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经济政策第三讲：干预主义

翻译：王艳 林月明 张竹青

校对：风灵

一句非常有名俗语常被人引用：“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认为，这样描述一个好政府的职能并不准确。政府应该遵从建立它的目的，做一切需要它做的事。政府应该保护本国居民免受歹徒的暴力和欺诈之侵犯，并且应该保卫国家、抵御外敌。这些都是自由体制和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

当然，Under socialism, the government is totalitarian，无所不管，无远弗届。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市场经济平稳运行，不受国内外欺诈和暴力的侵犯。

不同意政府职能这一定义的人会说：“此人憎恨政府”。没有比这更脱离事实的说法了。如果我说汽油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液体，有多种用途，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喝汽油，因为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使用方法，那么我并非与汽油为敌，也绝不憎恨汽油。我只是说，汽油对某些特定的目的非常有用，但不适合其他用途。如果我说，政府的职责是抓捕杀人犯或其他犯罪分子，但运行铁路或者为无用的事情开支并非政府的职责，那么，我宣称政府适合做某些事情而不适合做其他的事，这不能说明我讨厌政府。

据说，在今天的情形下，我们再没有任何自由经济体系，只有被称作“混合经济”的东西。而人们指出，作为混合经济的证据是众多企业由政府经营或拥有。人们说，经济是混合的，因为在许多国家，某些特定机构比如说电话、电报及铁路都是由政府所有并经营的。

某些机构和企业确实由政府经营。但是，仅仅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改变我们经济体制的特征。这甚至不意味着在 nonsocialist 即自由市场经济中有了一个“little socialism”。政府经营这些企业时必须市场至上，也就是必须消费者至上。比如说，政府经营邮政或铁路，必须要雇些人在这些企业里干活。同样，也必须购买企业运营所需的原材料和其他东西。而另一方面，它向公众“出售”服务或商品。确实，即使它以自由经济制度的方式来营运这些机构，结果都必然是赤字。然而，政府能够出资弥补这种赤字——至少 th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and of the ruling party 都这样认为。

要是个人当然不行。个人很难运营出现赤字的企业。如果不能很快消除赤字，并且实现盈利（或者至少表明不会发生进一步的赤字），那么他就会面临破产，企业必将倒闭。

但对于政府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政府可以在赤字下运行，因为它有权力向人们征税。并且如果纳税人准备支付更高的税收，使政府能够运营一家亏损企业——也就是说，能以比私人机构效率更低的方式运营——人们如果愿意接受这种损失，这家企业当然会继续下去。

近年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增加了国有化机构和企业的数量，以至于赤字的增长远远超出了可征收到的税款。之后发生了什么不是今天的主题。这就是通货膨胀，我明天再说。我提到这一点，只不过是因为绝不能把混合经济混同于干预主义，我今晚要谈的正是干预主义。

什么是干预主义？干预主义意味着政府并不将其行为限于维持秩序，或正如人们一百年前所说的，限于“提供安全”。干预主义意味着政府想做更多的事。它要干预市场现象。

如果有人反对，说政府不应干预商业活动，那么人们经常的回答是：“但是政府总有必要干预。如果街上有警察，就是政府干预。它干预强盗抢劫商店，或者阻止盗窃车辆。”但是讨论干预主义，定义什么是干预主义时，我们说的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和警方应当保护公民，包括商人，当然还有他们的员工，免受国内外歹徒的攻击，这其实是对任何一个政府正常且必要的期望。这种保护不是干预，因为这是政府唯一的合法职能，确切地说，就是提供安全。）

当我们谈论到干预主义时，我们心中所想的是政府渴望做更多的事，而不只是防止暴力和欺诈。干预主义意味着政府不仅不能保护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而且它干预各种市场现象，干预价格、工资率、利率以及利润。

政府干预是为了迫使商人以不同的方式经营，不同于他们只服从于消费者时会选择的方式。因此，政府干预的所有措施都直接限制了消费者至上。在自由经济中，消费者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政府想要篡夺这种权力，或者一部分这种权力。

