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探索|考古材料研究的新视角：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纠缠理论分析
刘 岩
考古材料是考古学的关键特征。自考古学诞生起，考古学家试图应用不同的理论方法与概念体系对考古材料进行研究。但不论采用何种概念，考古学家都是在研究材料背后的人、文化与社会，但却忽略了物本身。近些年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意识到了这种重人轻物的现象，兴起了“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思潮，主张从物自身的物质特性及其同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这一思潮也影响到考古学。著名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提出了“纠缠”（entanglement）理论，主张从人们日常实践中所形成的物质关系、物的物质特性与能动性以及物对人的束缚角度对考古材料进行分析。这一理论为考古学家研究考古材料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近年来，纠缠理论进入了一直在探索“透物见人”新方法的中国考古学家的视野。但学术界还未充分认识到纠缠理论在研究农业起源及社会文化变化具体过程上所具有的潜力。本文尝试从纠缠理论的诞生背景、理论含义、研究实践以及对中国考古学实践的启示几个角度对纠缠理论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对中国考古学界理解并应用这一理论研究考古材料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纠缠理论产生的背景分析纠缠理论是在考古学以及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在考古学内部，自霍德创立后过程考古学后，便一直探索将后过程考古学的理念付诸实践的途径。霍德选择了土耳其的恰塔霍裕克（Catalhoyuk）遗址进行长期的高精度发掘与多学科研究，得到了大量有关人们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高精度材料。这让霍德意识到，恰塔霍裕克人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同这些形形色色的物品打交道，处理同它们的关系，应对物质世界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这些物质关系让人们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也让人陷入了同物的纠缠之中，人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因此受到了物质纠缠的束缚。
在考古学之外，近年来，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兴起了一种“新唯物主义”思潮。新唯物主义强调物质自身所具有的活力（vitality）、复杂的关联性、自组织性、不确定性以及影响人的能动性。新唯物主义具有很强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它反对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反对人、文化、符号等在解释世界中的绝对优先性，认为世间万物的本质是一种不断运动、变化且影响其他事物的能力，物质实体、现实世界以及抽象概念遵循同样的物质过程，都是物质通过一定的运动、关联及实践形式与动态过程塑造与重构的。这些过程各种事物以某种物质结构的形式关联在一起，构成形态明晰的物质实物，但又不断撕扯其稳固的界限与形态，让原本对立的存在变得彼此交融的同时，不断让事物之间建立新的联系，而人只是事物之间联系的一部分，并不具有特殊性。
二、纠缠理论的含义分析纠缠包括了人对物、物对人、物对物以及人对人的依赖（dependence）与依附关系（dependency），前者指的是人与物因为有了彼此才能够存在与发展，后者指的是物在依赖人的同时也限制了人，因为物需要人的维护与照管才能完好存在下去，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物。但在实际情况下，这四类关系往往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很难将其割裂，物与环境总是受到人的干预。因此，纠缠还可以被定义为人与物之间由依赖关系和依附关系所组成的辩证关系。
为了从整体角度把握纠缠关系，霍德还从复杂系统的角度将纠缠定义为让不同实体联系在一起的物质、能量与信息流。这表明纠缠理论越来越重视物的作用。纠缠理论认为，物的复杂性、运动性等特征使得纠缠关系像复杂系统一样具有不稳定的特征，其内部诸多要素之间可能以某种矛盾的、出人意料的方式相互作用，并产生某种偶发的、人们难以掌控的结果。这迫使人们利用新物品、发明新技术去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人陷入了同物的依附关系，被物所束缚。霍德认为，由于物质结构的不稳定性以及纠缠的复杂性，使得人与物之间的上述互动过程不断发生，因此，从长时段来看，人与物的纠缠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物对人的束缚会越来越深。强调物对人的束缚是纠缠理论同其他新唯物主义思想及其他考古学理论相比最重要的独特之处。
不同于很多新唯物主义思想着重关注人与物之间的物质关联，纠缠理论没有排除符号、思想、观念等抽象事物在纠缠网络中的作用，认为这些抽象事物本身就是在纠缠网络中产生的。在霍德看来，纠缠网络的维系需要物的功能性、不同领域的抽象观念以及具身实践（embodied practice）相一致。这种一致性在恰塔霍裕克遗址割人头与兽头的现象中在得到了体现。霍德认为，割头现象的存在涉及到头骨的作用、有关头骨的抽象观念与具身实践。在恰塔霍裕克，将祖先的头骨留给后人保存具有构建历史记忆、维护社会的延续性的作用。这种割头的现象在近东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并在房屋的室内装饰、壁画、雕塑、陶器等背景中出现。这表明，割头作为一种观念广泛存在于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多个领域。不仅如此，人们在割人头和兽头，以及在给头骨、房屋墙壁与地面抹泥的这几个场景上具有身体感知上的一致性，以至于人们在经历一个场景时会想起其他场景，让头骨和抹泥这两件事物在社会中能够传递神圣性。
