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虽然美国已经下定决心要破坏中国经济，然而要实现这一企图却困难重重：美国本身并没有强大到足以破坏中国经济的外部经济杠杆，只能试图用加征关税、技术制裁、借台湾问题挑事，以及实际或威胁禁用华为和抖音等中国企业等等手段对付中国。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自疫情爆发以来的三年，中国经济增速是美国的2.5倍、欧盟的6倍。现如今，由于受银行危机的拖累，美国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中国经济增长则将有所加速。
总之，正如上一篇文章所说，美国虽然可能制造短期麻烦，却无法在经济上“谋杀”中国。曾经，戈尔巴乔夫对美国心存幻想，最终导致苏共崩溃、苏联解体，然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的政治政策将会保卫中国和她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美国被迫尝试用间接的手段诱导中国“自杀”——其中最核心的目标之一是试图诱导中国采取自废武功的经济政策。
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诱导人们把关于中国经济的错误言论当做正确的来接受——错误的“事实”自然会导致错误的政策。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错误的言论时不时会出现在部分中国媒体。这些错误言论中最具杀伤力的一条便是：“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社会主义中国的投资效率比资本主义的美国（或者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低得多。”
这种完全错误的说法希望达成如下几个目的：首先，试图诱导中国因投资低效的说法减少投资——正如本系列第一篇文章《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所分析的那样，诱导其他经济体降低投资占GDP水平是美国延缓他们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因为它曾用同样的手段来破坏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且取得了成功；其次，“中国投资效率低下、资本主义国家投资效率更高”的说法，不过是试图以一种更普遍的方式破坏社会主义和推广资本主义而已。
·其次，这种所谓的“效率低下”是由于和资本主义相反的社会主义造成的。
正如下文分析所示，这些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社会主义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远高于美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正如下文将要分析到的，中国的这种投资效率与其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密不可分。因此，本文的目的即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阐明以上事实并分析其中的原因。
笔者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教导，当一个理论不符合事实时，只有两件事可做：明智的人遵循科学的方法，放弃理论；危险的人则会放弃事实。但正如下文所示，第二种立场有一个变体，那就是纯粹地捏造不实的事实。《商业周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宣称：
“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需要投资5-7美元，而北美、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地区只需要投资1-2美元。”[1]
“中国总是因为投资配置不当而浪费储蓄。”[2]
要证伪这些说法很容易。衡量投资效率有一个公认的经济指标，那就是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它反映GDP增长1%所需投资总值占GDP总值的比重。因此，增量资本产出率越低（前提是它是正数，也就是说它代表经济扩张而不是收缩）投资效率就越高。在ICOR的统一指标衡量下，结果显而易见，中国每增长“一美元”的GDP，所需要的投资比美国、日本或西欧少得多，也就是说，中国的固定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远高于西方经济体。
为便于大家对此有更直观的认识，表1呈现的是世界二十大经济体增量资本产出率比较。这些经济体加起来占世界GDP的80.4%。
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中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投资GDP的7.1%——在世界二十大经济体中，中国排名第二。特别是，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为7.1，远比美国（10.0）、欧元区（22.4）、德国（30.3）、英国（70.1）更有效率，更不用说增量资本产出率为负的日本——这个值为负说明尽管有固定投资，但日本经济仍在收缩。
表1中的这些数据完全是公开的，任何人都有权查阅。而在中国自封为严肃的经济学家的人和部分中国媒体却将“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低下”的谎言奉为真理，这种行为相当可耻，他们投身于“政治宣传”而放弃了严肃的经济学。
让我们从国际比较转向历史比较，图1呈现的是1966（“大跃进”的混乱结束后）到2021年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增长比较。GDP增长和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均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
·从1966-1976年这10年间，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增长了两倍多——从2.0飙升至6.5，这是一个带有极其严重后果的负面趋势，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投资GDP比重的三倍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速，否则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至以前水平的三分之一——这一时期的政治事件所带来的破坏性经济后果显而易见。
·1976年后，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开始得到改善——到1978年已达到5.1。系统性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情况开始持续改善。到1988年，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降至2.5。这表明了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效率——改革开放后投资效率的大幅提高，成为了1978年后中国“经济奇迹”的开端。
·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二十年来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到2007年仅上升到3.3。考虑到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从低收入经济首先过渡到中低收入经济体，然后再过渡到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因为当一个经济体变得越发达时，其增量资本产出率就越高。在此期间，中国GDP平均增速并没有大幅下降，因为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不断提高——从1988年的31.1%升至2007年的37.9%。这抵消了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因此中国GDP增速自然保持不变。
