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是一种选择
作者：汤姆·帕尔默
翻译：风灵
战争的性质是什么？它是人类生活中不可削减的特征么？战争是否正义？什么情况下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对道德和自由有何影响？
令人担心的是，普遍而永久的和平永远不会真正存在，只存在于空想哲学家的想象中，或善良热情的人们心里。即使如此，战争仍充满了愚蠢和邪恶，因此寄望于理性的进步能消灭战争。而如果有所寄望，就应该全力以赴。——詹姆斯·麦迪逊
战争并非注定发生。战争不象台风过境或陨石坠落，这不仅因为战争的破坏性可能远甚于此，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台风和陨石不是人类深思熟虑的选择，而战争却是。有鼓吹战争的意识形态，有推动战争爆发的政策措施。而这些意识形态和政策措施可被检验、比较和理性地讨论。有人会认为“人人都热爱和平”，但他可能错了。许多意识形态都以冲突和暴力为其最核心的理念。而即使他们口头上公开宣称反对战争热爱和平，他们实际推行的政策却更易促使这类冲突的爆发为战争。正如美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美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詹姆斯·麦迪逊所言，“战争充满了愚蠢和邪恶”，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以消弭战祸。
关于战争，人们还有什么不曾谈到的么？我在谷歌搜索引擎中搜索关键词“war”，0.49秒后我得到了大约536,000,000条结果。而这只是英文网页的搜索结果。用法语“guerre”（战争）搜索，0.23秒后得到大约36,700,000条结果。用德语“Krieg”（战争）搜索，0.30秒后我得到大约14,700,000条结果。而用中文简体的“战争”搜索，0.38秒后得到大约55,900,000条结果，中文繁体的（戰爭），则是0.34秒后得到大约6,360,000条结果。在这些结果之外，还能增加些什么内容么？
除了已搜索到的这些结果，还可加上某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在对战争的讨论中应引入更多理性。如麦迪逊的建议，“寄望于理性的进步（能消灭战争）”。
战争是有组织的人类暴力
词典通常将“战争”定义为“不同的国家或政权之间，或一国内不同的群体之间，处于武装冲突状态。”所附例句可能是：“奥地利发动了对意大利的战争”，及“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曾有一场战争”。“战争”也可用于类比或隐喻。因此，比如，“他与邻居处于战争状态”，“政府发起毒品战争。”然而，“战争”的主要用法，也是在本书中的主要用法，是指政权之间的武装冲突。（如此说来，“毒品战争”也涉及大量的武装冲突，但通常是政府针对毒品供应商和消费者，以及敌对的毒贩子之间的火并，而非政府之间的冲突。）
“武装冲突”的说法清楚地表明会使用致命的暴力。战争中有人死亡，但实际上，不仅仅是死亡，更是被其他人杀死。战争和使用军事力量都涉及杀人。军人知道这一事实。政客则常常想要回避这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Albright），后来当了美国国务卿，她曾问过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the Joint Chiefsof Staff）主席的鲍威尔将军（General Colin L. Powell）一个著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使用你们一直所谈论的超级军力，那拥有这种军力又有什么意义呢？”
鲍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以为我要得动脉瘤了。”而这很有可能。奥尔布赖特照通常的理解，只是把军事力量当作是政府的另一种工具，可用以实现其方案的工具。鲍威尔解释说：“美国军人不是玩具士兵，不是在某种全球模拟游戏面板上移动，”，而且“除非我们有明确的政治任务，否则我们不应动用武力。”鲍威尔将军作为军人可以理解，当你“使用”武力时，动用的是活生生的人类，不是玩具士兵或象棋棋子，而活人会被杀死。
我想起几年前我和海军少将拉罗克坐在一起讨论使用武力。他的解释非常直白（以下是我从备忘录上的摘记）：“武装力量的目的就是杀死敌人，并摧毁其伤害我们的能力。我们不修桥铺路，除非目标是让坦克通行。我们不懂怎么教8岁的小孩读写。我们不知道怎么教人们实现法治或民主。我们杀死敌人，并摧毁其伤害我们的能力。你如果真的必须杀人并破坏，那就来找我们，别的事免谈。”去打仗意味着杀死别人。不愿漫不经心地提及这点的人，正是那些不得不亲眼目睹或亲自上阵厮杀的人。
