的民气”正是来自中国的深厚文化，正是这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中国人能坚持抗战多年而不懈。在此，民气是一种对国民精神的肯定，是支撑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长盛不衰的重要力量，因为民气的存在多了一份对民族国家的信心。民气首先表现为普通民众身上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无论是《二马》中对国家富有责任感、勇于担当的李子荣，还是《骆驼祥子》中勤奋踏实、永不放弃的车夫祥子，都有一种奋勇向前的精神。李子荣汲取中外文化的优秀品格，在伦敦半工半读，积极进取，希望通过学习商业改变自己的生活和祖国的未来。祥子执著追求的是买辆属于自己的车，他把这一愿望看成人生的伟大志愿，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显示了顽强的意志。他认真对待生活，即使失败了也义无反顾地坚持，在第一次失败之后他虽然有怨言但还是咬紧牙关继续争取，在祥子一次次重新开始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劳动者奋发向上的本色。《月牙儿》也塑造了一个充满强盛意志力和顽强生命力的女性形象。“我”作为芸芸大众中极卑微的女性，为了在社会中获得独立与自由，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这种求生的愿望和抗争的精神，无疑是对民气最好的诠释。民气的另一种表现是一种忍无可忍的决心和英勇的反抗精神。在《四世同堂》开篇，老舍就表露出对民族的信心——“凭着几千年的文化与历史，民气是绝对可用的”(21)老舍：《四世同堂(上)》，《老舍全集》第4卷，第68页。。虽然在军事和物质上我们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在军事实力、物质条件之外，中国普通民众身上所蕴藏的忍无可忍的决心和英勇的反抗精神一直都在：《鼓书艺人》中的说唱艺人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做宣传鼓舞士气；《人同此心》中阶层不同、职业各异的民众将目标对准胡同口的日本兵，在团结协作中勇敢地歼灭了敌人；《火葬》中的游击队长在突袭敌人的过程中弹尽粮绝举火焚屋为自己举行了“火葬”；《蜕》中稚气未脱的学生离开校园、《四世同堂》中的不问世事的诗人钱默吟走出书斋、《一块猪肝》中还在恋爱中的主人公光妫放弃小姐的闺房，他们虚心向勇敢诚朴的平民学习，投入到抗战前线，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苦难中喘息的国家……自强不屈的骨气不仅是老舍塑造人物的性格特质，更是他理解生命的一种方式。骨气与气节相关，关乎一个人的尊严，是个人坚定独立意志的表现。老舍把个人的气节看得很重，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仍坚守气节。抗战爆发前夕，因担心济南沦陷后被敌人逼着做汉奸，他逃离济南，“我怕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而我作了俘虏。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22)老舍：《八方风雨》，《老舍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79页。。1941年，他在《述怀》一诗中写下：“身后声名留气节，眼前风物愧诗才。”(23)老舍：《诗四章·述怀》，《老舍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579页。他首先想到“身后”的大事不是文章名气，而是“气节”。在抗战后期的1944年，日军为挽回太平洋战场上的损失发动“豫湘桂”战役，敌人进驻贵州，重庆危在旦夕，人们纷纷做好了逃亡的准备，对战争愤怒而绝望的老舍没有打算再逃，他做好了以死来维护尊严的准备：“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有盖儿！”(24)老舍：《致王冶秋》，《老舍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605页。老舍深受历史文化中屈原、文天祥舍身明志行为的影响，做好了随时献身的准备。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老舍也曾多次强调尽管贫困但不能没有骨气，要咬紧牙关忍受，“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25)老舍：《致友人》，《老舍全集》第15卷，第611页。。