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一：经济学与它的反对者

作者：米塞斯

翻译：风灵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不朽之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他写于2300-2400年前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不仅探讨哲学、知识论（the theory of knowledge）、认识论，还探讨社会状况。柏拉图对这些问题的处理，2000多年来，一直都是哲学和社会学问题（也即探讨国家、政府等等）所接受的典型方法。

虽然我们熟知这一方法，但过去一百年间，关于社会哲学、科学、经济学和人类行为学发展出了一种新观点。柏拉图曾说过，领袖重构并建设世界是受到“天意”（Providence）的召唤，或受到其自身卓越才干的召唤，这恰如建筑师构造一栋建筑——不用顾及其同胞的愿望。柏拉图的哲学是，大多数人都是掌权的“超人”为建造新的社会实体所使用的“工具”或“石子”。“臣民”的合作对于计划的成功无足轻重。唯一的条件是独裁者拥有强制人民的必要权力。柏拉图为他自己分派的具体任务是充当独裁者的谋士，即专家，“社会工程师”将按照他的计划重建世界。今天走进华盛顿的大学教授便类似于柏拉图想要充当的角色。

柏拉图模式经久不衰，持续近两千年。期间所有的书籍皆以这种观点立论。每个作者都认定，民众不过是君王、警察等手中的棋子。政府只要足够强大，则万事可为。力量被认为是政府最重要的东西。

阅读费内隆主教（[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 1651–1715].）《忒勒马科斯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élémaque），便可看到这种思想获得成功的现象。费内隆主教与路易十四是同时代的人，他是一名伟大而杰出的哲学家、政府批评家、也是伯戈因公爵的导师，法国王位的继承人。《忒勒马科斯历险记》是为教育这位年轻的公爵所写，直到最近，法国的学校仍在使用该书。书中讲的是周游世界的故事。所到的每一个国家，所有善事皆归功于警察，所有大事皆归功于政府。这就是所谓的“警察科学”（science of the police），德语为“Polizeiwissenschaft”。

十八世纪，出现了一项新发现——发现了研究社会问题的新方法。这种观点研究得出，社会问题的发生顺序与自然现象的发生顺序一样具有规律性。它认识到，制定与执行法令本身不能消除坏事。必须研究社会问题有规律的发生顺序或连结关系，以揭示能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在此之前，虽然人们已认识到了自然科学领域的规律性，却尚未认识到，在社会问题的领域中，也存在秩序和有规律的发生顺序。

人们曾认为，自然条件下，人们生活在乌托邦似的理想国之中，而如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所述，邪恶之人及其邪恶的制度改变了这种状况，导致现在的贫困苦难。人们曾相信，最幸福的人——生活状况最让人满意的人——便是北美的印第安人。当时欧洲文学作品将北美印第安人理想化，他们不知现代文明，因此认为他们幸福快乐。

然后是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他发现大自然无法为每个人都提供生活手段。马尔萨斯指出，所有人都普遍受制于生存必需品的稀缺性。所有人都为谋生、为分享世界的财富而竞争。人类的目标就是要消除这种稀缺性，让更多的人得以生存。

竞争导致劳动分工，导致合作的发展。劳动分工比孤立的劳动生产力更高，这一偶然发现令人欣喜，社会合作、社会机构和文明由此而成为可能。

如果所有的产品一生产出来立即就被消费掉，生活状况就不可能有任何改善。能改善只是因为一些产品被储备下来，用于后续的生产——也即是因为有资本的积累。储蓄非常重要！

在所有的改革者（比如柏拉图）看来，离开顶层干预，“政治体”（body politic）就无法运作。要想采取行动，要想行而有果，国王、政府和警察的介入必不可少。别忘了这也正是费内隆的理论。他将街道、工厂的建造，以及所有进步都归功于警察。

