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对战争的美国启蒙运动

作者：罗伯特M.S.麦克唐纳（Robert M. S. McDonald）

翻译：风灵

（本文选自汤姆·帕尔默主编的《和平、爱和自由》一书）

人们如何认识到，战争不是荣耀的庆典，不是第一选择，而是最后的手段？文官控制军队的原则是如何发源？美国的启蒙运动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谁是关键人物？罗伯特M.S.麦克唐纳是美国军事学院（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历史学副教授，也是加图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的客座学者。他在学术期刊上广泛发表文章，并出版著作讨论美国建国时期的历史，他是托马斯·杰斐逊生平和思想的权威。——汤姆·帕尔默

战争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它被认为是生活中的正常部分，甚至是积极部分。实际上，人们庆祝战争——不仅是在遥远的过去，在不久以前也是如此。英国著名的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因在二战中毫无惧色地反对纳粹暴政而闻名于世，他早先却曾吹嘘参加过“打击野蛮人的许多愉快的小战争”。如他提到的，“我们有组织地前进，逐村进行惩罚性破坏，我们摧毁房屋，填满水井，引爆塔楼，砍伐茂密绿林，烧了庄稼，并毁了水库。”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兴高采烈的人群在欧洲各国的首都街头欢庆。为了国家的荣耀而庆祝战争，也为了所谓的经济效益庆祝战争：战争通过将生产性资源转而制造武器和其他破坏性工具来提供所谓的“刺激”。（如果有人认为，迷信破窗谬论和破坏生活就能让经济繁荣，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那么想一想《纽约时报》的保罗·克鲁格曼，他还愚昧地希望外星人入侵来“刺激”美国经济。）

今天，虽然大多数人都知道，为保护自己的国家或自身的权利免遭侵犯，可能必须要对敌作战，但若为自己的利益而发起武装冲突肯定不值得。战争现在被广泛认为是最后的手段——而不是第一手段——战争是对生命、自由和繁荣的威胁。对战争的这种更为现代的态度植根于启蒙运动时期，那是深刻反思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一段时期，其中包括对战争的重新评价，战争开始被当作是一种负面的人类互动行为，对参战者或为之战斗的国家而言，都很难因此而高尚、文明或得益。正如托马斯·杰斐逊1797年写道：“我痛恨战争，认为这是人类最大的祸害。”

如杰斐逊话中所暗示，启蒙运动对战争的重新评价，在推动了美国革命的那些思想家们之中尤为深刻，他们为北美的英属殖民地而战斗，并创建了美利坚合众国。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从没有过也不会有“好战争”或“坏和平”之类的事”，这在对于轻微且短暂的挑衅而言当然正确。甚至并非轻微且短暂的挑衅——而战争看来必不可少时也是正确的——美国的奠基者明白，战争不仅可能促进自由，也可能将自由置于危险之中。为保障自由和独立，武装冲突或许是必要的，但其效果可能贻害无穷。詹姆斯·麦迪逊警告说：“战争可能是公众自由的所有敌人之中最可怕的，因为它包含且发展着所有其他各种威胁的萌芽。”麦迪逊告诫，战争可能成为特殊利益者的工具。正是那些“军队的父母”，即昂贵的机制大肆征税和借债，与军队沆瀣一气，构成了众所周知的“使多数人服从少数人统治的工具”。此外，在冲突时期，“行政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扩张；其分配公职、荣誉和薪酬的影响被放大；而所有这些诱惑人心的手段，都被加以利用，以控制武力，征服人民。”既然战争能大大加强政府权力，那么它也能够大大减少个体自由。

然而，如《独立宣言》所宣称，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个人自由。著名的不证自明之真理是“人人生而平等……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而以下重要的语句则较少被引用：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之间建立政府，政府之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得以组织权力的方式，皆是以最大可能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

