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专辑 罗雅琳 : 新颖的刘慈欣文学：科幻与第三世界经验
（原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5期）
内容提要
相对于纯文学，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显示出高度的新颖性，这得益于他对第三世界经验和50-70年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创造性容纳，并因此挑战了启蒙主义观念的普遍性霸权。刘慈欣小说的厚重情怀来自第三世界知识人反抗殖民、守护乡土的“游击队员”品性，抗争豪情源于中国在第三世界独立运动中的先锋队位置。刘慈欣持续地书写着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以弱胜强的故事，既是对中国近现代境遇的回应，也是从革命经验借镜，为后革命时代的读者们想象另一个世界的可能。
关键词 刘慈欣；科幻；第三世界；游击队员；先锋队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近年来在学院内引发了极高热度。复旦大学严锋教授关于中国科幻已被刘慈欣“单枪匹马提高到世界高度”[1] 的断言、王德威教授2011年的北京大学演讲将刘慈欣与鲁迅并列、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吴岩教授开始招收科幻文学专业博士、以及2015年7月刘慈欣《三体》英文版获科幻文学世界两大最高奖项之一的“雨果奖”之后大量刘慈欣研究论文的发表，都是这一热潮的证明。然而，文学研究者往往感到，读时并不晦涩的刘慈欣小说阐释起来却有些困难。究其原因，首先是科幻文学所使用的语言和描述对象与80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纯文学”——有所差别，难以套进平时惯用的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的分析框架之中；其次，则是科幻始终被视作一种“圈子化”的类型文学，因而被想象为与“纯文学”不可通约。此外，当刘慈欣小说被放置于科幻小说谱系内部，它们也同样显出独特色彩。吴岩等研究者认为刘慈欣科幻具有“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对科学技术的力量持有乐观肯定态度和英雄主义的情怀，因而区别于“中国已经进行了长达20年之久的科幻小说‘先锋’、‘新潮’、‘解构’式的革命”[2] 。然而，这种风格被视为对凡尔纳传统的继承，而非一种具有独创性的中国经验。
如何理解刘慈欣科幻的新颖之处？刘慈欣80年代末开始写作，但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日大热，它反映出科学已经如此深入日常经验之中，塑造着人们感知现实和想象未来的方式，更构成了这个小说衰败的时代最强劲的叙事动力。但刘慈欣绝非单纯地鼓吹科学理性，他的小说在全新的科学元素之下继承了大量中国50-70年代文化精神和第三世界经验。他在科学与社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展开寓言式的写作，从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
一 “新颖的刘慈欣”：第三世界的“普遍性”批判
刘慈欣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并不全是掌握高级技术的知识精英，相反有着大量的普通人。这些人成为英雄的关键之处，不是因为技术如何高超，而是因为他们的眼光越过了目前的生存处境，能够展望到遥远的未来，为人类和共同体做出长远的谋划。比如《乡村教师》中在偏远小山村也要为孩子讲解牛顿三大定律并最终拯救地球的民办教师，比如《中国太阳》中献身外太空探索的农民水娃，比如《光荣与梦想》中为祖国免遭美国殖民而誓死抗争的西亚共和国运动员，比如《混沌蝴蝶》中利用“蝴蝶效应”造雾、为祖国对抗北约轰炸死而后已的南斯拉夫科学家亚历山大，比如《地火》中为了彻底解决煤炭能源危机、矿工安全与矿区百姓生计问题而冒险研发汽化煤的工程师刘欣……这些人的努力也许一时失败，却激发了千千万万人的勇气和希望，为共同体的幸福和发展前仆后继。
刘慈欣笔下的英雄形象唤起了我们对于50-70年代文学的记忆，也即：有限的个人之所以成为英雄，不仅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且是因为他最后融入人民和历史这样的无限范畴之中。前面提到的这些人物，如果无视其中的科学技术元素，简直就是我们熟悉的王二小或者董存瑞的故事。刘慈欣特别强调，科幻小说对“人物形象”的概念进行了扩展，“以整个种族形象取代个人形象”，或者“一个环境或一个世界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出现”[3] 。刘慈欣常被批评为人物形象过于扁平，他却依然坚持科幻应该将此发展为“自觉的表现手法”[4] 。这到底是通俗小说的弊病，还是刘慈欣寄托遥深的新颖之处？