虽然纠缠理论更侧重物质层面的关系，但也将社会观念、思想意识等抽象事物纳入其中，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新唯物主义色彩。这可能同霍德的后过程考古学理念有关。纠缠理论在实际研究中从日常生活实践以及考古材料的背景出发，去研究微观的日常生活以及长时段的社会变化。这同后过程考古学情境性（context）与历史性的核心理念是一致的。霍德一直以来所推崇的惯习（或习性）（habitus）理论也可以同纠缠理论进行结合。惯习作为一种实践规则或者实践逻辑，让人们表现出一定的实践方式，并体现在物质文化的风格与空间结构之中。从纠缠理论的角度看，这种实践逻辑是在人与物之间的纠缠网络中形成的，纠缠本身构成了惯习的背景条件。同时，惯习作为一种可识别的抽象观念与具身实践准则，其持续存在一方面需要同物质的功能性与社会性相一致，另一方面也需要人不断地投入物质、精力等对其进行维护，并通过身体约束恪守惯习。不仅如此，惯习本身作为物的一种形式，它能够提供给人们实现具体目标的能力，能够实现维护社会稳定、强化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同等需求，这也有利于纠缠关系的持续存在。
纠缠理论同后过程考古学关系更加密切。虽然人们在构建人与物之间的纠缠关系时，会用到很多过程考古学的方法，但纠缠理论并不是在验证规律或假说，也不是在探寻文化发展的机制，因此，它并不属于过程考古学的范式。纠缠理论主张从具体的考古材料背景出发，自下而上地去构建材料之间的联系，强调纠缠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偶然性，而非像过程考古学一样去寻找唯一性与确定性，而且并没有忽视人与抽象事物的联系。这些特征使得纠缠理论是对后过程考古学侧重物质文化的社会性与象征性的拓展。
三、纠缠理论的经典案例分析纠缠理论自提出之后，便被考古学家应用到材料研究之中，以探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如何让社会得以维系或发生变化。在实际研究中，纠缠理论主要在以下三个层面中得到应用。
01纠缠关系图与古代社会的深描在实际研究中，考古学家根据考古材料出土与分析情况以及研究问题确定纠缠网络的范围，进而绘制与研究相关的纠缠网络图。通过对纠缠网络图的研读，我们可以从微观层面了解古代社会的具体状况。霍德曾绘制了恰塔霍裕克遗址早期与黏土有关的纠缠关系网络。在图中，椭圆表示依赖人较少的物，方框表示依赖人较多的物；单向箭头（虚线）表示依赖关系，双向箭头（实线）表示依附关系。一些物因涉及到更多的纠缠关系而被称作关键节点。在霍德看来，关键节点在社会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一方面，由于它涉及到了同多种事物之间的联系，变化成本最高，因此，人们会控制这种变化的发生，这就是为何在不同文化时期，恰塔霍裕克的房屋作为关键节点，其功能会发生变化，但房屋空间结构以及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一直不变。另一方面，当关键节点发生变化时，将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可见，通过对某个遗址中的纠缠关系进行研究，可以知道该遗址所处的社会是如何通过人与物的关系进行组织，以及关键物品在社会中是如何发挥重要功用的。
恰塔霍裕克遗址早期与黏土有关的纠缠关系图
02研究小尺度事件与呈现社会过程纠缠关系图还可以再现小尺度的事件，并以此为出发点，去探究抽象的大尺度过程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纠缠关系中发生的。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对纠缠关系的细致分析找到诸如环境变化、人口增加等抽象社会过程发生的线索并直观呈现其具体过程，而无需借助抽象的理论对本可以具象表达的社会过程进行解释。霍德应用纠缠理论通过再现恰塔霍裕克人如何解决因泥砖不坚固而引起的房屋墙壁经常坍塌这一问题，表明人们在解决墙体不稳固的过程中，会产生人口增加、环境变化、社会变化、宗教仪式变化等结果。这一案例表明，社会过程就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是人与物之间纠缠关系的结果，且常常在人意料之外，让变化发生的因素就存在于纠缠关系本身之中。
03农业起源研究纠缠理论可以从器物或者文化要素出现的时序性出发，去考查某一地区农业起源的具体过程以及某些要素对农业起源进程的影响。霍德根据柴尔德（Gordon Childe）“新石器时代的一揽子特征”（Neolithic Package）理论，从农业起源及新石器时代到来的各个特征在近东地区出现的年代顺序出发来考察近东地区的农业起源问题。霍德认为，先出现的特征是后出现特征的前提与条件，并限定了近东地区农业起源与无陶新石器时代社会的基本轨迹。其中，碾磨工具出现得最早，它对近东农业起源的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同样的策略，我们也可以研究陶器在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出现如何影响中国农业起源与新石器时代社会的发展进程。
纠缠理论还可以对不同地区农业起源进程的比较。傅稻镰（Dorian Fuller）等人的研究表明，野生植物所共有的生理与形态特征、不同地区的生态背景与植物习性差异以及饮食与文化传统所产生的纠缠关系，让西亚黎凡特（Levant）地区麦类谷物、东亚与南亚水稻、中国北方的小米以及印度草原南部的豆类的驯化表现出不同的路径。傅稻镰等人的研究表明，各地农业起源的差异性是人与物之间纠缠关系的结果，是作物本身的可供性与生长特性、各地自身的环境背景以及各地文化传统与社会观念三者相一致的产物。
