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管轶：身经百战，这次感到极其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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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财新网的驻香港记者王端和文思敏对1月22日刚从武汉回到香港的病毒学研究领域专家管轶做了专访。
管轶，1962年生于江西宁都，医学微生物学专家，英国皇家医学院外籍院士，香港大学于崇光基金教授席（病毒学）、新发病毒性疾病学讲座教授，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香港大学流感研究中心主任。有说法是管轶是钟南山的学生，但是网上并没有证实资料。2003年SARS爆发期间，管轶与其团队在广东发起SARS病原调查和诊断，率先分离鉴定出SARS冠状病毒并证明果子狸等市场野生动物是SARS的直接来源，通过建议政府取缔野生动物市场，遏止了SARS的再次爆发及流行。此外，他曾确定了目前在东南亚、欧洲和非洲地区传播的H5N1流感病毒的所有主要前体和传播途径，提供了世卫组织提出的大多数大流行前期H5N1疫苗株。
“连我都选择做了逃兵。”
“我现在在自我隔离。”
出于专业判断和担心，管轶把自己锁在房间里。1月21日-22日两天，他和团队到达武汉，看到了真实而可怕的场景。在此之前，根据湖北和武汉官方的数据，他本来以为可控。武汉之行，更多的是带有研究的目的，希望像上次一样找到动物传染源，同时开展防疫工作的合作。
“有心无力，很悲愤。”
21日到达武汉后，下午3时管轶到了当地的一个菜市场叫小东门市场，看到的场景一片祥和，好多人还忙着置办年货（大祸即将临头了），他对此感到极其惊讶。根据专家们的说词，新冠病毒肺炎发源于华南海鲜市场，不过动物感染源还没有找到，同时其它菜市场看起来卫生情况也不理想，管轶看到的小东门市场地上是潮湿的，通风设备也很差，市场里的民众只有不到10%的人戴着口罩。
此后，他又见了一些当地部门，综合自己的境遇和看到的信息判断，疫情在武汉已经无法控制了，于是赶紧定了22日的出城机票。第二天在机场，管轶看到机场人流明显下降，但是还有个别武汉旅行团出游。机场的地面没有消毒，候机厅内只有零星的地方比如星巴克放上了消毒液。
在采访中管轶讲了一件事情：“当我过安检的时候，拿着放行李盒子的安检小姑娘，只带着最简易的一次性口罩。我说：丫头，你的口罩质量不行，你每天接触这么多旅客。小姑娘说因为上面担心影响形象不让戴，这是她自己准备的。”
这说明即使中央已经发话高度重视，当地还在担心影响形象，小编希望这位安检小姐姐没有事！管轶当时就想，这都要进入“战争状态”了，怎么还没拉警报啊，百姓好可怜，还在安心准备过大年，完全对疫情无知啊。
当记者问到，在武汉找寻动物源头的工作有什么进展的时候，管轶说他吃了很多闭门羹，愿意合作的科研机构不多。
“当时华南海鲜市场封掉，洗地，“犯罪现场”都没了，没有证据怎么破案啊。追溯动物源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我不可能随便找到一个带有病毒的动物就把它归咎是元凶，需要规模和体系等科学分析。”
迄今并未从华南海鲜市场的商品中直接检验出新型冠状病毒。中国疾控中心也只承认“成功从环境样本中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证实在华南海鲜城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但在环境样本中分离出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来自何处？载体究竟是什么？显然环境与载体不能混为一谈，医学专家们对此并不能给出答案。海鲜市场环境中的样本，完全有可能被污染，而且也只能表明环境与病毒的关系，不能代表载体与病毒的关系，根本不是“源头”直接证据。同时，如果华南海鲜市场商品中有新冠病毒，作为一家批发类市场，商品进入别的市场也很正常，那么类似的市场为什么没有呢？
管轶认为，当时已经错过了黄金防控期。当地政府不作为，对于封城之前出城的人连隔离指引也没有给。在他走的时候，武汉其实还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经历过历次疫情的管轶，感到无力和害怕了。他对SARS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进行了比较，认为这次的感染规模可能要严重10倍以上。
2003年的SARS最初是在珠三角几个城市发病，之后由退休教授刘剑伦传到香港，接下来由一位香港探亲的患者带到了北京。当年全国共确诊5327例，死亡349例。全球范围内，则有一共774例死亡。