如果我们回溯50-70年代的文学及其批评史，就会发现赵树理也曾遭遇这样的批评。日本学者洲之内彻曾经批评赵树理文学“人物常常是贴上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缺乏现代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心理分析，因而是不够“现代”的文学。贺桂梅曾引用竹内好的《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一文，指出赵树理小说的意义“恰恰在于超越了‘个人和社会的对立’的‘苦恼’，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一种‘悠然自得、自我解放的境界’”。作为“现代文学”支点的“典型人物”，采取的是将个人从整体中选择出来的办法，从而使个人/社会（整体）的二元对立成为现代性的必然。赵树理则呈现出一种“东方的现代”对于“西欧现代性”内部困境的超克，塑造出一种“个体就是整体”的新型状态。因此，他也挣脱了那种单一维度的、限定在“人生观或美的意识”等固定坐标上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自视为放之四海皆准，其实是一种霸权。[5]
刘慈欣与赵树理具有写作位置上的共同性，他们面对着同样的“现代文学”的困境。90年代以来，建基于“人学”之上的“纯文学”实践已经逐渐丧失其最初的政治意图，而成为自律的审美场域内的语言游戏。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抽象的“人”从其原本身处的、完整的政治经济领域中抽离出来，成为文学场域中“固定的坐标”。刘慈欣曾多次在访谈中表示对主流文学以“人”作为基本尺度的不满，“文学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场人类的超级自恋”，而他写作的科幻文学则试图突破这一尺度，“超越自恋”，致力于“体验更多的东西，而不想只把精神局限于宇宙中的一粒灰尘上”[6] 。他的这些表述，往往被理解为刘慈欣的“冷酷”[7] 。“冷酷”之类的评论便是陷入对以“个人”为基准的、单一样态的“现代文学”迷思之中。就刘慈欣的创作实际来看，与其说他是否定“人性”本身的积极意义，不如说是不满“人性”、“文学即人学”这些概念背后的单一现代性标准和自居于“普遍”的压制性力量。而他强调以种族、环境、世界取代个人，则是在其写作中寄寓了颠覆“人学”的野心，转译成他自己的话就是，科幻可以超越人类中心的“自恋”，是“对主流文学理念的颠覆和拓展” [8]。
刘慈欣之于主流文学的“新颖”因此有了一种批判意味。他的写作具有明显的边缘视野，涵盖了一幅广阔的第三世界地图：比如《天使时代》和《魔鬼积木》中的非洲桑比亚国、《混沌蝴蝶》中的南斯拉夫、《光荣与梦想》中的西亚共和国、《全频带阻塞干扰》中的中国。在这些描写美国（和北约）与第三世界国家战争的作品中，他永远将令人激动的英雄形象设置在第三世界一方。《光荣与梦想》是一篇典型的讽刺作品，它讲的是，在比尔•盖茨的倡导和联合国的主持下，美国与被美国制裁十几年的西亚共和国以体育比赛的形式决定胜负。常年受制裁、国力远低于美国的西亚共和国当然无法战胜美国，但这场比赛因为使用了“非战争”的方式，因而被视为是“人道”的竞争、呈现出“人类大同的理想社会”的曙光，美国也相应被称作人类战争史上“最崇高的战胜者”。《光荣与梦想》所道破的正是那些自居“普遍”之物的遮蔽之处：所谓“普遍”只是霸权所有者以自身状况为中心制定的标准。此一标准通过霸权推行为“普遍”，被压制者如果陷于这种逻辑，除了向作为中心的霸主低头别无其他命运。《光荣与梦想》中，美国提出通过体育比赛比拼“综合国力”的计划，正是以“综合国力”这一看似中立、普遍的标准将自己的扩张行为合法化的狡计。通行于西方地理学、历史学、生物学之中的“中心-边缘”学说，背后也暗藏了同样的逻辑。
再举两篇小说为例。刘慈欣的小说《西洋》假想当年郑和下西洋没有至非洲而返，而是成为哥伦布式的新大陆探险，中国中心因此取代了欧洲中心，从而以一种语言游戏的方式完成了对西方地理学的反转。在《魔鬼积木》中，美国的基因工程“创世”希望通过组合人与动物的基因制造出高素质的军人。培育过程的早期产生出的那些人类基因成分在70%以下、因而与人的形象相距较远的怪物被无情屠杀。“创世”的负责人、黑人科学专家奥拉博士某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桑比亚国，被亲美政府领导下的贫富极端分化所震惊。在桑比亚的亲美政府被推翻之后，奥拉博士偷偷将一批强大的变种人转移到反美的新桑比亚政权之下，最终打败了美国。《魔鬼积木》挑战的是所谓“人”与“非人”、“高等人”与“低等人”的界定，这种界定通过生物学研究固定为一种“科学”标准，成为西方殖民扩张中种族屠杀的依据。
