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失败战例分析——诺门罕战役

日本失败战例分析

老狼是也 编译

诺门罕事件

要点：

1.作战目的不明确，中央和当地驻军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

2.主观先行解读情报

3.战斗中一味强调精神主义。

序

“日本的官兵们，你们受欺骗了。赶快举旗投降吧，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你们已经被完全包围，毫无退路。顽抗也只能维持两三天。” 1939年8月，在诺门罕的荒野上，苏军的喇叭中播放着劝降的通告。数年后，在太平洋各岛屿作战中，也反复出现这一光景。

诺门罕事件（1939年5月～9月）对于关东军来说，不过是玩火，结果日本陆军初尝苦果，而且成为影响日本外交方针的大事件。

诺门罕事件本是围绕着荒凉沙漠地带国境线的一场纷争，日本陆军没有真正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和大清、沙俄、中国军阀打过仗，对他们来说，这是第一次真正的近代战争，而且是日军的第一次大败仗。

当时关东军抱有乐观主义，认为不打的话什么都是未知，打一下话总会有办法解决---存在一种把战争视作儿戏的心理。结果，面对合理性和实力占压倒性优势的苏军，日军却用火焰瓶和战壕来挑战苏军坦克，在战斗组织行为中，缺陷暴露无遗。

诺门罕以前，日本以陆军师团以上的兵力和苏军交战，有1919年至1920年的西伯利亚出兵，和1928年的张鼓峰事件，但这些都算不上日苏两军真正的对垒。所以诺门罕事件中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本应该成为与军力明显占优的美英之间的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借鉴。

外蒙与满洲国的国境是游牧地带，加之中国尚未承认外蒙的独立，边界线很不明确。

日军在满洲事变后，通过对满洲国的支配统治，围绕着边境线问题直接与苏军和外蒙军产生了对峙，而在划定边界线的满洲里会议又无果而终，外蒙和满洲国的边界纷争自1935年以后频频发生。

诺门罕事件以前的关东军的方针，原则上以国境警备和满洲国军队或者警察来管理边界，而日本国内也未把关东军在边境发生的小冲突看作问题，只是指示要关注收集苏军情报、研究对苏作战和进行军事训练。

当时中日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越发深刻地显示出泥沼化倾向，陆军中央门当然不希望其他方面发生正面冲突。但在重要指挥权事项方面处于暧昧状态，没有对第一线部队做出过发生边境冲突时的处理方针、是否使用武力及其限度等明确指示。

总之，陆军中央的意图是，纠纷发生时再根据具体情况，与当地驻军进行联系沟通以使事态不至于恶化。

这就给了关东军第一课参谋辻政信起草 “满蒙边界纷争处理纲要” 的机会。（编注：辻政信，1902年出生，战争期间曾担任诺门罕事件和马来半岛的作战参谋，最终军阶大佐，战后曾分别任参众议员，1961年在访问老挝时失踪）

“满苏边界纷争处理纲要”的基本方针是，粉碎苏联的野心，首先在初期阶段就有必要对此彻底予以摧毁和封杀；在边界线不明确处可自行确定边界线并告知第一线部队，苏军越境时必须突袭歼灭之，这种场合亦可一时进入苏联境内作战，关于事态的收拾问题第问题，一线部队可交由上级司令部处理，不管兵力多寡，一旦发生作战必须战而胜之。

辻少佐在1932年参加过第一次淞沪战争，以后转战各地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1936年4月至1937年8月曾在关东军第四课任职，同年11月起在关东军中再次担任参谋。因此，他对于关东军、满洲国的情况十分精通，性格上攻击性很强，是关东军中颇有影响的少壮派。

辻参谋的基本考虑是，当前形势复杂，而正因为日军的兵力处于劣势，所以苏联一旦侵入边界就立即迎头痛击，才是防止纷争扩大的关键所在。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同意并批准了这一纲要， 1939年4月25日将这个“满苏边界纷争处理纲要”作为作战命令（关作命第1488号）下达给了各部队。

并且关东军在发出命令的同时也向参谋总长进行了报告，陆军中央没有正式做任何表示，作为关东军也就把该作战计划看作是已被承认了。

第一次诺门罕事件

1939年5月11日，在边界纷争地区的哈拉哈河东岸（日本·满洲国主张以哈拉哈河为边界线）约有20～60名外蒙军和满洲国军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