根据管轶介绍，当时SARS的60%-70%的感染者都是来自个别超级传播者，传播链清晰，只要封堵那几个人的接触者就可以了。但是这一次，传播源已经全面铺开了，要做流行病学调查已经来不及了。
离开武汉回到香港以后，管轶半夜醒来看到记者的询问，心痛之余发了一条朋友圈（真实性待考），除了对国新办的说法感到愤怒之外，也提醒大家注意体液和粪便等传染源。当年SARS就是因为含有病毒的粪便在排水管道中形成气溶胶感染了香港淘大花园的居民331人，死亡42人。
与此同时，按照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说法，从1月3日起就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共有30多次。很多网友很愤怒，指责政府 “1月3日就告诉美国人了，却没告诉我们湖北人，如果不是官方亲口宣布，真不敢相信啊”。小编在这里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在还没有大规模扩散的时候，就向美方通报？为什么向美方通报，而不是向中国的邻国，比如日本，韩国等国家通报，警惕疫情从边境扩散？
在这里，有一个可以将美国和武汉病毒所，甚至蝙蝠和新冠病毒都联系起来的关键人物出现了，她就是石正丽。
石正丽，1964年出生于河南省西峡县，1987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遗传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90年7月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获硕士学位。当年开始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1990年－1993年）、助理研究员（1993年－1998年）、副研究员（1998年－2000年）、研究员。自2013年起，作为骨干人员参与中国科学院海外科教基地建设计划中非联合研究中心项目，并担任中非中心微生物分中心主任。2017年始任《中国病毒学》主编。
石正丽是武汉病毒所最资深的成员，也是最有能力的研究员之一。在上上一篇推送里，我们就讲了，石正丽和其他科研工作者使用逆向基因工程，创造了一种新的冠状病毒。这个实验的设计和实施都在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大学的教堂山分校实验室进行。
后来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通过人工方式改造的病毒可以在人类的细胞中繁殖，也就是说，如果蝙蝠身上携带的病毒发生变异，并且恰好变得像实验中一样，那么有可能传给人类。至于人传人，因为没有办法做这个实验（除非使用猴子），所以论文中并没有提及。美国停止了对这类研究的经济资助，但是因为觉得风险不足够大，所以没有暂停这个研究。而这种“功能获得性研究“（在实验室中增加病原体的毒力、易传播性或宿主范围，以研究病毒的特性及评估新兴传染病）在很多专家来看，没有什么意义，除了创造了一种新的非自然风险，或者，成为一种生化武器。
2018年，石正丽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NATURE》发布论文称发现引发广东大范围猪急性腹泻死亡的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这时候石正丽已经在武汉病毒所工作28年了。同年，80后美女，舒红兵院士的夫人王延轶（即无资历，亦无能力），成为了病毒所的新所长。如果小编是石正丽，对于这个任命可能心里会有点不服气。
越来越多的人猜疑，这次疫情有可能是由实验泄露引起的。对此，石正丽的回复，却并没有科研工作者一贯的谨慎。2019新冠病毒的源头，中间宿主都还不明确，吃野味到底在这次疫情中是怎样的角色，目前下断言是大自然给人类的惩罚为时过早。而媒体提出不同意见，本属正常，对这样的意见进行讨论，也不是“臭嘴”，对于一个56岁的科研工作者来说，这样的反应未免过激。印度的学者虽然撤回，但也说了，“我们会带着一个订正的版本回来的”。
不管最终的真相是什么，现在因为确诊新冠病毒肺炎丧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SARS，而那些没有通过核酸确诊的白肺患者丧生的人数，还没有进行统计。最后到底有多少，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了。小编通过以下微博账号，看到很多武汉本地患者，直到今天，还在为床位苦苦等待。而微博账号本人已经成为了大V。。。这一幕幕，也让小编觉得及其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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