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次别离》到《推销员》：脆弱的夫妻关系里藏着无数的戏剧可能
年仅44岁，已经在世界各大主要电影节获奖无数的伊朗著名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前不久结束的奥斯卡颁奖礼上凭借《推销员》第二次获得“最佳外语片”的小金人，他上一部获此殊荣的影片是当年也同时擒获柏林电影节“金熊”的《内达和西敏：一次别离》。
相较那些天马行空的鬼才导演，中规中矩的法哈蒂身上多少有些匠气，他的剧本无可挑剔，剧作结构严谨，没有逻辑漏洞，这种严丝合缝的完美，让他的作品总是欠缺那么一点点大师气象。法哈蒂是电影领域的顶级匠臣——这并不是贬义，真正的匠人匠心，从来都是难得而不可替代的。
《推销员》延续了《内达和西敏：一次别离》中典型的“法哈蒂式”叙事手法和风格：从伊朗中产阶级视角出发，以夫妻关系为着眼点，通过一个引发道德困境的事件来对整个社会进行梳理和呈现。剧作上依然严谨工整，并成功尝试了“戏中戏”。《推销员》在去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剧本”和“最佳男演员”奖，说起来，这两个奖项要比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还更合理。
这是一个不那么纯粹的“复仇”的故事：中学老师艾马德和妻子拉娜是伊朗一对普通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德黑兰市中心，业余时间一起在剧团排演话剧，他们的新戏《推销员之死》将在不久后公演。然而，旧居因为周围施工变成危楼，艾马德和拉娜不得不搬离，在剧院同事的介绍下他们搬进一间临时公寓。夫妻两人并不知道，公寓前房客是一个“人际关系复杂”的暗娼。搬进公寓不久，拉娜独自在家时误认丈夫归来而轻易把公寓的单元门和家门打开，之后她在洗澡时受到了袭击，袭击她的，很可能是旧房客的“客人”之一。
这个意外伤害事件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拉娜变得神经紧张，不敢独自洗澡如厕，并在很多场合神情恍惚。艾马德也从最初的隐忍到无法控制，将自尊受到的伤害发泄在妻子和周围人身上。夫妻俩从对报警的歧见，到相互隐忍的猜疑，再到最后对施暴者的态度产生的分歧，慢慢让整件事走向不可挽回的结局，也造成两人间不可愈合的裂痕。
从《内达和西敏：一次别离》到《推销员》，夫妻关系一直是法哈蒂片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这种人类社会在血缘之外最亲密也最脆弱的关系里，藏着无数的戏剧可能。在法哈蒂这里，夫妻关系并不是爱情那么简单，在深重的情感关系之中，爱情其实是分量较轻的那一个。法哈蒂作品里那种厚重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情感，一定是在夫妻关系中揉进社会背景、教育、阶层、两性、宗教等等因素，复杂而多重。然后在这种多层次的情感中，导演再将我们推进一个道德困境的难题里。
法哈蒂设定的每一个道德困境，前提都是没有泾渭分明的好人和恶人，只有无意间有了恶行的普通人。在《推销员》里，艾马德执着寻找，最后找到的“真凶”，是一个有妻有子且有心脏病，偶尔到前房客那里买春，但同样也为了家庭辛苦奔波的普通老男人。像之前的所有作品一样，在丰满的人物角色面前，观众往往失去了道德评判力，原本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受害者，也在无意中造成对他人的伤害。道德的模糊地带，没有非此即彼的衡量，人物之间的对撞，没有输赢，引出的反而是人自身的矛盾和挣扎。艾马德最后给老头的一巴掌，所有的不甘、压抑、道德与愤怒的对抗，都在里面了。但这些压抑和不甘，并不只是这个意外的伤害事件造成的，是所有环境造成的压力，由伤害事件作为导火索爆发了出来而已。
主要事件背后的那个大环境，法哈蒂总是用“看似”不着痕迹的手法编织起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在高速变化的国家的心脏，旧楼被拆，新的城市正在建设，极速的变化中，旧秩序与新文明必然产生冲突。与之互文的是“戏中戏”——阿瑟·米勒的著名舞台剧《推销员之死》——一个经济框架发生日新月异变化下的故事。戏剧段落混合在主要情节中，节奏精确、细腻，台词的应用与影片本身非常契合，如果原封不动用在电影剧情里也不会显得突兀，这是法哈蒂对“戏中戏”运用的巧妙之处。
若是多次看法哈蒂的作品，因为知道了剧情，这种刻意的戏剧设计就会显得尤为明显。比如拉娜脸上抹着卸妆乳，自然不能去接听可视门铃，之前与丈夫的通话让她下意识打开房门并毫无防备地转身去浴室，而房门一点点无声的开启，则非常明确地堆积起悬疑气氛。这些在剧情逻辑上无可挑剔，甚至称得上精妙，但“刻意为之”和“神来之笔”的差距就在这里。
法哈蒂是贾法-帕纳西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在自己影片里对伊朗现实社会的抨击要委婉含蓄得多。这个委婉指的是力度，而不是在镜头语言上的呈现，事实上那些所谓的“细节”，因为是法哈蒂，所以我们很明确它们意有所指。比如艾马德与乘客拼出租车，并排的女乘客坚持要换座位坐到前排；比如邻里间打招呼，男人和女人相互问好却绝不会有身体接触；比如剧中人物对“游街”、“羞辱”、“妓女”这些词的敏感反应；再比如看新居时漏水的浴室和跳闸的灯所预示的不祥……所有人无意间流露出的“羞耻感”，对“两性”的避讳和敏感，影射了伊朗社会对很多问题的回避。看似已经开明的中产阶级，看似推翻重修的楼房，事实上都是在旧体制和传统道德上加了一层“进步”的伪装，内里还是那样不堪一击。在危楼施工的时候，在遇到入室事件的时候，那些脆弱的断层与裂痕，就显现了出来。
值得尊重的是，法哈蒂的观察与反思是冷静平和的，永远带着共情与悲悯。他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伊朗社会的问题，却从未高高在上地指手画脚，他把自己也放入这些道德困境里，与剧中人物一起挣扎和思考。就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禁穆令”后，他拒绝出席本届奥斯卡的颁奖，他知道伊朗文明“危楼之上”的岌岌可危，他用镜头去讲故事去呈现——作为一个伊朗人，而不是一个迎合西方的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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