得到报告后，面对哈拉哈河的正面守军关东军第23师团立即做好了出动准备。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根据4月下旬下达的“满苏边界纷争处理纲要”决心立即对外蒙军迎头痛击，命令步兵第64联队第一大队、侦查队主力出动，同时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编注：二战时日本陆军编制大致上是，师团约有2-4个联队，1-2万兵力；联队约相当于团级，大队约相当于营级，中队约相当于连，下同）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认可了小松原师团长的决心和处置，并向参谋总长做了报告。对此，从陆军中央以参谋本部次长名义（当时参谋总长是闲院宫载仁亲王）回电只是说，期待关东军妥当处置。

5月13日至5月15日，第23师团在哈拉哈河东岸对外蒙军进行了攻击，外蒙军撤回了哈拉哈河西岸。因此，小松原师团长判断出动的目的业已完成，让部队返回海拉尔。

但是此后苏军·外蒙军再次侵入哈拉哈河东岸，小松原师团长根据“满苏边界纷争处理纲要”决心再次歼灭入侵的苏军·外蒙军，5月21日向步兵第64联队、侦查队下达了攻击命令。

接到小松原师团长的报告，关东军司令部认为，“苏军·外蒙军越境一步就马上急于出兵，这并非突袭成功之道，应该采取等待时机在敌方放松警惕时一举突袭的策略方案”，21日关东军参谋长向第23师团参谋长发出要求重加考虑的回电。

对此小松原师团长认为，出击命令已经下达，再加中止的话指挥上难于把控，他主张强行进行攻击。

关于这期间的情况，辻政信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道，在第一线看到敌情马上采取行动的师团长的心理，和关东军考虑掌控大局的想法对立，这如同以后关东军与参谋本部的对立。在新京（指长春）从整个满洲的立场看诺门罕事件，和在东京看着世界动向来处理满洲的一个局部问题的立场显然不一致。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认可了小松原师团长的主张，5月23日向陆军中央报告了这一事件的处理方针，同时也表达了作为关东军将注意控制事态避免扩大。

当时参谋本部的俄罗斯课也判断俄罗斯没有扩大事态的意图，考虑只要关东军不增强空军兵力，试图对外蒙境内实行空袭的话，可以不干涉当地的这一措施。

5月24日在参谋次长给关东军参谋长的回电中，仅仅提出希望关东军妥善处理而已。得到这样的答复后，5月27日第23师团属下的山县支队（步兵第64联队、搜索队、无线电通信队一小队、师团机动化车队、救护班）开始向哈拉哈河挺进，但遭遇了苏军压倒性的炮击压制，主力部队无法动弹，先遣搜索队约200人孤立无援，被苏军的炮火和坦克全部消灭了。

小松原师团长考虑了整体战况，5月31日下令撤回进攻部队，就这样第一次诺门罕事件结束了。

而11月在大本营陆军部整理的“诺门罕事件的概要”中，上述的内容为第一次事件，以下将叙述的是第二次事件。但在苏联方面把两次事件合二为一称为“哈拉哈河战役”。

第一次事件，作为满洲西北防卫司令的小松原师团长机械地理解“满苏边界纷争处理纲要”，自发主动地展开作战，第一责任在第23师团方面。以下将叙述的第二次事件，这次第23师团只是根据关东军的命令执行了作战任务。

 第二次诺门罕事件

第23师团撤出攻击部队后，就可看到哈拉哈河两岸苏军·外蒙军阵地不断强化，兵力也逐渐得到增强。

小松原师团长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并提出这作为第23师团的防卫责任，请战立即对苏军·外蒙军实施打击。

关东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开始时认为，围绕着中日战争问题和日英谈判正处在纠结之时，不能过多制造负面影响，主张静观事态发展。对此，辻政信参谋则认为，必须封堵住苏联的野心，在初始阶段就予以痛击才是最佳方案，同时这也能表现出关东军敢字当头的传统，这反而有助于打破日英谈判的僵局。辻政信参谋主张对苏军·外蒙军实施打击。讨论的结果，司令部内各课的参谋都赞同辻政信方案（包括寺田参谋后来也同意了），于是由辻参谋为主制定了对苏军·外蒙军的进攻计划。

这一作战方针是，“我军对越境的苏蒙军队进行突袭并歼灭之，彻底粉碎其越境野心”，使用兵力为，第7师团为主力的步兵9个大队、火炮76门、战车2个连队、高射炮1个连队、工兵3个中队，军车400辆，飞机180架。

这个作战计划所考虑的关键要点在于，哈拉哈河距离关东军基地海拉尔约200公里，而苏军距离后方A基地或者B基地约650～750公里。因此，要越过不毛之地的沙漠地带维持长距离的兵站补给线需要调动大量兵力，从日军的兵站补给的常识来看这是不可能的。苏联在哈拉哈河战场能够集结的部队也就是外蒙军和苏联外蒙驻军的一部分而已，数量上远不及日军，所以认为使用日军精锐击败苏军·外蒙军是可能的。

