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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灵魂已经自由了!”——真自由主义的崩溃·三

2016-05-11 龙马 风灵

史上最强!真自由主义之批判,作者龙马授权风灵公众号首发,巨作不容错过!

 

 

忐忑不安的漫长等待终于被打破了,狱卒打开了牢房大门。神父来了!私酒贩、走私船长、借钱收利息的人、星期天加班的作坊主、逃跑的黑奴、私奔少女、吃猪肉的人……这些犯人们都听到洪亮的传教声了。“信了我的教,你们就可以自由了。”众人纷纷拜服皈依。仪式完毕,狱卒喊道,“时辰已到,送刑场上路!”犯人们大惊失色,纷纷问道,“不是信了教就可以自由的吗?”姓连的这位传教士白了众人一眼,没好气地说——

 

 

“你的灵魂已经自由了!”

 

 

——真自由主义的崩溃之三

 

 

继续上一集的进度,这次我们展示一种典型的、流传颇广的“真正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解析他们到底错在哪里。新读者就从此集开始追番,也是可以的。


有位叫连岳的专栏文人,欣然写下如下的“感悟”:

 

       关注的点越来越具体,回归到自己,才慢慢发现了自由。

       你发现原来幻想改变外部环境,到后来最需要改变的是自己。逐渐放弃一些负担,让自己轻灵一点,不再背着别人跳舞。

      集体主义词汇,换个面目出现,你很难拒绝。以马丁·尼莫拉的这首诗为例: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长久为之感动,所以觉得自己有“为他人说话”的义务。直到后来才意识到,这只是新的集体主义,是一种包装得比较巧妙的胁迫。

      认识到马丁·尼莫拉之类的优秀演说家也是个集体主义者,我的自由主义才算入了门,宣传机器爱好的集体主义词汇别来烦我,反对者爱好的集体主义词汇也干扰不了我。我只想说自己想说的话,我不为别人代言,别人也不要为我代言,你争你的权利,我争我的权利,我们不交换,你争你的自由,我争我的自由,我只对自己负责。

      自由主义必须回到其原点:个人之上,再无其他价值。凡试图以个人之外的价值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即非自由主义。我认为,是的,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把个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不需要去关心他人的苦难。

      当然,做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尊重其他人的一切想法与做法,包括你去牺牲。但我想提醒一下的是,不要尝试改变趋利避害的人性,自由主义从不尝试去改变人性,而是尊重人性,所以你牺牲了,别谴责他人冷漠,更别鼓动他人去牺牲,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牺牲,因为——

      个人之上,再无其他价值。自由只能由此衍生。”



就是这样。类似这样的“自由主义”,并不少见。那么他们所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呢?

 

想象一下吧, 36 41423 36 15231 0 0 1086 0 0:00:38 0:00:14 0:00:24 2918 36 41423 36 15231 0 0 1014 0 0:00:40 0:00:15 0:00:25 2918蓝天白云,徐徐清风,你就躺在青青草地之上。没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打扰你。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不主动去伤害其他人)。也许你会去试着去找夏娃,或者亚当,自愿地做任何游戏或者事业。又或者你可以不做任何事。总之你没有什么“应该”对外界承担的责任。也没有什么人或者事有义务为你做些什么。多美的图景。

 

很可惜,这完全是幻觉。很快你就会发现,你会饥饿。其实饥饿并不是你需要解决的问题,你需要的是能量。饥饿是你的神经系统发出的刺激,提醒你需要能量。这是动物的神经系统在许多亿年间进化出的功能。没有饥饿刺激的动物,会因为没能及时觅食获取能量而死掉。

 

好了,现在你需要觅食。如果你是一个单细胞生命,一个草履虫,或者细菌,问题很简单,你只需要近乎听天由命地从外界吸收养分就可以了。当然作为一个低等生物你也没有“思考”的能力。

 

不过你既不是草履虫或者细菌,也不是那种最简单的卵生鱼类——生于许多随波逐流的鱼卵,非常幸运地发育成小鱼,以鱼的生物本能生活,最后排出鱼卵。这样简单的鱼不能阅读书本,也不能写字。