举个干预主义的例子，这在许多国家很受欢迎，许多政府试了一次又一次，特别是通货膨胀时期。这个例子就是价格管制。

如果政府印了太多钞票，人们开始抱怨其导致的物价上涨时，各国政府常常会诉诸于价格管制。历史上有很多价格管制失败的著名例子，但我谈其中的两个，因为在这两个例子中，政府的确非常积极地强制实施或试图强制实施价格管制。

第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他作为最后一位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而闻名于世。在3世纪下半叶，这位罗马皇帝只剩了一个财政手段就是使通货贬值。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原始时期，可以说甚至通货膨胀也是原始的。它涉及铸币贬值，尤其是银币。政府将越来越多的铜混进银币里，甚至连银币的颜色都变了，重量也相应地大大降低。铸币贬值和货币数量的相应增加，结果是价格上涨，紧接着便是价格管制。并且罗马的皇帝都会严厉地强制执法，他们并不认为对涨价者施以死刑是什么了不得的惩罚。他们强制进行价格管制，却未能控制社会，其结果是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及劳动力分工体系的瓦解。

然而，1500年之后，同样的通货贬值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了。但是这次手法不同。造币的技术有了很大进步。法国不再需要求助于铸币贬值。他们有了印钞机。印钞机效率很高。结果又一次是前所未有的物价暴涨。法国大革命中，也不再使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那样的死刑方式来强制执行最高限价。他们处死市民的手段也有了进步。大家都记得著名的约瑟夫•吉约丹博士（J. I. Guillotin 1738-1814），他主张使用断头台。即使有了断头台，法国也未能维持最高限价。当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自己被押到断头台上时，人们大喊：“去你的最高限价”。

我提起这些，是因为人们常常说：“只要更残酷、更积极，就能高效地管制价格。”现在看到，戴克里先当然非常残酷，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然而，这两个时代的价格管控措施都完全失败了。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政府听到人们抱怨，牛奶的价格上涨了。牛奶当然非常重要，对于下一代，对于儿童尤其重要。因此，政府宣布了牛奶的最高限价，比可能的市场价格更低的最高限价。现在政府说：“当然，我们已经做了一切该做的事，以便让贫穷的父母按其所需购买牛奶喂养小孩。”

但会发生什么呢？一方面，较低的牛奶价格增加了对牛奶的需求。在政府所定的较低价格下，以前在高价时买不起牛奶的人，现在买得起了。而另一方面，某些生产商，即那些成本最高的牛奶生产商，也就是边际生产者，遭受亏损，因为政府定的价格低于他们的成本。这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一点。而私人企业家，私人生产商，无法长期承担亏损。既然他们不能承担牛奶亏本，他们就会限制供给市场的牛奶产量。他们可能会把一些奶牛卖给屠宰场，或者卖一些用牛奶制成的其他产品，比如酸奶、黄油或奶酪。

因此，政府对牛奶价格的干预导致了牛奶的供给减少，同时需求却增加。一些准备在政府定的低价下购买牛奶的人买不到牛奶了。另一种结果是人们急着去商店买牛奶，却不得不在门外排队等待。在政府制定了所谓重要商品最高限价的城市里，在商店外大排长龙的景象司空见惯。哪儿有牛奶限价，哪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经济学家对此总是有言在先，当然，只是靠谱的经济学家，他们为数不多。

但是，政府价格管制结果如何？政府失望了。它希望让喝牛奶的人满意。但事实上，它却令人不满。在政府干预牛奶之前，牛奶价格虽高，但人们买得到。而现在，牛奶仅有少量供给。因此，牛奶的总消费量下降了。儿童喝到的牛奶更少而不是更多。接下来政府能采取的措施就是限量供给。但是，限量供给仅仅意味着特定的人拥有得到牛奶的特权，而其他人根本得不到牛奶。当然，谁能得到牛奶，总是政府随心所欲而定。比如，可能宣布某条命令，四岁以下的儿童可得到牛奶，而四岁以上的儿童，或四到六岁的儿童，只能得到四岁以下儿童所得牛奶的一半。