亲历过战争的人，对战争的看法往往迥异于象奥尔布赖特这样的政治学教授。她作为美国政府官员，非常热切地为轰炸伊拉克公开辩护，而轰炸导致了许多无辜之人丧生。在美国的一次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公开论坛上，一位公民向她发难，“我们不该用伊拉克人的鲜血向萨达姆·侯赛因传递信息，”他说，“如果你想对付萨达姆，那就对付他，而不要针对伊拉克人。”
她的回答如下：
“我们所做的，是为了让你们大家夜里能安然入眠。我对我们所为非常骄傲。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掌声），而我们的所为，是美国作为不可或缺的大国（indispensable nation）之义不容辞，我们愿保卫世界安全，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那些遵守规则的国家。”
奥尔布赖特及其同僚辩解称，轰炸伊拉克并实施制裁，致使许多人丧生，是为了满足“不可或缺的大国”（the indispensable nation）的角色，是为了“子孙后代而保卫世界安全”。她和她的同僚们没有得到入侵伊拉克的机会，这是由他们的继任者小布什政府实施的，但奥尔布赖特等人的确大力支持布什政府实施这一代价高昂的破坏性蠢行。而这些决定是否正当？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没有解除动武所要求的证明责任。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伊拉克政府在发展能够在发出命令后45分钟内实施打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政权涉嫌参与2001年9月11日针对美国公民的恐怖袭击，虽然政府官员对公众的声明中有这种暗示。
那么，入侵伊拉克代价几何？难以获取伊拉克战事中确切的伤亡人数，而且对此也有许多争议，但是除了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战士死于这场入侵之外，美国、英国及其他盟国的士兵有数千人死亡，以及数万人受伤。从2003年到2011年，至少（基于保守的估计）有118,789名平民死于暴力，其中大多数死于因入侵和占领而引发的恐怖的野蛮内战及伊拉克国内权力斗争。
而财富的损失又有多少？仅美国政府，就借了近2万亿美元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这二者在时间上有大量重叠，因此相关军费很难截然分开），而这两场战争的总花费，照现值估算，非常保守的估计也达4万亿美元，当然不止这些。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支出了相当数量的物质财富，并且伊拉克的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到了严重破坏。付出所有这些生命与财富，制造那么多死亡与破坏，这是正当的吗？
如果战争可能是正当的，什么情况下才是正当？
少有人相信，为了“充当不可或缺的大国”（如奥尔布赖特所认为的那样）而去打仗——去杀人——是正当的（然而也有人为这种立场辩护）。但是，让我们考虑更困难的情况，如果打仗是为了“子孙后代而保卫世界安全”，那么这是正当的吗？当然，事实证据对回答这一问题非常很重要：“今天杀人，会有多大可能性让其他人在未来更为安全？”也许这种杀戮会让我们未来更安全，但是，煽动发起战争的人仍必须对此承担非常重大的证明责任。而在美国政府和伊拉克政府中，战争煽动者们并未着手履行这种证明责任。
判断战争的正当性，包括发动战争和战争中行为的正当性，有着悠久的传统。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在拉丁文中称之为战争权（jus ad bellum），并与战争中行为的正当性（jus in bello）相区分。这两方面的话题常被当成是独立的不同问题。战争是正当的吗？而在进行战争时实施的行为是正当的么？许多伟大的法学家和哲学家已讨论了什么情况下发动战争才是正当的，以及一旦战争开始，对使用武力是否有道德或法律上的限制，如果有，是什么样的限制，等等问题。
能否允许为了捍卫统治者或国家的荣誉而发动战争？或者为了“充当不可或缺的大国”，或者为了攫取宝贵的土地或资源，或者为了保护某人的利益或某国人民的生命，而发动战争？而且，一旦战争开打，是否只允许杀死战场上的武装战斗人员，是否允许处决战俘，是否允许杀掉敌军的家人，包括他们的小孩（小孩可能成为未来的敌人）？渐渐地，对发动战争的理由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并制定了众多的原则、公约和条约来约束战争行为。
这些问题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战争法”（law of war）和“正义战争理论”（just war theory）。尽管战争行为的合法性（jus in bello），无论战争是否被认为是正当的都可适用，但是曾经普遍的做法是，如果一场战争是正当的，也就是说，是为正义的目的发动战争，那么为其胜利而采取的必要手段本身就是正当的，哪怕是不受欢迎或令人遗憾的行为。