这印证了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观点：当一个经济体变得更发达时，如果固定投资占其GDP比重保持不变，其增量资本产出率将不可避免地放缓。但这种经济放缓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不可避免”——如果固定投资占其GDP比重增长速度至少与增量资本产出率增长速度一样快，那么当这个经济体变得更发达时，经济增长就不会显著放缓。这正是1988年至2007年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
·从2007年开始，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急剧上升，2020年达到7.4。于是，有些人借此指出，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投资效率低下。但遗憾的是，他们犯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
首先，他们没有进行国际比较——可以看出，其他国家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在2007年后也在急剧上升，其上升幅度在大多数情况下远远高于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在2007年后不断恶化并不是中国的特例，而是国际社会的缩影——考虑到所涉及的日期，这一过程显然是由于2007年后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但在这场危机期间，中国的表现实际上几乎优于所有其他主要经济体；
其次，他们没有注意到历史动态，即当一个经济体变得越发达时，其增量资本产出率就越高——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现在正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
亚当·斯密在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富论》中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固定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大卫·李嘉图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是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分析理论的基础。凯恩斯重申了这一点。这也成为了林毅夫开创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密尔顿·弗里德曼试图声称这一说法不准确，但他犯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错误——只分析美国经济而非世界经济——在西方即使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也承认这一点。
当一个经济体变得越发达时，其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密集程度就越高，表现之一便是，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增量资本产出率呈上升趋势。图2所示的历史数据表明，发达经济体/高收入经济体增量资本产出率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增量资本产出率——根据最新数据，在2021之前的五年中，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量资本产出率为
8.2，高收入经济体这一数据则为15.3。
这当然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这意味着，随着中国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预计其增量资本产出率将有所上升。这种上升并不是效率低下的体现，而只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中国固定投资是否效率低下，只能通过与当前处于类似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比较来确定——为了有效，必须与当前的经济体而非历史上的经济体进行比较，因为世界增量资本产出率整体有所上升，尤其是自2007年以来。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趋势，在下文中将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
那么问题来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投资效率是否仍高于其他国家？如图3所示，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不仅发展中经济体增量资本产出率低于高收入经济体，而且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也低于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除1976年之前的五年的所有时期，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也低于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根据最新数据，2021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量资本产出率为8.2，中国为7.1。由于中国目前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且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将在数年内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这表明中国投资效率极高。
虽然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本身导致了增量资本产出率呈上升趋势，但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性的趋势是，无论是高收入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他们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均有所上升。图3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发展中经济体增量资本产出率从2007年的3.5升至2021的8.2；
·高收入经济体增量资本产出率从2007年的8.0升至2021的15.3；
·世界平均增量资本产出率从2007年的5.8升至2021的10.9。
·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从2007年的3.3升至2021的7.1。
因此，从2007年到2021，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并不是中国的特例，而是国际社会的缩影。但是，在增量资本产出率整体恶化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仍然高于平均水平，正如文章开头所指出的，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在世界二十大经济体中排名第二。
最后，从中美两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增长比较（见图4）中可以看出，中国在所有时期的投资效率都高于美国。图3和图4清楚地表明，文章开头所引用的《商业周刊》的“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需要投资5-7美元，而北美、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地区只需要投资1-2美元”的说法，纯属谎言——fake
news！与美国、北美、欧洲或日本相比，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需投资更少。
把这些趋势放在一起，可以清楚地看出两个宏观经济进程正在发生：
1.中国正从发展中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即向资本密集型生产过渡，因此其增量资本产出率将有所上升。