换句话说，只要人民发现其政府破坏了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等权利，他们就得以推翻它，并另立新政府以保护他们的“安全和幸福”。（杰斐逊和大陆会议根本没提到荣耀乃至经济刺激。）独立战争的中心悖论是，如何建设强大的军力，足以打败大英帝国（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超级大国）的陆海军或至少能与之长久对抗，又不至于过于强大而威胁到美国革命为之奋斗的自由。正是这一难题产生了审视武力时的创造性张力，并在军队采取果断行动的能力和其向文官控制负责之间取得了一种平衡。

充分认识到如凯撒（Julius Caesar）和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那样（武力）篡位的危险，并注意到古典作家如塔西佗（Tacitus），以及现代作家如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和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对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力欲望的警告，大陆会议的成员遂求助来自维吉尼亚的代表乔治·华盛顿来领导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虽然他成为该职位有吸引力的候选人有许多因素，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对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中获得军事经验后，华盛顿作为下议院（the House of Burgesses）即殖民地弗吉利亚议会的一介平民代表，不着军装度过了他大部分成年生活。对建立美国军方尊重文官领导人的传统而言，选择华盛顿颇有助益，华盛顿与文官们坦诚相见，却从未质疑过他们的权威。

假设大陆会议的成员预测到了华盛顿的作战方式，他对文官控制的默许就似乎尤为值得赞赏。几乎从一开始，华盛顿就似乎明白，时间在新国家的一边。冲突拖得越长，英国自身所遭受的损害就越大，因为他们以严厉甚至有时是残酷的方式对待平民，让美国人民对他们离心离德。战争越久，也越有可能削弱英国政府的意志。然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急于避免旷日持久的流血，1777年他热情地表示：“我要为一场短暂且激烈的战争干杯！”旁人对此赞同。当华盛顿领导的军队未能阻止英国人占领费城时，批评变得尤为尖锐。大陆军中位居第二的统帅少将霍肖恩·盖茨（Horatio Gates）率领军队在萨拉托加获胜后，华盛顿在费城的失败就更为尴尬了。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华盛顿的谨慎和克制获得了赞赏，而他对大陆会议的文职领导人的开诚布公和尊重有加也同获赞誉。

不是所有的大陆军军官都效法华盛顿。在一封1782年的信中，刘易斯·尼古拉（Lewis Nicola）上校向华盛顿转达了许多军官的意见，认为美国《邦联条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的政府过于软弱无力，不能有效地支持军队。华盛顿对此有同感，但他拒绝了尼古拉的观点，即一种可接受的补救措施可能是让华盛顿登基成为美国国王。他回信中说，这封信“令他痛苦……这样的观念竟然在军队中流传。”军事力量而非人民的同意应成为政府的基础，军队也不致力于保障人民的权利，这种观点令华盛顿和其他美国启蒙时期人物深恶痛绝。

次年，对新共和国的文官领导的敌意再现，当时一封匿名信在驻扎在纽约纽堡附近的大陆军军官中流传。信中抱怨糟糕的工资、供应和养老金，呼吁如果国会不满足军官们的要求就施以威胁。华盛顿得知情况后，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的开场白极具戏剧性。说了几句话后，华盛顿展开了一封打算向参会者宣读的信件。令在场之人震惊的是，他戴上了一副眼镜，这在当时被看作是软弱和年老的标志。“先生们，”他说道，“你们会允许我戴上眼镜，因为我不仅已老得两鬓斑白，而且在为国效力中几乎瞎了。”华盛顿现身说法阐释理想价值的这番话让军官们深受感动。他自始至终与大陆军一起战斗，他拒绝接受大陆会议支付的报酬，他的大衣上留下了弹孔。不管“纽堡阴谋”曾策划对美国政府的文官控制施加什么威胁，这种威胁从此烟消云散。

