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迷不悟的日本军国主义就这样走上了不归路

作者 老狼是也

2019年12月7日 

不要误了班车

1940年，日本处在一个历史关键时刻。

这一年，日本号称“皇纪二千六百年”，举国上下举行了空前盛大的庆祝。

明治5年日本与国际接轨改行太阳历法，这是明治维新后“文明开化”的进步，但为了巩固皇权神道，明治时代根据神话传说的编撰，把神武天皇即位人为地定于公元前660年，这就是所谓“皇纪”之始。

回到1940年。前一年9月，德国与苏联携手侵略波兰，英法正式向德国宣战。今天把侵略波兰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但日本当时称之为“欧洲第二次大战”，彷佛与己无关。其实日本正与中国处于战争中。日本把中日战争称为“支那事变”。两国政府都未宣战，但战火却燃遍中国的半壁江山。

日本倒未曾像有的夸大宣传那样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其实这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时任陆军大臣的衫山元大将所说：“用三个月时间解决支那事变”。解决事变是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像曾经的清王朝那样认输赔罪，接受日本苛刻条件。但事与愿违，中日战争使日本陷入泥沼。

中日双方之所以互不宣战，因为宣战就意味着国际社会需选边站。

自侵攻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后，8个多月“西线无战事”。而1940年5月纳粹德国突然向比利时、荷兰、法国不宣而战，以闪电战仅一个多月就横扫西欧。接着对英国发动大规模空袭。英国岌岌可危。

这引起日本震动。日本无论陆军还是海军对形势的判断都认为：“德国对英登陆作战在即，结果只能是大英帝国的崩溃”。

有田八郎外相于1940年6月29日发表了“国际形势和帝国立场”的广播讲话，反映出当时日本的心态：“世界正朝向德意两国主导的欧洲圈、苏联圈、日本主导的东亚圈，美国圈这四大势力圈推移”。日本主导东亚圈，正是纳粹德国催生的“日本梦”。对于国际形势的重大误判，却成为日本后来制定国策的依据。

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26日就作出了内阁决议《基本国策纲要》，通篇开首就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大变动，可以看到以数个国家群生成发展为基础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圈正在创建，皇国亦将面临有史以来的大挑战”。

当时舆论几乎一边倒，都纷纷要求把与轴心国（德国、意大利）的外交视为第一要务。当时日本的流行语是“不要误了班车”。甚至左翼政党，比如以浅沼稻次郎为首的社会大众党（战后的日本社会党）也向政府提交决议：“为了建设世界和东亚新秩序，应强化日德意轴心国关系；清算亲英美外交；立即终止日英、日美交涉；截断经由法属印支的援蒋渠道；使用实力解除法属印支当局毫无诚意的敌对性行为。”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内阁和大本营联络会议（当时日本最高决策机构）在7月27日通过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局处理纲要》（全称：根据世界局势变化的处理纲要），要点如下：

（1）要应对世界局势的变化，迅速解决支那事变之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

（2）关于支那事变的处理，特别要调动一切手段切段第三国的援蒋渠道，从而迅速迫使重庆政府屈服。

关于对南方的策略，要利用局势的变化，捕捉良机竭力加以推进。

（3）关于对外的策略是，为达到推进处理支那事变之同时解决南方问题的目的，大致如下：

①要迅速加强与德意两国的政治关系；在对苏邦交上要有突破。

②对美政策，要保持坚定的态度……即使与其关系自然出现恶化情况时也在所不辞……

③对法属印支，要求彻底断绝援蒋渠道之同时，使其迅速对我军承担补给供应、以及允许军队通行和使用机场，并努力获取帝国所需的资源。若有必要，行使武力予以解决。

④对于荷属东印方面，暂使用外交手段以努力确保获取重要资源。

（4）关于对南方行使武力将遵守以下准则：

①在支那事变大致处理完毕时，只要内外形势允许，捕捉良机行使武力解决南方问题。

②在支那事变尚未处理完成、面临不得不对第三国开战时，如果内外局势有利于我的话，为解决南方问题将行使武力。

当行使武力时，竭力使交战对手仅限于英国。但是这种场合或无法避免对美开战，为此需毅然决然地开始进行战备

    （日本防卫省战史研究中心史料室藏《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缀》）

关于《时局处理纲要》的重点再强调一下的话，那就是：

1.  要中国国民政府屈服

2.  要抓住良机解决南方问题，趁机拿下英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获取南方资源，为此不惜行驶武力

