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首度揭秘：华为差点100亿美元“卖身”摩托罗拉背后的故事！

早在今年3月，芯智讯就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华为差点75亿美元“卖身”摩托罗拉背后的故事！》的文章。对于此前坊间传闻的“2003年，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摩托罗拉曾达成协议，后者计划以75亿美元收购华为”一事，结合当时的一些产业背景资料和第三方爆料，对此次事件的细节以及背后的故事进行了梳理。

不过，由于华为及摩托罗拉双方及当时参与的会晤的人员都未曾正面透露此事，这也使得不少人对于这一传闻并不相信。

而就在昨天（5月22日）任正非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任正非首次正面确认了这个传闻，并透露了相关细节。

任正非说：其实我们牺牲了个人、家庭，牺牲了陪伴父母……，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理想——站到世界最高点。今天大家憋不住了，就喊出口号，要“争雄世界”、“世界第一”。 以前我们是不允许喊的，为了这个理想，我们与美国迟早有冲突。为了避免这个冲突，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也很犹豫，能不能戴顶“牛仔帽”，我们曾经准备以100亿美元把华为卖给一家美国公司（虽然任正非并未明确指出是哪家公司，但结合此前的已有信息，不难看出就是摩托罗拉），合同签订了，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就等对方董事会批准。所有谈判人员都在酒店买了花衣服，在沙滩上比赛跑步、乒乓球，等待批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公司董事会换届，新董事长比较短视，拒绝了这项收购，收购就没有完成。当时准备卖给美国公司，我们的想法是，一群中国人戴着一顶美国“牛仔帽”打遍全世界。这个想法没能实现之后，我们高层领导表决，还卖不卖？少壮派一致表决“不卖”，我也不能违背。我告诉他们，迟早我们要与美国相遇的，那我们就要准备和美国在“山顶”上交锋，做好一切准备，从那时起，就考虑到美国和我们在“山顶”相遇的问题，做了一些准备。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在山顶上拥抱，一起为人类社会做贡献的。

显然，从任正非的讲话当中，可以看到，早在2000年初的时候，任正非就曾考虑将华为公司出售，并且随后还与摩托罗拉达成了收购协议，合同也已经签订，具体的交易金额为100亿美元（不是之前传闻的75亿美元），但是最终由于摩托罗拉董事会换届（2003年），原来拍板的董事长下台，新上任的董事长比较短视，拒绝了这项收购，才最终做罢。而2000-2003年这段时间正是华为最为困难的一段时间。

值此华为遭遇美国“禁运”困境之时，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华为是如何度过上一个“寒冬”的。

以下为芯智讯此前文章：《华为差点75亿美元“卖身”摩托罗拉背后的故事！》的主体内容（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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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的“冬天”

在移动网络技术1G发明的第二年，也就是1987年，华为技术公司正式成立。华为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多年里，业务范围基本上是在中国国内拓展固定电话的交换机业务，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时期，也是一个追赶的时期，这个时代的华为还没有成为国外移动通讯设备商的真正对手，但却是一个通讯市场的快速进击者。

1994年，中国启动2G网络建设，2G网络技术抛弃了过去的模拟技术，采用了数字技术。这个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主要采用的通讯模式是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这个时代的华为，还主要是在国内从事交换机业务，市场主要在农村市场。不过从1996年开始，华为也开始启动了GSM原型机的开发。

1997年，完成了GSM原型机的开发，打通了第一个GSM电话。华为随后还打出了“中国自己的GSM”口号。

2000年，华为产品的主要规格已经基本能够对齐西方厂家。同时，华为还启动了国际业务的尝试，从2000年开始，华为的GSM逐渐缅甸，老挝，泰国等亚太市场以及中东非洲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为GSM产品的成熟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华为引以自豪的欧洲业务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但是，就在2000年底，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写下了《华为的冬天》。这篇文章写出来后，对外发布的时间移到了2001年。

虽然2000年正是华为快速发展之时，外界认为写下《华为的冬天》是任正非和华为的危机意识。但是，后来华为遭遇的多次挫折，也确实让华为一度跌入了“冬天”。

战略误判，错失多次机遇

1997年，杭州余杭市邮电局局长徐福新到日本考察时发现了PHS技术，他觉得这东西拿回国来一定会受欢迎。回国汇报后，领导也非常感兴趣。

PHS（Personal Handy-phone System）中文意为低功率移动电话系统，其采用微蜂窝技术，通过微蜂窝基站实现无线覆盖，将用户端（即无线市话手机）以无线的方式接入本地电话网，使传统意义上的固定电话不再固定在某个位置，可在无线网络覆盖范围内自由移动使用。

