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在中国】一种“中间性”的文化景观：新现实主义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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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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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在中国”论坛自2018年开设以来，前两届活动均取得了良好的业界反应和广泛的社会反响。继第一届论坛提出“建立中国策展学”的理念、第二届论坛聚焦“策展与时代”的命题之后，2020年“策展在中国”论坛在湖南美术馆举办，选择了具有较强学术关注度和现实意义热点的“全球化与在地化”作为议题，以期达到拓展和深化中国策展学的研究目的。

一种“中间性”的文化景观：

新现实主义的回归

● 作者：柳淳风 ●

中国美术馆展览部研究馆员、艺术理论博士、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类会员、北京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第十五届北京市人大代表

摘要：本文通过展现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学理讨论，中国现实主义脉络于当代艺术的观念显现，以及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实验艺术作品的例举分析，试图论证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中“中间性文化景观”的新现实主义特征，旨在回应当下总体艺术面貌转向的学术话题。

关键词：中间性  文化景观  新现实主义  实验艺术 全球化  本土化

#1

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下观看展览和展览中的作品，无疑已经给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越来越庞杂的知识系统与可被支配的创作方法论令新一代的艺术家们面临着必须在表述与观念之间找到足够的平衡，以解决确认身份独特性的困难命题。过于观念的或是过分形式化的艺术表征已不能足以引起批评的激荡和艺术史性的归类，而种种这些因素，也促使着艺术的批评与创作本身都趋于指向偏离两极性的特征，而开始逐步主动地关照与回归至关于本体的和中间化的讨论和研究当中去。

当然，在建构这种中间性的批判思考逻辑之前，我们势必要回溯有关全球化与本土化讨论的学理脉络。

全球化构筑了地球村，我们共同生活于这个大村落里。在这里，各国间交流日益增多，国家之间的关系相互融合，走向整合，共同协作发展。全球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个渐变过程，对象化的人类群体在物质、技术、思想、观念、情感、制度等多重领域进行着多维的互动。

他们通过分享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逐渐建构出新型的相互依存、彼此渗透的组织关系，在文化形态上指向为前所未有的，含混的属性。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着更加窘迫而现实的能源匮乏及环境问题，并由此深刻地引发了一系列国际间竞争战略命题，全球化和与之相对的民族主义之间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消极作用与矛盾，这一方面表现为文化的融合与个性的丧失，另一方面却指向主权的独立与极端民族主义的恐怖和暴力倾向。

面对这些问题，知识分子理应做出自己的判断与回应。当代科学正致力于寻找与发掘新的能源，然而人类对传统能源的掠夺和开掘却从未停下脚步，与此同时，人文科学对文化价值的重新梳理和探讨就像是寻找这种新能源一样，模糊的显现出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色彩，甚至有人称这些人文知识分子为当代的唐·吉柯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中国当代艺术正是在这种语境中经历着自身的嬗变。在强势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和全球化（美国化）的影响下，那些从政治出发的，为策略而策略的，形式主义模仿的，民族化符号的，简单暴力与色情的，以及被高估的亚文化艺术类型，越来越指向为缺乏严肃的独立人格与自信的种种表现。当然，不得否认的是，只有在全球的意义之上谈论亚洲，在亚洲的意义之上谈论国家，在国家的意义之上谈论社会和个人，我们才能真实的确认自我的身份。“我们来自中国”——当我们用这样的话语介绍自我的时候，希望言说的又是什么？

在当下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已无法仅仅乐此不疲地关照全球化下的我们，而更多的是要回望处于全球化与本土性之间缝隙中的我们。“中间性”的文化景观就是包含了“广泛性和特殊性”的集合，它正是多元与独特的综合体。因为诚然，在全球化自身的文化逻辑之中，我们不可回避地必须考查其发展所带来的两种结果：全球化生发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两种不尽相同的趋势，在经济上表征为一种同一性；在文化的交融与话语的层面却体现为不同地缘的巨大差异。政治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全球化，成为了一对互为补给的有趣关系。

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向世界推行其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机会，经济的全球化似乎就是美国化；而对于文化的全球化而言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趋势，文化全球化的理想是，人们真正拥有广阔的话语空间，各种群体组织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种族、性别、族裔相继进入话语和公共领域，各种文化以并存、混合的方式存在，世界各国的文化在一种庞大而多元的泛文化主义中彼此相互溶解与吸纳。