当时，苏联根据苏蒙互助条约，至少有一个狙击师团、四个战车旅团以上、空军一个旅团驻扎在外蒙。1938年9月，苏军第57特别狙击军团司令部从赤塔转移到乌兰巴托。苏联为防备日军更大规模的行动，从1939年6月开始，任命曾担任白俄罗斯军管区代理司令的朱可夫中将为新的特别狙击第57军团长。根据朱可夫的意见，军战地指挥部从距离哈拉哈河120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推进到哈拉哈河西岸的哈马尔达班山，而且发挥了超乎日军想象的机动能力运送了庞大的补给物资，集中了优势兵力。运送的军用物资有，炮兵弹药1万8千吨，空军弹药6千5百吨，各种燃料润滑剂1万5千吨，各种食品4千吨，其他物资1万1千5百吨。而且从苏联内陆派送前线的兵力有，2个狙击师团，1个空降旅团，一个战车旅团，2个装甲旅团，一个狙击连队，2个炮兵连队，2个通讯大队，一个架桥大队，一个供水工兵中队。

5月末，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诺门罕国境事件处理纲要”，整理了大本营的基本构想。这个纲要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该地事件完全交由关东军处置，但对敌打击后，要求迅速撤回后方，特别是要尽力阻止动用容易扩大事态的空军部队的越境攻击。但是，这个纲要只不过是大本营的内部文件，并未传达给关东军。陆军中央只是询问了关东军的考虑，并要求使用兵力时要进行报告。关东军参谋长报告称，因为考虑苏军集结大部队困难，所以以第23师团和现有空军及可动用的直辖部队足以完成作战任务，而且将避免间歇性打击苏军，最终陷入与苏军的长期对峙的状况。关东军认识到中日战争呈胶着状态，所以不考虑要求增援。总而言之，陆军中中央和关东军都被主观认识所左右，以为苏联不会因此事件调集大部队来作战。

以辻政信参谋为主制定的作战要领是，以第7师团和战车部队进入哈拉哈河西岸攻击摧毁苏军炮兵阵地后，从背后攻击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军；另一方面，与第23师团主力进攻相呼应，攻击河东的苏蒙军桥头堡并歼灭之。以第7师团代替第23师团为主力，是为了迅速完成作战任务，所以起用了关东军最具传统的这一精锐师团。

关东军第23师团是在诺门罕事件一年前代替派往中国战场的骑兵集团而新组编完成的，兵员大部分都是刚入伍的新兵、2年兵，多数出身于广岛和岛根两县，来到满洲后到诺门罕事件为止仅半年时间，主要进行了耐寒训练，真正的教育训练是4月分开始，而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诺门罕事件。而且第23师团是日本最初的三单位编成（编注：二战期间日军师团下辖4个联队=两个旅团，后改编为3个联队，被称为“三单位编成”），作为独立师团运用的步兵兵力和武器装备都不充分。但第23师团长小松原中将曾担任驻苏联武官、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等职，参谋长大内孜大佐也曾担任驻拉特维亚武官，两人都在陆军中算是苏联通了。

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向作战课提出，动用战略单位规模的话，有必要重新得到大本营的认可，但作战课的参谋主张称，击退越境的苏军·外蒙军是关东军本应承担的职责，报告中央的话肯定被否定，所以应该不失时机地迅速实施作战，拒绝了参谋长的这一提议。结果参谋长也同意了作战课的意见。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虽然同意行使武力，但对在满蒙西北边界的作战动用第7师团取代本负责该地防卫的第23师团提出异议，命令修改作战计划。也就是说，原计划违背了日军对待下属部队的传统，司令官植田大将抱有作为需要流血杀戮的战场指挥，应该不看数字不讲理性而对部下一视同仁的宗旨。据说，他含着泪说，如果自己本应该担任该地防务却要其他师团来实行作战的话，不如切腹自杀了。就这样修正的作战方案第7师团又换成了第23师团，同时追加了步兵4个大队、大炮20门、工兵2个中队。这个修正案作为“关作命第1532号”令下达了。

当时关东军作战课判断，苏军·外蒙军的兵力有，苏军1个狙击师团（约9个大队）、火炮2～30门、战车2个旅团、飞机2～3个旅团约150架、外蒙军骑兵2个师团。据关东军“机密作战日记”记载，对于这样程度的敌军派遣第23师团和其他相应部队，就如同“牛刀杀鸡”一般。关东军最为最担心的是，攻击前苏蒙军就退却了。但是驻扎在齐齐哈尔的第7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在给部下的步兵第26联队长须见新一郎大佐的信中警告说：“敌人装备精良，而且做了充分准备，对此我方兵力少装备差却轻视敌方，准备不足且作战计划拼凑而成，进入敌方区域实在是件关系重大的事情。急功近利将导致失败。”