无论政府怎么做，事实就是牛奶的供给量减少了。因此，人们比以前更不满。现在政府责问牛奶生产商（因为政府自己想不出理由）：“为什么你们不生产跟以前一样多的牛奶？”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现在做不到，是因为生产成本比政府所定的牛奶最高价格还要高。”于是政府研究了各项生产成本，发现其中之一是饲料。

政府说：“噢，现在我们将会对饲料施以与牛奶相同的价格控制。我们将确定饲料的最高限价，这样你们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较少的支出饲养奶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们将能够生产和销售更多的牛奶。”

但是，现在情况又如何呢？同样的故事在饲料上重演了，而如你所能理解的，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饲料的生产下降，政府再次面临困境。因此，政府安排了新的听证会，以找出饲料生产的问题。从饲料生产者那里得到的解释和从牛奶生产商那里得到的非常相似。因此，政府必须更进一步，因为它不想放弃价格管制的原则。它为生产饲料所必需的原料确定了最高限价。同样的故事再度上演。

同时，政府不仅要管制牛奶，还要管制蛋、肉及其他必需品。每次政府都得到同样的结果，到处都是一样的情形。一旦政府对消费品实行最高限价，它不得不进一步限制了生产者所需的商品的价格，以满足对限价的消费品的生产需要。所以，政府起初只控制几样价格，再一步步追溯到生产过程之中，限定各种生产性商品的最高价格，当然也包括劳动力价格，因为没有工资控制，政府的“成本控制”将毫无意义。

此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无法限于那些被视为重要的必需品，如牛奶，黄油，鸡蛋和肉。还必须包括奢侈品，因为如果它不限制奢侈品的价格，资本和劳动力将放弃生产重要的必需品，而转向生产那些政府认为不必要的奢侈品。因此，对某一个或几个消费品孤立的价格干预带来的影响，必然使之甚至不如以前的状况，认识到这点很重要。

政府干预之前，牛奶和鸡蛋昂贵；政府干预之后，它们开始从市场上消失。政府认为所干预的东西非常重要，希望增加供给数量。结果恰恰相反：孤立干预所导致的状况——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甚至比之前政府想要改变的状态更不可取。随着政府越走越远，最终，所有的价格、工资率、利率，简而言之，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切都由政府决定。显然，这就是socialism。

在此我向你们所作的简要的理论解释，正是那些试图强制实施最高限价的国家所发生的事，那些政府极为固执，一步步走向末路。这也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和英国。

让我们来分析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两个国家都经历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并且这两家政府都实施了价格管制。开始只有少数价格，只有牛奶和鸡蛋，却不得不越走越远。战争持续越长，通货膨胀越严重。开战三年后，德国人像以往那样系统性地制定了一项宏大的计划。他们称之为兴登堡计划（Hindenburg Plan）：那时德国政府所认为的好东西都会以兴登堡命名。

兴登堡计划意味着整个德国的经济体系都应由政府控制：包括价格、工资、利润——所有的东西。官僚机构立即开始执行。但他们尚未完成，灾难就已来临：德意志帝国崩溃了，整个官僚机构都消失了，这场革命带来的血腥结果——一切都告终结。

英国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1917年春美国卷入战争，并供给英国足够的资源。因此打断了the road to socialism, the road to serfdom。

希特勒上台之前，总理布吕宁（Brüning）再次以惯用的理由在德国引入价格管制。希特勒强制实施这种价格管制，甚至早开战争之前。在纳粹德国，没有私有企业，也没有私人的激励。纳粹德国所实行的socialism与俄国socialism的区别，只限于仍保留了自由经济体系的术语和标签。尚存一些所谓的“私有企业”，但其所有者不再是企业家，而被称为“商店管理者”（Betriebsführer）。