2.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范围内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普遍上升，中国也是这一趋势的一部分。
因此，2007年之后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是完全预料之中的。这种变化趋势在国际上是与其他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保持一致的。通过国际比较，答案显而易见：中国的投资效率极高，不仅高于美国、欧洲和日本，也高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澄清了“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低下”这一别有用心的谎言之后，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投资如此高效？
究其原因，中国资本投资效率高受益于其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特别是，相较于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拥有极其强大的对抗危机的宏观经济实力。
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也将如很多国际对比那样，集中在美国与中国的对比。此外，中美对比的结论也将适用于其他高收入经济体和中国的对比，因为尽管美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低于中国，但它高于欧盟和日本等其他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
从图5可以看出，中国在增量资本产出率方面与美国相比的优势。而且数据表明，美国增量资本产出率的恶化并非一个平缓的过程。它的特点是有两个时期大幅上升，从而影响了整个时期的平均投资效率。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2011年之前，美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增长一倍多至26.8；而在2020年之前，由于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美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升至16.8。简言之，经济危机导致美国增量资本产出率急剧恶化，美国固定资本投资平均效率严重下降。
为清楚地说明此类危机的长期累积影响，并消除极端的短期峰值影响，图6呈现的是按照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中美两国增量资本产出率比较。在接连发生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美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的长期累积影响显而易见。简言之，美国资本投资效率下降尤其与美国经济危机有关。
要更准确地解释美国增量资本产出率的恶化，就必须明确，既然根据定义增量资本产出率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与GDP增量的比值，那么如果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以下两种情况至少有一个已经存在（或者同时存在）：
但是，尽管原则上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但事实证明，自2007年以来，美国增量资本产出率恶化是由于其经济增长放缓，而不是由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有所上升。2007年，美国固定资本投资占GDP比重为22.3%，2007年之后的整个时期略低于这一水平，到2021年为21.4。因此，2007年后美国增量资本产出率恶化跟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有所上升并无关系，而是由于美国GDP年均增速放缓造成的。
图7反映了这种经济放缓的过程。美国经历了两次严重负增长——2009年和2020年美国GDP分别收缩2.6%和2.8%。美国GDP在危机年份收缩大幅拉低了其GDP平均增速，因此导致其增量资本产出率恶化。
相比之下，尽管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GDP增长有所放缓——它也无法完全摆脱2007年后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但是，与美国不同，中国没有任何一年的经济是收缩的。因此，美国抗危机的宏观经济能力比中国弱得多，这也解释了中国的投资效率优于美国的主要原因。
谈到美国在抗危机能力方面比中国弱得多的原因，最重要的是要清楚地了解，在这场严重的经济衰退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此期间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有什么不同？
在美国，消费占GDP比重远高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2007年，即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夕，消费占GDP比重为82.5%，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则为22.3%。因此，这有时会导致一种错误的假设——是消费下降造成了衰退。但这是一个计算错误。美国经济中投资的波动比消费的波动要剧烈得多，尽管投资占美国GDP比重远低于消费占美国GDP比重，但美国经济周期实际上是由投资的波动所掌控的，尤其是造成经济衰退的周期。
2007年至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衰退最严重的一年），美国实际GDP下降2.5%。占美国总消费82%的居民消费实际增速下降1.5%，占美国固定投资82%的私人固定投资实际增速下降27.6%——差不多是消费下降的20倍。
如图8所示，按照当前汇率计算，2007年至2009年，美国居民消费总额增长1450亿美元，政府消费总额增长2350亿美元——共增长3800亿美元。但消费增长被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下降5080亿美元所抵消，也就是说，经济衰退绝大多数是由投资而非消费下降造成的。
此外，在此期间固定资本折旧为1190亿美元，净固定投资总额下降（6260亿美元）甚至比固定投资总额下降（5080亿美元）还要严重。因此，到2009年，美国资本存量低于2007年，降低了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总之，2007年后的美国经济衰退，以及美国增量资本产出率恶化，是由于2007年后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固定投资下降造成的。
美国无法控制投资下降的原因同样显而易见。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这意味着，它的发展变化受制于私人资本家的决定。如果这些资本家决定不投资，经济就会陷入衰退——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但美国没有足够的国有企业来抵消这一影响，因此，所有主要生产资料私有制成为了美国宏观经济的抗风险机制的弱点。
与美国的情况相反，图9呈现了2007-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所发生的情况。2007年至2009年，中国实际GDP增长20.0%。可以看出，中国固定投资并没有出现美国式的下降。相反，按当前美元汇率计算，中国固定资本投资总额增长8900亿美元，超过GDP中的其他构成要素。