关东军的作战计划未报陆军中央获取批准，只在私下进行着准备，直到作战实施前才向陆军中央进行了报告。对此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表示强烈反对：“万一事态扩大，收拾局面既无胜算也无实力，并不是一场有意义的纷争却投入偌大的兵力，难于赞同这种将导致付出重大牺牲的用兵计划。特别是现在统帅部正要求庞大的军备扩张，不可能同意这类无谓的消耗。”但参谋本部第二作战课长则反论道：“国境纷争不断在扩大，敌方今后的动向不明，所以迎头痛击也不失为是种考虑。而北方的事情交由关东军处置，万一发生不测，可以做好放弃大兴安岭以西和损失第23师团的准备。一个师团的使用，由关东军判断即可。”结果陆军大臣的坂垣征四郎中将的一句话“一个师团什么的不必争论了，由当地判断处理吧”，就这么承认了作战计划。关东军和参谋本部对于可能发生的结果都这样轻率。

塔木察格布拉格轰炸

6月23日关东军向第二航空兵集团下达了命令（关作命甲第一号）。

1.      迅速消灭外蒙空军

2.      第二航空兵集团长要寻求良机对外蒙境内三地的机场基地进行攻击将敌机消灭

关东军寺田参谋长认为与陆军中央的意见沟通还不充分，要求须谨慎行事行。但关东军作战课认为，“攻击外蒙境内只是完成国境防卫上的战术手段，属于关东军司令权限内，并非请求重大决策”，要强行作战。关东军知道陆军中央不扩大国境纷争的方针，特别反对空军越境攻击，所以这个作战隐瞒陆军中央而进行着准备。但是，关东军的一个参谋却把这个计划传到了大本营作战课，6月24日由参谋本部次长向关东军参谋长发来电报指出，该越境攻击计划有招致事态扩大的危险，要求自行中止这一不妥当的作战。并且告知为加强联络将派参谋本部的军官前往。

但是关东军利用大本营没有做出明确的命令和指示的机会，在还未具体做出规则之前，决定强行越境作战。6月27日，第二飞行集团从海拉尔机场起飞，突袭了外蒙境内两地机场取得了很大战果。

而这一独断专行的攻击，使得陆军中央和关东军之间形成了激烈的感情对立。

参谋本部的稻田作战课长认为，“未下达强制命令而要求中止该作战，是尊重关东军的面子，关东军却无视陆军中央要求自行中止的意图强行攻击，这背叛了中央的信赖”，在关东军参谋电话报告战果时，就受到陆军中央的激烈谴责。对当时关东军内部的气氛，辻政信参谋回忆道：“对于拼死取得的战果的谴责，无视第一线官兵的心理，并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这是什么参谋本部！这时的电话决定性地成为陆军中央和关东军之间发生情绪对立的导火索。”

作战结束后参谋本部次长向关东军参谋长发的电报指出“事前未予联系甚感遗憾，该问题影响重大，虽性质上非限于你所能决定，但上述中止的意图望即刻予以考虑”。对此，关东军回电应酬道：“北边些许小事，依靠本军可请放心”。对此，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谈及此事是说：“关东军发来的电报实在令人不快。关东军和陆军中央完全就像平起平坐，他们无视统帅权本书的重大意义，丧失了作为下级部队或幕僚的资格。”

6月29日大本营为了防止国境纷争进一步扩大，为限制关东军的行动，向关东军下达了如下一系列指令，首先，在“大陆命320号”命令中，要求国境纷争的处理努力限定在局部地区，根据情况亦可不再实施作战行为；接着“大陆指第491号”中，指示地面作战限定在贝尔湖以东，不得对敌后方基地实行空中打击。

因判断关东军权限界限不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参谋本部作战课提出了以下几点注意事项，1.远距离派兵时，任务都须以中央正式命令加以明确，这样容易对该军队进行制约和掌控；2.远距离派兵时必须同陆军中央进行协商；3.在使用战略单位（旅团以上）时，须得到中央的承认；4.航空兵的积极使用要得到陆军中央的批准；5.国境线稍有界限不清的进出不视为问题；6.陆军中央将断然实施统一指挥，因此须更加注意与当地驻军的协调。

哈拉哈河渡河作战

根据“大陆命320号”命令，对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军可以不进行攻击，但对关东军原来的消灭越境的苏蒙军的方针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到了6月下旬，苏军阵地更加得到强化，戒备森严，侦查活动极为困难。而不能充分把握敌情的关东军作战参谋却在担心敌人为了回避关东军的打击已经撤离了战线，所以积极准备尽早实施进攻。