PHS系统中的终端产品，就是十几年前的小灵通。小灵通的优势是辐射小，绿色环保，最重要的是资费和固话价格差不多。对于小灵通技术，当时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大厂华为的高层也颇为心动。

但任正非的态度却是：短暂的赚钱机会，华为是一家“为未来投资”的企业，宁可赔死，也不去做过时的技术。确实由于技术本身的落后性，小灵通的信号始终无法实现一定速度条件下的稳定通话，例如在乘坐公交车时，由于要跨越很多通信基站，导致通话随时可能断掉。虽然任正非的决策并不能服众，但华为当时还是放弃了小灵通业务。

虽然任正非亲自否决了小灵通技术，但是UT斯达康却凭借小灵通迅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UT斯达康成立于1995年，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硅谷。2000年3月3日，UT斯达康有限公司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

2001年12月，UT斯达康实现全年销售额 6.27亿美元，员工总数2300人。2001年，PAS无线市话持续稳定地增长，至12月底，用户超过300万，遍及全国20多个省，200多个城市及乡镇。 UT斯达康PAS“小灵通”无线市话成为家喻户晓的新兴通讯产品。

2002年6月底，UT的小灵通有901万用户，无论PHS小灵通的网络设备还是手机终端，均处于绝对垄断地位。2000-2002年的三年，因为小灵通的迅速走热，UT斯达康公开披露的财报平均利润率是324%！

而当时华为押宝的是GSM技术，这也是当时最主流的通信技术。1997年华为就打通了第一个GSM电话，随后华为无线产品的研发人员已经增加到了500人。但是华为真正的一个实验局是到了1998年7月才在内蒙东胜县开通，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到了11月中旬，才终于通过各路通信专家的鉴定会，算是拿到了能够开始在全国销售的出生证明和身份证，可以合法销售了。

虽然，2000年之时，华为产品的主要规格已经基本能够对齐西方厂家。但是客观的讲，华为产品的成熟度和西方厂家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并且由于无线产品占地盘的特点，每个城市，一个运营商一般只会选择1-2家设备商，并且就算选择两家设备商，也还是以地理位置划片使用。因此西方厂家已经从94年到耕耘到2000年，全国的GSM网络已经没有任何成片空白的地级市，甚至连一个空白的县都没有。

如果华为的设备要进去，只能是将原西方厂商设备搬迁到其他区域使用，空出一块区域使用华为的设备。因此到2000年下半年为止，华为的基站系统在全国也只有在中西部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本地网里面的个别县，真正进入人口相对多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湖南娄底。

在上述客观的产品上市的时间差异之外，造成这样现状还有两个原因。其一，西方厂商通过合资公司生产，也变成国产设备；其二，西方厂商吸取了在交换机上面保持高价教训，从最开始竞争的时候就将价格往下打，降低国产厂商的机会。

在国内设备商1998年到1999年设备逐渐开始参与投标之后，西方厂商的价格开始快速下降，到1999年，平均到每用户的设备成本已经降低到4000元/用户，随着华为中兴在各地参与到更多的投标中，国内GSM的价格进一步下降。西方厂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限制华为和中兴的产品在现网使用的规模，这样设备成熟的就慢，成本也难以降低。

有人曾经统计过，从1998年到2000年的三年，西方厂商在国内的GSM售价降低了80%，可见之前的售价有多高。当然这个也不仅仅全是国内设备商的功劳，按照正常的规律，随着采购量的增加，本身就会带来价格的降低，只是没有这么快。

由于各种战略上的失误，最终导致了华为虽然在GSM业务上投入了16亿，但是在中国市场却收获甚少，被迫转向海外。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3G的WCDMA设备身上，1998年华为余承东拉队伍搞3G预研，投入40多亿，2001年产品做出来，但由于国内迟迟不发3G牌照，华为无线产品线亏损严重。

而且，华为还错过了小灵通市场的爆发机遇。2003年之后，华为管理层才决心对任正非的误判进行纠正，才开始进入小灵通市场。但是，“华为已错过了发展小灵通的最佳时机。”