3.  要加强与德意两国的政治关系，改善对苏邦交

4.  为无法避免对美开战而积极备战

还需要注明的是，这里提到抓住良机南进，根本不像有人为日本侵略扩张背书说成是解放东南亚殖民地。就像当年日本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就趁机夺取德国在中国胶州湾的权益一样，能说是“解放”胶州湾么？！此后日本提出的《对华二十一条》应是最好的注解。

日本陆军考虑乘势进驻法属印支（越南）北部，是基于法国已经在德国打击下投降，成立了维希政府，所以法属印支无力抵抗德国的盟友日本（注：此时日本与德国有反共协定和密约）。根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1940年6月的情报分析，通过各种渠道对国民政府提供援助的情况大致如下：

西北渠道（经由外蒙）  500吨（月）（苏联援助）

缅甸渠道             10000吨（月）（美国援助）

法印（越南）渠道     15000吨（月）（美国援助）

沿海渠道              6000吨（月）（海外侨胞等）

注：苏联援助约占1.4%；美国援助约占69.4

法属印支总督承诺不让美国援华物质过境的要求，6月23日接受了日本陆军派遣军事顾问团（西原机关）进驻监督。日本通过谈判交涉后，9月23日陆军部队正式进入法属印支北部。

进驻法属印支北部后，日本军部已经难以抑制得陇望蜀的欲望。趁机夺得英法殖民地的难题是，在日本看来美英同是盎格鲁撒克逊，触犯英国利益是否会招惹美国呢？陆军倾向于英美可分，而海军倾向于英美不可分。从事态发展和政策制定来看，日本按照英美可分来制定和推进了一系列政策，只针对英法殖民地。但事实说明海军似乎更有“远见”，这也就导致了此后的太平洋战争。

1939年，美国因抗议日本封锁天津租界及对华扩大侵略，于7月26日通告日方解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于1940年1月实施），这使得日本几乎90%依赖于美英国家的资源进口处于一种没有条约保护的不安定状态。这是美国使用经济手段对日本开始发出警告。

日本的《时局处理纲要》都是押宝于对纳粹德国的错误判断上。其次，在行使武力南进时，不排除对美开战，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日本海军正是根据这一纲要，从1940年8月开始着手进行对美战备，11月15日正式启动了日语叫做“出师准备第一期着手”的行动。“第一期”类似一级战备，并预定在第二年4月10为止完成对美战备的75%。

1940年11月23日，日本海军军令总部、联合舰队和海军大学联合举办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兵棋推演，时任联合舰队司令官的山本五十六大将向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亲王强调了他的“英美不可分”的判断，博恭亲王做出重要指示：推进南方政策必须认识到对美英荷三国开战的极大可能性，要尽可能避免发生。但不得不开战的话，不如决心先行对美开战（参见《走向珍珠港之路》）。注意，袭击珍珠港在1941年12月8日（当地时间12月7日），也就是说一年多前日本海军已经考虑到对美开战了。

1936年11月，日德两国首先签订了防共协定，翌年意大利也作为签署国参与进来，就此成为三国协定。这对于一直把苏俄作为第一假想敌的日本陆军来说倒合乎情理。1年多后的1938年，德国又提出了里宾特洛甫案，拟将协定扩展为军事同盟。时值中日战争已经开始，德国陆军当时和国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派有军事顾问团，法肯豪森将军就是蒋介石最得力的军事顾问。也正是在1938年，法肯豪森迫于希特勒政府的压力于同年7月被强令回国。

日本陆军出于结盟能威慑英美，确保自己在东亚的地位，更急于从中日战争泥沼中拔足，对签订军事同盟态度积极。但时任海军省大臣的米内光政、副大臣山本五十六和海军省军务局长井上成美是坚决的反对派。他们不赞成捆绑在德国的战车上。这三人被视为日本海军的“三羽鸟”。因为陆海军存在严重分歧，导致近卫内阁总辞职。近卫文麿在当时的日本政坛颇具声望，他并非毫无识见，但他的从政经历可以看到，每到关键时刻他就“急流勇退”。这次他把烫手山芋扔给了下任平沼内阁。

平沼内阁期间，日苏在蒙古边境的诺门罕大战（1939年5月～8月末），当关东军正与苏联在草原荒野上打得不可开交时，德国却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对日德防共协定附属密约“禁止单独和苏联签约”的公然违反，日本被纳粹德国耍了。就此平沼内阁垮台。

经过了三个短命内阁（平沼→阿部→米内），是否加入轴心国的问题接鼓传花，又回到第二次受命组阁的近卫文麿手上。这时形势已经发生显著变化，纳粹德国狂扫欧洲，激发日本最高决策当局做出了决定日本命运的《时局处理纲要》。