6月30日下达了实施攻击的师团命令。攻击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以第23师团的主力进入哈拉哈河西岸，击溃西岸的苏蒙军，然后从背后攻击东岸的敌军阵地；另一方面，由安冈正臣中将指挥的第3、第4战车联队、第64步兵联队、第1独立野战炮联队、第24工兵联队配合主力，歼灭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军。在没有怎么进行侦查以了解敌情的情况下，却采取了以突袭方式一鼓作气将敌人包围歼灭的方针。这一作战，跨越了日本和满洲国所主张的国境线哈拉哈河，因此陆军中央在7月2日向天皇上奏中说明这只是因为地理条件不得不采取的一时的战术手段。

但是，苏军的作战计划是，无论如何确保哈拉哈河东岸阵地，以装甲兵团阻击日军的包围进攻，并根据日军的动向，预订以包括航空部队在内的优势兵力从纵深阵地进行反击。

不断为“苏军退却”情报而感到焦躁的进攻部队未做充分的侦查和准备，抱着要进行追击的设想开始了进攻。7月2日夜晚展开的哈拉哈河的渡河作战取得了基本的成功，翌日苏军的反攻开始了，使用了优势的装甲部队和炮兵，还动用空军部队进行了有力反击，使日军的进攻受阻。而且，苏军更有袭击渡河部队背部的迹象，因此随行第23师团作战的关东军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指示小松原师团长撤退。于是第23师团越境进攻部队的大部撤回了哈拉哈河东岸。而第23师团大内参谋长在撤退的混乱中战死。

撤退后经过重新整顿的第23师团，在7月7日与安冈支队一起对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军再次发起攻击。但是缺乏充分火力（没有重炮、战车、空军）的日军不得不采取夜袭方式。他们认为攻击拖延一天，就会给敌军增强兵力、加强阵地火力的机会，这样日军的攻击就会越发困难。于是在未等火力得到补充的情况下一味地进行猛攻，反而损失更加惨重。

当时关东军的战况判断仍极为乐观，而大本营意识到第23师团的进攻并非顺利。据大本营作战课参谋井本熊男少佐的笔记记录，第23师团未能取得预定战果的原因在于：1.过于轻敌；2.炮兵火力不足；3.架桥设备不足；4.后方补给不足；5.通讯能力不足；6.第23师团任务过重；7.冲锋气势不足。

这样的第23师团在持续的苦战中，关东军却发出命令，让攻击部队中具有重大作用的第1战车团撤回到原驻地。作出这样无视战况发展背景的决定是因为关东军正在进行“军备扩充修正计划”，已经受到莫大损失的第1战车团正是战车扩充计划中的主体，关东军不希望战车部队再遭受更大的消耗。在敌军动员了许多重炮、战车的战斗方式之下，相对而言日军只能固执地实行白刃冲锋作战，这贫瘠的实力是要求士兵付出惨痛牺牲的战法。

炮兵战

哈拉哈河西岸比东岸高，进攻东岸苏蒙军阵地的日军几乎全部暴露在苏军炮兵视野之下，受到来自西岸的准确炮击。

因此关东军植田司令官考虑，把西岸的敌炮兵摧毁的话，就容易夺取东岸的阵地了。于是计划把从来以步兵为中心的进攻改为以炮兵为主的进攻。7月12日下达的师团命令要求：等待炮兵全力炮轰攻击之后，开始冲锋并一举歼灭东岸阵地的苏蒙军和西岸高台上的苏军炮兵。

以炮兵为主的第23师团的总攻与7月23日开始实施，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炮兵作战要取胜的话，首先要拥有压倒性多数的大炮和大量的弹药，还要对炮击目标进行侦查后进行突袭。但是，第23师团攻击时，大炮数量特别是弹药数量比苏军更少，大炮的性能也不及苏军，不明敌情，观察又不充分，实施的攻击当然只能以失败告终了。

日军不具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能见识的真正近代战争的实战经验，不理解战争实力的意义。以脆弱而且少量的战车、航空兵、炮兵，要突破苏军构筑的近代阵地，本来就是不可能的。结果，攻击部队在苏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下损失惨重，攻击受挫停顿下来。

“事件处理纲要”

7月20日参谋本部次长中岛铁藏中将向返京的矶谷关东军参谋长就陆军中央方针“事件处理纲要”进行了说明，以求结束事件。这是对6月下达的“大陆命第320号”和“大陆指第491号”更具体化的内容。要求以进入冬季之前结束诺门罕事件为目标。为此，7月的总攻能否取得所望的战果，或是等待外交谈判一旦成立的话，立即撤兵。方针要求，此后苏蒙军即便进入纷争地区，在形势许可范围内也不进行地面惩罚性打击，而且敌机越境进行轰炸也将不对其进行报复性的越境攻击。