正所谓“有骨头的才肯为国捐躯，有骨头的才肯死里求生；有骨头的今日死，有骨头的明日生；这就是民族的复活”(26)老舍：《是的，抗到底！》，《老舍全集》第14卷，第106-107页。。中华民族向来崇尚气节、看重个人品德操守，刚强不屈的骨气不仅是个人高尚道德的体现，也是民族尊严的象征。《杀狗》借敌人的一次搜捕事件来表现普通人刚强不屈的骨气。在危险到来之前，学生们夸夸其谈议论民族的兴衰，然而真正的搜捕行动开始时学生们却变得胆怯懦弱，此时一位不识字的父亲则表现出可贵的勇气和果敢。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他能够不畏强权自信地说出他对民族文化的信心：“你们要得了我的命，可要不了我的心气；这是一口气，这口气由我传给我的儿子孙子，永远不能磕膝盖儿着土！”(27)老舍：《杀狗》，《老舍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82页。同样，在《四世同堂》中，拉车的小崔过着穷苦的生活，自己宁愿挨饿也不愿让汉奸冠晓荷上他的车；亲日分子为了用中国古老的民间技艺取悦日本人，要求舞狮名手刘师傅在庆祝保定沦陷的大游行中表演，遭到刘师傅的断然拒绝——“我不能给日本人耍！我的老家在保定，祖坟在保定！我不能庆祝保定陷落”(28)老舍：《四世同堂(上)》，《老舍全集》第4卷，第256页。。这种刚强不屈的骨气是来自普通劳动者朴素的道德操守。在遭受侮辱之后，选择挺直脊梁英勇反抗，在血与火中唤醒和维护个人与民族的尊严是骨气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战争前过着“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生活。当战争爆发后，他心急如焚地想要了解战争形势，他明白自己能有吟诗作赋的自由完全得益于古老完整的民族，假若北平落在日本人的手里他又如何能苟活于人世。当战争的残酷首先发生在这位软弱的老人身上，他用沉默与坚毅证明了什么是中国人的骨气。钱默吟遭人陷害被关进监狱，在狱中面对严刑拷打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当他逃出监狱后仍义正辞严地表明自己的“骨气”：“他们打破了我的身体，打断了我的骨头，可打不改我的心！我的心永远是中国人的心！”(29)老舍：《四世同堂(上)》，《老舍全集》第4卷，第202页。从穿着长衫吟诗作赋的君子转变为英勇无畏不惧牺牲的战士，钱默吟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为国牺牲的信念。“我很爱我的命，可是更爱我的气节”(30)老舍：《四世同堂(上)》，《老舍全集》第4卷，第391页。，他不因自己受到严酷摧残而屈服，不因儿子牺牲而一蹶不振，不因小家被毁而退缩，他不做亡国奴，坚强抵抗，潜心从事起抗日救亡的地下活动，由一个超然的隐士变成抗日斗士。这种直面困境的品质既体现了个人坚贞不屈的独立人格，也显示了整个民族的浩然正气。同样是知识分子，瑞宣不同于钱默吟的果断，他为维系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而留在北平，没能真正走上前线参加战争，但他深知“我们这走不开的老弱残兵也得有勇气，差不多和你们能走开的一样。你们是迎着炮弹往前走，我们是等着锁镣加到身上而不能失节”(31)老舍：《四世同堂(上)》，《老舍全集》第4卷，第42页。。他为不能亲历战场为国捐躯而内疚，也因为这份内疚他十分珍惜自己身为中国人的勇气和责任，在危难之际即使失去生命也不能为了苟活而丧失民族气节，瑞宣从自身做起坚守民族尊严的行为是当时留在战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正直善良的义气也贯穿老舍创作过程的始终。“义气”原指天地之间的肃杀之气。《礼记·乡饮酒义》有言：“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32)陈戍国：《礼记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497页。这里的义气指尊贵威严的一种气势，而后发展成一种刚直正义的气概，多与节烈、忠义相关联。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讲：“仇牧、孔父、荀息之死节，公子目夷不与楚国，此皆执权存国，行正世之义，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气义焉，故皆见之，复正之谓也。”(33)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7页。在此，义气已经演变为一种忠烈的品质。现代汉语中的义气多指因私人关系不惜牺牲自身利益挺身而出、与正义相关的道德规范。老舍深受传统侠义文化的影响，喜欢阅读武侠小说，也酷爱听《小五义》、《施公案》等评书，乡间戏曲和评书中的英雄好汉如张飞、李逵、武松、黄天霸等都是他崇拜的英雄人物，这些传奇的狭义故事以及对武侠小说痴迷的经历成为老舍后来写作小说的重要素材。