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同样是垃圾分类，上海和北京为什么有较大差异？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分析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环境问题观察 Author 减法博士
文
章
导
读
本文以上海垃圾分类为例，谈一谈上海垃圾分类成功实施过程当中的市场经济的作用，顺便从垃圾分类的角度比较一下北京和上海。
作者系沪上某高校环境科学系主任，上海市垃圾分类明星志愿者。
1
市场的需求
垃圾艺术品
没有需求，就没有市场。显然，垃圾分类是有市场需求的。上海是个大城市，生活水平比较高，文明素质比较高，垃圾产生量也比较大，大家都喜欢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因此，很早的时候，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达成了共识：垃圾分类是件好事儿。这种老百姓最朴素最真实的生活需求，就是垃圾分类的根本动力。
当然，垃圾分类也存在“非共识"，但主要是针对垃圾分类的具体问题存在困惑，比如，要不要分四类？小龙虾、粽子叶、大骨头是什么垃圾？要不要收费？垃圾桶几点投放？要不要监督？可回收物的收益该给谁？智能化有用么？这些具体的问题，在没有垃圾分类的时候，是阻碍垃圾分类的“障碍”；而全社会一旦实施了垃圾分类，这些问题、分歧、疑难和困惑，迅速转化成更“细分”的市场需求，推动垃圾分类市场深化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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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市场需求
上海（图片来自网络）
之前有个笑话，说每个人都想吃大餐，这是市场需求。但是只有那些付得起饭钱的消费者的大餐需求，才是有效的市场需求。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全国每个城市都有市场需求，但这是不是有效的市场需求呢？
垃圾分类的“有效”市场需求，就是一个城市或地区的每个居民家庭、每个单位、每个居民小区、基层街道乡镇政府、区政府以及至市政府，愿意拿出多少钞票来开展垃圾分类。显然，光宣传教育，没有真实钞票投入，这个事情是做不好的，我们可以以上海为例进行来分析。
在家庭，显然是一个有效的市场需求。每个家庭都可以承担多一个湿垃圾桶的费用，但更重要的是，要承担厨房放一干一湿两个垃圾桶，要做到干湿分类，做到每天定时（多为早7点到9点，晚6点到8点）、定点（小区只有一处或几处垃圾桶）扔垃圾。这样的投入，绝大多数上海市民都愿意付出，在过去两年也真实支付了，从而形成了有效的市场需求。
在小区和单位，显然是一个有效的市场需要。全上海已经完成了2.1万余个分类投放点规范化改造，这是每个小区或单位内部垃圾收集点的改造，每个几万元到几十万元是要的。这些都来自小区或单位的物业投入，钱不多，但也不少，是小区和单位可以承受的，因此也是有效的市场需要。特别是在小区，由于垃圾分类，实际上减少了物业的工作强度，提高了时间效率，增加了废品收入，改善了工作环境，是非常受物业保洁人员欢迎的。他们从经济上得到实惠，工作更受重视和尊重，也是一种有效的市场需求。
对于作为基层政府的街道、乡镇或者区政府，他们有没有有效的市场需求呢？显然也是有的。本来，这些街道乡镇和区政府都要支付垃圾处理费和转运费，在垃圾分类之前，由于垃圾量大、污染多，扰民多、麻烦多，对基层政府来说是一件麻烦事，不仅要出一笔大价钱把本区的垃圾外运出去，还需要处理如拾荒者偷井盖、盗卖电线等许多扯皮的工作。可见，基层政府是非常乐见垃圾分类的。当然，他们也是垃圾分类能够成功的主力军。
对于上海市政府来说，垃圾分类显然是“有效”的市场需求。在总书记“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在全国要带头实行垃圾分类”的政治要求下，上海市政府下定决心，花了大价钱来落实垃圾分类。比如，在全市道路两边，虽然大幅度“撤桶”省了不少钱，但全市仍更新了4.1万余只道路废物箱标识更新，每个几十到几百元是要的。2020年末，全上海共有湿垃圾车1773辆、干垃圾车3287辆，有害垃圾车119辆、可回收物回收车364辆，几十万元一辆是必须的，大部分都是新配套的分类垃圾车，这是个肉眼可见的贵。还有，更贵的是，还有全市已建成生活垃圾焚烧厂12座，湿垃圾集中型处理设施10座，这些都花费不菲。以新建的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老港垃圾焚烧厂二期）为例，焚烧能力6000吨/日，工艺技术高大上，厂房装修有气派，以可回收物为主材的设计呈现效果，甚至堪比北京王府井的一些大型商场，当年就成了上海一个“网红”打卡地标；当然，投资是36亿人民币。
对上海市政府来说，还有的是巨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和活动成本。在每个单位，每个家庭都更新了四分类的垃圾桶，花费从几十到几万元不等。各种垃圾分类的标识、宣传活动、电视广告，公益广告节目的宣传，让“上海人都疯了”的动员活动、长效管理、小区和街镇补贴或补助，还有持续的可回收物“两网融合”体系的补贴，等等，一定是花费不菲的。
