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衰落与人性的概念
作者：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
翻译：风灵
可能很难相信，但战争的发生率正在降低。这一引人注目的事实有什么证据？又有些什么原因？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一位约翰·斯通家族教授。从事语言和认知的研究，为《纽约时报》、《时代》杂志以及《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等刊物撰稿，并且有八部专著，其中包括《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大脑如何工作》（How the Mind Works）,《文字与规则》（Words and Rules），《空白的石板》（The Blank Slate），《思想的原料》（The Stuff of Thought），而他最近的著作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为什么暴力会衰落》（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汤姆·帕尔默
看来战争正趋于衰减。二战结束后的三分之二个世纪里，总的说来，军事大国和发达国家很少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这是史上前所未有的状态。与专家们的预测相反，美国和前苏联并没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1953年韩战结束后，军事大国之间也再没交战。之前六百年间，西欧国家每年爆发两次新战争，但1945年后一次都不曾有过。而且，全世界四十个左右最富裕的国家之间也不曾有过武装冲突。另一个惊喜是，自从1989年冷战结束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各种类型的战争都在减少。国家之间的战争已变得极为稀少，而内战的数量经过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增长之后也已经下降。世界范围内，国家之间的战争及内战相关的死亡率同样也已急剧下降，二战期间每十万人的死亡率是300人，韩战中是将近30人，越战地区是10多人，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下降到个位数，21世纪则不到1人。
我们是否应该严肃地将此作为战争衰减的证据？这是否是统计数据的偶然，就象某个赌徒最终必将耗尽的连胜好运？或是战争及其人身代价的计算方式所产生的人为结果？还是必然的周期循环中的暂时缓和——犹如暴风雨前的平静，或如将面临超级地震的圣安德列斯断层（the San Andreas Fault），或如一片正在生长的森林将被一不小心扔下的第一个烟头点燃？没人能给出绝对的答案。本文中，我将通过分析人性的本质来讨论这些问题。
许多观察家怀疑战争会有减少的可能，他们说，人的本性没有改变，因此，我们仍然具有先天性暴力倾向，这种暴力型倾向导致了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战争。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先天性的侵略倾向：灵长类动物中无处不在的侵略行为和人类社会普遍的暴力皆可为证，包括杀人、强奸、家庭暴力、骚乱、劫掠和争斗。此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某些基因、激素、大脑回路以及自然选择的压力在我们的物种进化中对产生了暴力影响。1945年至今不过两代成年人的时间，这些压力不可能已经逆转，并消除几百万年来古人类进化的结果。既然我们导致战争的生物冲动仍未消失，因此，任何和平的插曲都注定短暂。所谓战争趋于减少只是人为的结果或侥幸的赌运，相信该结论的人常被指责为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乌托邦分子。确实，有一些卢梭主义者已经非常接受这种说法，并否认了人性从一开始就有暴力的冲动——他们说，我们纯粹是倭黑猩猩（即所谓的嬉皮士黑猩猩），富有爱心并拥有富有同情心的神经细胞，因此我们天性就趋于和平。
我的确不相信我们是嬉皮士黑猩猩，但我的确相信战争真的在衰减。既然我被认为是推崇霍布斯哲学的现实主义者，我就特别适合论证，战争的衰减可与现实的人性观协调一致。在《空白的石板》（The Blank Slate, Pinker 2002）一书中，我认为，经过自然选择所形成的人类大脑，除了其他特性，还包括贪婪、恐惧、复仇、愤怒、阳刚之气、部落主义和自我欺骗，这些特性单独或组合在一起，就能够刺激我们人类走向暴力。然而，我将指出，这种老调重弹的人性观，与认为战争衰减是人类历史的一种真实且可长期持续发展的观点，可以完美协调。
战争衰减与现实人性观协调一致的四大理由
1.奇怪的事已发生
特定种类的暴力的发生频率下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消失，这在人类历史上绝非罕见。在拙作《人性中的天使：为什么暴力会衰落》（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Pinker 2011）），以及詹姆斯·佩恩的著作《武力的历史》（A History of Force（Payne 2004））中，记载了许多这类事例。以下是一些例子：
• 无政府状态下部落社会的战争死亡率大约五倍于早期国家中的战争死亡率。
• 活人献祭是每个早期文明的常规做法，而现在已经消失了。
• 从中世纪到20世纪，在欧洲，杀人的犯罪率至少下降了35倍。
• 在人道主义革命集中的18世纪下半叶，主要西方国家都取消了将酷刑作为刑罚手段。