整个德国都由等级制层层组织。最高元首当然是希特勒，然后有从上到下的领导者。而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是“管理者”。企业的工人被命名为Gefolgschaft，这个词语在中世纪代表着封建领主的随从。所有这些人都不得不服从某个机构发出的命令，该机构名字超长：Reichsführerwirtschaftsministerium（经济部），其首脑是那个身上缀满了珠宝和奖章的著名胖子，名为戈林。

这个名字超长机构的部长向每个企业发号施令：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从哪儿获取原材料以及原材料的价格，产品以什么价格出售，出售给谁。工人们接到命令在某个指定的工厂工作，工资由政府法令规定。整个经济体系的每一个细节都由政府监管。

管理者没有权利享有利润，他的所得相当于工资，如果他想拿更多的钱，他得说，例如：“我病得很重，需要立即手术，手术费要 500马克，”然后他不得不询问地区领导人，他是否有权在所发工资之外领到更多的钱。价格不再是价格，工资也不再是工资，都成了socialism下的定额数目。

现在让我告诉你这种体系是如何崩溃的。多年的战争之后，某天外国军队抵达德国，他们试图维持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系，但是这种体系必然要求希特勒式的暴行，舍此必会失效。

而当德国上演这一切时，英国——在二次大战期间——恰恰也是象德国这样做的。从仅仅管制某些商品的价格开始，英国政府开始一步步越来越多地控制经济（与希特勒甚至在战前的和平时期所采取的方式相同），到战争结束时，他们几乎已达成了纯粹的socialism。

英国的socialism并非是1945年上台的工党政府带来的。而是在战争期间，经由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相的政府转变为了socialism。工党政府仅仅是保留了丘吉尔政府已引入的socialism。尽管遭到了人们极大反对。

英国的国有化并不意味着什么；英格兰银行国有化只是换了个名义，因为英格兰银行早已完全由政府控制。铁路和钢铁工业的国有化也是一样。所谓的“war socialism”——意味着干预主义的体系一步步前进——实际上经济体系已经国有化了。

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并不重要，因为谁经营都是由政府任命，而且在这两个国家，他们都必须服从政府各方面的命令。如我前述，德国纳粹的制度保留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标签和术语，但其代表的意义已全然不同：只剩下了政府命令。

英国的体制也是如此。当英国保守党重新掌权后，撤销了一些管制。现在英国，一方面试图保持管制，另一方面又试图废除管制。（但不要忘了，英格兰的情形完全不同于俄罗斯）。那些食品和原材料依赖进口因此必须出口工业品的国家也是如此。严重依赖出口贸易的国家，完全由政府控制的体系无法运转。

因此，就剩下的经济自由而言（一些国家仍有实质的自由，如挪威、英国、瑞典），自由之所以存在，是保持出口贸易的需要。之前我选择牛奶为例，不是因为我对牛奶情有独钟，而是因为最近的几十年中，几乎所有政府或大部分政府都对牛奶、鸡蛋或黄油实施了价格管制。

我想简单介绍下另一个例子：租金管制。如果政府管制租金，后果之一是那些在家庭条件变化时本应从大公寓搬到小公寓的人，将不再这样做。例如，孩子已经20多岁离开了家，结婚了或去其他城市工作，只剩下父母在家。这样的父母常会换一套更便宜的小公寓。如果实施了租金管制，这种必要性就消失了。

20年代早期，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牢固地确立了租金管制。在租金管制的情况下，一套普通公寓的房东能拿到的租金不超过市内汽车票价的两倍。你可以想象，租房的人没有任何动力搬家。而且，另一方面，再没有新建的房子。类似的租金管制在二战后的美国也很盛行，许多城市延续至今。

美国许多城市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其主要原因租金管制，以及由此产生的住房短缺。因此政府耗费数十亿美元修建新屋。但为什么会有这种住房短缺呢？住房短缺与牛奶价格管制下牛奶短缺是同样的原因。这意味着：当政府干预市场时，它将日益转向socialism。

而这也回应了某些人，他们说：“我们不是socialism，我们不想政府控制一切。我们知道这很糟糕。但政府为什么不能只对市场干预一点点呢？为什么政府不能去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呢？”

