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宣发方的建议，我去上海影城CINITY厅看了120帧的《双子杀手》。
也许是期望值太高，除了画面真的特别清晰（连前面的贴片广告都超清晰）、摩托车飙车那场戏看得有恶心想吐的晕眩感、仓库大战那场戏中碎玻璃碴像是要飞出屏幕外，其他的场景并不觉得有太大的惊喜。就是个正常的动作片和商业片，我相信看60帧画面也并不会减色多少。
当然必须承认用CG和动作捕捉技术来完成的角色朱尼尔（小克），实在是技术奇观。如果事先不说，绝对会以为是个真人演员。这位“最贵”的角色，花了很多钱，也花了李安很多心血，它一举颠覆了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眼见为实”，因为你看到的，可能就是“假”的——是高科技合成的，而且仿佛真得不能再真的。可是回过头来想想，抛开对CG技术进步的实验和推动，在这样一部片子里，用一个真人演员又有何不可呢？就像片子一开头天才狙击手亨利在远离铁路的高山上对着快速移动的列车开枪以求精准击中目标一样，这个选择有必要吗？仅从完成任务的角度而言，应该有更多快捷有效的下手地点吧。但是这样一个刻意的场景设计，使得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具有戏剧性，也是其作为商业片所不得不面对的工具性使然。 在李安看来，用CG技术去形成一个本可以由真人来演的角色，是为了呼应“克隆”这个主题。我理解这样的用心，他确实在技术上“回应”了这样一个主题，并且认为这种手法显现了他所感兴趣的“双子”的哲学意味：当演员面对年轻时的自己时，会经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可是《双子杀手》作为一部电影作品，恰恰最薄弱的环节是克隆人对“面对自己”这一问题的回避。此前已经有非常多的评论谈及该片剧本及故事的老套。我在看电影时，虽然已经知道它是关于克隆人的，但还是完完全全地被震惊了——因为在看的过程中，发现《双子杀手》的核心戏剧构作和人物设定、人物关系，与英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卡里尔·丘吉尔（Caryl Churchill）的戏剧名作《克隆人生》(A Number）高度相似。卡里尔·丘吉尔（Caryl Churchill）的剧作A Number《克隆人生》于2002年9月23日在伦敦皇庭剧院（楼下剧场（Royal Court Theatre Downstairs）进行世界首演。在这部剧中，父亲索特（Salter）不得不面对他的儿子A、克隆儿子B和其他一堆克隆儿子中的某一个C，被克隆的儿子A和克隆儿子B都面临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的自我认同和相互认同的困境，最终陷入相互杀戮的惨剧。《克隆人生》此后曾被多次搬上世界各地的舞台。2004年11月26日在“纽约剧院工作坊”(New York Theatre Workshop）进行了美国首演，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 MacDonald）导演，演员为山姆·夏普德（Sam Shepard）和达拉斯·罗伯斯（Dallas Roberts）。之后该剧曾于2008年由HBO和BBC拍摄电视电影并播放，再度由詹姆斯·麦克唐纳导演，演员为汤姆·威金森(Tom Wilkinson）和拉伊斯·伊方斯（Rhys Ifans）。2009年2月至3月，路德·古瑞拉剧团版本（Rude Guerrilla Theater Company）在美国的洛杉矶和橘郡相继演出。北京中间剧场也曾在2018年推出过一个中文版《好几个》，导演张南，齐涛、张加怀分别饰演父子。在各个戏剧版本中，最出众的莫过于2015年伦敦青年维克剧院推出的由米歇尔·朗哈斯特（Michael Longhurst）导演的新版本。在这一版本中，观众置身于单向观察镜之后，而演员则被“困”于四面镜子的小屋中。无穷折射的镜像空间与人物，象征着克隆人与被克隆人之间俩俩对望的镜像感与无边的恐惧。由于剧作家限定了剧中的三个儿子必须由同一个演员来出演，给该剧的表演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而这种戏剧的表演设定，也出现在电影《双子杀手》中，李安不是另外找一个演员或是威尔·史密斯的儿子来演，而是用CG技术合成一个新的角色，毕竟在电影中，尤其是面对120帧+4K+3D的镜头画面，威尔·史密斯是没有办法饰演一个更年轻的自己的，所以只能用动作捕捉技术叠加CG技术来形成皮肤和外表。除了“克隆人必须与被克隆人由同一人扮演”这一基础假定，《双子杀手》与《克隆人生》的核心人物设定与人物关系也几乎完全重叠，不同的是这些人物被定义为杀手、杀手的教父与养父、杀手的复制品。当朱尼尔在被告知自己是被克隆出来的真相之后，他找到养父克雷，质问他为何不告诉自己真相时，克雷的反应是让小克相信他是唯一的、被爱的。这与《克隆人生》中第一幕时儿子B与父亲索特的关系也极为相似，父亲向儿子B隐瞒了他是被克隆的，而他也确实亲手带大了儿子B，并且是真心地喜欢且相信B是一个完美的儿子。《双子杀手》中最后一场大战时，克雷向亨利和朱尼尔宣讲他的大道理，说让那些被克隆出来的家伙们去上战场，是解救其他美国家庭的最好办法。亨利说：“可是，他们是人。”这句台词也与《克隆人生》中第一幕中的“你说他们是东西，可我们会发现他们是人”如出一辙。两剧的核心戏剧构作核心的雷同之处，在此就不一一赘述。最令人失望的是，在《克隆人生》中提出的严肃问题，在《双子杀手》中却以Happy Ending的方式轻易消解了。在《克隆人生》中，因为科学伦理和真正的爱的缺失，引发了一连串的悲剧——儿子A最终出于嫉妒和愤怒杀死了儿子B并且自杀——父亲索特虽然还“拥有”N个克隆儿子，但因为不再有“爱与情感”而无法再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父亲和存在者。这种悲剧性结局让人们产生了无限的深思，提醒我们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乃至我们已经可以替代上帝造人、造物的时刻，还需要有更多的敬畏与平衡之心。 这一母题早在200多年前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中就已经提出，现在也仍然需要我们认真面对。而《双子杀手》虽然达到了电影技术上的新高度，却并未在面对克隆人这一严肃问题时做出更有深度的回答，结局只是像一切好莱坞动作片一样，一枪结束了“坏人”的性命，好人从此开始了新的愉快生活。未来世界真的会如此简单吗？在“美丽新世界”的电影画面和爆米花的香味当中，我们看着那个短暂露面的儿子在摘下面罩后“死去”，内心并没有特别的痛苦，好像本来他就应该接受这样的炮灰命运，毕竟剧中最重要的两个“史皇”还活着，商业片不这样拍是不行的。本来李安最擅长的是对人际关系的探幽，克隆人、被克隆人及他们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三重终极追问，是一个非常值得展开的人性命题，也应该会是他的“送分题”。但这一次，在新科技的帮助或诱惑之下，在对下一次拍片机会的渴求之下，他接受了这样一个被动作片草草修饰后的戏剧结构，浪费了他最擅长的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17元钱的票价，确实有点不太值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