当代中国科幻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吴岩教授曾在2005年“励耘学术论坛——如何进入儿童世界”的会议上做过一次名为“中国科幻与第三世界”的发言。他谈及王晋康、刘慈欣等人对于中东问题和非洲问题的科幻书写，并构想：中国科幻作家如果意识到自己的第三世界身份，就不应该使“中国儿童和青年仅仅关注自己的生存，自己的世界”，应该致力于“希望下一代关心全球。并立志为成为一个全球村的公民做好准备” [9]。此处可以追问的是，中国科幻的“第三世界”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特殊位置与“科学”所携带的普遍性想象（即吴岩教授所说的“全球村的公民”的主体想象）之间应该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正如张旭东指出的，在当代文化关系中，任何文化和集体性的社会存在“都必须在一个超越了自身抽象的普遍性幻觉的基础上，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关系中将自己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再一次表述出来。不然的话，这种文化或生活世界最根本的自我期许和自我定义就只能作为一种特殊性和局部的东西，臣属于其他文化或生活世界的更为强大的自我期许、自我认识和自我表述。”[10] 。刘慈欣科幻的“新颖”之处，正在于其以第三世界立场反抗启蒙主义式的“人”之形象，从而挑战西方话语所携带的“普遍性”霸权，申明自身生活方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二 “落地”的科学：“游击队员”与第三世界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刘慈欣科幻中“科学”的特别所指。他所着意的“科学”，其核心从来不是某种高深复杂、难以获得的知识，正如《乡村教师》中的牛顿三大定律，《地火》中的汽化煤。甚至在他最“硬”的科幻小说《三体》系列中，地球人决胜三体人所凭借的，也不是前几位面壁人将宇宙舰队量子化或者在水星埋氢弹等大动干戈的方案，而是成本相对较低的“宇宙社会学”定理。只有《三体•死神永生》是例外，除此之外，他很少像亚瑟•克拉克、阿西莫夫等西方科幻大师那样将主要笔墨用于描写遥远的宇宙场景和与他的同代人几乎不相干的未来。此外，他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也多是非体制、从事实际工作的人物，极少学院内的“科学家”。
刘慈欣的大量小说都关注着力量悬殊的战争较量，这来自于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处境的高度浓缩。因此，他笔下独特的科学观念就别有意味。科学发展与国家体制的组织有着密切关系，第三世界国家却缺乏一个强大稳定的体制来保障科学研究，要想在与强敌的对抗中取得胜利，就要依靠非体制的力量。也正因此，游击战成为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中最常见的反抗形式。游击战的特点在于，虽然深入广大内地，却并非农民运动，而主要是出身于中产阶级或者农村小资产阶级的年轻知识人的作为[11] 。游击队虽然在现代战争理论中是“不正规”和“非法的”，却因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守护乡土生活方式而成为真正的“大法”，“游击队员”通过反对自命普世理念的资本主义而展现出另一种现代性的普世理念[12] 。
类似于“游击队员”的特点正体现在刘慈欣笔下的人物中。《三体•黑暗森林》中，章北海刚一出场就说:“在这场战争中，地球文明不需要正常的普适的军事理论，一次例外就够了。”[13] 而罗辑与其他几位面壁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作为整体的地球和人类的守护。罗辑也恰好是面壁人中最“不像面壁人”的人，近似一名非正规的“游击队员”。《混沌蝴蝶》中孤身奔赴各地利用蝴蝶效应造雾、保卫南斯拉夫免遭北约空袭的亚历山大，也和罗辑属于同一“游击队员”形象序列。《光荣与梦想》的结尾，更是让在奥运会上失败的西亚共和国人民以游击战反抗殖民占领：他们违反了奥运会前的约定，这是“非法的”；但他们是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而战斗，这是另一种更高的“法”。这一系列充满光彩的人物，都与第三世界独立运动中的“游击队员”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与反抗殖民、守护乡土的“游击队员”们形成对照的，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科学家”。对这类人最典型的讽刺出现在《格列佛游记》中对飞岛“勒皮他”的描写里。勒皮他上住满了狂热的发明家，他们热衷于各种精巧机械和高深理论，因此与不懂这些“知识”的老百姓隔离开来。实际上，他们缺乏真正做事和与老百姓打交道的能力，从个人生活到国家政治都一团糟。斯威夫特的讽刺针对的是那些因追求科学“真知”而背离民众生活（即所谓“常识”）的科学家们。[14] 在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中，也有着这样一批醉心于脱离实际的创制的“科学家”。