9月7日纳粹德国派遣外交特使斯塔曼造访日本。日本陆海军曾就这个问题存在严重分歧，此刻重新审议，海军大臣吉田善吾“突发”心绞痛入院治疗，由新任大臣及川古志郎出席，他对三国同盟具有针对美国的军事同盟性质做了保留。最终形成的三国条约（轴心国同盟条约）就为日本留下一丝回旋余地，即同盟国一方受到他国攻击时，在遵守同盟条约的前提下，“自主决定行使武力的时机及方法”。

1940年9月19日，作为最后的程序，三国同盟条约在御前会议上通过裁决。与会的枢密院顾问官、曾经的外交高官石井菊次郎的话颇令人玩味：俾斯麦首相曾说，国际同盟犹如一个骑士同时需要带上一头驴，而德国必须是骑士。这暗喻日本是头驴。当时有人对纳粹德国和希特勒很抱有猜忌。

松冈推翻谅解案

作为一手把持外交事务的松冈洋右外相，确实具有“宏大”设想。在他看来陆海军都指望与美国避免开战，过于消极。他对形势自有“洞见”：英国崩溃在即，美国因此会丧失战意，而且美国仍处在门罗主义的束缚中，他甚至“预言”德裔美国人会发挥作用（注：后来的欧洲战线总指挥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是德裔）。所以，和德意结成同盟是阻遏美国参战、把美国封堵在美洲的积极手段。

既然德苏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日本提出缔结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四国同盟，这将更有实力抵御美国，这也是《时局处理纲要》中要求的对苏关系的突破。当时德国外交特使斯塔曼也一口应承进行斡旋。

但是1940年11月，在柏林举行的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的德苏外长会谈却谈崩了。苏联接受四国同盟建议，但提出苛刻条件：要求德国从芬兰撤兵，日本割还萨哈林岛南部，允许苏联租借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还想插手巴尔干半岛等共达30多项条件，这大大激怒了希特勒。1940年12月19日，希特勒就秘密下达了执行巴巴罗萨计划的指令。

尽管如此，松冈洋右在1941年3月访问德国，回国途中路经莫斯科，还是和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也算完成了对苏外交的调整。时值中日战争进入最近艰苦的阶段，苏联就此不仅停止了对华援助，还承认了满洲国。此时延安一如既往地发表申明支持苏维埃。

松冈洋右以及日本军政首脑的形势判断都只是一厢情愿，在世界动乱之中，日本就像整体丧失了方向感，没有明确目标：既想从中日战争中拔足，又想趁机南进参与瓜分世界，既忌惮美国，又想称霸东亚，希特勒对苏开战后，又在北进（攻打苏联）还是南进（占领东南亚）中彷徨，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纳粹德国耍弄……

进入1941年，美日关系似乎有点转机。美方通过两位牧师与日方进行接触，而且双方背后都有政府的背景或身影。年初，野村吉三郎元海军大将被任命为驻美大使赴任，他曾是罗斯福总统任海军部副部长时的旧识，当初野村是日本驻华盛顿的武官。4月14日，野村大使和赫尔国务卿进行了非正式会谈，赫尔提出四项基本原则：

1.  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和主权

2.  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3.  遵守通商贸易上机会平等的原则

4.  除了采用和平手段的变更以外要维持太平洋地区的现状

会谈中，野村大使提出了通商贸易由双方另行协商，以及承认满洲国的问题，赫尔国务卿未做正面答复，称这些适合于将来谈判交涉。

野村大使向国内发出了其时美日双方非正式接触的《美日谅解案》（1941年4月17日）。日本方面把此误认为是美方的提案，其实这是日本陆军省临时派出军务局长岩畔豪雄大佐到美国协调工作，“谅解案”就是以他为中心搞出来的。“谅解案”使得日本内阁和军部都感到有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颇为振奋。但野村大使扣发了赫尔国务卿的四项原则。战后，他坦承扣发是担心这些原则引起国内猜疑。

日本政府和军部都打算按照谅解案的方向进行日美谈判，为此催促访欧访苏后正在返程中的松冈洋右尽早回国。但4月22日回国的松冈洋右却冷冷地答复称，这需要两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慢慢考虑。这与他未直接参与谅解案不无关系，他感到不快。

