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派经济学入门第五讲：资本与计算
作者 史蒂文·霍维茨
翻译 风灵
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将市场构想为由货币计算驱动的竞争性发现过程。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人们希望购买的是什么？以及如何最好地生产这些东西，以使产出比投入更有价值（如果这是可能的话）。解决这两个问题涉及到货币计算的过程，这是对过去和预期的利润和亏损的总结。[1]对奥派来说，要解决因资本品的灵活性而产生的问题，货币计算是必不可少的。奥地利学派认为，要正确理解经济生产怎样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离不开他们的资本理论。
现在，我们暂且把弄清消费者到底想买什么的问题放在一边。就算我们能在没有市场价格和盈亏信号的情况下知道这些信息，我们仍然必须弄清楚如何最好地生产那些商品。对市场持怀疑态度的人往往忽视了经济计算这方面的问题。他们未能充分认识到获得生产所需的知识对生产者是一种挑战，他们似乎以为，有价值的知识不过是消费者偏好。这些批评人士通常倾向于认为，可以通过将某种调查工具与联网计算机相结合来解决。这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分析。但即使可以解决，还有第二个，也许是更困难的问题存在，即如何最好地生产那些商品和服务。
任何给定的产出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投入组合来生产。生产商应该选择哪一种？假设你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材料生产男士运动鞋，从皮革到帆布到某种塑料。进一步假设，生产这些鞋子可能用到数量不同的劳动，以及劳动和投入的组合。或者假设你知道人们想要的是皮鞋。你要用哪种皮革？用量多少？你会用多少劳动和多少台机器？即使你或多或少知道人们想买的是什么，要回答如何最好地生产那些产品，仍然需要通过货币计算和市场价格来比较各种可相互替代的生产过程的能力。
或者反过来考虑：任何给定的投入都可以用来生产一些产出，你应该用它生产哪些产出？你面前有一堆木材，一共234块。这些木材可能生产许多东西。应该将它们用于哪个生产过程？如果没有市场价格可用来比较可相互替代的生产过程，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生产者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每一种产出都有许多可替代的生产过程来实现，而每一种投入都可以生产一些不同的产出。在任何经济体中，如何确定使用哪些投入来制造哪些产出都是生产的挑战。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资本的性质。所有经济学家都明白，资本与劳动一样，是生产过程的一种投入，而现代经济学甚至将劳动（或者更具体地说，工人的技能、知识和经验）称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然而，当主流经济学家为生产建模时，他们将资本视为一种无差别的总量。标准生产模型只有一个K（代表资本）和一个L（代表劳动），其框架是生产某个特定产品所需的资本总量或劳动总量是多少。与之相反，奥地利学派从特定的资本品或有着特定技能的具体人类开始思考资本。特定的资本品可以用于一种以上的用途，但不能用于所有的用途。
正是这种资本的“多重特异性”（multiple specificity）产生了货币计算的需求。[2]如果每一种资本品都有且只有一种用途，那么如何使用这种资本品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如果资本品有无限的可塑性，可用来生产任何东西——这本质上就是主流经济学模型将资本视为一个总量K的假设，那么同样的，哪种生产过程要用哪种资本品的问题也基本上消失了。因为资本品具有这种多重特异性，所以以何种投入用于何种产出的问题很重要。一旦以这种方式看待资本，生产的问题就不再是使用多少资本了——似乎资本可以像汤一勺勺舀出来那样，而是使用哪种资本，才能使资本品和人力资本以适当方式相结合，以生产所期望的产出。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资本不是一勺勺的汤，而是拼图的碎片。[3]只有确定的拼图块才能以正确的方式与其他拼图块嵌合在一起，形成所需的图案。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使用更多的碎片，而是使用正确的碎片。要弄清楚哪些是正确的碎片，以及它们能否嵌合在一起，需要进行经济计算。
自门格尔以来，关于资本的这种观点一直在奥地利学派中占据主导地位。与古典经济学家的生产成本价值理论（即投入的价值决定产出的价值）不同，主观主义和边际主义告诉我们，情况恰恰相反。投入的价值来源于消费者对其产出赋予的价值。资本、劳动和土地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消费者重视这些特定的投入所介入生产的商品。资源从原材料和其他投入流向消费品，而价值则从消费者的需求流向投入。门格尔还认识到，资本品可以用它们与最终产出的接近程度来描述。[4]例如，我在熟食店买的三明治，其中的面包是一种一级资本品，因为它直接贡献于消费品。用来制作这片面包的小麦是制作这块三明治的二级资本品，因为它是一级资本品的投入。还需要注意的是，物理性质完全相同的商品可以是一级资本品，也可以是二级资本品，这取决于所涉及的产出。面包店可以买面粉来做面包，然后卖给熟食店做成三明治销售，或者面包店可以用同样的面粉来烘焙一块蛋糕卖给消费者。面粉是做三明治的二级资本品，而做蛋糕则是一级资本品。如果某个消费者买了同样的面粉在家里使用，那它就是消费品，而根本不是资本品。一种东西之所以成为资本，首先不是它的物理性质，而是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
考虑到所有这些复杂性，需要有某个方法在各种替代方案中选择。这就要进行货币计算了。市场经济的基本事实是用货币交换商品和服务。想象一个以货易货的经济，人们直接用商品交换商品，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问题是：每种商品不是只有货币计价的单一价格，而是有成千上万的不同价格——它所要交换的商品不同，价格也就不同。苹果的价格可以以橙子、香蕉、马、汽车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为单位来衡量。即使可能有这样的世界，比较不同投入组合价值的任何尝试也很快就会变得极其复杂而不可能进行。