可见，以上小区、单位、物业、街道乡镇和区级政府、市级政府，作为”消费者“在垃圾分类中都产生了“有效”的市场需求，如果整体计算，几十、几百亿人民币或更多的钞票，是需要的。说到底，还是一个“钱”字，是愿意不愿意在垃圾分类是花足够多钱。这些“有效"的市场需求，构成了上海垃圾分类成功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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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机制如何在其中起作用？
上海某区可回收物的市场价格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价格，价格通过高低变化来调节市场的需求和产品的供给，最终达到一个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在上海垃圾分类这个市场当中，是什么价格起着重要作用呢？以作者观察，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违法的“价格”，即违法成本。对于一个公共事务，只有违法成本远远大于守法成本，才会激励全社会守法。垃圾分类中，最重要的“违法”价格，就是个人垃圾不分类罚200块。单位垃圾不分类罚5000块，最高可以罚5万块。这样一个法制化的“价格”，为垃圾分类的市场经济运行提供了公开、透明、合理的法治化保障。显然，这也是极为重要的。
其次是可回收物的价格。显然，垃圾分类后，可回收物数量大幅度增长，现在每天上海全市有6000吨左右，是原来产量的165%。可想而知，这个价格非常受人关注。作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在垃圾分类之前，不同的可回收物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比如，曾经一个塑料饮料瓶可以卖到五分钱到一毛钱，一斤的书本可以卖到五毛钱，一斤的废铁可以卖到六毛钱，等等。但垃圾分类之后，作者发现，不管是塑料、纸张、金属，还是衣物，各种废品最终都趋向于统一到了五毛钱一斤的这样一个水平。这个价格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体现了垃圾回收人力成本的相对升值，促进了可回收物的高效率回收。
例如，可回收物价格对于小区物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激励。仅从经济收入上看，垃圾分类是小区物业一个大好事。虽然没有增加新的物业收费，但是减少了大量的垃圾桶，集中了垃圾投放时间，提高了收集效率，加大了居民配合程度，总体是是有利于物业的。特别是小区可回收物大幅度增加后，变成了物业的一笔新收入。现在上海的市场价格大概是一斤0.5元，一吨是1000元。非常粗略的估计，一个小区如有2000户，每户3人，每人每天丢0.2公斤的可回收物，每天就是1200元，一个月30天就是3.6万元，这对小区物业来说是一笔非常不错的外快。
第三个价格是市、区两级政府对干、湿垃圾的转运补贴。由于垃圾填埋厂、焚烧厂都建在郊区，中心城区必须付钱给相关企业，才能把自己的垃圾外运出去，因此必须提供公共财政补贴。作者了解不多，大概是每吨几十到几百元不等。这样一个价格既有行政定价的成分，也有市场供需的影响，还受垃圾最终填埋焚烧处理能力的影响。因此，这个补贴价格也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还有其它价格需要关注的话，就是垃圾桶的价格、专业车辆的价格、人工劳务的价格，危险废物处理价格，垃圾转运价格、餐饮垃圾收运价格等，这些价格大多已经市场化了，共同支撑起垃圾分类市场经济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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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新型纯电动垃圾车
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一个企业最重要的领路人是企业家。市场经济就是要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以作者观察，在上海垃圾分类当中，企业家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比如说，最直观的现象就是各种各样垃圾桶制造，由于四分类明显需要更多样的垃圾桶，这给很多小企业带来的机会，开发出了种类多样、功能齐全、花样繁多垃圾桶，材质有金属的，塑料的，还有艺术的、高档的、智能的等等；这么多的垃圾桶成为企业创新精神的一个体现，也是垃圾桶这个市场充分繁荣的重要象征。当然，这些创新来自全国的企业，不只是上海。
其中，最能体现企业创新的是智能垃圾桶。这种迅速应运而生的垃圾桶，外面与普通垃圾桶无异，但里面是一套智能化的分类系统，据说的有光电的、雷达的、计算机的；还有媒体报道说，这些复杂的人工智能、智能化系统与垃圾分类密切结合，非常的高大上，接地气。虽然后期很多智能化垃圾桶使用效果不佳，但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探索。