5月12日松冈洋右用了近3个星期拟定了自己的方案，其内容特别在美方视为关键的项目上几乎推翻了谅解案：

① 美国若发动对德进攻，日本遵照三国同盟承担义务（谅解案：美国因自我防卫与德国发生冲突时，日本不参战）；

② 美国承诺根据日本提出的条件向中国提出和平劝告（谅解案：根据美日双方确认的条件向中国提出和平劝告）；

③ 在有关日本南进中删除了“排除武力”的限定。

松冈洋右对《日媒谅解案》的解读，认为正是因为签订了三国同盟使美国服了软。这显然又是误判。

松冈洋右可以说是历来日本外相中最强势的人物。也许大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他的权力怎么这么大？这主要是日本的政治体制本身的问题。籍此简单介绍一下日本明治宪法下的政治体制。

首先，天皇拥有统治大权，包括军队统帅大权和编制大权。但行使这些大权分别由内阁辅弼和军部辅佐，作为“现人神”，天皇几乎不直接行使权力，不参与政策制定。昭和天皇在自述中称，他直接指令或参与的，只有下令镇压1936年的二二六军事暴乱，以及在接受波茨坦公告时的决定性表态。

日本没有内阁责任制。内阁总理只是首席大臣，由天皇任命（人选推荐在明治宪法中没有规定，是不成文也不稳定的程序。曾经是元老推荐，昭和前期是重臣会议推荐。所谓重臣指具有总理大臣经历的人）。于是，首相当然只向天皇负责。大臣由首相推荐，天皇任命，首相没有任免权。内阁大臣各自辅弼天皇，比如外交大臣也只向天皇负责，不向总理负责。

军队辅佐天皇，陆军参谋本部领导指挥陆军，海军军令总部领导指挥海军，也分别只对天皇负责。陆军省或海军省属于行政部门内阁，负责预算或军政等。作为行政部门的内阁不得干预军事问题。例如，1930年滨口内阁签署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就引发了“侵犯统帅权”问题，同年11月滨口雄幸遇刺。其实天皇是“君临而无治”。宪法还规定“天皇无责”。所以一经“御前会议”裁决的国策，就不存在问责的问题了。

因为陆海军各自为政，甚至不相合作。比如，海军袭击珍珠港就连时任内阁总理兼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也未参与策划。并在袭击前几天，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才得知，他提醒按国际法规定需要宣战，通过讨论这才决定在正式发动进攻前半小时宣布和美国断交，但阴差阳错使得驻美大使把断交文件交给赫尔国务卿时，却是袭击珍珠港后1小时了。

1930年代，九一八事变或者七七事变都是军部下克上的暴走，日本政府只能跟在军部后面揩屁股。1932年日本发生五一五军事暴乱，刺杀了首相等大臣。特别是1936年的二二六军事暴乱，提出“清君侧”。这些更给日本政坛带来阴影。日本军部则借机复活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做实了军队干政，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扮演起主角。比如米内内阁时，因为陆海军对是否签订轴心国同盟严重对立，时任陆军大臣的畑俊六直接向天皇递交辞呈（屋帷上奏），陆军拒派新陆相入阁，迫使米内内阁就此垮台。这反映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意义所在，陆海军军部都可以左右政坛和内阁。

日本叫做军国主义，这是准确的定义。到了1941年10月东条英机组阁时，军国主义更名符其实了。

有人说，日本很早实施了普选（1925年限于25岁以上男性享有普选权），彷佛这就叫“民主”。这种说法，知其一不知其二，要不就是刻意误导。当时的日本不是议会内阁制，也就是说内阁不对议会负责，只对天皇负责。立法是天皇大权。众议院有的只是协赞权、建议权或者上奏权。日本还设立了与众议院享有同等权力的贵族院。贵族院非选举产生，部分是由天皇敕命的终身议员，部分互选。1920年代日本有个短短10年左右被称为“大正民主”时期，在众议院形成了政党政治，但最终也没有形成议会内阁制。内阁仍然不向议会负责，议会对政府也没约束力，就更谈不上约束独立于政府的军部了。1940年日本成立了一揽子包含各党派的“大政翼赞会”，政党不复存在，于是众议院成为“翼赞议会”。总之日本在明治宪法下的“三权分立”是皇权下大打折扣的摆设，根本不能和真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同日而语。这种今天看来古怪的政体，就是当年日本的政治特色。

松冈洋右作为强势的外务大臣，使近卫文麿首相也很头疼。1941年6月22日美国提出正式方案时，赫尔国务卿甚至用口头声明的方式指责称：“不幸的是在日本政府处于高位的指导者中，有人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及其侵略政策，甚至向他们作出誓约”，暗指松冈访德通德（参见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资料）。美方正式提案大致如下：