《三体》中，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科学家之女叶文洁进入了中共秘密建立的寻找地外高智慧文明的“红岸工程”，无意中发现了向地球之外远距离发送信息的方法，并接收到三体世界的消息。她坚信技术发达的三体世界一定具有比地球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准，在对人类的绝望中三体发出信息：“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随后，深奥精妙的三体游戏让一大批地球上的精英知识人被三体世界吸引，他们组成了地球三体组织（ETO），以“消灭人类暴政，地球属于三体”为口号，希望三体人能带来更美好的文明，改变地球的落后状况。然而，三体人并不如想象中善良，他们因自己环境恶劣而希望向地球殖民，从而引发了整个银河系的大灾难。
以叶文洁为代表的“地球三体组织”便是那种脱离民众的“科学家”代表。三体游戏提供了普通人难以理解的深奥内涵，是专门为知识精英设计的智力游戏。借用作为资深玩家的老哲学家的表述：三体游戏“那深邃的内涵，诡异恐怖又充满美感的意境，逻辑严密的世界设定，隐藏在简洁表象下海量的信息和精确的细节”[15] 令玩家非常着迷，并让他们觉得现实无比平庸与低俗。更可怕的倾向在于，他们也不愿安于个人的沉思生活，还要结成社团、行会，攫取权力。精英们认为大众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却并不回到大众之中帮助大众，反而是站在大众之外指手画脚、甚至想要毁灭这些他们眼中的平庸生活。这是知识人最危险的倾向。
此处切中了《理想国》最著名的问题之一：受过教育的人应不应该回到没受过教育的人当中。刘慈欣2001年创作的小说《朝闻道》几乎是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展示。小说中，科学家们为了得知宇宙中的终极真理走上“真理祭坛”，与高智能的外星来客完成“生命和真理的交换”。他们提出的问题包括：“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后证明”和“地球上恐龙灭绝的真正原因”等等。即使得到答案的十分钟之后就要化为火球，这些全世界最顶级的科学家们依然宁可抛弃生命、爱情、温暖的家庭和对人类社会的责任心，为了能领悟宇宙的终极真理和终极和谐之美在所不惜，可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在《朝闻道》中，围观科学家们以生命交换真理的普通人们“能清楚地感受到那些人的兴奋和喜悦，像是一群在黑暗的隧道中跋涉了一年的人突然看到了洞口的光亮”[16] ，这便是关于“启蒙”的经典比喻：被光照亮。《理想国》卷七讲述了“洞穴之喻”。在苏格拉底看来，洞穴中的囚徒必须先走出洞穴、直视太阳，然后再重返洞穴。囚徒走出幽暗的洞穴，是因为“灵魂不断地渴望向上”，因为对美好真理的追求使他们不断超越自我。而返回洞穴，则是为了城邦中共同的生活——一方面，只有这样，才能让幸福“分布在整个城邦之中”，而不是“让城邦中的某一阶层过上与众不同的幸福生活”[17] ；另一方面，洞穴中的生活自有其存在价值，知识人对民众的生活传统必须保持敬重，不能因为获得了洞穴之外的知识就回来指手画脚。只有同时拥有了洞穴内外的视野，才能达到对于真理的整全认知。
启蒙运动带来的，“不止是国家与教会的分离，而且是政治权力与所谓‘市民社会的机构’及其知识分子手中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相对分离”[18] 。这也是80年代以来 “新启蒙”运动的后果：启蒙知识人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不仅凭借其知识自视为立法者、对抗统一的政治权力，也与人民大众相分离。从刘慈欣对于ETO的刻画中，可以看出中国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影子。从将“邪恶黑暗”的文革作为叶文洁对人类极端失望的原因，到叶文洁向地球之外发送信息“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的“超稳定结构”式的表述，再到认定高科技的三体文明必然拥有更高文明形态的“现代化”意识形态[19] 和期盼三体文明通过殖民地球来改造人类文明的“河殇派”思维，再到作为ETO成员之一的女作家说“人类是什么？多丑恶的东西，我上半生一直在用文学这把解剖刀来揭露这种丑恶”的“启蒙”与“疗救”话语，这些细节都表明：即使刘慈欣不是有意反讽，也可以说ETO与“新启蒙”有着相同的成因。而刘慈欣的科幻写作，正开始于80年代末的反思之中。