人们常将华盛顿与辛西内斯塔（Cincinnatus）相比。辛西内斯塔是公元前5世纪的罗马武士和政治家，他在击败罗马的敌人后放弃了权力，战争结束后，华盛顿也辞去了他的委员职务。他很高兴重回私人生活。1781年在约克镇取胜后的几个月，他盼望着将战争抛在身后。他写道：“我的第一大愿望，是看到这个人类的瘟疫（指战争——译者注）被逐出地球；世界上的男孩女孩能从事更快乐无害的娱乐，而不是在准备工具并用之毁灭人类。”他希望，如果欧洲不得不延续战争的传统，那这也不能成为美国的传统：“不要为了领土而争执，让世上可怜的人、穷困的人、受压迫的人和想得到土地的人，前往我们西部地区的肥沃平原，那是第二应许之地，而让此地保持和平，以履行首要的伟大诫命。”

即使退役后，前军官们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1787年支持用宪法替代联邦条例的民选官员和其他政治家的群体中，前军官们的表现十分突出。华盛顿是那些倡议设立更集权的政府的人之一，他默许了麦迪逊的要求，即由他来主持制宪会议（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以增加其程序合法性，并向心有疑虑的美国人保证，新宪法不会有损自由。宪法赋予了中央政府重要的新权力，特别是在对外事务方面。联邦政府独立于各州，可以征税、募资、并维持一支军队、宣战、以及批准条约。这些权力分散于联邦政府的各个分支。比如，尽管新总统（似乎每个人都知道将是华盛顿）是总司令，但宣战的权力专门委托给了国会。虽然总统被授权与他国谈判条约，但只有参议院有权批准或拒绝条约，而众议院负责必要的拨款以使条约能生效。

华盛顿的总统任期内没有引发战争，但引发了许多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英法两国陷入了似乎永无休止的冲突，这位总司令竭尽全力以导向一条中立路线。联邦党人要将华盛顿拉向英国，而杰斐逊的共和党则将他拉向法国。华盛顿在他总统任期结束时的告别演说中敦促美国人“培育全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并“对所有的国家恪守善意与正义”。华盛顿坚持美国这样的一个“自由、开明、且在不久以后将变得伟大的国度”，应该“为全人类树立这种坦荡的全新民族榜样，始终由崇高的正义和仁爱所引导”。他断言：“对特定国家根深蒂固的永久反感，以及对其他国家的热情附和都应该被排除；并应代之以培育对所有国家的公正和友好的情感”。他问，为什么我们竟还有可能做出这种愚蠢的选择，将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人的野心、竞争、利益、滑稽或任性的罗网之中？

继任的执政者们努力践行华盛顿的理想。杰斐逊在他1801年的就职演说中，誓言“平等且完全公正地对待所有人，无论其是哪国人，持有什么样的宗教或政治信仰”，以及“与各国建立和平、通商与诚信友好的关系，不与任何国家结盟。”110 但是联邦政府并不总是持中立立场，甚至也不总是遵守宪法——特别是在国际局势动荡之时。1800年的总统大选中，激怒杰斐逊的支持者们的事件之一就是约翰·亚当斯总统1798年签署的《惩治煽动叛乱法》（the Sedition Act，全称为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这一措施赋予政府将任何人处以最高长达两年监禁的权力，如果此人“写作、印刷或出版……任何对美国法律、美国国会和总统构成虚假、诽谤及恶意的批评言论”。这一法案在美国与法国之间一场未经宣战的准战争中通过。该措施的支持者提出，这是强化美国应对国内外敌人的一种方式。亚当斯甚至可能将之用以安抚联邦党中强硬派，他力求避免强硬派所期望的一场全面战争。杰斐逊及其他《惩治煽动叛乱法》的反对者认为该法明显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仅仅在七年之前才被批准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的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