还有，在垃圾分类大市场竞争下，很多传统的垃圾运输设备制造企业，主要是环境卫生，机械设备行业，花大力气投入到垃圾分类设备创新中，有的制造了新型标准化垃圾分类运输车，有的制造了一体化的湿垃圾分类转运车，有的制造了用于垃圾运输的专用集装箱，还有5G+AI的全电动垃圾车，各显神通，市场上的相关产品迅速丰富起来。
当然，企业家创新有成功，也有失败，甚至还有骗局。除了上面成功的案例，还也有不少失败的案例，比如很多智慧化的分类垃圾桶由于过于智能，没有预测好市场需要，自己先倒闭了。还有些过于“海吹”的垃圾分类技术创新，如生活垃圾当中的湿垃圾可以生物转化变汽油柴油等，最后证明都是大大的骗局。
可见，在市场化机制下，垃圾分类一旦变成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机会的时候，大量的企业、大量的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就被激发出来，投入到垃圾分类的事业当中。这些企业和企业家的创新，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是垃圾分类能够成功实施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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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法制保障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这个不用多说。上海垃圾分类之所以能够启动，最重要的事情是上海在2019年7月1日颁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作为全市的法律，明确要求上海市实行垃圾分类。依法治市，依法进行垃圾分类，这为市场经济的推行提供了最基础的法律保障。这一点，对全国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除了立法，更要执法。个人不分类，罚款200块，记入个人诚信记录，单位不分类，罚款5000元，已经通过立法，深入人心了。据报道，在2020年，尽管疫情严重，但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上海各执法部门严格落实执法监督，城管执法部门全年开展执法检查16.9万次，责令当事人整改33396起；市场监管部门共检查餐饮服务提供者13.3万余户次，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484户次，处罚14户次；文旅执法机构共检查场所8409家，责令改正16家。这一个个数字的背后，就是上海这个法治城市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行动。
垃圾分类，是文明的进步，也是法治的进步。只有越来越多人的拥抱文明，相信法治，这个社会才更好，更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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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湿垃圾破袋器（图片来自网络）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总是想把产品做得更好，这就需要在技术上加以改进，以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提供更好的服务。在上海的垃圾分类当中，人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样的事情，体现出了非常多的技术进步。
比如在小区，湿垃圾分类的时候，由于不容易开袋，就发明了“锯齿”一样的湿垃圾破袋器，还在垃圾桶旁边加装一个水龙头，方便大家丢完垃圾洗洗手，这样的设备在很多小区得到推广。
由于价格机制起了作用，许多垃圾按量计价，就发明了垃圾压缩装置。许多小区垃圾以桶计价，于是保洁人员会采用各种方法让干垃圾桶的垃圾变的更密实，一个桶尽可能多装垃圾，其中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一个工人穿上大雨靴，站在干垃圾桶上用脚使劲踩，达到压缩的目的。而垃圾转运企业，则发明了垃圾压缩运输车，对于干垃圾，在车上直接压缩，一辆车就可以装上原来两辆车的垃圾量，提高了效率，降低了费用。
上海特别值得称道的一个技术进步是“垃圾集装箱”。通过前期压缩，一个垃圾集装箱可以装载15-20吨的垃圾，这种集约化、标准化、信息化的集装箱垃圾运输，大幅度改进了垃圾转运环节的技术水平和工作环境。由于在这种集装箱上的信息化技术，还可以找回你不小心当垃圾丢掉的一只暗藏5万块的枕头，或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戒指，或是被小偷扔进垃圾桶的医用放射源，或是别的什么要找回的东西，都可以在这套信息化追溯系统的帮助下，从垃圾填埋场中找回来。当然，前提是没有进焚烧厂。