但是就那些关注正义、关注行为正当性的人看来，这种传统的方式并不能充分表明参战是否正当（是否有战争权）。正如罗伯特·霍尔姆斯（Robert Holmes）在其《论战争与道德》（On War and Morality）一书中强有力的论证：“不是目的证明手段的正当性，而是采用的手段能否被容许（包括杀人和破坏这种本质上是战争的一部分的手段），以及是否满足战争权的其他要求，来证明目的的正当性。” 战争中被杀死的不仅是“作恶之人”（evil doers）。完全无辜的人同样被殃及池鱼。如果杀人和摧毁人们生存必须之物是不正当的，那么这一过程——战争——亦非正当。因此，“若参战具有正当性，即要求自始所选择的手段就具有正当性。从事战争和选择（战争）手段，这两件事不能截然分开……如果战争中采用的手段不正当，永远都不能把诉诸战争正当化。”
考虑战争之时，如果不考虑战争的必然后果之正当性，而仅关注战争的表面目标，这是道德上的不负责，无论这种目标是收复历史疆域，或维护荣誉，或建立信用，或反击侵略，或其他的任何理由。如霍尔姆斯断言：“战争究其性质是组织化的暴行，故意地、系统地造成死亡和破坏。不管是用核弹还是用弓箭，皆是如此。”
我曾亲身体会过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回避，那是大约十年前，我在被战争破坏的伊拉克工作时，前往加拿大参加一次会议。某一与会者对我说，她非常遗憾加拿大没有加入“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去入侵伊拉克和推翻残忍专制的萨达姆政府和复兴社会党（Baathist Party）。我告诉她，她应该高兴，因为她的政府经过深思熟虑，没有选择参加侵略和占领。
稍后在讨论中，我谈到在巴格达流传的“街谈巷议”，伊拉克的新警察接到指令，枪决那些因安装简易爆炸装置（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IEDs）而被捕的人，有一位政府高级官员亲手枪杀了一名囚犯，以此表达政府的决心。简易爆炸装置那时杀死了大量的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我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我仅仅转告了我与一些伊拉克人交谈时他们告诉我的话。）那位积极支持加拿大政府参战的女士惊呆了，她恐惧不安，要求“采取措施”。我告诉她，在支持参战之前，她就应该考虑到会有类似的结果。这正是战争中会发生的事。这体现了对战争的盲目支持，在得知战争涉及暴力、流血，甚至非法行为之时，才会感到震惊。
战争不仅会导致意料之外的伤亡（这在决定是否参战时不知为何不曾考虑到），而且战争还会改变人们的性格。不仅某些战斗人员丧失了道德准则，非战斗人员也是如此。乔·克莱因（Joe Klein）是一名受人尊重的记者，供职于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他支持奥巴马总统。在一场电视辩论节目中，他言辞激烈地为奥巴马政府使用无人机空袭的行为辩护：
“如果空袭是不正当的，如果是错误的人掌管政府，确实有很大的可能性滥用武力。但是：最终的底线是——是哪国的四岁孩子被杀死了？我们所做的，正是要减少不加区别的恐怖行为杀害四岁孩子的可能性。”
不说其中非常明显且自以为是的党派偏见（“如果是错误的人掌管政府，确实有很大可能性滥用武力”），难以想象的是，他如此冷血地为（无人机）杀死四岁孩子辩护，但是克莱因先生并无悔意。人们在为“正确的人”所发动的战争辩护时，丧失了道德准则。
由于这些原因，加上其他理由，推定战争——无论何时何地——应被反对。证明责任（the burden of proof）应由将发动或从事战争的人承担。满足这种举证责任要求极为充分的理由。一些人或许会说，永远不会有完全充分的理由。另一些人认为，自卫战争，或者甚至是针对真实威胁的先发制人的战争，就可能是正当的理由。在任何情况下，发动敌对行为要求压倒性的证据，并且，战争只能用于防御，绝不能用于攫取，或仅仅是出于保卫“荣誉”或“信用”。如果某人不能确定是否支持战争，那么证明责任的逻辑要求他反对参战。在此，没有中间立场，没有中立，没有“或许”。如果不能支持战争，那就要反对战争。选择非此即彼：支持或反对。
战争是国家兴旺之道
“战争是国家兴旺之道。战争自动地以无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动员全社会，要求统一行动，要求热情地与政府合作，迫使那些缺乏更大范围群体意识（herd sense）的小团体和个人服从。”——兰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
战争处处挑战法制。它破坏法治原则。它将权力集中于政府的执行机构。它为权力的各种滥用提供了现成的理由。近来的证据表明，政府基于非常含糊的法律规定安置了大规模监视监控设备，正是权力滥用之成例。仅仅数年前，这种监控会被当做疯子的妄想；而如今在“反恐战争”的名义下，这完全正当化了。