听取了这一说明，矶谷关东军参谋长称，放弃数千官兵流血牺牲的地区在统帅上不能成立，难于接受。因此，陆军中央表示，或有刺激关东军感情之虞，纲要并非强制性的，所以没有采用命令方式。为尊重关东军的立场，最终在具体实施上仍采用以关东军自主决定为主的方式。矶谷关东军参谋长带回了“事件处理纲要”，但没有明确传达，实际上关东军仅将此看作了参考资料。关东军的寺田参谋长事后感言，陆军中央的意图、命令、指示本身都不明确，看不出对事件抱有积极处理的态度，都是任由事态发展。

持久防御

7月3日开始对哈拉哈河东西岸的进攻，紧接着步兵对哈拉哈河东岸夜袭、和为挽回颓势以炮兵为主的总攻，结果都是失败。第23师团自7月25日不得不进入防御态势。但进入8月，苏蒙军的行动却活跃起来，频繁地向日军阵地发起攻击，日军为了进行防御构筑工事却进展迟缓，在防御态势还未完成时，就迎来了8月20日苏军的全面进攻。

    关于苏军的8月攻势，在7月中旬就在关东军中传开了。关于攻势的规模、时期等还有许多不明处，总之苏军为了持续攻势集结了兵力，这是明白无误的。当时，苏军连续数日进行了侦查飞行，日军几乎没有飞机起飞迎击。植田关东军司令官为了对应苏军的攻势，命令对动用第7师团的问题进行研究。但关东军作战课主张，第7师团是关东军的最后战略预备军，7月中旬以来，整个远东地区苏军活动频繁，不应该随意动用，而且军队运输力量有限，现在应该优先考虑为第23军越冬做准备。结果，对苏军攻势的应对措施，仅止于对第23师团补充兵员，派遣了部分第7师团兵力到前线。在7月31日制定的“作战准备促进纲要”中，提出：针对苏蒙军大规模的攻势，以现阵地为基础转入反攻，为了能够击败敌军要促进准备工作，同时关东军整体要充分注意北方或东北方的作战的可能并加强备战。

接着又在8月20日制定的关东军的“诺门罕事件处理纲要”中要求，在严冬期要加强确保既得战果，同时要摧毁苏蒙军的战斗力，让敌人断绝野心；如果第二年苏军企图长期抗战的话，要对其施以压倒性的打击。

在东京，8月19日中岛参谋本部次长在上奏时说明，将重视为解决诺门罕事件的外交交涉，在交涉不成立时，把握住即将到来的严冬期，考虑将全部兵力撤出纷争地区。

但是，关东军根据8月4日大本营命令（大陆命第334号）编成了第六军，这是由第23师团、第8国境守备队、海拉尔第一、第二陆军医院等组成，司令官是荻洲立兵中将，参谋长是藤本铁熊少将。但是，军部中司令官以下除了幕僚两人之外几乎没有关于关东军、苏军或者满洲的地形、气候等预备知识，而且因忙于设置新司令部的事务处理，没有派出一个军司令部幕僚考察战场，正在这时却迎来了苏军的全面进攻。

进入8月，陆军中央面临着日英谈判、防共协定（编注：指日德防共协定出现问题，即恰好诺门罕日苏打得正酣，1939年8月23日德苏之间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内阁更迭的诸多重大问题，忙得不亦乐乎，并且从7月中旬以来关东军的战况报告也几乎没有了，而到8月中旬关东军和陆军中央的联络更处于中断状态。恰恰在这期间与处于优势的苏军进行对峙的日军部队却不断受到苏军重炮的集中轰击，平均每天损失3-4%，军力日渐衰弱。日军的弹药存量根本无法跟苏军相比，日军一旦开炮，苏军就还以数倍的炮击，以至于进入8月后日本陆军要求炮兵尽量不要开炮了。