• 欧洲国家曾有数百种死刑罪名载于书中，其中包括极其轻微的罪行，比如盗窃一棵卷心菜和批评皇家园林。从18世纪初，死刑逐渐只被保留用以惩罚叛国罪和最严重的暴力犯罪，而在二十世纪，除了美国之外，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废除了死刑。即使在美国，50个州中也有17个州已经废除了死刑，在保留死刑的各州里，人均处决率与殖民地时期相比，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
• 奴隶制在全球各地都曾经是合法的。但十八世纪废奴浪潮开始席卷全世界，1980年毛里塔尼亚废除了奴隶制，从而终结了这一制度。
• 在人道主义革命中还废除了猎杀女巫、宗教迫害、决斗、狩猎运动（blood sports）以及关押债务人的监狱。
• 对非裔美国人的私刑曾经每年发生150起。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率下降为0。
• 对儿童的体罚，既包括学校里制度化的戒尺惩戒和鞭挞，也包括在家中的打屁股和掌掴，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持续急剧下降，并在好几个西欧国家已成为非法。
• 杀人、强奸、家庭暴力、虐待儿童和歧视罪的犯罪率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急剧下降（有些已下降了80%）。
既然已有了暴力减少的这些实例记载，争论人性是否容许暴力发生率改变已无意义。显然，人性确实允许这种改变。唯一的问题是怎么改变的？
2.人性具有多种成分
人们趋于将人性简化为某种单一的本质，然后争论这种本质是什么。我们是下流的还是高贵的？是霍布斯式的还是卢梭式的？是猿猴还是天使？以这种方式思考，如果我们时常陷入暴力，我们一定是热爱暴力的物种；如果我们能保持和平，我们一定是和平主义者。
但大脑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器官，有许多可在解剖学上和化学上区分的回路。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人性不是单一之物，而包括多元的智能、模块、官能、器官、驱动力，或其他的子系统。其中一些子系统驱使我们使用暴力，但别的子系统又抑制我们的暴力倾向。
人类暴力至少源于四种动机，每种动机又包括不同的神经生物学系统：
利用：使用暴力作为达成目的之手段；也就是说，损害那些不幸阻碍了行为人实现其欲望之人。例子包括掠夺、强奸、征服、迁移或灭绝原住民、谋杀或监禁政治或经济上的对手。
统治：个体之间力争上游并成为地位最高的雄性的冲动，而群体之间相应的冲动是争夺部落、民族、种族，民族或宗教的至高权力。
复仇：违犯了道德的人应受到惩罚的信念。
意识形态：是具有乌托邦前景的共享的信仰体系，象病毒一样传播，或者依靠武力或教化来扩散。这样的例子包括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和好战的宗教。既然乌托邦的世界永远无限美好，那就允许采取无限暴力的来对抗那些挡路的人，如俗话所说，“不打破几个鸡蛋，就做不成煎蛋卷。”
抵制这些令人讨厌的冲动的是我们另一些友善温和的官能：
自我控制：大脑前部脑叶中的回路可预见行为的长期后果，并相应地进行抑制。
同情心：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
道德感：是一种关于规范和禁忌的系统，集中体现于个人对公平的直觉、对团体的忠诚、捍卫合法权威、保护纯洁与神圣。道德感可以激励实施公平的标准，可以使某些特定的有害行为的过程变得不可想象。（不幸的是，道德感也可能导致暴力，因为它可以使基于部落主义、禁欲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好战意识形态合理化。）
理性：使我们能进行客观、独立的分析的认知过程。
那么，人们是否实际实施暴力行为依赖于这些官能之间的相互作用；人性之存在，其本身并不注定我们人类的暴力将保持恒定不变。
特别地，发动战争的决定可由诱导暴力的各种动机之间任意组合而触发。如果这一决定没有被任何抑制暴力的动机所推翻，那么决策者必须鞭策同胞，唤醒其侵略动机，以动员组织一个侵略联合体，同时让趋于和平的动机无所作为。因此，战争的实际爆发取决于许多心理过程，要求这些心理过程恰好都处于战争的一边，而且避免了其他心理过程的抑制性影响。这些过程分布于联系许多个体的社交网络。没有理由认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些相互竞争的影响之相对强度应保持恒定不变。
3.人性的功能性成分
人性中的许多成分都是功能性的（对环境状况敏感），而不是稳定的（自我调节的）。认定战争趋于缓和不可能为真的这种直觉，常常是基于把暴力动机想象为一种稳定的心理模式。这种力量最多能被转移或引导，但不可能被永久封闭。认为人类动机是稳定的模式在我们关于暴力的思维中根深蒂固。通过精神分析、行为学、行为主义（以减少动机为借口），赋予了这种模式某种科学性，并且它与自我调节的控制论理念相契合。在这种理念中，反馈回路反作用于任何不平衡的方式，将系统维持在稳定状态。这也符合我们的主观经验：没有人能长期坚持不要食物、饮水或睡眠，而如果没有性生活，或者要抑制打哈欠、打喷嚏、挠痒或排泄的迫切欲望，也会是一种挑战。
但是，若认为所有的人类反应都是自我调节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很多反应是机会性的、回应性的、或功能性的：由环境诱因与认知和情感的状态相结合所引发。考虑下进化而成的恐惧，比如对高处、对蛇、对监禁、对深水或蜘蛛的恐惧。就算某人天生怕蛇，只要他从不曾遇见一条蛇，他的一生中也不会体验到这种恐惧。其他的例子包括战栗的倾向，陷入神魂颠倒的爱情，或性嫉妒的体验。
