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曲的不平等

作者：Gary Galles 

翻译：渔歌

校对：风灵

开尔文爵士威廉•汤姆森（Sir WilliamThompson, Lord Kelvin）曾说过：“若你能测量你所谈论的事物，并能用数字表示，你对它便有所了解；但若你不能测量它，也不能用数字表示，你对它的知识就是欠缺且不尽人意的。”

开尔文的说法是重要的提醒：当讨论某些变量的波动幅度或它们之间的关系时，如果不能准确地测量它们，你就所知无几；当然更不能宣称知道“答案”。不幸的是，他的观点虽然在自然科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却经常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被滥用，用以捍卫误入歧途的政府政策。

最明显的是最近关于财富、贫穷和不平等的老调重弹，从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到奥巴马总统的选战，这套说辞无处不在。此时，通常凭借极不准确的测量进行讨论（充斥着含糊和混乱的术语，例如“富人”的说法，有时指的是当前收入高的人，有时指的是那些拥有大量的金融财富的人，而这些群体迥然不同，通常这种界限又随心所欲并不加说明），然而，使用这些概念时，却好象它们符合开尔文准则，能为社会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当倡导更多再分配的人集中火力反对拥有大量财富者时，他们依赖的是非常不完整并有误导性的财富量度，而忽略了那些可正确分析当前金融财富状况的关键变量。

那些纠结于不平等的人所使用的金融量度忽略了几个巨大的财富来源。这些来源包括养老金资产，这多表现为非富人的退休基金；社保财产（有权得到但尚未领取的收益现值）；以及人力资本——劳动者所具有的知识、精力和能力，但尚未转化为金融财富。这些资产相当于数以万亿美元的财富，在人口中的分布远比金融财富数据所表明的分布更为均匀。同样的道理，巨量财富以耐用消费品形式存在，从汽车到冰箱到电脑。这样的疏漏必会造成误解。

对财富不平等的控诉，急于为政府更多的再分配政策背书的同时，忽视了金融财富差异的许多重要的决定因素。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人口统计数据。财富数量上的差异大部分是人口的年龄差异的体现。

当人们年轻时，他们的收入尚不足将能力都转化为金融财富，然后储蓄并投资于金融资产（例如，西班牙裔家庭的财富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主要收入者是青年）。然而，当他们年纪渐增，尤其接近退休时，他们已有足够的时间将不可测量的人力资本转化为可测量的金融财富。其结果是，许多表面的财富不平等反映的不过是人口的年龄差异（婴儿潮一代年岁渐增，放大了这种现象）。这种人口统计学上的偏见也用来支撑那些反对降低税率的主张，因为金融资产价格所产生的直接正面影响将立即使资产所有者获利——这有利于那些富有生产性且年纪较长，足以为自己积累金融财富的人——尽管这也将有利于所有富有生产性的美国人（因为人们会对改进的激励作出反应）。

要说的话，对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量度（比起金融财富的量度）更加不靠谱。

一个主要原因是，实物福利计划在官方数据中无法计算，因此这些实物计划不能改善穷人用货币衡量的状况。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每年政府按收入审查结果，给予穷人的资助超过5000亿美元（不包括另外2500亿美元左右花在老人身上的医疗费），现在大约四分之三是以实物形式给予。

官方数据进一步省略纳税额，掩盖了高收入家庭承受的过重负担。它也隐藏了所得税抵免的影响。虽然所得税抵免可以退款，直接将美元装进受助人的口袋，但这被忽略了，被认为是一种“负税收”，这使得每年超过400亿美元的针对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支付从人们视野中消失。

收入的研究也未能将非工资的福利和报酬归于工人名下，而这在非高收入（可计量的收入）人群中已大量增加。社会保障咨询委员会（Social Security Advisory Board）的马克•沃肖斯基（Mark Warshawsky）发现，最近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几乎完全归因于福利成本的上升。

官方的统计调查同样忽略了收入的大量漏报（比如，人们以“帐外”方式工作，以保留获得各种福利计划资助的资格）。例如，在对收入调查和参与计划更为准确的测量中常会发现贫困率比官方统计所估计的低25％。低收入家庭的漏报也反映在以消费为标准的不平等比起以收入为标准的不平等显著缩小，而消费标准是远比当前收入更好的幸福指标。