另外，在当时已具备发力手机业务条件之时，任正非还激烈地反对做手机业务。

作为一个为运营商提供通讯技术的设备服务商，为了让运营商放心，任正非曾承诺不进入通信消费品领域。这也让华为迟迟没有进入手机研发领域。

2002年，一次华为内部会议上，有员工建议说：华为的3G设备只能卖一次，但是消费者一年会换好几部3G手机，中国有好几亿手机消费者。华为应该尽快立项3G手机，否则会失去巨大的市场机会。

任正非听了后，生气地拍着桌子说：华为公司不做手机这个事，已早有定论，谁又在胡说八道！谁再胡说，谁下岗！此后，做手机就成为公司内忌讳的话题。

华为接连在小灵通业务、手机业务上的误判，以及投入巨大的GSM以及后续的WCDMA业务在国内进展缓慢，使得历年高歌猛进的华为在2002年出现了第一次负增长。

危机来临

2000年左右，IT泡沫破灭，很多传统通信厂商的日子很不好过，大量的欧美通信业企业裁员、破产、倒闭，华为同样也经历了艰难。好在华为在产品布局上是相对比较均衡的、前进的步伐也是相对比较稳健的，当时受影响最大的通信厂商主要是朗讯、北电和阿尔卡特等。

但是，随后李一男的“背叛”则给予了华为重挫。

李一男15岁考入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27岁成为华为公司的最年轻的副总裁，被认为将是任正非接班人。但是，在2000年，他却做出了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从华为辞职了！

2000年，李一男带着从华为股权结算和分红的1000多万元设备北上北京，创立北京港湾网络有限公司，并以华为企业网产品高级分销商的身份开始独闯江湖。当时任正非在深圳五洲宾馆大举设下豪华宴，召集华为所有“总监级”以上高层为李一男“壮行”。对一向的低调的任正非来说，这不为多见。

2003年，港湾网络的营收达到了7亿元，这时候，李一男已不再屑于只做华为的高级分销商。他盯上了华为的通信业务，彻底背离与华为的承诺，开始另起炉灶，并华从研发部门挖走了大批人马，推出属于港湾自己的产品，致使华为遭受重挫。

与此同时，2003年初，华为及华为的美国分公司遭到了美国思科公司正式起诉，要求华为停止侵犯思科知识产权。思科控告华为抄袭思科IOS软件源代码和“命令行接口”以及技术文档，并侵犯思科在路由协议方面至少5项专利。思科希望通过法律禁令来制止华为继续侵犯其知识产权，并要求华为予以经济赔偿，以弥补非法侵权行为对思科所造成的损失。

而思科之所以起诉华为，主要是2002年华为对思科美国本土市场产生了威胁，已经被思科认为低端网络设备市场的强大对手。同时，华为和思科在产品上的高度相似性也促使思科下定了采取法律行动的决心。思科内部认为，华为带来的损失足够打一场官司的成本了。由此，成立了专职团队“打击华为”，并与中国政府进行了沟通，获得了政府方面对官司中立地位的允诺。

2003年6月7日，美国德州地区的Marshall联邦法院发布一个初步的禁止令，判决华为停止使用思科提出的有争议的一些路由器软件源代码，包括操作界面以及线上的帮助支持文件。虽然法院的禁止令并不像思科期望的那么多，但是无疑已经支持了思科的诉讼立场。这也制约了后续华为在北美业务的开展。

可以说，2000-2003年之时的华为因为之前的误判，导致错失了市场机遇，GSM/WCDMA业务投入巨大，但是市场遇阻，与此同时，还遭遇了IT泡沫破灭、李一男被判以及思科的起诉，可谓是深陷泥潭，危机四伏。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之时，华为为了缓解危机，还将电源部门（安圣电气），以7.5亿美元出售给了美国的艾默生公司（Emerson)。

100亿美元“卖身”摩托罗拉？

美国电信公司摩托罗拉在上世纪90年代末原本占有全球无线通信设备之少25%以上的市场，但是成本高昂。所以它也一直在寻找廉价的研发和生产方案。2000年左右，华为和摩托罗拉开始合作，华为是它的OEM供应商之一。