 

       所有动物的原始祖先就象草履虫一样简单,是单细胞生物,但你不是。所有哺乳动物的祖先都是鱼,但你也不是鱼。

 

       你作为一个能理解复杂文章的高级生命而存在与此,这在事实是上具有深意的。这正如当我们讨论一位“母亲”的时候,这位母亲一定是有孩子的——不然她就不是母亲了。生命,无论哪种形态的生命,都具有严肃的不可忽视的性质: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有能力维持自身的有序存在,抵抗其外界的物理和化学熵增趋势。

 

一片白云会被风吹散,一块岩石无时无刻不在损耗自身的形态。普通有机物大分子随时会降解消失。但由有机物大分子演化而来的生命,哪怕是最简单形式的生命,也有从外界利用能量、维持这个生命持续存在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那就是死亡。

 

更进一步,你不止是一个“有能力延续自身存在的存在”,还是一个具有“意向性立场”的“灵长类动物”,比草履虫和鱼更有能力,因此也会消耗更多能量,比如要逃脱猛兽的追捕,或者建造安全的巢穴。

 

你需要觅食,尽管你食用的那些植物也是生命,但你也无可选择,只能吃掉它们,不然你就会死。同样,其他的猛兽也会以你为食物。相对猛兽而言,每个人都是弱小的生物。早期人类面对的可是强大而凶狠的剑齿虎和猛犸象!

 

       然而,哪怕没有铁器,青铜,甚至没有语言,人类都可以对抗比他强大得多的动物。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类是群居动物,并且具有合作的能力

 

人类可以围捕动物,将那些单个人怎么也追不上的动物驱赶包围起来,猎为食物。而在包围圈里如果有人偷懒睡觉,围猎大概就会徒劳无功。

 

为了对抗那些最凶猛的野兽的进攻,小小群体里的人只得群起自卫。总是躲藏或者逃跑,对个体的人而言也许是安全的做法,但他所在的群体如果战败,伤亡者沦于野兽之腹,那这个群体以后抵抗侵犯或者获取食物的能力就会一次次降低,群体里的每个人都更容易灭亡。

 

       在没有信仰,没有法律,没有条约,甚至没有语言的时代,这种合作能力来自基因决定的生物本能。还记得吗,“其实你需要解决的不是饥饿,而是补充能量。”“饥饿是你的神经系统发出的刺激”。吃饱的满足感也是类似的刺激。这种生理本能实现的是一种叫“反馈机制”的数学模型,将身体内的能量物质调节于合理的水平。无论是人类祖先或者人的神经系统,消化系统,都不知道“负反馈系统”和“传递函数”是什么。但是自然选择的筛选机制,从无生命的大分子开始,就以“存续,或是毁灭”来一代代地无情筛选出具有适应能力和不具有适应能力的个体,使得在数学上具有优势的特征体现为生物的天赋或者本能。

 

水里的鱼从不知道什么是“流线型”,生存与毁灭的自然选择使得很多不同种类的鱼长得都趋向流线型;这其实是流体力学中数学规律的反映。

 

远古人类的小群体,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义愤”“同情”“勇气”“愧疚”等等在人头脑中的刺激,使得具有合作能力的血缘群体得以延续。这就是“合作博弈”数学模型所起的作用。血缘群体的基因如果带有违背这种数学模型的特征,比如对群体成员受攻击视若无睹,其下场就是衰弱无力甚至毁灭。

 

这种基于血缘的合作,生效范围是有限的,如果群体较大,群体内血缘较远,优先考虑个体存续的“自私策略”的数学优势就会发挥作用,使得更倾向自私的小血缘群体得利(比如只与血亲合作,对血缘较远的人则尽量利用甚至侵犯),而另外一些不够倾向自私的小血缘群体则会吃亏(比如总是在前列抵挡猛兽或灵长类敌人)。这时这种大群体是无法延续的。这种数学模型叫“囚徒困境”,“非合作博弈模型”。

 


 

   

RR

ST

   

TS

PP

 

在各方合作,人人出力时每人取得的收益是较大的R

在无法合作都不出力时,每人取得的收益是较差的P

 