很早就预测日军将陷于苦战的意见是有的。驻苏副武官土居明夫大佐报告了在6月下旬从莫斯科回国途中的观察，认为至少有2个狙击师团、80门重炮在不断运往前线，希望作战必须谨慎。另外，关东军第二课高级参谋矶村武亮大佐指出，对于苏军兵力约两个师团，日军也需要补充相应兵力予以对抗，他再三提出，日军阵地两侧为开放状态是极其危险的。但关东军作战课却认为，在打算一举歼灭苏蒙军热情高涨之时，这种消极意见难以接受。并且对付苏蒙军有三分之一兵力足矣，这次日军预订使用的兵力不如说是“牛刀杀鸡”。更对两翼开放的指责进行驳斥说，这是为了诱使敌军深入后加以包围歼灭而故意设定的。7月中旬，参谋本部总务部长的笠原幸雄少将注意到，第23师团的战斗力已被削弱，提议将第7师团推进到海拉尔去，中岛参谋本部次长同意该提案并将该提议转达给了关东军。这和植田关东军司令官的考虑相同，但未能执行，结果仍止于仅动用了其部分兵力。更有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秦彦三郎少将8月中旬建议，不可轻视苏军，不如不惜过度地集中兵力一举将苏军·外蒙军歼灭，然后迅速撤兵。植田关东军司令官注意到了这一建议，指示再次探讨作战计划。但是计划制定还未开始，苏军的全面进攻已经开始了。

当时日军中，对自己的精锐强大过度自信，无论在上在下像陷入这种虚幻的梦境中。

苏军的8月攻势

苏军的作战意图是，对日军的两翼施以猛攻，在哈拉哈河东岸外蒙主张的国境线内将其包围歼灭。为此，苏蒙军组成的中央集团有，两个狙击师团、一个狙击机关枪旅团、两个炮兵连队，从正面进攻以牵制日军主力；同时组成了攻击日军两翼的主攻部队，南北集团各有一个狙击师团及一个联队，两个战车旅团及两个大队、两个装甲车旅团、两个反坦克炮大队、一个自行炮大队、一个火焰攻击中队、两个外蒙骑兵师团；还有预备队的一个装甲车旅团、一个空降兵旅团。

8月20日总攻开始了。苏军把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8月20～23日）对日军实施分断包围，第二阶段（8月24日～31日）歼灭日军。

对此，第23师团接到转入攻势计划的指示，尝试反击。这个方针是，诱敌深入日军阵地，攻击部队从侧背攻击苏蒙军，捕获深入的敌军并加以歼灭。但是，实际上日军的攻势兵力弱小且准备不足，日军阵地又缺乏纵深，正面过于宽阔，有些地方阵地间距离相隔4到6公里，也没有设置防御用的铁丝网。苏军无须等待诱导就逐次将日军分割包围，战况急剧恶化。友军对敌战车的轰炸，也造成误伤自己的部队。

为了对付这一事态，关东军司令部命令第23师团坚守要地，同时将第7师团派往海拉尔加入到第六军的指挥之下，更决定紧急派出第2师团、第4师团。但是，这种典型的渐次使用兵力没有产生效果，战局却更加恶化。8月末，第23师团的部队几乎全被击破，日军主阵地旗帜林立，已经用尽了可组织的战斗力。当时第6军感觉到有必要让第23师团撤退，而第一线的军司令部对放弃战场的命令却犹豫不决。终于在8月29日荻洲军司令官对前线的孤立残存部队下达了撤退命令：“迅速突破敌包围圈，应向诺门罕前进，我辈的责任在于完成最后的目标，此刻无论现状如何，望加自重，严格执行本项命令。”从战场撤退的各部队的损耗高达6～70%以上。8月最后的一天，由于第7师团主力掩护阵地大致完成，第23师团的残部约2000人历经困苦才终于撤了出来。

一方面整个战线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苏军停止了向外蒙主张的国境线进军，而第六军也自行决定从纷争地区向外撤兵的方针。

但是，关东军并不认为作战已经结束，要增派部队继续作战。作为大本营虽持有终结作战的意图，但从指挥权的原则上考虑，实际的作战运用应该尽量交由当地的关东军处理。因此，大本营的指导方式是，首先尊重关东军的地位，不进行严格的命令，只是以用兵限制等微妙的表达方式来传达陆军中央的意图。8月30日下达了关于终结作战的正式命令（大陆命第343号）的内容是，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维持北边的安定，关东军应该以最少的兵力考虑长久策略。这一命令有欠明确，只是委婉地要求关东军妥善处理，对关东军而言这并未要求终止作战。当天中岛参谋本部次长被派往关东军直接传达命令，但他也被关东军激进的气氛所感染，结果陆军中央的意图未能明确传达。

于是关东军将此看作取得了参谋次长的默认，更加积极促进着进攻准备。因为中岛参谋次长的当地指导极大背离了陆军中央的意图，参谋本部于9月3日再次下达了终止进攻的命令（大陆命地349号）。这个命令对关东军司令官明确指令终止进攻作战，并将兵力后撤到纷争地区之外。关东军仍然提出为了收容战死者要进行有限作战，陆军中央对此也未于认可。就这样来来回回，植田关东军司令官于9月6日才迟迟下达了中止诺门罕作战的命令，至此在诺门罕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根据第6军军医部的调查，1939年5月到8月，连续苦战的日军战死7696名，伤者8647名，失踪1021名，共计损失兵员17,364名（1966年在靖国神社举行诺门罕事件慰灵祭时发表的战殁者数为1万8千余名），另一方面苏军·外蒙军也合计战死战伤18,500名士兵。