相比之下，居民消费总额增长5110亿美元，政府消费总额增长2330亿美元。在此期间，中国固定资本折旧为3560亿美元，因此，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5340亿美元。2009年，中国资本存量明显高于2007年，增强了其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这与美国的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固定投资没有下降的原因也很清楚。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规模庞大的国企和主导其金融体系的国有银行。2007年之后，政府投资和国有银行对私人投资提供融资被用来防止固定投资下降——提供了比美国更强大的反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事实上，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产出在任何一年都没有下降，这反过来限制了其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
因此，正是中国国企的实力通过防止投资下降，阻止了经济衰退，并确保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优于美国。中国国企赋予中国的宏观经济实力，确保了中国的固定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高效率。
我们再来看看新冠疫情期间的经济状况，如图10所示，在疫情期间，中国经济表现远远优于美国。2019-2022年这三年间，中国GDP增长13.3%，美国GDP增长5.2%。也就是说，在疫情期间，中国GDP增速是美国的2.5倍多。
图11呈现的2019-2022年是美国GDP构成变化比较。与2007-2009年一样，居民消费总额大幅增长，达到2970美元；政府消费总额也增长581美元；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也增长8380亿美元，但这不足以抵消8480亿美元的固定资本折旧。也就是说，美国固定资本投资净额下降100亿美元——显然，在2019-2020年期间，美国资本存量并未显著增长，而且可能根本没有增长，甚至略有下降。
中国在整个疫情期间的国际可比国民账户数据尚未出炉。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一部分时间中的全面国民账户数据，以及截至2022年底的更有限的数据，毫无疑问不会改变整体形势。中美疫情期间的情况对比与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如出一辙。
根据可查阅的中国综合国民账户2019-2021年的数据，如图12所示，固定资本投资总额增长13110亿美元，再次成为中国GDP增长最大的助力，与此相对应，居民消费总额增长12000亿美元，政府消费为4280亿美元。这与美国的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2019-2021年，美国居民消费总额增长15100亿美元，固定资本投资总额增长4580亿美元。虽然尚未获得2020年后的中国折旧数据，但考虑到2020年固定资本折旧为3330亿美元，并且没有理由相信2021年会达到近1万亿美元，显然，2019-2021年，中国固定资本投资净额为正值。
我们再来看2022年，中国的国际可比国民账户数据尚未出炉，但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同样的模式仍在继续。这表明，2022年总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为1个百分点，总投资则为1.5个百分点，净出口为0.5个百分点。由于库存仅占总投资数据的一小部分，这清楚地表明，固定投资仍然是2022年中国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至于2019-2022年期间也是如此。这与美国的模式正好相反，在美国，居民消费起着主要的拉动作用，固定投资的拉动作用则较低。
在疫情期间，为什么固定投资对中国GDP增长起着较高的拉动呢？原因显而易见，如图13所示，在危机期间，中国政府投资可以用来抵消私人投资下降的影响。
正如《华尔街日报》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大多数经济体可以拉动两根杠杆来支撑增长：财政和货币。中国则有第三个选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以加快投资的流动。”[3]
虽然这家媒体并不能真正理解它这番论述所体现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纵观疫情期间中国的具体情况，无论是2020年新冠疫情高峰期间，还是2022年经济放缓期间，私人投资增速均降至极低的水平——2020年为1.0%，2022年为0.9%。但整体固定投资下降幅度明显较小——2020年下降2.9%，2022年下降5.1%。原因是，在那些年里，中国政府投资大幅增长——2020年增长5.3%，2022年增长10.1%，这起到了强大的反周期效应，可以防止投资出现更严重的下滑。相比之下，2021年经济有所复苏，私人投资相对强劲增长时，政府投资增速回落至2.9%。
但是，中国的整体投资之所以能够保持高位，关键在于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国企。确切地说，与中国相比，2022年，仅有16%，不到六分之一的美国固定投资源自国家机构。而这些政府投资仅占GDP比重的3.4%。鉴于美国国营经济机构规模极小，即使美国政府投资占比高也无法阻止美国固定投资整体下降——为抵消私人投资下降10%的影响，美国政府投资必须增长50%。
相比之下，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意味着有可能通过大幅降低政府投资增长来稳定中国的投资水平。简言之，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意味着中国拥有一种极其强大的反危机机制。这反过来又有利于维持经济增长，防止了美国等资本主义经济体出现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严重恶化。
最后，根据这些事实可以得出什么结论？为什么有人会违背事实，宣称“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低下”？
这又回到了我在本文开头的观点——如果理论不符合事实时，应作何选择？根据那些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一种优越的经济制度的人的理论，资本主义制度应比社会主义制度更有效率。可惜，如果他们坚持科学精神——如果理论不符合事实，那么理论就是错误的，必须作出改变，那么他们将得出一个与他们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悖的结论——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那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远高于美国、欧洲和日本。
因此，他们选择坚持“理论”，从而背弃事实，甚至为了迎合理论而捏造“事实”。
虽然错误的行为对西方宣传者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更糟糕的是，部分中国人也人云亦云，甚至部分中国媒体和自封严肃经济学家的人，非但没有进行必要的研究，反而盲目跟着西方宣传走。
这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不仅因为这背离了严肃的经济学，而且接受谎言会导致错误的政策，进而会损害中国经济。要避免这一切，唯一正确的方法是实事求是。
上文分析的事实反映了最基本的经济学规律，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能违背经济规律。
首先，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相反，令人惊讶的是，就国际比较而言，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极高，所以中国GDP增长如此之快。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投资率和投资极其高效的叠加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速高于美国和其他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决定性原因。
其次，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投资效率已极高，不可能再大幅提高。进一步大幅提升投资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加速的想法不切实际。相反，要维持中国投资的高效率，并不容易。
