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诺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
文 风灵
人尽皆知，詹姆斯·布坎南是经济学科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但他却长期被经济学界视为圈外人，这似乎很有些奇怪。
布坎南的职业生涯，似乎一直处于某种紧张状态之中，他的经济学思想的某些极为重要的方面也是如此。他曾经在著名的弗吉尼亚大学任教，但因该校的内部问题而离开，后来30多年的时间里，他在一些不太知名的学校里执教。公共选择革命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弗吉尼亚大学，但是这场革命是在70年代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才扎下了根，而公共选择革命在公共经济学的几个理论前线上取得胜利，则是在80年代的乔治·梅森大学。布坎南在其职业生涯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既是一位有着圈外人思想的内行，又是一位对专业领域的既有状态有内行主张的圈外人。正如布坎南所说，如果诺贝尔委员会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组成的，他将绝无可能获得诺奖，因为欧洲对他的研究工作的赞赏，远比老家美国的研究共同体对他的赞赏多得多。
诺奖得主中挑战主流经济学的人，当然并非只有布坎南一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贡纳·米达尔，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斯都获得了诺奖，他们也在方法论、政治和研究领域等方面拒绝传统的经济学智慧。然而，某种意义上，布坎南更加特别——他特别为他的南方传统和他所代表的对主流经济学专业的思想挑战感到自豪。正如他自己所说：
“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来自田纳西州中部的农村男孩，在又小又穷又偏远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并就读于一所陷入困境的州立师范学院？又有多少几乎只在南方大学工作的学者，不管是哪个专业，曾获得过诺奖？又有多少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同行既避免使用形式化的数学技术，也避免扩展到求助于实证检验？”
布坎南出生在田纳西州的农村，在当地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然后进入本地的大学——中田纳西州州立师范学院（Middle Tennessee State Teacher’s College），他靠给奶牛挤奶来支付学费和书本费，完成了学业。之后，他在田纳西大学参加了一年的经济学研究生学习，在那里他没学到多少经济学，但增长了许多生活见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海军服役，然后在军方补贴的帮助下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刚到芝加哥时，是一位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但他在上了弗兰克·奈特的价格理论课程六周之后，就被转变成了古典自由主义者。布坎南仍然保留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价值观，但他现在明白市场而非政府与这些价值观更为一致。也是在芝加哥，布坎南发现了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的公平税收原则。对布坎南最后的思想影响是意大利公共财政传统。这种传统强调的是真实的政治，而不是理想的政治。
布坎南从奈特那里获得了理论框架，接受了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观点。从维克塞尔那里，布坎南学到了必须在交换的框架里理解政治。只有在集体选择的一致规则下，才能保证公共部门的效率。从意大利人那里，布坎南得知公共财政必须有国家理论作为假设，并且这种假设最好排除功利主义和黑格尔的理想主义。一旦将这三种要素结合在一起，布坎南对公共部门经济学的贡献的框架就定下来了。
布坎南在方法论和分析理由上挑战公认的凯恩斯学说。比如，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在加总的层面上违反了民主社会的政治规范，从根本上误解了债务负担的性质。财政理论家关注加总单位，无法解决谁为创造公共物品付款以及何时付款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机会成本和经济决策的原则被遗忘了。
关于债务负担的争议迫使布坎南重新审视经济科学的概念基础。他因此写了一本薄薄的小书《成本与选择》（Cost and Choice）。经济学的机会成本逻辑将在广泛的议题上产生令人惊讶的结果，从债务负担到征兵制，从外部性问题到官僚决策的选择背景。布坎南强迫经济学同行们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概念基础，这是他圈外人地位的特点。换句话说，债务负担的辩论是布坎南职业生涯中的典型事件，他被视为圈外人，因为他要求经济学家们关注这一学科最基本的原则。布坎南宣布现代的技术皇帝没穿衣服，由此发挥的重要思想作用超出了他对这一问题本身的实质贡献。
20世纪70年代，布坎南的作品变得更具哲学性。《自由的界限：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一书阐述了政治经济学中契约论者的观点。之后他又出版了几本论文集。20世纪90年代，布坎南与尹合作，解决了关于报酬递增与职业道德的积极作用的相关问题。与其他致力于研究技术和政策对报酬递增的影响的学者不同，布坎南关注的是报酬递增对具体的制度和实践的影响。他关心的是理解亚当·斯密从专业化中获取递增报酬的论点，以及制度环境如何引导人类产生“交易、以物易物和交换（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的倾向，以实现报酬递增的收益。
布坎南在方法论、社会哲学和公共政策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等领域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桑德莫（Sandmo）认为，布坎南的“主要成就是向经济学家同行们引入了经济学思维的新方式，特别是公共部门和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方面。”首先，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布坎南打破了主导政治学的浪漫主义政治观，也打破了市场失灵和通常的公共经济学的经济处理方式。其次，布坎南重述了逻辑一致的主观主义，来挑战现代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最后，布坎南重新将经济学引入其姊妹学科道德哲学，并奠定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在布坎南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的研究计划惊人地一致。指导他研究的基本命题可以简要地概括如下：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它是一门“哲学”的科学，应该注意奈特和哈耶克提出的反科学主义的批评。
•经济学讨论的是选择和调整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状态。均衡模型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它的局限时才有用。
•经济学讨论的是交换，而不是最大化收益。交换和套利应当成为经济分析的中心。
•经济学讨论的是个体行为者，而不是集合的实体。只有个人才会选择。
•经济学是一种规则下的游戏。
•正确的研究经济学不能脱离政治。不能忽视对不同的游戏规则的选择。
•作为一门学科，经济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它在解释自发秩序原则中发挥的教导作用。
•经济学是基础性的学科。
从他早期对社会选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批评，到后期关于宪法设计的著作，布坎南一直都强调这八点。
最后，重要的是认识到布坎南用以解决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方法论模式，以及他怎样通过这种模式将以上八个命题编织成一种连贯的社会理论框架。关于这方面，布坎南就“政治内部的政策”和游戏规则的系统性变化这二者引入了关键的区别。持久的改革不是来自于既有规则下的政策变化，而是来自于治理规则的变迁。因此，布坎南绝不是一名保守的知识分子，而是一名积极寻求社会和政治弊病根源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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