9月15日，在莫斯科的东乡驻苏大使和莫洛托夫外务人民委员之间达成协议，16日共同发表了“停战协定”。日本、满洲国、苏联与外蒙之间关于国境线进行了谈判，1940年6月9日达成协议，大部分确定的国境线就是苏联外蒙历来主张的界线。

分  析

苏军进攻的结果，多数日军的联队长职务(编注：约大佐级别)的军官战死，或者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自杀。据生还的部队军官说，独自判断而放弃阵地后退者，都受到严厉斥责，被要求自裁。日军把生还当作怯弱，自行关闭了具有贵重作战经验的官兵在今后发挥作用的途径。

另外，从9月开始到11月，为了追究诺门罕事件的责任进行了人事调整。在陆军中央，参谋本部次长、第一部长被转入预备役；在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被编入预备役，第23师团长一时仍属关东军司令部，不久也转入预备役；还更换了关东军副参谋长、第一课全部作战参谋和已经身负重伤的第23师团参谋长。新的军官人选，尽量使用了具有大本营工作经验的军官或者是坚定可靠之人，据说事件之后关东军独断专行的行为减少了。大本营的稻田作战课长在回答新参谋次长问题时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陆军中央没有向关东军强行命令，是沿袭了过往的恶习，是统帅上的失策。此外，关东军持有与中央对等的观念，无视来自中央的联络，也是满洲事变以来的恶习，必须断然实行改革。统帅的关键在人，要掌控关东军，必须选用适当的人选，首脑部门应该进行调整。

11月陆军中央任命了关东军有关人员和指定的委员，成立了“诺门罕事件研究委员会”，开始对诺门罕事件进行检讨。研究讨论的结果是，有必要飞跃提升日军的战斗力。但是也阐述到，为了战胜拥有优势军力的敌人，还需要更加发扬日本的传统精神。

中日战争初期，小畑敏四郎中将曾经说，日军尽以中国军为对手进行作战的话，应该担心战术变得粗燥、战斗能力下降，就像下围棋一样，尽和弱者下棋自己水平也就下滑了。

当时满洲国的内政指导权交给了关东军司令官，以此为由关东军司令官经常干预政治，甚至参与满洲官员任免或者土木工程业者的招标这类事务。应该专注于对苏战备的各地师团长也热衷于政治经济的指导，或者为维持当地治安而分散配置兵力，据说几乎就没有进行对苏作战的训练。当时对关东军第1师团检查的讲评是“统率训练仅图外表华丽而内容贫乏，上下都流于巧言令色，缺乏即刻应对实战的准备，这种战斗力甚至劣于支那军”。此外，关东军的作战演习，即便在无法取胜的战况设定下，据说也能依靠只有日军才具有的精神和优秀指挥这类无形的战斗力而赢取胜利，就是所谓凭借神的指引总能取胜。

诺门罕事件尽显日军在近代战中的实际状况，对于动用庞大兵力、猛烈火力和大量物质力量的敌人，日军不知何从何往，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用兵规模测定失误，总是重复错误被动地渐次投入兵力，由于情报部门的缺陷和过度的精神主义，不知彼也不知己，却抱着轻敌情绪。

在指挥权上中央与当地驻军的意见沟通不通畅，意见分歧时，总是主张积极进取的幕僚得到赞许，粗暴压制慎重论，上司默认这种做法，成为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而战胜日军的苏联第一集团军司令官朱可夫在回答斯大林的询问时评价说，日军的下士官兵勇敢顽强，青年军官更是狂热奋战，但高级将领无能。同时，辻政信也述说道，原本愚钝而被看不起的苏蒙军队令人惊奇地迅速成长，武器和战法都得到改良，从质量、战术运用上看都凌驾于日军之上，可以说这是革命带来的一大特色。

在支配统治满洲方面，关东军充分发挥了其功能。因为这一使命也使之成为高度进化的组织体系。但是，高度适应作为统治机构的军队，当面临本来应该承担的战斗任务，并且是与对等的或者实力更强的苏军进行战斗，被置于全新的战争环境中时，关东军的首脑首先产生混乱，迷失方向，并最终导致自我崩溃。

在对中国侵略并进行殖民地统治的过程中，妨碍了日军作为战斗机构的组织合理化，甚至反而在各个侧面显示出退化的迹象。渐渐退化的日军以这种剧烈的形式初次展现出来，就是这场诺门罕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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