货币的使用为我们提供了仅按一种商品计算的一套通用价格。现在，每种商品都有一个价格，而所有这些价格都以同一种商品为单位。观察货币价格并不像观察温度计读数就可得知某物温度那样得知某个商品的价值，但是由于货币价格与经济主体对商品的主观评价有因果关系，货币价格仍是不可或缺的比较工具。有了货币价格，比起比较各种实物，我们比较替代性的投入组合就容易多了。
当我们用货币交换商品和服务时，我们是产生这些价格的供求过程的一部分。以此方式，这些价格既反映了我们的偏好和主观成本，也反映了参与市场的所有其他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偏好和主观成本。然后，当企业想弄清楚人们想要什么以及如何最好地生产时，这些价格就反映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通过将所有的交换比率简化为共同的单位，货币交换让价格能够一致地反映偏好和成本，从而使我们能够计算利润和亏损，并形成预算。
在这个货币计算过程中，预算是第一步。企业对其投入的成本和最终产品的收益做出最佳猜测。预算期过去后，公司将知道它的利润或亏损。预算使用货币计算，以求在实际配置投入之前做出尽可能好的决定，而在配置投入之后，利润和亏损将告诉生产者他们之前的决定是好是坏。利润表明创造了价值；亏损表明破坏了价值。货币计算的过程是让我们确定，在各种技术上可行的生产方式中，哪一种是经济上最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如盈亏所示，哪一种创造了最大的价值。
这也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一旦计算出上一期的利润或亏损，企业家就必须解释这些数据，并为下一期制定新的预算，然后将再次通过盈亏进行检验。特别的，企业家必须决定，是否有必要改变最近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品和劳动的组合，如果要改变的话又该怎样改变。亏损表明，这些投入没有像预期那样良好地契合，因此拆散该组合并替换新的投入可能是必要的。基于竞争中出现的盈亏数据，而不断进行的资本组合的这种洗牌和再洗牌，是市场的学习过程。资本的多重特异性使该过程成为必要，而价格的存在解决了相关问题——由货币交换所形成的价格，让我们得以进行货币计算。
奥地利学派对资本和货币计算的这种观点，让我们对盈亏的理解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通常看到的有所不同。大多数标准表述都集中在利润和亏损的激励效应上——我们也把这个问题作为“利润动机”（profit motive）的重要性来讨论。利润（和亏损）作为一种激励或动机，有助于人们就如何分配资源做出良好的决定，这当然没错。利润的诱惑是重要的，让人们思考如何最好地创造价值。然而，仅仅有动机是不够的。即使每个人都非常渴望为他人创造价值，这种动机也不能回答如何去创造价值的问题。如果不知道我们追求自身欲望时表现是好是坏，那么欲望本身仍然不能让我们实现社会期望的结果。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看，盈亏的关键功能不是动机性的，而是认识性的：盈亏信号为我们提供了我们以其他方式无法得到的知识。以这种方式看待盈亏，也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补贴、纾困或没收性利得税等政策。所有这些政策都切断了盈亏过程，从而阻止了它向企业家发出准确的信号（并为企业家提供正确的激励）。利润和亏损就像我们神经末梢发出的快乐和痛苦的信号。如果我们感觉不到手放在火炉上的疼痛，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灼伤了自己。扭曲盈亏过程的政策使我们无法了解我们对资源的利用是好还是坏。如果没有真正的盈亏信号，生产商就会盲目行事，消费者也会因此遭受损失。
[1] For
more on the role of monetary calculation, see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pp. 200–31; Ludwig von Mises, “Profit and Loss,” in Planning for
Freedom: Let the Market System Work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Press, 2008),
pp. 143–72; Peter Boettke, “Economic Calculation: The Austrian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in Calculation and Coordin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29–46; and Steven Horwitz, “Monetary Calculation and the Unintended
Extended Order: The Misesian Microfoundations of the Hayekian Great Society,”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7 (2004): 307–21.
[2] See
the discussion in Lachmann’s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pp. 1–19.
[3] Or,
to use Peter Boettke’s analogy: for Austrians, capital is better thought of as
pieces of a Lego set than as hunks of malleable Play-Doh.
[4] Menger,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p. 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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