技术进步还体现在垃圾分类带来的新市场机会中，这个有点专业，不太容易理解。比如传统的垃圾渗滤液处理，花费巨大，效果不好。垃圾分类之后，焚烧厂焚烧的垃圾热值过高，需要进行调温处理，这时，向其中喷洒垃圾渗滤液，就是一种非常高效环保的手段。每天向焚烧炉喷洒几十几百吨的垃圾渗滤液，可以节约大量的处理成本，这一“技术”创新和市场交易的成效非常显著。
可见，有了垃圾分类这个大市场，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其中的每个市场主体都会变被动为主动，琢磨如何开发新技术、新设备，如何节能降耗，如何更节省一点，如何更多赚钱，以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大家行动的总体市场效果，就是促进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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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民主的和基层治理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上海市长宁区程家桥街道的垃圾分类志愿者培训
如果说上海垃圾分类成功，谁的功劳最大，可能是说不清楚的。领导指示、人大立法、政府决策、基层落实、党建引领、志愿者带头、居民动手、物业给力、回收处理、企业实干，科学创新、工程技术，宣传教育，等等，都非常重要。但要说一个最有上海特色的，对垃圾分类的落实起决定性作用的，个人认为是上海的街道和居民的干部和志愿者们。他们及背后的上海全过程民主和基层治理，是这次垃圾分类能够成功的关键保障。
很早就研究上海垃圾分类的著名环境学家、复旦大学环境系的戴星翼教授曾指出，上海的基层治理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直以来是上海的强项。要知道，上海最早的居委会干部被大家称之为“小辫子干部”，出现于1950年，是带着居民躲国民党飞机、通阴沟、清除垃圾、平整场地道路、扶贫帮困、扫盲识字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小辫子们成为了城市基层社会的栋梁。记得是1998年，他访问了一位当年的“小辫子”。这位行将退休的居委会大妈很自豪：“在我管的这几百户人家，每个家庭我都去过，每个人我都认识，每家人也都上过我家的门。小两口吵架，哪怕是半夜，首先想到的就是敲我家的门。”可以想象，这样的干部在居民中间会有怎样的号召力。
正如戴老师分析的那样，这样的街道居委人员像是“干部”，又像是群众。正因为这种特质，使他们能够真正地融合于居民之中，又由于他们的热心，从而能够带着拖着拉着前后左右的居民一起向前走。没有他们，“群众”只能一盘散沙。虽然许多人在自己的单位里都是领导、骨干、甚至有着了不起的身份，但回到家，他们还真的需要“居委会大妈”这样的粘合剂，才能成为我们社会的坚实基础。
这样的全过程民主和基层治理能力，虽然由于行政化、职业化等原因有所影响，但在垃圾分类工作中，街道和居民干部发挥了最重要的组织、落实、执行、上传下达的作用，冲锋战斗在第一线，和广大居民一起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无论是小区撤桶、定时定点、湿垃圾破袋、积分补贴卡、督导员、志愿者组织、宣传教育、检查评估的分类行动落实，还是一区一方案、24小时回收、误时投放、公益回收、建筑垃圾、代扔垃圾、智能分类等各种措施的实施，都是街道居委干部和志愿者们海量工作付出的成果。
生活垃圾分类是一张考卷，既考居民，也考政府。考居民的，是人的公德心和社会责任感。考政府的，是基层社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而交出的答卷是否优秀，还有赖于社区是否存在一支足够热心的骨干队伍。后来有人总结，上海有这样一支街道居委队伍，垃圾分类这么难的工作都能完成的了，那么，今后就没有什么困难的工作完成不了的。这可能是对上海全过程民主和基层治理队伍的最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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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对比
上海市北京东路的交通岗亭（图片来自网络）
记得作者上中学的时候，经常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什么不一样，当时讲的都很有趣。以作者小时候在计划经济中生活了十多年的经验为例，如果拿现在的垃圾分类工作，举例说计划经济该怎么办的话，大概是这样的。
第一是定量发放“垃圾票”，每个家庭每天发一张垃圾票，类似于粮票、布票、烟票、洗澡票等，每张垃圾票可以丢一袋垃圾，没有票就不能丢垃圾。第二是设立一个部门在全市设立几百个垃圾分类检查站，每个站配备几个工作人员，凡是丢垃圾的人每人都收一张票；由于票的总量有限，每天又只有一张，于是大家必须好好保存，好好利用，说不定还要靠亲戚朋友关系多给自己搞几张。第三成立一个国营企业，全程负责垃圾收集、运输、填埋、焚烧，然后由于福利好，想走后门找工作进这家企业的人会非常多。第四是这家企业会占用大量的车辆、场地、资金、人员，涌现出很多先进事迹，虽然不一定能把垃圾分类治理好，但会一直努力。开个玩笑，请勿当真。