18世纪，有人发现，即使没有警察——即使没有人发号施令——人们自然而然的行动方式最后也会出现生产成果。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以鞋匠为例。鞋匠不是因利他的动机而生产鞋子，他为我们提供鞋子是出于其自身的利益。是为了用鞋子换取他人的产品。每个人，为了满足自己，就必须要满足他人的利益。这个“国王”不必发号施令。因此，行动是由市场中的人自发产生的。

十八世纪社会问题方面的发现与期间的政治变革紧密相关且密不可分——代议制政府取代了专制政府，自由贸易取代了贸易保护，国际和平的趋势取代了侵略，废除了农奴制和奴隶制，等等。新的政治哲学还导致自由代替了君主与专制。这带来了产业与社会的变革，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种改变传统上被称为产业革命。这一革命的结果是世界整体结构的变化，人口成倍增加，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生活水平提高。

具体谈到人口，今天（1951年）全球人口是250多年前的四倍。不算亚洲和非洲，人口增长更是惊人。在1800年之时，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三国已没有无人定居之地，所有的土地都已被开发，但到了1925年，又多容纳了1.07亿人口。（比美国更引人注目——美国的面积比这三国大了许多倍，但同期美国人口仅增加了1.09亿。）同时，引入大规模生产而发生的工业革命，让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

当然，仍有令人不满的状况，仍有能加以改进的状况。对此，新哲学的回答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便是让资本积累比人口增长更快。即增加人均投资资本量。

虽然这种经济学新理论是对的，但因为诸多原因，它不受特定群体（君主、独裁者和贵族）的欢迎——因为这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19、20世纪，这些反对者针对18世纪的哲学，发展出了若干异议，认识论方面的异议攻击新哲学的基础，并提出了许多严肃且重要的问题。他们的攻击或多或少属于哲学性的攻击，针对的是这门新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他们几乎所有的批评都是因政治偏见而激发，而非因探求真理而产生。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认真研究针对18世纪的各种真理的反对意见，针对正统的哲学和经济学的反对意见，而不管反对者的动机如何。某些反对颇有道理。

过去一百年间出现了对正统经济学的异议。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这种异议已被当做证据，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文明。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异议“荒谬”而置之不理，而必须进行研究，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就政治问题而言，某些支持正统经济学的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资产阶级文明辩护。但这些辩护者不知事情的全貌，而将争论限于非常狭窄的范围内，类似于当今的朝鲜局势：一方军队被禁止攻击另一方军队的要塞。在思想斗争中，存在同样的情况。辩护者在奋战，却未攻击对手真正的基础。我们绝不能满足于应付某个理论的附属工具，而必须攻击其基本的哲学问题。

政治上“左”“右”的区分全无意义。从最开始，这种区分就不充分，并已产生了许多误解，甚至对基本哲学的异议也是基于这种观点分类的。

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是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也可能是过去一百年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而我认为，他还是个疯子。虽然他阐述的思想甚至都不是他自己的，但我们必须研究其著作，因为他的影响力很大，特别是他对基督教教堂充满敌意。他创立了自己的教堂，并设定了礼拜日。他鼓吹“真正的自由”。他说，真正的自由要比资产阶级提供的自由更多。据他书中所言，他不需要形而上学、科学自由、新闻自由或思想自由。所有这些在过去都非常重要，因为这让有机会著书立说，但因他的书已写成，未来就再也用不着这些自由了。因此警察必须压制这些自由。

反对自由，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也正是那些“左派”或“进步派”的典型特征。人们震惊于所谓“自由主义者”（liberals）并不赞成自由。源于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兴起了两大学派——黑格尔左派和黑格尔右派。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是最重要的黑格尔左派，纳粹则是黑格尔右派。

关键是研究基础哲学。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熟悉了这场哲学大战，而自由的辩护者们却没有？自由的辩护者们未能认识到基本的哲学问题，这便是他们尚未成功的原因。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产生分歧的基础；如此才能得到答案。现在，我们下面将讨论针对18世纪自由哲学而产生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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