在对方出力,自己不出力搭便车时的收益是最大的T

在自己出力而对方自私不出力时,因为吃亏得到最小的S

 

T>R>P>S

 

在满足了以上不等式的情况时,不管对方采取合作行动还是自私行动,采取自私行动都是“明智”的“占优策略”。而结果就是各方都只能得到较差的P,陷于“囚徒困境”。(如果你没有完全看明白,可以关注作者的其他文章或者正规教科书)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评判“道德”问题,这不仅因为“自私”也是生命延续自身所必需的基本能力,而且因为这时的人类与其他灵长类也没有过于惊人的区别;更何况如果从基因上就没有办法形成更好的博弈结果,那么这就是自然规律。细纹斑马如果有办法象军队一样齐心合力,狮子和鬣狗也只能闻风丧胆,必败无疑;但实际上面对天敌四散奔逃,就是这种食草动物的天然生活方式。

 

人类的远古祖先以那种较小的血缘群体为单元,生活了几百万年。

 

但是在从十万年前到五万年前之间,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人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东非扩散到了全世界,并达到了地球食物链的顶端,成为王者——即使这时人类还处于旧石器时代。尼安德特人是现代人类的近亲,体格有力,会使用火和石器,就在现代人类崛起不久之后灭绝了。在人类到达澳洲和美洲后不久,大量的当地野生动物就发生了灭绝。凶猛的剑齿虎和巨大的猛犸象,在单个战斗力只有五的渣渣——人类面前,灭绝了。

 

这很可能是因为如化石和基因证据所佐证的那样,人类发展出了真正的语言;或者可能是即使人类的大脑容量与此前相比并未明显变化,大脑的组织结构也有所进化,使得人更聪明了一点。总之,人类在这个时候终于有能力实现更大范围的合作了。

 

       可是,正如此前“囚徒困境”模型所揭示的,“自私不合作”总是对个体较优的选择,那么“合作策略”又是如何大行其道的呢?

 

       原因是,借助语言交流和足够聪明的头脑,人类可以更好地识别更多的人、在更大群体内传递更详细的信息,使得“囚徒困境博弈”成为“重复博弈”,这时博弈参与人过去的行为就会影响其他参与人的策略,进而改变博弈结果。通过生理本能的感情调节,勇敢的合作行为得到称颂和奖励,自私的背叛行为则受到惩罚:比如先是失去名誉,被称为胆小鬼受到羞辱,更严重的还有被驱逐出部落。这就是所谓的“KMRW声誉模型”。义愤、同情、勇气、愧疚、鄙视……这些生理情绪和对火苗感到疼痛、对缺水感到干渴一样,能给人带来切实的利益,因此才被人类的东非祖先扩展到全世界。不要说没有这些情绪的草履虫了,现代人类的近亲们,尼安德特人,北京周口店人,爪哇梭罗人……只是因为合作的能力不如那些旧石器时代的现代人,就快速灭绝了。

 

象连岳这一类的“真自由主义者”,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理解力认识到,“我只对自己负责,你的事不关我的事,我不需要去关心他人的苦难。我自己的受害也跟你无关”这类草履虫和沙丁鱼式的道德策略,实际效果只是卑微、失败、衰亡。

 

现在,严肃正规的道德、哲学、政治、伦理、经济、法律的研究者们,无不知道,自私自利只为自己,正是人的预设天性,在这个基础上,才存在道德。大自然从不说“善”和“恶”,初级原始的道德直觉是经过选择淘汰而来,美德的背后是有能真正达到自利效果的数学基础的。

 

       即便没有现代的知识,众多的启蒙时代的学者,笛卡尔,亚当·斯密,霍布斯,洛克……也有足够的对学问的谦逊和耐心,想要尽力地掌握人是怎么回事,人会怎样行事,效果会如何,这才会得出自己慎重的结论。我们会发现当时的学者可能会谈到上帝,但其实那是在尽力思考和考察人。

 

       可是,在当今这个年代,有一批这样的“真自由主义者”却毫无审慎地招摇过市。在他们那里,人不是一种生物,而是一种神奇的存在:没有上帝,却是上帝的特殊选民,是一种柏拉图的完美理型,大脑里住着笛卡尔的小人,应该服从某种康德式的道德律令。远处看是穿着罗斯巴德的衣服,近看并不是,因为里子是另外一种安兰德的料子,但再仔细看,其实商标上写着:Made in China.

