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我的大舅舅 |「朗读者：张国丽」

·生命朗读者第一季·002篇·

我的大舅舅（节选）

文/王安忆  朗读者/ 张国丽

      在他们这个自小失怙的家庭中，大舅舅显然是担起了家长的角色。我从小的印象就是如此，我母亲与其他几个舅舅对大舅舅十分敬畏。这时，他们兄妹五人，除我二舅舅留在南京外，四人都在上海。这个七零八落的家，又聚在一处，我们相互走动频繁，好像是要弥补多年的离散。每年十月一日的晚上，我们必要聚在大舅舅的家中，看焰火。大舅舅住在培文公寓，我们都叫作"妇女用品商店楼上"，正好对了燃放烟花的人民广场，那时，可说是这城市的制高点了。烟花在黑黝黝的屋顶上方绽放，我们小孩子绕了阳台疯跑，嚼着一种叫作"麻叶儿"的北方面食。那是我大舅妈的姐姐，我们叫大姨的，一个来自淮北农村的妇女的作品。将揉好的面团擀平，洒上芝麻，煎炸而成。我们一年只吃一回，所以便贪婪得很，而大姨总是管够，一箩完了，又上一箩。在烟花一轮与下一轮的间隙里，大人们便坐进房间，听大舅舅讲话。大舅舅其时在上海博物馆任馆长，他讲的兴许是考古方面的事情，在我们小孩子听来，则都是些奇闻异事。那些夜晚，可真是开心，完全不能想象母亲和舅舅们有着如此凄惨的过去。他们虽然祖籍绍兴，可都有着北方人的相，高大，魁伟，天庭开阔，红光满面，有家有室，有儿有女。 

     这段好时光就像有无尽的长久，一年一年又一年，可事实上，它很快就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生活又变得动荡不安。大舅舅曾到我们家住过两夜，躲避红卫兵的冲击。至今还记得那一日傍晚，我在弄口迎面遇见大舅舅，他穿了一件黑呢长大衣，没有拎皮包，双手插在大衣口袋，匆匆走来，风把衣摆吹起来，那身姿有一种凄惶。大舅舅住了两夜便走了，再没回来，我母亲则一直懊恼，以为是她说话不妥逐走了大舅舅。她问我大舅舅倘若别人问起，我应当怎么说？后来，局势明朗，所有所谓当权者都被"揪"出来，倒也定下一颗心，抄家，游街，批斗。我大舅舅自然在所难免。等到局势略微平定，该靠边的，靠边；该下干校的，下干校，亦算是有了着落，又遇到儿女的问题了，那就是知识青年插队落户。这一回，母亲他们又都投向我大舅舅。我大舅妈的家乡在安徽宿县的陈营子，当年曾有过八个妇女办合作社的故事，大姨她就是其中一个，据此事例拍摄了电影《三八河边》，由张瑞芳主演。这时，我那些表哥表姐，还有我姐姐，便纠结一处，往那里插队落户去了。

　　 一年以后，轮到我插队落户，又送走我。女儿连连地离家，让我母亲伤心得有些昏头，她变得狭隘起来。其时我的南京表妹正借住我家，我母亲简直不能容忍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的女儿不能由她呵护，而要去照顾人家的女儿。怎么办呢？还是去找我大舅舅，就好像我大舅舅能有什么办法似的。其实呢，我大舅舅的处境最不利，不知什么时候，会有新的倒霉。而大舅舅依然接下了母亲的难题，几乎就在当晚，他让我表妹住在了他家。

　　无论怎么说，总归是在和平年代，生活不是流离失所的艰难，都是一些琐细的烦恼，居家的难处。妈妈与舅舅们，就是找他们的大哥。这个早已失了伦常，松散的家庭，有了大舅舅，就又重新建立了秩序，这些弟妹则有了依靠。那一年，夏天里的下午，我三舅舅家的小女儿忽来到我家，说三舅舅病了。我母亲刚从干校回来，疲惫地坐着，说：那就去医院呀！小表妹嗫嚅道：爸爸不肯。妈妈亦无法，坐了一时，表妹走了，她没有回家，而是去了我大舅舅家。我大舅舅没有多问，站起来就与我小表妹去了她家。到家才知，我三舅舅是脑溢血，不肯看病是因为动不了。他家房子的楼梯极其逼仄，只能前后过人，我大舅舅找了人，一起将三舅舅抬下楼，送往医院。七年后，我三舅舅终因旧病复发去世，大殓时，我三舅妈与几个刚成年及未成年的女儿围在大舅舅身边哀哭，这一位舅舅，是兄妹中最乖的一个，年仅五十几岁，便最早离开人世。我大舅舅那痛心又无奈的表情，至今令我不忘。 