刘慈欣笔下有一组强烈的意象——上升与下降，这正是《理想国》中描述的走出洞穴与重返洞穴的道路。在《中国太阳》中，飞向外太空的水娃心中始终牢记着中国、自己的村庄和村前的小路。在《乡村教师》中，民办教师临死前给孩子们讲授的知识传向宇宙中的星际战舰，宇宙智慧生物因此感叹万千，吟唱出的歌谣传遍了整个银河系，而与此同时，乡村教师的学生们“沿着小路向村里走去，那一群小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山谷中淡蓝色的晨雾中” [20]，他们将给这块古老贫瘠的土地带去希望。在《光荣与梦想》中，西亚共和国的马拉松运动员辛妮最终与圣火合而为一，这最终激发起西亚人民的反抗：虽然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进首都，西亚军队解散，重武器被收缴，但“轻武器都散落到民间，现在，如果有一阵狂风吹开西亚所有的屋顶，您会看到每扇窗前都有一个射手”[21] 。在《地火》中，工程师刘欣的最后一个动作也是走下喷着地火的矿井。在“上升”所产生的前进感和“下降”这一动作所携带的对共同体的深厚感情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张力，这便是刘慈欣小说中最动人心魄之处。
在为《三体》英文版所写的前言《东方红与煤油灯》中，刘慈欣采取一种“上下穿插”的形式来讲述自己科幻道路的起点。作者思绪在天空与大地之间的徘徊，构成了这篇文章的基本框架：第一、二段是“上升”，回忆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给自己带来强烈的好奇与向往；第三段“下降”，写“与这些感受同样记忆深刻的，是我肚子中的饥饿”和“村中的破旧的茅草房中透出煤油灯昏暗的光”；第四段再“上升”，写人造卫星让幼年时的刘慈欣觉得满天群星也离自己很近；第五段又“下降”回现实，写父母在煤矿的工作和文革中武斗的枪声；第六段再度“上升”，写自己阅读《十万个为什么》天文卷，被那些超出人类感官范围的极大与极小尺度所震撼；第七段又“下降”，“就在我被光年所震撼的那一年”河南驻马店58座水坝坍塌的惨烈景象。刘慈欣总结说：“就这样，人造卫星、饥饿、群星、煤油灯、银河、文革武斗、光年、洪灾……这些相距甚远的东西混杂纠结在一起，成为我早年的人生，也塑造了我今天的科幻小说。”[22] 这种上与下、远方与近处相穿插的写法看似缺少章法，却其实别有深意：它呈现出一个统一、融合的世界观，曾一度被自命精英的启蒙知识人独立出来的科学领域又重新恢复了与生活世界的联系。
《三体》中，刘慈欣展现出一个爱因斯坦与砸石子的贫穷男孩相遇的情景，并借叶文洁外公之口说出：“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这正是对于第三世界文化状况的感叹。这样的“科学”也许不够“纯粹”，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科学不仅是启蒙主义式的“超脱飞扬”，还必须拥抱我们的具体生活世界和存在方式。
三 “先锋队”意识与科幻的中国经验
上文已经论及，刘慈欣集中处理的问题之一是：当力量对比悬殊之时，弱何以胜强？他的小说注意到了具有“游击队员”品性的第三世界知识人在反抗殖民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另一忧虑是，如何防止科学技术的高低成为判断文明水准的标准、进而使技术落后的文明丧失生存的合理性？这一逻辑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向第三世界殖民扩张的根本逻辑。倒过来讲，也正是《三体》中ETO成员轻易臣服于三体星人的逻辑。鲁迅当年在《破恶声论》中就批判过这种“崇强国”、“侮胜民”的“第二等兽性爱国”逻辑，如果以推崇霸权的方式去反抗霸权，依然摆脱不了“奴子性”。真正有效的反抗，应该是在自己的“本根”上“自立”[23] 。
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刘慈欣小说中强烈的中国形象。罗辑（《三体•黑暗森林》）、李白（《诗云》）、中国乡村教师（《乡村教师》）拯救了地球；中国农民水娃（《中国太阳》）飞向外太空；章北海（《三体•黑暗森林》）强调在战争中“思想政治工作先行”，并批判“技术崇拜和技术致胜论”而产生的“失败主义”与“逃亡主义”，简直就是《论持久战》的翻版。甚至在《光荣与梦想》中，西亚共和国运动员辛妮也是在成千上万名中国人的鼓舞中跑向终点。刘慈欣本人更是声言：“我坚信，最美的科幻小说应该是乐观的……反乌托邦三部曲已经诞生，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土地上创造出科学的乌托邦三部曲。这个使命可能只能由中国人完成，因为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是乐观的文化！”[24] “中国”在刘慈欣的科幻中不仅是背景和元素，更赋予了他笔下人物敢于挑战强敌的自信。