 

       也就是说,在结合了各种经典误区之后(这是没有知识造成的,并不是他们经学习后,掌握到了前人那些不合时宜的知识),在他们那里的“人”,“个人”,是一种真正不可再分的“原子”,具有神圣的自由意志(等同于灵魂),而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些必须为这个“原子”所创造和保留的最高法则。

 

       很不幸地,这并不是现实。因为人,不是这样的“原子”,而是生命。在“原子”式的世界观里,可以没有各种偏好、各种“自由”的优劣高低之分,只需要在“道德律令”的范围内,所有的原子按照其意志尽情地自由运动,就是最完美的状态了。而生命并不是这样,生命会死亡。生命会衰弱,会处于各种有利和不利的境地,进而产生后果。

 

       “真自由主义者”推销以下两条原则,第一,“自由”是“好”的,值得认可的。第二,只要是个人所选择的,又符合诸如“没有加害他人”等道德律令的,那就是光荣的“自由”行动,这就是自由的一切规范。

 

       这是一种不诚实,既有自欺欺人的因素,又有欺骗观众的意图。如果没有“自由是好的”这种明言暗示,后续的对“自由”的界定和阐释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想象以下两种论述:

“人的自由是毁灭人类、毁灭地球的歪路。大家不妨来试一下,以下这些就是自由……”

或者“自由没有意义。自由就好比‘三斤黄瓜,下雨了,象棋’。反正是些废话。以下是自由……”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自由主义”还有什么价值吗?还会有严肃的观众吗?

 

       于是,他们兜售的是一种“好的”“正面”的东西——下面不需要我去找佐证了,文章开头连岳自己的文字已经说得清楚了,只需要两段话再排列一次:

 

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把个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不需要去关心他人的苦难。你争你的权利,不关我的事。我只对自己负责。

       他们追杀犹太人,追杀天主教徒,没我的事,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也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以上两段话,把第二段放在前面说,就是连岳自鸣得意的论点,“十年才入自由主义的门”,还可以指斥其他人不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而把第二段放到后面,就是马丁•尼莫拉的诗对他当场打脸。

 

他们追杀犹太人,追杀天主教徒,没我的事,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在集中营的毒气室门口,我对着我的内心说,“我自由了!”

 

——这些“真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自由”,并不是观众所预期的,诸如免于被强制、保障自己的权利、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等等,而最多仅仅只能是一种所谓“心灵的自由”。

 

这些传教士对着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的各种人宣讲教义,如果真有人问起“说好的自由呢”,答案只能是“Your soul!”

 

在网络上已经有几百万仁波切,上师,国学大师,心灵鸡汤主页君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一类“拯救你的灵魂”的“自由主义”,除了误导读者,减少人得到自由的能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好烦啊!压力好大!”“我不要听不要看了!不关我的事!”这就是他们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实质:懦夫,loser。

 

总之他们所宣扬的既不是罗斯巴德的试图去实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也不是安兰德一边举报非美渗透、一边推崇神话的那种“美国式”个人主义,而是Made in China“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

 

下面这些话可以刻骨地展现他们的虚妄:

 

罗素先生开过一个让英国人相当不爽的玩笑,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劝英国政府,根据事物的逻辑,暴政顶多也就七十年寿命,英国与其冒核大战毁灭人类的危险和苏联对抗,还不如投降算了,再过三十年,天下太平。

 

这段话在他们的观点里非常重要。其他宗教“救人”,也会有类似的说法:“弥赛亚终将降临”“审判日一定会到来”等等,但是那些宗教的确说的是“拯救灵魂”,并没有承诺现世的回报。而他们在这里推销的却是现世的自由。

 

但那是谎言。罗素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是网民把2010年一篇博客文章掐头去尾,换个名人代言后所伪造的传言。之所以连岳需要使用这段来历不明的话,是因为“拯救你的灵魂”自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更糟糕的是,所谓“暴政顶多七十年寿命”的断语,依据仅仅是“根据事物的逻辑”一句话。为什么不是八十年,九十年,或者“顶多两百年”呢?两百年你让人还等着吗?