义气这一人格特质在老舍的作品中或体现为乐善好施的义举，如《四世同堂》中的李四爷夫妇的古道热肠；或表现为一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品格，如《猫城记》中的大鹰的英勇赴死；或与复仇主题、民族大义相联系成为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高尚品德，如《离婚》中的丁二爷替张大哥一家报仇雪恨，《杀狗》中的杜亦甫父亲的为民除害。老舍在深刻把握民族传统性格的基础上，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民族传统的“古道热肠”式的人物，这种乐善好施、大仁大义的性格是义气的重要表现。《老张的哲学》中车夫赵四仗义疏财、热心助人，并在老张娶妾时及时将孙守备带到现场解救了李静，打破了老张害人的“美梦”。《四世同堂》中帮祁家人看坟的乡下老头常二爷正直善良，当盗墓之风盛行时，他不顾战争危险跑到城里来提醒祁家人是一种义举。老舍笔下慷慨助人的典型形象是《四世同堂》中的李四爷夫妇，他们在别人遇到麻烦时会毫不犹豫地提供帮助。李四爷多年来坚持“交情第一、金钱其次”的处世原则。他常常义务为邻居们服务，任何天灾人祸的难处他都想尽办法保他人周全，为此深得邻居们敬重。尽管如此，李四大妈还是会责备李四爷不够细心，“她以为李四爷对朋友们还没有尽心尽力的帮忙，而这种责骂也便成为李四爷的见义勇为的一种督促”(34)老舍：《四世同堂(上)》，《老舍全集》第4卷，第16页。。作为女性，李四大妈补充了丈夫不够温柔和细腻的部分，她既善于倾听又勇于承担责任，在她眼中没有美丑贫富的差距，只有可怜而值得同情的弱者，他们夫妇同心同德对一切受苦人出手相救，热忱服务。这种古道乐肠、乐善好施的品格是对义气的最好表达。解困救急、慷慨疏财是讲义气的表现，行侠仗义、舍生取义更是对义气精神的实践。《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在走投无路时是曹先生给了他希望，《牛天赐传》中的王宝斋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支持牛天赐去北平上学，他们无疑是仗义的代表。《黑白李》中，弟弟白李是个思想激进的新派人物，而哥哥黑李则生活严谨、讲孝悌、重情义，当两兄弟同时喜欢上一个姑娘，忠厚老实的黑李成全了弟弟，当弟弟因为参加革命被追捕，黑李毁掉脸上的黑痣替弟弟走上刑场，在危难时刻用义气保全了弟弟的性命，黑李身上体现的正是舍生取义的精神，也是老舍笔下传统理想人格的代表。如果说这种付出和牺牲是为了帮助朋友、保全家人，那么《猫城记》中的大鹰的英勇赴死则是希望用自己的死唤醒整个麻木的民族，《火葬》中的石队长为了不被落入日军手中而牺牲自己的性命是为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存续，《赵子曰》中的李景纯对军阀贺占元的刺杀是要铲除人民公敌、为民除害，他们用视死如归的义气彰显了民族精神大义，保全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让读者为之动容。在老舍的小说中，义气多与复仇相联系。《小木头人》中主人公因舅舅被日本的飞机炸死，从为舅舅报仇的初衷出发，走上残酷的战场。《浴奴》则写一个普通的妇女为报杀夫之仇，装扮成陪浴女在浴中将日本人掐死，而后跳楼自尽。在《离婚》中，张大哥一家被小赵陷害，几近妻离子散，穷困潦倒的丁二爷因为受过张大哥的帮助，决心替张大哥报仇，暗杀了小赵。这种壮烈的复仇行为是对普通劳动者的赞颂，也是对义气的一种朴素的理解方式。“他把对复仇精神的理性阐发同他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对国民性的改造联系起来，同时把复仇精神的价值指向同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个性的张扬、独立人格的建构以及社会公正紧密结合”(35)陈夫龙：《转化与再造：老舍对侠文化的改造思路》，《宁夏社会科学》2007第4期。。正是由于有这些侠肝义胆、具有复仇反抗精神的普通小人物，才会有在抗战中真正在战场上舍身成仁、奋力拼杀的英勇士兵。老舍正是借由个体之间的义气精神来高扬国民的正气，进而重建国民理想人格。老舍坚持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立场，在建构理想人格时注重从传统文化中发掘优秀文化因子，塑造出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人格特征。他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的民气，主张培养国民刚健自强的民气，在个人经历和文学创作中将骨气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有着对顽强不屈骨气的执著坚守，在塑造国民性格时以侠义个性抵抗奴性，将肝胆相照的义气赋予笔下人物。可以看到，老舍通过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掘出传统文化资源中人格建构的精神资源，塑造了独具中国传统魅力的理想人物。结语