回到前文关于第三世界何以面对资本主义国家自立的问题，毛泽东1970年同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和赞比亚政府代表团谈话时给出了一个答案:
要破除迷信，不要迷信那个什么帝国主义。当然，我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要反对，也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而是说，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的迷信，对它们那套欺骗，要破除。 [25]
以氢弹、原子弹、飞机到处占领的办法，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办法”，而英国“现在比较乖乖的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老牌”的，新兴的力量在于“第三世界”。因此，“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其中颠倒旧有统治结构的志气与对于自身力量的自信，正与刘慈欣相合。而刘慈欣早在创作于1989年、从未出版的小说《中国2185》中就对毛泽东有过致敬。
与他的同龄人韩松在《地铁》等小说中书写的科技使人异化的反面乌托邦相比，刘慈欣的“科学”理念接近于更早的一代人。这体现为两点：一是坚信底层民众中也有着不输于学院科学家的智慧潜力，二是对于科学的乐观主义态度。
在叶永烈1977年发表的、轰动一时的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中，为从恐龙蛋中复活恐龙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不是科学院的专业科学家，而是青年玉石雕刻女工、有四十多年孵鸡经验的老贫农和翻身藏族农奴。这些人不是从科学知识的推演而是从其日常工作的经验中获得启迪。类似的情节出现在刘慈欣的《中国太阳》中，农民工水娃凭借擦高层建筑外墙的技艺，代替专业宇航员进入太空。根据莫里斯•迈斯纳的分析，破除体脑劳动的分界、将农民视为创造力的源泉和对体制化的不满，正是毛泽东主义的乌托邦特色所在[26] 。
叶永烈的创作经历，还关联着中国科幻在70、80年代之交从积极转向消极的重要转折点。《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发表后，遭遇《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栏目“违反科学”的持续诘难。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以叶永烈《黑影》为代表的科幻作品更被以“伪科学”和“散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和不信任”的名义遭到批判，中国科幻小说跌入谷底，被称为从舞台上悄然退场的“灰姑娘”。[27] 叶永烈遭到批判的原因，与70、80年代之交中国的意识形态转型使“科学”的内涵发生变化有关。80年代的变迁之一，是毛泽东主义所携带的乌托邦梦想被推至无比遥远未来。与之相应，“客观规律”在50-70年代本意味着一种历史必然性的保证，允诺人们可以通过积极的行动抵达乌托邦；而到了80年代，它们则成了“一种警告，提醒人们客观规律总是严格地限制着人们的行动和社会变动的可能性”。[28] “科学”的内涵也因此从一种通往未来的积极可能性，变为一种束缚着人类行动的“客观规律”。所以，叶永烈的科幻作品因为幻想过多而被视为“伪科学”，而从60年代就开始创作的叶永烈却认为幻想成分还不够，“要以未来的眼光看待科幻”[29] 。
刘慈欣与叶永烈都继承了来自50-70年代的对人民潜能的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但其内涵并不完全相同。叶永烈《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中，翻身工农的智慧高过专业科学家，这是对于启蒙主义理念中精英/大众关系的激进翻转，但也显得有些虚假。后革命时代的刘慈欣从未普遍地认定哪一群人的智慧一定高于另一群人，而是借用革命年代的经验，书写如何打破已有强弱关系的问题。这最集中地体现在《三体》系列里：一方面，即使暂时处于弱势，也必须有抗争的勇气，因此他首先就讽刺了臣服于三体强力的ETO成员和那些被吓垮的“逃亡主义者”。但这种勇气是建立在打破“强者迷信”和对自身潜力的自信之上，而非盲目乐观。比尔•希恩斯向人类植入“胜利主义”的思想钢印最后却变成了“失败主义”钢印，就是对此的一个教训。另一方面，以弱胜强的战争需要有一群人作为先导。《三体》中有一组鲜明的形象：为人类谋划深远的“未来史学派”和章北海、老科学家丁仪、在孤独中履行执剑人任务的罗辑，先“只送大脑”后又冒着危险为地球人巧妙传递关键情报的云天明……人类被宣告末日之后的反应有很多种，但真正被三卷本长篇《三体》系列推向前景的，是这一小群人为了守护地球进行的反复、坚定的抗争：对“反面乌托邦”的反抗，或许反而是最具有乌托邦精神的英雄行为。