与此同时，2G时代GSM最终超过了以美国为代表的CDMA技术标准。这个时期以欧洲为代表的技术标准超过了美国的技术标准，这也使得美国的摩托罗拉手机业务也开始被欧洲的诺基亚所超越。

随着2000年IT泡沫的爆发，从2000年5月到2001年7月10日，摩托的股价从60美元跌到16.75美元(2000年摩托罗拉仅有一次1：3的分股)，市值跌去了72％。2001年第一季度，摩托罗拉出现了16年来的第一次亏损，亏损2.06亿美元，手机、半导体等业务全面萎缩，其中主要的手机业务收入下降了29％，市场份额只剩下了13％。

2002年，摩托半导体部门第一次跌出了业界前十名的行列，占销售总额18％的DSP芯片业务亏损达1500万美元。

2003年，摩托罗拉股价跌到8美元以下，相比2000年跌去了约87%，而竞争对手诺基亚和高通的股价则在4年中分别上涨了544％和1100％。

而与此同时，作为摩托罗拉的合作伙伴的华为也正处于泥潭之中。或许正因为相似的窘境，以及双方在电信与终端等业务上所具有的互补性，使得双方高层在2003年初最终敲定了收购协议。

正如任正非在昨天专访时所说，在谈判完成后，“所有谈判人员都在酒店买了花衣服，在沙滩上比赛跑步、乒乓球，等待批准”。而上面这张照片，则记录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2003年，在海南岛的这个清晨，任正非正身着非常休闲的沙滩服饰。照片中另外三个人，分别是时任摩托罗拉总裁的迈克·扎菲罗夫斯基（Mike Zafirovski，上图右二）和负责中国业务的Larry Cheng（上图右一）。还有一名陪同的翻译（上图左一）。

▲Mike Zafirovski

当时摩托罗拉总裁Mike Zafirovski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海南会面后，达成了一项收购协议，摩托罗拉以100亿美元收购华为。后续的尽职调查也进行地非常顺利，而且这笔交易的结构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不会与双方监管机构发生冲突。

高层变动，交易取消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当时推动此收购案的摩托罗拉首席执行官Chris Galvin（小高尔文）却由于与董事会的矛盾而辞职了。

▲Chris Galvin（小高尔文）

由于摩托罗拉的业务下滑以及糟糕的股价表现，华尔街和投资者不断指责小高尔文“没有制定出一个清晰的战略”，而且有着“哈姆雷特般优柔寡断的性格和袖手旁观式的管理风格”。

当时，华尔街认为摩托罗拉衰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小高尔文作为家族产业的第三代传人，对摩托罗拉的个人感情使他不可能对公司做出真正触及根本的变革，比如他在剥离芯片业务和铱星项目上就公然违逆董事会的功利性意志。因此，董事会在华尔街的压力下决定彻底结束高尔文家族对摩托75年的统治。

2003年9月20日，摩托罗拉董事长兼CEO小高尔文在与董事会发生争论后宣布，“虽然我已经取得了实际的效果，但是董事会和我在公司发展速度、战略和在当前复苏阶段的进展等问题上观点不一致。因此，现在是我把指挥棒交给新的领导人的时候了。”随后无奈的离开了这家他服务了36年、由他的祖辈创建的企业。

随后，摩托罗拉董事会从外部引入Sun Microsystems 公司前任总裁Ed Zander接过了这一位置。之前被很多公司内部人看好的Mike Zafirovski被作为小高尔文的嫡系而排除在CEO候选人之外（2005年1月，Mike Zafirovski离开摩托罗拉）。与华为的交易此也缺乏了强有力的推动者。

Zander上任后虽然同意就与华为的交易继续谈判，但最终拒绝通过，理由是董事会认为，“收购华为这样一个不知名的外国公司，价格太贵了，而且其中大部分要以现金支付”。而且作为新上任的职业经理人，也更加看重短期利益，和股市表现，因此该交易最终终止。

不过，Zander的上任后，对于短期利益的注重，因此也开始将大量无线电信设备订单发给华为OEM，这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拉了深陷泥潭的华为一把。