将“民族意识”作为一个观照点重新理解老舍和他的作品就会发现，看似复杂矛盾的老舍和他的小说有着一致的创作基点，即老舍在创作中始终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从“民族意识”的视角切入阐释老舍小说，探究其在创作内容、主题、思想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可以发掘出其作品中对民族认同、国家发展、文化出路思考的背后都有着以中国为本位的价值立场。老舍坚持以中国为本位的立场不代表他完全认同传统的中国文化，相反，他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的痼疾，看到国民身上的病根，也对传统文化的弊端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另一方面，他在批判传统的同时能超越传统价值，剔除中国文化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发现其中的传统美德和优秀特质，完成了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性的转化。当然，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立场也不是全然否定西方文化，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一种理性和成熟的思维谨慎对待西方现代文明和价值追求。老舍在东西方文化的交织中找到平衡，他既认识到西方国家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先进科学之处，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质成分，尤其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他坚持挥舞民族传统文化的“大旗”积极投入到民族救亡之中，将自己的全部信仰和精神融入到对现代国家的建构中，以强烈的民族意识，探索民族的发展之路。放在历史的坐标上来考量，老舍的选择和追求实属难能可贵。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勇敢、充满希望和生命力的民族，传统文化中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20世纪初，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出于改革历史的决心和改变中国的希望，五四启蒙者大多坚持以西方先进的文化改造中国，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往往认同西方文化的价值立场，甚至以偏执的姿态青睐西方文化。而出身于平民阶层的老舍更能深刻地体会到列强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并且五四启蒙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老舍正在英国教书，距离的阻隔使得他与五四启蒙主潮始终保持一种旁观者的疏离。所以在老舍的文化观念中并不是将西方文化放在首位，而是用批判的眼光来选择文化，不是采取中西文化冲突和对立的判断，而是坚持中国文化为本位，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之上对外来文化的合理成分加以吸收，既不主张盲目媚外、全盘西化，也不抱残守缺、宣扬民粹主义。他在批判和反思中看到中国文化的弊端，也能发掘烛照民族前行的精神动力，坚持不守旧、不盲从的文化立场。在民族文化复兴的今天，如何实现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吸纳和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坚守美好的传统文化品格，如何在面对西方思潮涌入时仍坚持文化自信，持续用优秀文化作品来引导和鼓舞大众，向世界展示民族经典，厚植文化输出的沃土，从老舍对待文化的立场和态度中，我们或许可以获得一些思考和启发。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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