战争增强了政府的权力，增强了政府实施强制的能力。每次战争政府都获取了新的权力，就算要削减这些权力，也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努力。类似其他危机，战争启动了“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国家权力的增加远高于战前水平，虽然新增的这些权力在战争结束后可能衰减，但很难回落到战前的水平。经济学历史学家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解释道，政府发展壮大以应对“危机”，特别是战争或萧条：“随着危机发生，政府将其有效权力的范围扩大至经济决策”，而“危机之后的（权力）缩减不完全，相比危机不曾发生的情形，政府永久膨胀了。”战争为强迫劳动（以征兵的方式）、征税、没收和征用商品、配给制、社会主义等铺平道路。新机构、新权力、新税收，都能以“赢得战争”、“打败敌人”、“拯救国家”之需的名义获得正当性。战争孕育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
战争带来税收和债务，对此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冷静地解释道：
“在所有的国家里，战争都是所有参与分配和支出公共财产者的共同收获。它是征服国内的策略：其目标是增加财政收入；而没有税收的话，就增加不了财政收入，因此必须找到支出的借口。审视英国政府的历史，审视其战争和税赋，若一名观察者不被偏见所蒙蔽，不被利益所扭曲，那他就能宣称，不是增加税赋以支持战争，而是发动战争以支持税赋。”
“要增加人民的税负，战争是最好不过的正当理由。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发现，政府的历史显示“最容易被接受的征税正当理由就是战争。”
在战争期间，批评会被认为是背叛、失败主义和不爱国。公民自由被废弃，审查制度建立，报纸关门停刊，而对公民的监视得到授权。国内同胞被认为是敌人，被妖魔化、被骚扰、被逮捕、被拘禁、被驱逐，或者被杀害。
最后，战争破坏负责任的政府。它让当权者可在追求国家目标的掩护下，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政治精英凭借战争所提供的手段强化其权力，转移对内政失败的注意力，并统一舆论支持在位的当权者。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在他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下篇》（Henry IV, Part II）中戏剧化地表达了战争的政治影响，剧中老国王召见他的儿子，解释远征外国对加强国王权力的好处：
“那些拥护我的人，是你也一定得当做是朋友的人；
他们的锐牙利刺不过新近拔去；
他们用奸险的手段把我扶上高位，
我不能不对他们怀着疑虑，
怕他们会用同样的手段把我推翻；
为了避免这种危机，我才多方剪除他们的势力，
正准备把许多人带领到圣地作战，
免得他们在国内闲居无事，又要发生觊觎王座的图谋。
所以，我的哈利，
你的政策应该是多多利用对外战争，使那些心性轻浮的人们有了向外活动的机会，
不致在国内为非作乱，也可由此消除旧日记忆。”
（译文参考了《亨利四世下篇》，朱生豪译，第四场第五幕。）
“多多利用对外战争”是常见的统治之术。不限于西方或东方，北方或南方，民主或独裁。它是权力的工具，而且时常奏效。
谁来负责？
有组织的人类暴力付出了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巨大代价。很少符合正义的理性要求，而且战后也少有正义。失败者可能受到惩罚，但胜利者却几乎从不会因他们对受害者的所作所为而受到审判。长期以来皆是如此。宪政政府最伟大的捍卫者之一，古罗马哲学家和参议员小加图（Cato the Younger），曾公开斥责史上最有名的刽子手之一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的某一残暴战争罪行，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描述了罗马参议院中这令人难忘的一幕：
“此时，凯撒正与许多好战的民族交战，冒着巨大的风险征服他们。其中，确信他已对日耳曼人发动了突然袭击，而这是在休战期间，并因此屠杀了三十万日耳曼人。为此，加图的朋友们带他去参加一个公共的感恩祈祷；但是加图宣称，他们应该将凯撒交到那些因此而遭到不公对待的人手中，以此惩罚罪人，才不会让这座城市遭到诅咒。加图说，‘是的，我们有理由感谢上天诸神，因为他们饶恕了这个共和国，并没有因大众的疯狂和愚蠢而报复到军队头上。’”
当然，凯撒并没有被逮捕或被交给大屠杀的少数幸存者。幸存者们毫无机会惩罚凯撒，来为屠杀中丧命的亲人报仇雪恨。实际上，凯撒继续在他关于高卢战争（the Gallic Wars）的书中炫耀其煌煌战绩。他借用第三人来描述他自己，谈到他组织对日耳曼人营地的突袭；在扣押了前来和谈的日耳曼部落领袖之后，凯撒发动突袭，他的军队大肆屠戮毫无戒备的对手。
