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势而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市场力量

文 风灵

环境问题一直被当作是典型的市场失灵问题，比如斯特恩报告（Stern Report）就把气候变化描绘为“最大市场失灵”。公众的看法根深蒂固，经济越发达，市场越繁荣，就会引发愈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其理由是，保护环境具有外部性，而市场中的商人唯利是图，不会考虑公共利益，故对环境有害无益。顺理成章，政府成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不二选择，各国民众都纷纷要求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阻止环境恶化，如征收环境税、关闭污染工厂、以产业政策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等。

不过，最近的一些数据恰恰表明，市场本身可能就具有解决环境问题的力量。

国际能源署的报告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连续第三年持平，这是过去一个世纪都从未有过的事。尽管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了3.1％，但碳排放总量并没有增加。中国作为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由于核电使用量的增加，去年碳排放下降了1％。而排在第二位的美国，2016年经济增长是1.6%，碳排放减少了3%。欧洲则是持平。

美国的排放量于2007年达到峰值，自那之后一直呈下降趋势。现在下降到了1992年的水平，但比起25年前，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增大了80%。

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市场因素。比如，汽车燃料的效率更高、智能恒温器能更有效地调节室内温度，节省了燃料和金钱。但主要原因还是页岩气。由于水力压裂的技术革命，天然气的价格大大降低，作为发电厂的燃料，可与煤炭竞争。而天然气每单位排放的二氧化碳比煤炭少得多。2016年，电厂使用天然气的数量首次超过了煤炭。这一过程不大可能逆转，即使特朗普政府成功地推翻了奥巴马环保局的反煤法规，煤炭行业的长期前景仍注定黯淡。去年，美国的煤炭使用量下降了整整11个百分点。将电厂从燃煤转化为燃气很容易，反之却不然，这产生了一种棘轮效应。

另一个原因是21世纪的经济越来越脱离对能源的依赖。三十多年前，GDP每增长1％，石油消耗就会同步增加1％。但如今早已时过境迁。2015年，经济学家所谓的能源强度（单位GDP的能耗）下降了3.4％。很简单，驱动21世纪经济增长的是计算机、软件和互联网，而19世纪末到20世纪，驱动经济增长的是钢铁厂这样的大工业。生产钢铁需要大量能源，软件创作和利用则几乎不消耗能源。

虽然全球碳排放连续三年持平并非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尽管发展中国家能耗持续迅速增加，排放二氧化碳的环境难题却似乎找到了一条自我解决的道路，靠的是市场的力量和技术而不是政府官僚。这是什么道理呢？

道理其实并不复杂，真正在市场中打拼的商人很容易理解。食品生产加工商鲁弗在接受帕尔默采访时，谈到环境问题：“商人是终极环保主义者。真正的环保主义者明白商品的成本，原材料的成本，不管是石油、木材、橡胶或玻璃，或其他任何东西。而因价格和损益形成了会计账目，关于成本的信息就不仅是知识，而是有效的知识；它会改变行为。价格告知我们关于成本的知识，同时给予我们最小化成本的激励。我们不愿看见浪费，我们有激励确保不发生这样的事。”

生产需要消耗能源，但能源不但不免费，而且价格昂贵。高排放意味着高能耗或低效率或存在浪费，这都会提高生产成本，减少了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同时，又会增加对能源的需求，提升能源价格，从而进一步推高生产成本，加上可能的诉讼和赔偿成本就更为可观。因此，受成本驱动，企业本身就有减少能耗的动力。高能耗的企业会被淘汰出局，而那些能耗低的新兴产业因其成本低廉迅速扩张了市场。

同时，环境保护同样也有成本。自由市场促进财富增长，增长的财富为改进环境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体现在商家有资本开发新的环保技术，而消费者也有钱为物美价不廉的环保产品支付额外的成本。必须指出，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消费者对健康、环保等目标赋予了越来越高的价值，这正是企业环保转型的一大动力。谁能够不断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提高）的需求，谁才能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互动，形成成本和收益，反映在市场价格信号中，以促使环保措施符合效率，也就是使产出大于消耗。相比之下，政府的行为却不存在这样的经济计算。一方面，其环保政策可能会增加成本、降低产出，也即是破坏财富而非增加财富，长期便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激励不足，执行不力的情况，环境从而进一步恶化。

总之，市场的力量便如水流的力量，若能顺其自然，则可事半而功倍，即使是棘手的环境问题也未必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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