     在我们众多的表兄弟姐妹里，我不是最大，亦不是最幼，不是最优，亦不是最顽劣。而我大舅舅又不是一个善与孩子交道的人，不像我的四舅舅，很会和我们疯，我们与他的主打游戏，是爬到他身上，替他梳小辫。印象中大舅舅总是严肃着，所以我从来不奢望能得到大舅舅的注意。有一回，他将从国外带来的笔送给我一位聪明漂亮的表姐，我亦不感到有什么妒忌，只是更加崇拜这位表姐。但他又是一个好性情的人，对小孩子是慈善的。我们拥在他房间里，他决不会嫌烦，而有任何不欢迎的表情。他兀自背着我们在书桌写或读着什么，偶尔回过头问一句：妈妈怎么样？爸爸怎么样？然后再回过去读和写。他们家本来子女多，我大舅妈家乡来人常住家中，加上与人合住一套公寓，共阳台、厕所，邻人便在房间穿行。家中始终是喧闹的，而我大舅舅是这闹声中的一个静。 

     在我开始发表小说的时候，有一回，我看见大舅舅写给妈妈的信中，末尾提到了我一句，大意是说这孩子挺不错，好好培养她。然后，妈妈就让我将新出的小说集送给大舅舅。星期天的上午，我去博物馆看展览，顺便就将书带去了，本想是留给传达室，不料他们告之大舅舅在办公室里。我上楼去，果然，大舅舅一人坐在里边读书，我没有打扰，放下书就走了。这间设在殖民时期旧式建筑里的办公室，高大，宽敞，但陈设简单，是工农政权的素朴又略微乏味的风格。大舅舅安详的读书样子，很宁静，亦有一点冷清，我还注意到在办公桌一侧，靠墙放一木盒，顶上有投币孔，盒上写着电话费的字样，意即打私人电话须付钱。 

　　我无从知道大舅舅有没有看我的书，有过几次，大舅舅有些与我谈话的意思，但他终于也没有谈起来。他大体是个缄言的人，与我们侄甥儿女又向无交道的习惯，何况我们又从小孩子突然长成了大人，大约就更令他手足无措。他几次说的都是同一句话，那就是要读历史。或者是以设问句的方式：读没读历史？开始我以为大舅舅是从他的考古专业出发，但逐渐地，我明白了一些，历史的文学的含义。我准备写作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时，其中有一条线索是以母亲本家的渊源为发展情节，我为"茹"这个姓专去请教了大舅舅。那时候，大舅舅正在写作他的甲骨文专著，甲骨文就像一帧一帧神秘的图案，其中藏着什么天机似的。听我说了来意，大舅舅便从桌前立起，翻找出一本小小的笔记本，其中有一些字样，是他闲暇时查找的几行材料，让我抄了去。关于我书中那些追根溯源的线索全来自于此：茹姓起源于柔然族，绍兴茹氏中曾有一名茹，为乾隆四十九年状元，官至兵部尚书。待我抄毕，我大舅舅最后嘱我一句：写完后要给我看。我不经意地答应一声，心中并不以为然，想他是为了要考证我写的据不据实，是历史学家的思路。然而，还未等我写完，大舅舅却已溘然离世，此时想让他看，也看不了了。缺了一位历史学者的明鉴目光，其实是莫大的遗憾。 

      就是在与那位张昊先生久别重逢的次日凌晨，我大舅舅长眠不醒。我应当承认，大舅舅的去世，并不是那样地令我震动。毕竟不是至亲，还是那句话，大舅舅与我们小孩子，不是特别亲热的那种，甚至不如我三舅舅去世那样令人伤感。三舅舅大殓过后，我母亲说了一句话：就好像一排牙齿缺了一颗，然后便松动了。这话使我异常愤怒，我觉得母亲轻率地向我预示了一个危险的前景，似乎随时有灾难降临。但亦有另一番感触，我母亲兄妹几个，其实是要比从小一同长大的同胞手足更要关系紧密，漂零的家庭就像有着一种反弹力，将他们几个强烈地吸引在一起，拯救性地将家族承继下去。 

　　我大舅舅走后，我从作家叶永烈先生所写的书中读到，建国初期，当时在文管会工作的大舅舅，曾与狱中假释出来的周佛海太太，同往兴业路，寻觅一大会址。便发现，我们对我们的父辈了解得实在不多，只是一鳞半爪。我们甚至还不怎么知道，他们做过一些什么工作，至于他们的心情感受，更不为我们所关心，他们就只是长者，一个抽象的概念。我大舅舅在我印象中，且多是威严的表情。不过，有一回，我听我一位搞美术的朋友说，她在长江轮上遇到一位和善的老人，研究甲骨文，他们一路谈笑，溯江而上，后才知，他是我的大舅舅。据朋友说，大舅舅很开心，说了许多，也笑了许多。大舅舅在她的描述中，忽生动起来，也快乐起来，乘水直上，飘兮摇兮。我愿将此一幕，当作我大舅舅最后的图画，留在眼前。现在，我妈妈也去了，还有三舅舅，最早走的，他一定等着他们。他们在那里聚会，短暂的相守将无尽地延长下去。

-朗读者-

新疆省哈密市二中

教师 | 张国丽

喜欢的教育格言：坚信创造可能，努力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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