此时，我们逐渐发现，在越来越多的展览与艺术作品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我们的文化在其自身的传统（本土）文化与全球化（泛文化）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指向非两极的、灰色的“软”景观，正被许多艺术家所热衷诠释，以试图反叛上一个十年当代艺术中比较“脸谱化”与符号化的艺术特性。“中间性”的视觉图景无疑已初露端倪。

#2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上述的中间性文化景观是否与本土的现实主义脉络具备紧密联系呢？我们观察到，中间性的视觉形态大量地展露于当代的新型艺术样式之中，比如在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的一些实验艺术的作品里，非常明显地，它逐渐从传统绘画、雕塑等艺术形态中抽离出来。可以说，艺术家们对现成材料攫取的便捷性促使了装置艺术、多媒体、交互型、沉浸式艺术等都具备了与传统架上艺术相比更具现实主义特征的面貌特性。

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逻辑来看，现实主义题材的艺术作品一直被从南宋梁楷以来的文人画趣味所排斥，基于封建统治阶层对文化思想的麻痹与压制，关注现实的作品相对稀少。大量传统艺术形态的作品满足于徘徊在情调和笔墨之中。当然，不可回避的是，文人寄情于山水的笔墨作品和花鸟画，是逃避，也是一种价值判断的选择，偶有八大山人等在作品中隐晦地表现不满情绪，也都只能作为个案来加以研究，大多数的作品远未达到诗歌界李白、杜甫诗作中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和其社会批评性的深度与广度。

然而，历经复杂更新的社会发展，古代文人自然主义的“自我”表达，已不能充分供给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创作需求。从封建社会的被推翻到新中国的成立，从改革开放直至今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一支的艺术家群体逐步确立了充分关注社会现实变化的严肃创作态度，着力于考察人性与社会的关系，逐步树立了独立的公共形象，试图建构多重的艺术创作方法。纷繁复杂的现实变化就像吸盘一样吸附住艺术家的注意力，使得他们更多地投入到关照现实本身和社会现实的变化之中。

毋庸置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经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艺术家借助作品反映时代特征的主流方法，它是“文人骚客”的习惯性出逃的价值取向逐渐转向为关照现实、探索现实、针砭时弊的创作践行。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具备现实主义特征的中国当代艺术也历经自身的流变。从早年被西方话语体系认知的“玩世现实主义”发展至今已呈现出更为多元的面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艺术是在较为统一的意识形态下发展起来的，艺术和政治的关系很近，艺术和集体主义的观念很近，但这种状况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彻底的转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艺术家通过考查现实，表达对现实的感受，艺术作品的面貌既展现了高度的自由，也显现了高度的个人化特性。

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主义倾向还反映在它的多维性上，许多艺术家解构了艺术曾经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历史，重构了现实主义语序的形式范例。尤其是近十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与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整体状况互相融合，彰显出多重的生机。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步，西方艺术的发展变化与学术史学对于他们来说不再遥不可及，其中的许多人对现代主义以来的艺术形式特征抱有天生的敏感和兴趣，他们试图从形式革命入手以求艺术观念的更新。

然而，他们毕竟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和充满矛盾多元的现实情境之中，最能直接表达其真实感受的还是现实本身和形式语言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但与上辈艺术家不同的是，他们所表达的现实背后，隐喻了一种新的现实态度。我们看到，这种对现实的关注是无关全球，也无关本土的，许多艺术家从变化急速的社会现实世界中出逃，寻找着一种新的想象世界的再现，这种想象是来源于原始的文化符号与超现代科技元素混生的新的日常经验，是全球化高科技与传统文化的“低科技”间的中间性混合体。

不难发现，“都市化的在地性”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文化特征，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以及个人欲望转变成喜剧、电脑游戏或是互联网上的象征性图像，显然，新的“中间性现实”还包括了“虚拟现实”的特征，不同文化语境所派生出的本土化的都市感为视觉艺术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反之也加剧了社会现实进一步混杂。

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也促发了“新现实主义”的中间性特征，即，断层的新世纪文化为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无法逃避的真实土壤。极少数的70、80后能得以还原或是深刻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只能了解传统文化特征的片段，当然，这种文化的断层性也成为了创作者查考对象的本体。实现经济腾飞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变，新文化的侵入使得整个社会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领域都产生了裂变。绝大部分的传统文化荡然无存。