 

某物违反逻辑,它自然就会垮掉,公有制自然会输给私有制,奴役自然会输给自由,苏联排长队也买不到面包时,冷战自然就结束了。

 

这里的每句话和前面那段一样,都是胡说。苏联到最后一天排长队也买得到面包。而六七十年代买面包也得排长队。公有制会输给私有制,奴役会输给自由,但是个人如果输了,对那个个人就是灾难。真正要“赢”的不是看哪种制度最后会赢,而是个人能生活在哪种制度之下。人的命运原本不应该象草履虫那样听天由命。“某种事物违反逻辑,它自然就会垮掉”,是这样的,但人类的那些近亲已经灭绝了,他们可没等出什么好处。一部分人类如果做错了太多的事,全体人类也会灭绝,于是那些光等着“不关我的事”的人就见不到自由弥赛亚了。哪怕不考虑这类极大的灾难,歧视汉人的蒙元帝国就不止有七十年,封闭僵化的满清持续得更久。从非洲黑人被当地酋长奴役、卖到美洲殖民地,从美国独立以后到南方废除奴隶制,这所有的历史阶段都比所谓七十年要长,许多人是终身等不到自由从天而降的。就算从19世纪以后的近现代开始考虑,那些最不发达国家们,比如海地,就从没听说过还有什么带着年限从天而降的自由。从一两百年前到至今都是如此。

 

个人之上,再无其他价值。自由只能由此衍生。

 

这种糊涂的认识,是没明白“价值”和“必要手段”的区别。如果品尝美食,观赏电影,游览太空,算是一些价值,那么我们总得为此花一些代价。流汗出力冒风险,当然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但那是为了实现那些小小价值的必需手段。实现个人自由,是需要代价的,Freedom is not free,付出代价总会让人感到不轻松,但没有付出代价的觉悟,什么价值都实现不了。

 

正如“囚徒困境”模型所揭示的那样,出于“自私”“只管自己”这样表面可行、最佳的策略,导致人们锁死在一个结果很差的纳什均衡之下之后,是很难打破困境的,被奴役、缺自由、受压榨就此衍生。除非:

 

 

这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激励人们为自由而团结斗争的旗帜和口号。

 

联合,或者毁灭。

 

不要忘记,合作博弈的数学规律的威力,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原因。

 

个人自由不会从天而降。对于希望保持自由、独立、尊严的人而言,UNITE Or Die。这种要求一定会让人感到有压力,但这种压力是来自于生命自身的生存和强大的需要——空气没有责任,石头不会忧愁——但作为生命,必然有压力。

 

“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敢”。


 ******正片完******

 

 

剧场版

        

       下面的计算机仿真试验描述了三种社会。不用担心,这个浙大跨学科社科研究中心的小程序,在这里只是便于记录,你可以只当成是一叠稿纸。

 

第一种,假设“真自由主义”终于到来了。现在所有的人都无意侵犯他人权利,以自愿交易方式达成合作;而且都没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思想,“别人的事关我屁事,我也从并不指望别人”,“素质很高”。这些“真自由”互相合作的收益也很好。

       但有时会有极少数人没抵抗住利益的诱惑,或出生时发生遗传变异,变成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有把握侵犯他人的时候就赚个大的,比如“安保公司”卷款跑路甚至对客户铤而走险。虽然短期这些“低素质”侵犯者利益最大化了,相关的几个“真自由”则受损了,但这些“低素质”之间的合作关系就没有效率了,比不上“真自由”。

而因为人很大概率上是趋利的,所以通过模仿得利者的生存策略,亦或者通过死亡-繁衍,人口结构会有所变化。

 