我们阅读刘慈欣时那种熟悉而陌生的感受，正来自于这一小群人其实是在全新环境中出现的、我们在中国历史中反复阅读过的高贵人物——“先锋队”：
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 [30]
在艰难的任务面前，中国共产党当仁不让：“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31] 在《三体》之前，《混沌蝴蝶》和《光荣与梦想》中为了祖国独立死而后已的亚历山大和辛妮也是这样的先锋队。而《三体》将先锋队的作用从民族解放战争放大到地球文明存亡绝续的尺度，则试图表明：先锋队的精神不只限于一时一地，而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正是刘慈欣科幻中内蕴的这段中国独立与解放的历史，成就了其真正反叛精神，也是它们能够打动众多读者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们意识到，上面这段关于“先锋队”的论述出自毛泽东1937年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论鲁迅》，刘慈欣的科幻写作就变得更加意味深长。《论鲁迅》的一开头就说：“我们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然后以鲁迅作为一个典范、一个“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的“民族解放的急先锋” 进行阐述。文化教育的意义，正在于树立可以仿效的典范。通过学习，那些有潜能的人们成为新的先锋队，承担起维护共同体和传承文明的责任。我们可以将刘慈欣的科幻写作也视为这样一种文化教育的方式：不是直接灌输知识，而是一种对于趣味、视野和心性的培育与训练。刘慈欣所说科幻能使人“超越自恋”、克服麻木感、通过惊奇产生对理想社会的不断向往，都指向这样的功能。《中国太阳》中，没有霍金在太空中与农民工水娃的交谈，水娃也就不会有后来探索太阳系外宇宙的愿望。《乡村教师》里即使在贫病交加中也要向乡村孩子讲授牛顿三大定律的教师，体现的也是这样的精神。
结语
在“刘慈欣热”中，《三体》系列的“黑暗森林法则”是最著名的情节。这一关于冲突永恒的理论之所以深入人心，其实是重复了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早已有过的、人类在天性上就互相冲突的“自然社会”判断。刘慈欣大部分作品都在描绘这种争斗与混乱的场景，因此在根本意义上具有了对人类文明的寓言性。他没有止步于描绘，或者寄希望于强力的解决，而是从第三世界反抗殖民的艰难历史中借镜，试图开出解决混乱的药方。刘慈欣科幻的厚重情怀来自第三世界知识人反抗殖民、守护乡土的“游击队员”品性，抗争的豪情则可追溯到中国在第三世界独立运动中的先锋队位置。科幻文学对主流文学的挑战，在于打破了“人学”的范畴，从而有可能洞见启蒙主义观念所携带的普遍性霸权。刘慈欣的科幻，则进一步通过对第三世界经验的创造性容纳，帮助后革命时代的我们想象另一个世界如何可能，为人类文明寻找未来道路。这是对另一种普遍性的表达，也是“新颖的刘慈欣文学”的真正灵魂所在。
作者简介：罗雅琳，1992年11月生于湖南湘潭，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2016级博士生。主要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化批评。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文学刊》、《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物发表文章。
注释：
[1] 刘慈欣：《流浪地球》，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 吴岩、方晓庆：《刘慈欣与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3] 刘慈欣：《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刘慈欣谈科幻》，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16页。
[4] 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刘慈欣谈科幻》，第54页。
[5] 贺桂梅：《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历史与现实之间》，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245页。
[6] 刘慈欣：《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刘慈欣谈科幻》，第111-112页。