四、纠缠理论与中国考古学实践虽然纠缠理论应用到考古材料的研究中需要很多目前尚不具备的条件，但纠缠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去思考利用该理论进行透物见人研究的前提条件，并探索利用纠缠理论理解和研究古代与当代社会的具体途径。
纠缠理论的应用需要将科技考古方法同考古学理论与问题相结合。中国考古学实践中，科技考古同考古学之间一直存在着隔阂。解决这一隔阂不仅需要考古学家在观念上接纳科技考古，需要科技考古研究者用考古学理论和考古学问题组织自己的研究，更需要考古学家在解决考古学问题时，通过一定的理论视角，对科技考古的分析结果进行综合。纠缠理论对科技考古的依赖以及自身的理论视角，无疑为我们综合考古材料，建立不同材料之间的联系，将科技考古同考古学问题相融合进而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研究方法。
虽然科技考古在纠缠理论的研究实践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将科学与技术的作用无限放大。考古学家一直在对新唯物主义思想可能让考古学走向重物轻人的道路进行理论反思，捍卫考古学的人文性，防止考古学丧失对人的价值关怀与道德准绳。对此，在纠缠理论的实践之中，我们一方面需要将科技分析应用到考古学研究中，使之同考古学理论结合，另一方面也需要用理论反思科学实践，注意揭示考古材料的人文价值以及纠缠理论的现实关怀，避免让科学成为考古学中的唯一标准与价值尺度。
纠缠理论的应用还需要我们在研究策略上多作反思。纠缠理论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研究策略，从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出发去构建纠缠网络。这种从考古材料出发对证据与“事实”进行构建、组织与推演的做法与以往中国考古学家的研究方式更为相似，更易于被我们接受。但纠缠关系通过自下而上的研究所得出的“事实”并不等同于历史的真相，它是通过科学分析与逻辑推演重构出的。这种构建本质上是受研究者自身知识背景与材料共同影响，其可靠程度取决于材料自身的精细与完整程度、分析方法与分析过程的精确性与可靠性以及研究者本人对数据本身的解读与逻辑构建能力。因此，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我们所构建的纠缠网络是不完整的，而且也可能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这需要我们不断对考古材料与研究过程进行反思。
纠缠理论还会让我们对以往的田野发掘方式进行反思。纠缠理论所依托的是后过程考古学范式。后过程考古学需要知悉具有明确功能的考古材料在时间、空间、堆积单位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中的背景联系，对考古材料的详实与精细程度的要求更高。对此，若想应用纠缠理论进行更加精细化的研究，需要我们在继续加强器物功能与理化性质等功能性分析的材料的收集与研究的同时，加强不同材料在时间、空间、堆积单位、共存关系等背景中的关系的考察。这方面的信息是纠缠关系在考古材料中的直接证据。
作为一个考古学阐释的视角，纠缠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可以用来分析社会变化过程。在霍德看来，人与物的纠缠关系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代，构成了人的生存状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造物的数量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复杂，人对物的依赖越来越强，因此，纠缠关系也越来越复杂、物对人的束缚越来越大，以至于我们现代人已经很难摆脱物的纠缠。这一思想可以用来研究某一地区社会是如何随着纠缠关系的复杂而越来越复杂的。此外，纠缠作为一种复杂系统所具有的复杂性、不稳定性与偶然性，可以用来从社会内部以及日常生活实践的角度去研究社会是如何衰落的，以弥补以往我们从环境、战争、冲突、灾难等单一角度对这一问题的片面理解。纠缠理论则可以从人们在应对环境、生计或者疾病等问题时所形成的纠缠关系，在物的功能性与象征性、资源、环境、社会规范等方面所具有的复杂性、不稳定性与矛盾性的角度出发，更全面地展现文化衰落的过程。
五、结论纠缠理论是一种研究考古材料的新视角。纠缠作为人与物之间依赖关系与依附关系组成的辩证关系，以物对人的束缚为核心特征。纠缠理论具有很强的兼容性，能够同实践理论等其他更强调社会性的理论相结合，更加完整地理解物的物质与社会属性以及人的实践活动，也为我们如何灵活地进行理论构建与应用提供借鉴。在考古学中，纠缠理论可以用来对古代社会进行深描，对人们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等小尺度事件以及农业起源等社会文化变化进行研究。纠缠理论对考古材料的获取与分析、理论分析及逻辑推演等方面要求很高，使得该理论还未在中国考古学中得到应用。纠缠理论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应用需要科技考古同考古学问题及考古学理论相结合，转变发掘观念，提高发掘质量，改善研究策略，并进行考古学理论的构建与探索。同时，作为一种理论视角，纠缠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古代与现代社会，为我们研究古代人地关系、社会复杂化与文化衰落等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并为中国考古学实现“透物见人”的研究目标提供切实可行的新途径。
本文由作者根据原文精简，原文刊登于《东南文化》2021年第1期，更多内容敬请登录官网阅读全文http://dnwh.njmuseum.com/Article/detail/6169，或点击最下方蓝字“阅读原文”。
编辑：张园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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