第三，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密集程度会越来越高，增量资本产出率亦将随之升高。届时，中国将面临一个选择。如果固定投资占中国GDP比重保持不变，那么随着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中国经济增长必将会放缓。
但是，正如拙文《决定2023年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所分析的那样，消费增长，即中国生活水平增长，反过来与GDP增长有着极为紧密的正相关性。这意味着，如果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中国投资占GDP比重保持在同一水平时，那么中国生活水平增速将会随中国GDP增速下降而逐渐放缓。只有随着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逐步提高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才能实现消费的同步持续增长以及最高增长率。
第四，西方散布“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谎言目的何在？除了在总体上宣传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美国还有一个更精确的目标，这在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中有所分析。这是为了诱导中国降低投资占GDP比重，因为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中国经济增长就会放缓。
正如该文分析所示，美国没法用同样的军事和政治手段对付中国，也就是说，美国没有任何手段可以“谋杀”中国。相反，它不得不试图诱导中国“自杀”，即诱导中国采取错误的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关于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不实说法发挥了明确而具体的作用。如果中国投资效率低下，那么减少投资可能无关紧要——或者这可能是有益的，因为据称这种低效的投资会造成资源浪费。这符合美国的目标——通过削减投资水平来破坏中国经济。
这种关于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不实说法，与拙文《决定2023年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中所谈到的误读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的手法，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最为流行（或者说是“庸俗”）的理论错误认识，误认为消费是生产投入，混淆了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诱导中国提高消费占GDP比重，那么投资占GDP比重必然会下降，进而减缓中国经济增速（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消费增长率和生活水平增速也会下降）。而这有利于美国。
第五，与苏联不同，中国并未试图“管控”其经济——试图控制绝大多数价格，甚至将小型经济单位收归国有，个体农场主的持有权几乎都被取消等。因为苏联的管理制度不可能规划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与起伏，因此要维持这样的制度运转，就只得将贸易降低到相对较低的水平，进而切断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优势。正如拙著《别误读中国经济》所详细分析的那样，这样一个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制度在全球化生产形势下效率极低——正如二战后苏联经济增长急剧放缓所表明的那样，从20世纪70年代起，苏联经济增速实际上变得低于美国。
“国家管控一切”的计划经济给苏联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而中国可以利用其庞大的国营经济根据经济走势来调控投资水平，这种调控会通过市场机制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事实上，这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无法比拟的抵御危机的能力。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这既有助于确保较高的总体投资效率，又通过确保经济增长，为具有互补性的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开创的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帮助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主要国家中最快速的持续经济增长。
简而言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社会主义的优势不仅仅关乎道德，它还关乎更好的生活水准、所有人的发展机会、为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主义的斗争等等，尽管它确实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仅关乎道德，还关乎更好的生活水准
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每种生产方式都被另一种生产方式所取代，因为新的生产方式确保了生产力比以前更快、更有效的发展。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世界历史上主要经济体中有史以来最快的，这已经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但是，除了认识这一普遍事实，我们更需要研究实现这种优越经济发展效率的确切机制。这其中包括中国投资的高效率，以及支撑起它的中国强大的抵御危机能力和社会主义经济特征。
亚历克斯·布拉齐尔与Serena
Jiang：《中国的增长挑战超越新冠疫情前》，检索自贝莱德集团网站：https://www.blackrock.com/corporate/insights/blackrock-investment-institute/economic-insights/2022/10/china-growth-challenges#_ed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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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奥立克：《Show Me The China Stimulus Money》，检索自2014年2月11日《华尔街日报》网站：
利奥·帕尼奇和萨姆·金丁:《世界资本主义的形成》，伦敦：沃索出版社，2012。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伦敦：企鹅出版社，2002。
罗宾·威格尔斯沃思：《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后果》，检索自2023年2月27日《金融时报》网站：https://www.ft.com/content/a998c1bc-7632-47c1-baba-6ccd6aaef96e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2012 年11 月17 日）,节选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 见布赖恩·布雷姆纳(Brian Bremner)2007年所著的《The Great Bank Overhaul》第204-210页，由美国麦克劳·希尔公司出版。
[2] 见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和黛安娜•乔伊列娃(Diana Choyleva)2011年所著的《The American Phoenix》，由伦敦profile books出版社出版。
[3] 见汤姆·奥立克2012年所著的《Show Me The China Stimulus
Money》，检索自2014年2月11日《华尔街日报》网站：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674004577433763683515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