这些人谈论“中间道路”。他们没看到的是，孤立的干预，也就是只干预经济体系的一小部分，所导致的情形，会比政府自己以及那些要求干预的人所想要消除的情形更糟糕：那些要求租金管制的人发现公寓和住宅短缺时会愤怒不已，而住房短缺恰恰是由政府干预造成，因为所确定的租金低于人们在自由市场上所付的价格。

第三条道路的观念——介于socialism和capitalism之间，如其支持者所说，该体制既不同于socialism也不同于capitalism，它保留了二者的优点而摒弃其缺点——纯粹是荒谬的。相信有这种虚妄体制的人会满怀诗意地赞美干预政策的功绩。只能说他们错了。他们也不会喜欢所赞美的政府干预所导致的糟糕状况。

以后我想说的另一个问题是保护主义。政府试图将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隔离，它引入关税使进口商品在国内售价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这使得国内生产商能够形成卡特尔。然后政府又打击卡特尔，声称：“在这种情况下，反卡特尔的立法是必要的。”

这恰恰是大多数欧洲政府所面临的情形。在美国，尚其他原因解释反托拉斯法以及政府反对垄断幽魂的战役。

这太荒唐——政府自己的干预一手创造了出现国内卡特尔的条件，又指责企业，声称：“因为有卡特尔，因此政府必须干预商业。”要避免卡特尔，简最单不过的是终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有干预，才可能有卡特尔。

把将政府干预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的每个国家，最终都至少会导致不满，而且常常混乱不堪。如果政府不及时住手，必将导致socialism。

然而，政府干预商业一直盛行。有人一旦不喜欢这世界上发生的什么事，他就说：“政府该管管这事。我们要政府做什么？政府就该管这些。”这是典型的旧时代残余思想，是现代自由出现之前、现代立宪政府出现之前、代议制政府或现代共和主义出现之前的旧时代流传下来的思想

千百年来，每个人都持有并接受这样的信念——君权神授，国王是上帝的使者；他英明神武，远胜臣民，因而他享有超凡权力。迟至19世纪初，人们仍然期望神圣的触摸即国王用手触摸来治愈某种疾病。医生通常是更好的选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让病人试试国王治病。

认为家长制政府具有优越性，以及世袭国王拥有超自然超人类能力的这种信念逐渐消失了，至少我们这样认为。但现在它又卷土重来，一位世界知名的德国教授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我很了解他，他是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也是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名誉会员。这位教授写了本书，英文译本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有法文译本，很可能也有西班牙文译本——至少我希望有，这样你们就可以确认我的话了。在这本我们当代而非黑暗的中世纪出版的书中，经济学教授桑巴特竟然这样说：“元首，我们的元首（他所指的当然是希特勒），其旨意直接得自宇宙之主的上帝。”

我先前提到希特勒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中，我将希特勒称为最高元首。但据桑巴特教授所言，还有个更高的元首便是上帝，上帝是宇宙之主。他写到，上帝直接对希特勒下旨。当然，桑巴特教授非常谨慎地说：“我们不知道上帝如何和希特勒交流。但是事实无可否认。”

现在，你如果听到这样一本书能够以德语出版，以一度被赞誉为“哲学家和诗人的国度”所用的语言出版，而如果你还看到它被翻译成了英语或法语，那么，如果某个小官员甚至都认为他比公民更聪明更优秀，而且想干预一切，即使他只是个可怜的小官，而不象著名的桑巴特教授那样享有各种荣誉，你也绝不会感到有丝毫的震惊。

有什么办法来纠正这些情形呢？我想说，有一种办法。这种救济来自于公民的力量；公民必须阻止妄称自己比普通公民更英明的autocratic regime的建立。这是freedom and serfdom最根本的区别。

Socialist nations 给自己加上民主的术语。苏联人称自己的体制为“a People's Democracy”；他们很可能认为，人民由the person of the dictator代表。我认为，阿根廷的dictator，胡安•庇隆（Juan Perón），1955年被迫下台是其应得的好下场。让我们期待，其他国家所有 dictators，都得到类似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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