一旦当选就职，杰斐逊也证明了他自己有能力扩大或超越宪法赋予政府的权力，虽然都是为了减少了战争的可能性。1807-1809年间，他对所有的国际贸易下了禁运令，这被认为是战争的替代品，并对英法两国施加“和平的胁迫”（peaceable coercion），这两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都对美国的中立贸易权构成了挑战。禁运令体现了对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所授予国会的权力“管制与外国的商业”一种非常宽泛的解释。杰斐逊甚至私下承认，180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州违反了宪法，宪法并没有特别授予联邦政府为美利坚合众国增添领土的权力。但是这一措施让美国的面积翻番，并且先发制人，阻止了一个欧洲强敌在其西部边境出现，由此杰斐逊认定这是减少战争可能性的必要手段。他担心法国所拥有的领土（特别是新奥尔良）会让它成为“我们长久的天然敌人”，并导致美国与“英国的舰队和国家结合”，而损害美国的中立性。

尽管杰斐逊致力于维持和平，但他的继任者麦迪逊总统，发现当时的情况令武装冲突已很难避免。美英之间的1812年战争几乎给美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美国不仅遭受了英国的侵略，而且国内的异议积累，要求新英格兰地区脱离联邦。然而麦迪逊证明自己在战时总统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即使面临这些威胁，他也没有采取行动永久性地扩张政府的权力，甚至也没有临时性地损害公民自由。因为麦迪逊明白，政府最基本的责任是如果必要的话，使用武力来保护美国人的自由免受威胁。然而，将这种权力赋予政府，也可能使它有能力破坏组建政府所要保护的自由。

麦迪逊和其他美国启蒙时期的杰出人物对这一难题所表现的敏锐认识，让人们理解到为何美国革命一代明智地宣称更爱好和平而非战争，坚持宪政分权和其他限制，以及对领袖自我控制的赞赏。虽然绝非完美，他们对战争的戒备之心也绝不完全一致（比如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艾伦·伯尔（Aaron Burr）对使用武力就持相当传统的态度），但从整体而言，这些在美国独立运动中涌现的杰出人物，坚决努力避免国际纷争，让战争走下了神坛，并通过将军方置于文官控制之下颠覆了一种由来已久的安排。他们将自己的新国家设想为“自由之帝国”，其扩张领土的能力是通过白人定居者的同意，他们请求纳入自由平等各州组成的自愿联邦。（政治领袖经常忽视原住民的财产权，很少征求他们的意见。）如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孟德斯鸠，以及被称为重农主义的法国思想家们那样，他们更多地渴求自由交换而非征服。他们相信自由交换不仅有潜力促进繁荣，更能促进人类的知识、文明和友爱。在《常识》（Common Sense）一书中，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写道：“我们的计划就是商业，致力于商业，将确保我们与全欧洲的和平与友谊。”随后发生的事件或许减少了潘恩的理想主义，但对于拿起武器历尽艰辛以求独立的这代人而言，只有失去自由的前景才可能减少他们对战争的厌恶。杰斐逊在1786年写道：“我们政府所能拥有的最强军队，便是人民的好感。”

美国启蒙时期的人物成就了伟业。他们将军事力量纳入文官权威之下。他们为战争设置了思想上、道德上、法律上和政治上的障碍。每个美国历史学者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在此领域的成就和其他许多领域中一样不完整也不完美。然而，从“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到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到文官控制军队的实践（这颠覆了军队控制文官的传统），他们的确从这些改变了世界的原则中发展出了一个标准。虽然人与人之间法律上的深刻不平等依然存在，新闻审查甚至军政府也同样存在，但美国启蒙运动提出的道德和政治标准已经受了考验。革命一代所设立的反对战争蠢行的保障措施，诚如他们所担心的那样，在他们所建立的共和国中遭到了侵蚀。之后美国的许多历史展示了战争的力量，战争将权力集中于行政机关，而牺牲了立法机关，增加了决策的神秘性，限制了公民自由，并且增加了债务和税收。但是，尽管这些保障措施今日已被削弱至此，它们仍然存在，仍有希望，自由、有限政府与和平能复兴、回归和发展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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