官方数据极大地低估了那些在当前收入分配中处于低端的群体境况，并高估了高端群体的收入。例如，近期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关于不平等的研究，这是一项基于个人向国税局申报的应纳税收入的研究，是目前日益不合理差异最常见的“证据文本”。然而，以前许多形式的收入不像现在这样须申报为个人收入，因此，由于激励因素变化，较高收入者在收入份额测量中所占的比重被不恰当地大幅调高了。个人所得税率降低后，很多人从申请作为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转变为申请作为个人纳税，这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收入。高管们也将按资本利得纳税的股票期权等相关收入转变为不合要求的股票期权，使其成为可计算的应纳税个人收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降低所得税率也增加了申报的收入，增加了收入不平等的测量结果。

不平等的控诉也经常忽略了市场结果的其他重要决定因素，包括高收入家庭中有更多的成员工作、工作的时间也更长，家庭规模（与收入正相关），以及大城市里虽然收入可能较高，但生活成本也高得多。官方的家庭收入的测量同样忽略了家庭规模比过去小得多，从而大大低估了收入增长（例如，1969年至1996年，家庭的平均实际收入只上升了6％，而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了51％）。此外，人口老龄化增加了退休比例，也增加了表面上的收入不平等。

收入数据有这么大的缺陷，以至许多提高受助者福利的政策和方案实际上却使他们看上去更穷了。

官方数据忽略了对那些接近收入底层的人的大量实物援助，而这些福利计划随着市场收入的增加削减福利（例如，每增加一美元的净收入将减少30美分的食品券补贴）；或者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将中止受助资格（例如医疗补助）。大多数税务津贴受助人也依据收入范围逐步淘汰，每增加一美元的收入他们将失去21美分的福利（同时要缴纳其他税项），大幅增加他们的实际税率。这样的措施妨碍了许多人挣更多的钱，反映在测量数据中，居然使接受了大量转移支付的受助者显得更穷了。

市场对于再分配的反应也使不平等状况看来更糟。收入再分配缩小了当前高收入和低收入者之间的税后工资差距。但将税后收益减少到只能进行必要的投资和弥补亏损，这将会逐渐减少高收入工人的供给，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税前收入。相反，这增加了低收入工人的供给，减少他们的税前收入。因为收入数据只计算变化后的市场收入，测出的收入将更为不平等。

这些大规模的误测，意味着用来促进更多再分配的数据完全不符合开尔文爵士“了解所谈论的事物”之标准。除此之外，对不断变化的收入份额的解释是另一个主要问题。

即使测量正确，某些群体增加了他们的金融财富或当前收入的份额，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损人利己得以致富的，所以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加以“修复”。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误解了市场的性质。无论以什么水平的财富起步，在市场经济中，致富的途径都不是让别人变穷而是让他们变富。

这是由于市场的自愿交换——你不会与我进行交易，除非我们都觉得所得大于所失。因此，你要在市场经济中增加财富，取决于你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对他人的价值高于你所付出的成本：一个双赢的局面。如果富人在市场中越来越富，这意味着他们正在运用自己的财富来改善他人的状况，而不是伤害他人。改进的方案、产品和服务——增加了真实的财富——买家花钱购买这些东西使某些供应者致富。但这些进步却在财富的标准化测量中被忽略了。

尽管在自愿交换的经济体中致富来自于为别人创造财富，但也有其他方法致富——让别人更穷的方法。这些方法都有普遍的共性：政府及其强制力。例子包括关税、配额、市场准入限制和对竞争的限制、价格管制，审批的规定和要求，以及补贴。都是通过剥夺其他人（通常是无见识和无组织的普通人群）的财富而为某些人（通常是组织良好和见多识广的特殊利益集团）创造财富。这种政策充分利用政府权力增加一些人的财富，以他人更大的损失为代价，因此这种做法理当受到谴责，但人们却未必知道收入分配就是这样损人利己的事。

美国官方测量的金融财富或目前收入的差距并不能证明，放弃在市场经济中行之有效的创造财富的原则是正当的。这种原则能造福他人。只要贫富差异是来自市场的自愿交换，那么每个人都将因此受益，不管不完整的数据是否反映了这点，都不存在需要“修复”的问题。而增加政府干预只会减少人们造福他人的激励。某些人利用政府权力伤害他人以发家致富，这里的问题是政府滥用权力；因此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干预，是唯一的真正解决方案。

政治上对过多的再分配政策的支持，一直是通过扭曲开尔文爵士的名言来维持的——极其错误地测量美国的财富、贫穷、以及不平等，将“欠缺且不尽人意”的数据视为准确无误。这种滥用体现了一些群体所获得的巨大利益，这些群体因此赢得有利于己的再分配，但它远不能反映现实。而由于现实是有效判断的必要基础，其结果必然破坏理解的准确性，从而破坏潜在的有效政策，特别是最有效的政府政策——“把你的手拿开”。

点击“阅读原文”可阅读相关文章：政府才是问题所在——经济危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