文化上的断层从某种意义上使得后人无法真实的吸取传统文化的营养。所谓的“回溯本土（传统）”变得十分艰难，这也逼迫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必须拥有更多的学识底蕴。我们面对的是断裂并夹杂着各种高精尖科技的复杂现实，文化的矛盾性和政治、经济的飞速发展让中国的社会面貌具备了独一无二的混合特征。

中间性的现实主义景观正是指向了这种介于本土文化与全球化文化之间的复杂内容，回应了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相互交织影响下的文化。它一方面表征为包罗万象的景观，多重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一种物质本身的不断累积，不停地复制。经济的全球化与全球贸易带我们走出物质匮乏的窘境，物的不断累积和复制，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在物质、景观累积，不断复制的语境下，“中间性”的现实语境是一种正向的发展和基于都市化进程基础上的高能叠加，在艺术作品上则多表现为对现有现实物质的带有魔幻意义的重组和超能的增力。

#3

以这一届的全国美展的一些实验艺术作品为例，我们看到，许多艺术家直面了多重的现实与更为微观的景观，对现实进行了多意的改编与重组，展现了全球化以来现实空间的观念、形象，历史性与社会性以及视觉构成的多样差异。费俊的《有趣的世界》揉杂了中间文化的变形、组合、再构成的过程，在他所创造的虚拟影像世界中衍生出多样的艺术面貌，催化了幻影与真实现实的紧张与冲突，指向了文化的多元性和极多性的差异，在作品中，观众可以借由艺术家所构建的想象世界的“桥”，体验具有隐喻性的社会化工具，思考真实世界里独立个体的同一化世界观，从而反思我们的身份定位。

在另一些装置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材料的混编与传统艺术语言、新媒体材料混生的景观。与此同时，都市性在意识形态与道德判断上，促使发展中的中国公众必须面临巨大的思维转向。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不再喜欢批判现实，他们如实地反映现实，以视觉呈现来提示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现实主义是更为彻底的现实主义，也是将物欲理想化的现实主义。

比如在周书的作品《听海》、冯放的《哀鸿道—候鸟南飞之殇》等中，我们看到，就创作语言而言，它们是对自我心理情感的表达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这些特征令他们的作品更具疏离感，展现出多变和浮动的形态，这些都足以与真实的现实世界构成视觉上的一致性关联。

我们发现，于当下的艺术生态，很难再形成某种艺术流派或是潮流，艺术家们相对独立，也享受孤独，这无疑也构成了文化中间性的一种所指。大量的艺术创作已不再拘泥从策略出发，而是期盼从审美出发，出逃过分注重梳理潮流特征和语言符号的共性，试图立足于阐释个体感受力与材料（物质）之间的呼应，不断强化对艺术本质体验的彰显，以陈述的方式真实地呈现本土文化与全球化语境下泛文化之间的中间文化景观，展现新的现实主义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十三届全国美展的实验艺术板块中，许多艺术家已将目光和艺术践行放置于这种中间性的新现实主义语序中来。他们用多媒材的方式阐释着艺术观点，尝试使用一些写实的物象符号和现成的物质材料来传达意义，以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形象来隐喻社会现实的问题。比如陈抱阳的《海底城的居民会梦见妈祖》创造了一些人工所造的“第二现实”，事实上，这些形象恰恰折射了世间万物。

陈抱阳《海底城居民会梦见妈祖吗？》现场，玻璃、多媒体，尺寸可变，2019年

艺术家切实地从生活感受中和种种的社会与自然界的变革中提炼出有别于真实的“新”的现实，进而创作作品，而当作品挪移于美术馆等公共场域时，它又释放出一种第三重现实的迷幻力量。艺术家正是用视觉和行为的方式具体地展现出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并主动地通过艺术创作给予自我和他者正向的能量，成为指向未来的一种新的方式。

综上，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属性和视觉语言特征，“中间性”的视觉景观彰显了现实主义的回归，是艺术家关于自我的表述，更是一种出离两极性的本土化与全球化文化之外的智慧表达。我想，现实主义“中间性”的理论梳理似乎能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新阶段的面貌认知提供一种多维的想象方式与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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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昭一

责编：心宇

供稿：“策展在中国”项目组

校对：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