其实，这种计划经济的做法，在许多技术成熟的、有先例可循的行业，都可以取得成功。但在垃圾分类这件事情上，能成功么？个人认为在垃圾填埋、焚烧这两个环节是可行的，是可以成功的。但在前端的分类、收集、回收环节，这种做法是很难成功的。
原因是垃圾分类最重要的工作是“前端”，是在每个家庭，每个厨房的分类。这个环节无法强制、无法监督、无法管教，只能靠自觉。在家庭垃圾桶、小区垃圾箱、社区转运站这几个前端环节，其实也是垃圾分类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最活跃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市民，有几千家各式各式的物业公司，有数量众多的垃圾个体户，也有几百几千家各类垃圾相关企业，这些垃圾分类市场每个主体，通过每天数了千百万次计的废品交易、运输交易、补贴交易，友情交易，形成了以各种废品价格、物业员工工资、垃圾收运价格等垃圾分类相关的价格信号，引导垃圾分类市场发挥作用。显然，这个市场，是一家巨大的国营企业所不能替代的，一家企业无法获得这么多的交易主体的信息，形成这些丰富多变的价格信号，也就无法以价格为引导开展充分有效的市场竞争，因此也就不会是高效、经济、有效率和效益的。当然，没有了市场竞争，更谈不上有什么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人性化产品的应用，也很难有什么企业家精神和市场创新了。
因此，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叫哈耶克的经济学家所说的，计划经济的最大缺陷，就是解决不了大量的、分散的市场主体的信息收集和分析汇总问题。显然，垃圾分类在每个家庭的厨房，在每个小区的垃圾箱，在每个街道的垃圾中转站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是计划经济无法跨越的障碍。
不仅如此，如果没有了市场经济，这些垃圾分类的前端，必须需要政府的大力的扶持和每年大量的补贴，还会占据大量的土地、设备、车辆等固定资产和监督管理检查等行政资源。显然，这样是不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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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北京与上海的比较
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刘润的著名经济学家，写了一篇文章，比较了北京和上海的垃圾分类。内容不说了，结论如上图，说北京垃圾分类会比上海做的好很多。现在马上到2022年，结果怎么样呢？很显然，事实说明北京垃圾分类还没有做好，上海的垃圾分类已经成功两年了。
原因是什么呢？可能会非常复杂，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上海是一个市场经济主导或占主要地位的城市。很多人说上海人精明、小家子气、做事情细致，爱斤斤计较、爱占小便宜、爱算计、有契约精神，遵守合同，爱讨价还价等等，其实不少都是市场经济理念在市民思想和行为中的体现。还有遍布上海的便利店、绿地绿道、小公园，有温度的小菜场、小店和小摊点；方便的地铁、公交和出租车；各种小商贩、活跃的小市场，各种外资企业、世界500强，频繁的国际交流、海量的进出境航班，普遍的守法意识，都表明上海是一个市场经济主导的城市，而这种市场经济的意识和规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垃圾分类的成功。
而北京作为首都，市场经济相比而言还不是足够发达，很多领域实际上还存在不少的管制经济、部门经济，甚至是权力经济。这可能就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方针政策、思想理念、人才汇萃、财力雄厚、文明素质、传统文化、城市风貌等多个方面都占据明显优势的首善之区，垃圾分类却做得不尽人意。因此，在许多类似的对市场经济的理念、规则仍有欠缺的城市里，做好垃圾分类需要采纳更多的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而不只是规划计划或政策文件的推行。不知道这个叫刘润著名经济学家同不同意这样的分析，还望指教。
我们期待着北京向着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迈进，更好的做好垃圾分类，为首都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生产生态服务功能。
还犹豫什么，动手垃圾分类吧。
除了保护环境，心情还会更好哟！
特别致谢：感谢上海、北京和全国专业人士对本文的启发和指正，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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