由图可见,尽管最初所有的人都是“真自由”(蓝色和绿色),但是“低素质”(红色)可以因为短期的利益最大化而增加。这类例子真实社会里比比皆是,比如在历史资料里,“满洲国”招考士官生时,因为竞争激烈,分数要求很高,只有成绩很好的才考得上;其中很多人在二战最后几天“反正”得也很快。

 

       仿真推演表明,“低素质”不仅可以超过临界点成为社会主流,而且这类“既是顺民、也是暴民”的机会主义者一旦居多数,仅靠小范围合作实现合理利益的“真自由”就再也无法回到多数了,因为他们的利益经常会受损输送给侵犯者。无论是总结为“权利没有得到保护”或者“合作博弈不够”,总之这种社会的预期产出也是很低的。但是原因绝不能说是因为“低素质”太多:仿真开始时是没有“低素质”的,是利益分配指引着人们。总之如果陷入这种社会,就一定会陷入长期的停滞;而且如果没有外部冲击,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第二种仿真社会,我们增加设定一种绿色的“关我事”。这种人和“真自由”一样不侵犯他人,但多了一个特征:可以对已经识别出的“低素质”进行惩罚,同时自己也会花费一些成本。这时,因为“低素质”遭到惩罚,这类人就可能会减少;相应地,“低素质”的减少使得合作收益上升,其他人的占比上升。

 


 

我们看到,以蓝色“真自由”开局的社会依然受到“低素质”冲击,红色线上升。但是,因为绿色“关我事”的作用,“低素质”开始降低,随后“关我事”和“真自由”都增加。但是,因为“关我事”发起惩罚是需要成本的,所以得益最大的是“真自由”。在“低素质”降低的区间,蓝色的“真自由”上升;随着“真自由”增加而负担惩罚成本的“关我事”减少,红色的“低素质”一次又一次地摧毁秩序。这种仿真社会处于不稳定的循环之中,“权利保护”“合作秩序”的主导地位是时有时无的。

 

       第三种仿真,在前一种基础上增加一个变量:“关我事”会得到少量的“奖励”。我们以较差的社会秩序开局——大多数是“低素质”。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低素质”逐渐受到压制,并且,随着“关我事”超过临界点成为主流,“权利保护”和“合作秩序”就再也没有受到破坏了。如果人们给“关我事”以荣誉或者物质奖励,利益驱动下,既能合作互赢、又愿意发起惩罚的“负责任的自由人”占据多数,这种仿真社会就成为“自由的国度,勇士的故乡”,得到最优的得分。

 

       那么,如果万一人们已经处于第一种图形中,陷入“囚徒困境”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已经知道,“囚徒困境”的要点就是根本不要指望什么“大家都合作”,这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有人有意采取那种需要一致行动才可能兑现收益的策略,那当然将吃亏受损。但是,如果形成“关我事”会得到一定奖励的预期(哪怕是精神奖励的预期),那么仿真的环境会发生有利变化。

 

       其实,生存力良好的秩序是很难得的,需要满足各种条件。但是,如果存在合适的环境,那么秩序的扩展和输入就会有利得多。

 

地球上产生生命需要严苛的条件,是一种奇迹。现有的科学证据表明,生命在世界上只发生了一次,但是生命扩展到了全世界。我们不需要生命发生两次,但是需要给生命以合适的环境。如果你想要一群野马,你不需要从烧瓶里电击几十亿年前的“原始汤”,试图合成大分子,而是准备好草场水源,然后从外部引进野马。

 

象仿真试验说明的那样,“关我事”得到承认和奖励,是第三种较理想的图形的环境设定。没有这种条件,稳定良好的合作秩序是形成不了的。

 

       最后,如果有人说,根据他的宗教他不认可进化论,那么,这没有任何问题。本文说的是“其他人的事关我什么事”的所谓“真自由主义者”已经破产,实现不了什么“自由和权利”。不管是不少宗教见解,或者普通人常见的道德,往往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筛选过的,因此会有相当多的合理的文化因素,比如“义愤”“同情”“勇气”“愧疚”等等;本文说的是,是的,这些感情都是构筑良好社会的不可低估的感情因素——而无视这一切的“真自由主义”,在本文面前已然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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