那么导致暴力的动机，也未必是自我调节性的。没有理由相信，伤害某人的欲望会逐步积累，并需要周期性释放。暴力有显著的伤亡风险，所侵犯的对象会自我保护，或者他的亲人会报仇雪恨，或者他试图先发制人。自然选择的理论预测，当预期成本超过预期收益时，适应性将发生演化。如果是稳定的暴力冲动，我们不应期待能演化，因此，这种冲动应该是对环境敏感的。这可能包括掠夺和剥削，当有机会以低风险剥削受害者时就会显现出来；统治欲，发生在当某人的男子气概在重要的观众面前突然遭到责难时；复仇，惩罚（从而最终阻止）侮辱或伤害；暴怒，当某个长期存在的威胁突然暴露出其脆弱之处时。如果这些情况从未出现，比如说，如果某人过着有序且优越的生活，未遇到严重的威胁或侮辱，任何暴力反应的倾向都可能处于休眠状态，就如没见过毒蛇的人感觉不到对蛇的恐惧。如果情况适宜，未出现突发事件，同样的环境敏感性会使政治领导人体会不到任何动员其国家进行战争的冲动。
4.人类认知是开放的生成系统
在可以阻止我们暴力行为的多种官能中，有一种尤为特殊：使人类能进行理性思考的认知机制。理性是组合性的系统，可产生爆炸性数量的不同想法。正如我们词汇中的数万单词可以经由语法规则组成数以万亿级的句子，我们的思维中各种观念的数目更大，可经由认知过程组成的不可胜数的条理清晰的想法。人类所有可能的思想空间中包括了信仰、神话、故事、宗教、意识形态、迷信，以及直观的和正式的理论，这些想法从我们反复的思考中产生，通过语言，经由我们的社会网络传播，从而进一步微调、修改和整合。如果有恰当的社会基础设施——识字能力、公开的辩论、人员和思想的流动性、共同致力于逻辑的一致和实证的检验——那么高水平的科学、深刻的数学真理、以及有益的发明就可能不经意地从闲谈中出现。
正如我们人类已经能运用其认知能力来抵御瘟疫和饥荒等灾害，也同样能运用这种能力来对付战祸。毕竟，虽然战利品总是诱人的，但迟早人们定会明白，从长远来看，胜败往往会易位，因此，不管如何，如果每个人都同意同时放下武器，那么每个人的状况都会变得更好。难就难在，在你放下武器时，如何让其他人也同时放下他的武器，因为单方和平主义会让这一社会遭受仍然好战的邻居的侵略。
无须空想，人类的智慧和经验已在逐渐用以解决这一问题，正如已逐渐减少了饥饿和疾病。以下几例是人类认知的成果，这些成果减少了领导人和民众陷入战争的激励。
• 政府：政府减少了发动剥削性攻击的诱因，因为法律的惩罚抵消了预期的收益。这反过来又降低了潜在被攻击目标对潜在的侵犯者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的冲动，或保持好战的姿态以阻止侵犯者的动机，或在事后实施报复的诱因。
• 对政府的限制：包括民主机制，由此政府对其公民施加的暴力不会比其阻止的暴力更多。
• 商业机制：这使得购买比掠夺更划算，也让他人更珍视生命而非死亡。
• 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可以传播非暴力合作的规范，这种规范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那些让个人能在社区里和工作中和谐相处的规范。
• 政府间组织：它可鼓励商业、化解纠纷、孤立参战国、监督违规、并惩罚侵略。
• 对侵略的反应手段：包括经济制裁、隔离、象征性宣言、非暴力抵抗的策略，以及相对应的反击，而非全面的报复。
• 和解的措施：比如举行仪式、建立纪念碑、设立调查真相的委员会、以及正式道歉。这些手段通过减轻报仇的冲动，以巩固从前的敌人之间的妥协。
• 人文主义的反意识形态：如人权、博爱、同情心的扩展和对战争的妖魔化，这些可以在思想市场中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和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相竞争。
以上成果以及其他认知上的设置，似乎已削弱了经常性的摩擦（这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特点）引发实际战争的可能性。许多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都被自由主义理论或康德的和平理论所援引，并用以暗示启蒙思想家的正确。就像从理性时代到启蒙运动的其他政治理论家如洛克、休谟、斯宾诺莎等，康德既论证了有利于非暴力的条件，也论证了人类认知的组合机制。我认为，心理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结合绝非巧合。
结论
唯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战争衰减是人类状况的持久变化，还是短暂的平静或统计数据的巧合。但是，我希望已经消除了怀疑战争当真在衰减的根源之一：即认为人性中暴力一面使得战争衰减无法实现的直觉。不仅暴力在其他方面的衰减已无可置疑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发生，而且这种衰减与不带感情地评价人性的扭曲之材（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完全兼容。根植于认知科学和进化心理学的现代人性观，表明我们人类不管有多大缺陷，仍然有办法遏制自身的卑劣倾向。人性不是一种单一的特征或欲望，而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复杂系统，包括若干导致暴力的机制和若干遏制它的机制。并且，导致暴力的机制不是不可抗拒的稳定力量，而是对特殊环境做出的功能性反应，可以与时俱变。其中一种抑制暴力的机制是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思想的开放式组合系统。而在这些思想之中，存在减少战争可能性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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