[7] 刘慈欣被另一位科幻作家何夕评为：“一个冷漠的宇宙观察者，冷酷的道德评判者，再加上一个冷静的思想者”。见黄永明：《每一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手——专访科幻作家刘慈欣》，《南方周末》2011年4月26日。
[8] 刘慈欣：《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刘慈欣谈科幻》，第113页。
[9] 吴岩：《中国科幻与第三世界》，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4a22af010002ei.html
[10]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1] [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 1914-1991》，郑明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657-658页。
[12] 参见刘小枫：《游击队员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儒教与民族国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95-224页。
[13] 刘慈欣：《三体•黑暗森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53页。
[14] 参见冯庆：《培根与斯威夫特笔下的科学政制》，《古典研究》2015年秋季卷。
[15] 刘慈欣：《三体》，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69页。
[16] 刘慈欣：《朝闻道》，《2002中国年度最佳科幻小说》，桂林：王逢振等选编，漓江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04页。
[17]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56页。
[18] 陈越：《领导权与“高级文化”——再读葛兰西》，《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5期。
[19] 当被问到为何叶文洁相信三体文明能够改造和完善人类社会时，叶文洁回答：“如果他们能够跨越星际来到我们的世界，说明他们的科学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一个科学如此昌明的社会，必然拥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准”，而另一位ETO成员则认为西班牙人对美洲的殖民是有利于当地文明进步的。
[20] 刘慈欣：《乡村教师》，《2001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韩松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24页。
[21] 刘慈欣：《光荣与梦想》，《带上她的眼睛：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集》，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62页。
[22] 刘慈欣：《<三体>英文版后记：东方红与煤油灯》，http://www.guancha.cn/LiuCiXin/2014_12_24_304284.shtml。
[23] 参见汪晖：《声之善恶：鲁迅<破恶声论><呐喊•自序>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版，第81-87页。
[24] 刘慈欣：《天国之路——科幻和理想社会》，《刘慈欣谈科幻》，第73页。
[25] 毛泽东：《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87-588页。
[26] 参见[美]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7] 参见叶永烈：《是是非非“灰姑娘”》第七、八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480-746页。
[28] [美]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第193页。 [29] 叶永烈：《是是非非“灰姑娘”》，第325页。
[30] 《论鲁迅》，《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2页。
[31] 《论鲁迅》，《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