“剩下的人，包括儿童和妇女（他们和家人一起，离开祖国，越过莱茵河），在凯撒骑兵的追击下，开始向四面八方飞奔逃跑；这些日耳曼人听见身后的喧嚣，发现他们的家人正被杀害，他们扔掉武器，放弃原则，逃出营地。而当他们到达默兹河和莱茵河的交汇处，幸存者因穷途末路而陷入绝望，许多同胞被杀死，他们跳入河中，由于恐惧、疲惫和激流，就此丧生。我们的战士，战前得到警告这是一场大战，敌人人数多达43万，但战后他们都安然无恙地返回了营地，没有人阵亡，甚至受伤的人都很少。”
现今还有多少人记得凯撒大帝主导的这场冷酷无情的屠杀，一夜之间就有数十万人遇害？只有这位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和参议员小加图谴责了凯撒的暴行，而小加图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二战中战败方的罪行受到了指控，但是不出意外，几乎少有人关注战胜国的政客或士兵的不当犯罪行为，最为突出的是苏联，但也包括中国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美国，以及英国，有法庭材料显示后者杀害俘虏，但极少因此被起诉。
战争是有组织的人类暴力。战争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战争带来死亡，而非生命；战争是不负责任权力的好友，是自由的敌人。
数千年以前，一位无名诗人讲述了荷马（Homer）和赫西奥德（Hesiod）——西方文明世界最重要的两位诗人之间的一场竞赛。荷马是典型的战争史诗《伊利亚特》的作者，《伊利亚特》的开篇即是“愤怒——女神，歌唱吧！歌唱帕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愤怒”，而《工作与时日》（the Works and Days）的作者赫西奥德，讲述的是如何过上高效而高尚的生活。记录这两位诗人之间的竞赛的诗歌是一部天才之作。每位诗人都被要求引用自己经典作品中的诗句，一位用他自己的诗句起头，而另一位则用他自己的诗句结尾。赫西奥德的风格非常贴近日常生活，而荷马则非常宏大华丽。在荷马赞颂战争的段落之后，
“所有的希腊人都呼吁荷马加冕称王。但是国王帕内德斯（Paneides）命令这两名诗人各自背诵他们自己的最佳诗篇。于是，赫西奥德吟诵了这样的诗句（源自于他关于耕种和收获的诗歌）：
‘当阿特拉斯的女儿普雷阿蒂斯，开始长大，开始收获，开始在他们出发之前耕种土地……’”
接下来是荷马：
（源自于赞美战争之辉煌，赞美等级秩序之荣耀的篇章）‘盾如云，盔如林，扈从相随，盔顶的马鬃毛起伏轻扬……’
比较了这两段诗歌之后，
“希腊人为荷马欢声雷动，迄今为止，他对手的水平不过尔尔；他们要求将荷马判定为胜者。但国王却把王冠授予了赫西奥德，宣称他号召人们追随和平、从事农业是正确的，比起迷恋战争和屠杀的荷马，赫西奥德理当获得这样的奖赏。”
现在是时候来庆祝和平的美德，合作与勤劳的美德，贸易与商业的美德，科学与知识的美德，爱与美的美德，自由与正义的美德，并放弃战争的恶习，冲突与破坏的恶习，掠夺与没收的恶习，审查与压制的恶习，仇恨与恐怖的恶习，强制与践踏法律的恶习。在现代世界里，在走向繁荣的和平世界里，理当奖赏那些号召人类追随和平的人，而非号召战争和屠杀的人。
自由与和平
自由与和平。这正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提供的。自由与和平是选择问题。它们已经，并且还将继续，让数十亿人摆脱贫穷和苦难。自由与和平的选择是理智的男人和女人的正确选择。对那些在和平中从事创造和贸易的人而言，这是勇气、这是激情、这是气魄、这是伟大、这甚至是一种荣耀！而这种勇气、这种激情、这种气魄、这种伟大、这种荣耀，远比它们在战争中呈现的残酷的扭曲镜像更有价值！创业、繁荣、市民社会、友谊、成就、生产力、艺术、知识、美丽、爱情、亲情、满意、满足、快乐——这些或在和平中实现，或在战争中被摧毁。
对那些抱怨和平“平淡无聊”的人，对于那些渴望敌对、冲突和暴力的人，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作家本杰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在多年以前就回应道：
“难道我们活着仅仅是为了用我们的尸体为你的荣耀铺路？你有战斗的天才：但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你厌倦了宁静的和平，但你的厌倦又关我们什么事呢？”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这么多战争和屠杀之后，最终，是时候奖赏那些追随和平从事生产的人了，而不是那些迷恋战争和屠杀的人。
（译者注：本文选自汤姆·帕尔默主编的文集《和平、爱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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