●   美国因自卫参与欧洲战争时，日本不适用根据三国同盟参战。

●   关于中国和平的基本条件，以睦邻友好、无领土合并、无赔偿、无差别待遇的原则为前提，美国总统将向蒋介石国民政府提出和平建议。

●   有关满洲国问题另行交涉。

●   在太平洋地区，日美两国将根据使用和平手段和公平待遇的国际通商准则来协调以取得必要的资源。根据赫尔四原则（如上），不允许使用武力入侵南方。

●   新通商条约可保障相互提供必要的物资，但因本国自身安全和自卫的需要将设有限制。

    注：同一天德国发动了对苏战争。

赫尔国务卿的指责激怒了松冈洋右，他强烈要求美方撤回口头声明。虽然近卫首相不能撤换松冈洋右，但他于7月14日宣布内阁总辞职，又于7月18日重新组阁（第三次近卫内阁），以此方式将松冈洋右排除出局，用丰田贞次郎取代松冈洋右任外相。

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

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也是现今国际关系中视为合理的途径。但日本一面在谈判，一面动作频频。姑且把4月17日到11月26日赫尔国务卿提出备忘录为止看作日美谈判期间。

首先，4月10日日本海军已经如期完成了对美出师准备的75%。6月22日因德苏开战，一时还出现了“北进论”，6月份曾令海军产生了进退两难的困惑：维持现状开支巨大，而放弃的话又与海军主张的南进，以及业已在海军中统一的“美英不可分”的共识背道而驰。

日本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在1941年6月12日已决定了《对南方施策纲要》，就是向法属印支南部（南越）进驻的决定。但日本陆军于德苏开战后的7月在“满洲”集结了近百万大军，进行了所谓的“关特演”（关东军特种演习）。因为苏联并未因德苏开战而动用贝加尔湖以东的驻防，又因为7月2日的御前会议对《对南方施策纲要》作出裁决，使得日本陆军放弃“北进”。之前都是陆军为主角，南进则标志了日本海军走上了前台。但无论“北进”还是“南进”，都难掩趁火打劫的意图。

当时陆海军其实都还想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但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占有东南亚的资源。特别是日本与荷属印东（印尼）的石油和橡胶资源的谈判在1941年6月决裂，于是不惜行使武力占有包括荷属东印的东南亚的资源显得更急迫。进驻越南南部，建立航空基地是针对东南亚必不可少的步骤。美国对此也心知肚明，这和进驻北越以切断援华物质渠道有本质的不同。南进，也成为决定日本命运的重大转折点。

6月22日美国的谈判案已提到“不允许使用武力入侵南方”；进入7月美国再次使用经济手段，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美国总统根据需要实施贸易管制，于是罗斯福总统发布除了石油和铁屑对日出口品采取许可制的措施。当美国掌握了日本将进驻法属印支南部的动向，视其为对美国的最大威胁，罗斯福总统于7月26日宣布对日实施资产冻结。这些经济手段都是对警告日本，制止其越过红线。执迷不悟的日本仍一意孤行，7月28日对南部实施进驻。8月1日，美国终于对日本实施全面禁运，这对日本而言，无疑是最严厉的经济制裁。

这段时间日美双方的谈判虽仍在进行中，但为了实施进驻法印南部，日本陆海军都曾要求刻意拖延谈判时间。可见他们执行《时局处理纲要》，“捕捉良机南进”，比推进日美谈判来得更坚定。

美国的禁运使90%依赖于进口美国石油的日本捉襟见肘，日本储存的石油最多仅够两年使用；日本此时的全国生产能力75%用于军工，仅25%用于民生，如此以往难以为继；日本海军有个说法，没有石油就没有海军。这引起日本的恐慌，意识到到美国是认真的，而同时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激起了日本对美国的同仇敌忾。

随着世界局势的动荡，其时美国也开始强化相应的军事力量。1940年7月美国通过了“两洋舰队法”，成立太平洋舰队。1941年初，英美召开的军事会谈中确认了“霓虹五号”的基本战略计划：①如果日本参战，远东的军事战略主要采取守势；②美国将不考虑进一步增强在远东的军事力量；③新加坡由英国自行增强防卫，美国主要增强在大西洋的军事力量；④美国太平洋舰队将适时运用实力牵制日本南进作战。从“霓虹五号”的战略计划看，美国认为决定性的战场在大西洋和欧洲地区，因此美国主要军事努力将投放在大西洋和欧洲地区。今天美国号称能够打两场以上的战争，但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还没有这样的豪言壮语。

8月9日～12日，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在大西洋的威尔士亲王号上会谈，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西洋宪章》。这一文献对战后重建世界秩序有重大意义.虽然美国尚未参战，但对于纳粹德国的谴责十分严厉。并且美英两国把这场战争定义为保卫自由民主的反法西斯战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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