同时，华为得到了摩托罗拉最早的一批基站设计之后，开始仿制和进一步改进研发，很快在几年后就开始在全球市场大规模替代摩托罗拉的设备，打入了欧洲和拉美市场。

2010年，摩托罗拉起诉华为，称华为技术窃取其商业秘密，这是摩托罗拉首次对华为发难。2011年，华为也宣布以知识产权侵权为由起诉摩托罗拉。

华为的“幸运”，还是摩托罗拉的“悲哀”？

二十一世纪初，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在全球市场并驾齐驱，摩托罗拉在新兴的手机市场占据了垄断性地位，风头两无。在电信设备市场，摩托罗拉也同样占据了很大是市场份额。而当时以电信运营商提供设备起家的华为，仍是名不见经传的一家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直到2003年也才刚刚开始做手机。

在2003年的那次交易失败之后，华为与摩托罗拉也开始走向了两个截然不同命运。

2010年，摩托罗拉的网络设备业务被电信设备供应商诺基亚西门子以12亿美元收购。2011年，谷歌斥资125亿美元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2014年，谷歌将又以29亿美元的低价将摩托罗拉移动卖给了联想。如今，虽然摩托罗拉的牌子还在，但摩托罗拉在手机市场已经几无存在感。

相比之下，华为的电信业务以及手机业务却一路高歌猛进。

市场研究公司Dell‘Oro Group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个季度全球电信设备市场，华为以28%的份额稳居榜首；诺基亚以17%的份额紧随其后；爱立信为13.4%，位列第三。

而在刚刚开始的5G网络设备市场，华为也是一马当先。根据华为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华为已拿下超过30份5G合同（其中欧洲地区18个、中东地区9个、亚太地区3个），出货超过2.5万个5G基站。

此外，在智能手机市场，2018年华为手机出货2.53亿台，出货量位列全球第三，接近第二的苹果。而且在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华为的Mate系列和P系列也是非常的成功。在刚刚结束的MWC2019展会上，华为更是推出了全球首款5G折叠手机，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展示了自身强大的实力。

十多年的时间，摩托罗拉与华为的命运在那一次的擦肩而过之后，最终的结局竟是如此，不禁令人唏嘘。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也感慨道，可以想见，如果当初那笔交易达成，势必将改变电信业的历史进程，正如一位香港高管在评论这笔未完成的交易时所说的：“无法知道，最终会是华为挽救了摩托罗拉，还是摩托罗拉毁掉华为。”

可以想见，如果当初那笔交易达成，势必将改变电信业的历史进程，正如《金融时报》援引一位香港高管在评论这笔未完成的交易时所说的：“无法知道，最终会是华为挽救了摩托罗拉，还是摩托罗拉毁掉华为。”

小结：

正如文章开头任正非所说，曾经华为的想法是，”一群中国人戴着一顶美国‘牛仔帽’打遍全世界。“所以，才萌生出卖给当时手机市场的巨头摩托罗拉的想法。幸运的是，最终这笔交易没有完成，华为也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脱离了当时的困境，仅十多年的时间，目前华为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厂商，在5G技术上领先全球，同时华为也成为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厂商。华为人在“没有美国牛仔帽”的情况下，也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实力，“打遍了全世界”。

而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的崛起，也引发了美国的不安与打压。一个国家举国之力来打压一家中国企业，甚至启动了“禁运”，可以说，这一次华为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所幸的是，华为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应对此类危机的准备。

正如任正非十多年前所说，“迟早我们要与美国相遇的，那我们就要准备和美国在‘山顶’上交锋，做好一切准备”。所以“禁运”发生后，华为立即启动了准备已久的“备胎计划”。即便是在受禁运的情况下，任正非还表示，影响不大，今年将保持略低于20%的年增长。确实非常的自信。

任正非在采访当中也表示，“备胎计划”并不是“排外”，华为仍然保持开放，仍然愿意与美国企业合作。

虽然现在华为受到了美国的打压，任正非仍然表示：“最终，我们还是要在山顶上（与美国）拥抱，一起为人类社会做贡献的。”

编辑：芯智讯-浪客剑

文章参考资料主要来源如下：

1、《商务周刊》：《摩托罗拉迷失自我的自救》

2、东方头条：《华为的2G往事：国内市场没机会，从国外包抄》

3、行知互动：《思科与华为:没有反省的“完美”诉讼》

4、砺石商业评论：《为何华为出现多次战略误判 但最终渡过劫难？》

5、鹰视评论：《比移动1G晚一年诞生的华为已赢得多次危机，“韧与智”将再受考验》

6、和讯名家：《任正非失误成就神一样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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