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最早领土国家形成的路径

古埃及最早领土国家形成的路径
金寿福

      古埃及最早领土国家诞生之前的政治体是部落联盟还是酋邦，学界至今仍有争议。按照最新的研究，酋邦主要强调酋长的权力超出了单个聚落（村庄）的范围，并非指一种本质上有别于聚落的社会形式。考虑到古埃及的聚落于公元前四千纪初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并具有国家的一些特征，多数学者认为，“酋邦”这个概念不适用于古埃及最早国家诞生之前的史前时期。在涉及古埃及最早领土国家如何产生的问题时，学者们不再纠结于如何定性古埃及国家和如何对其进行归类，而是聚焦统一的领土国家形成的特殊动因和具体过程。多数学者强调，古埃及最早的领土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比较长的过程，最终在那尔迈（Narmer）、奥哈（Aha）等国王在位时期完成，因此，学者们把第一王朝的创建者奥哈之前的时间段称为0王朝。促成这个对后期产生重大影响的最早国家的动因在于经济、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和生态等许多层面，而且这些因素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相互影响。

一、希拉孔波利斯：天时地利和精英阶层

      对以往有关古埃及最早领土国家在希拉孔波利斯（Hierakonpolis）“萌芽”,然后在阿比多斯（Abydos）“破土”的渐进式解释模式，许多学者曾经提出批评。不过，最新的考古发掘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模式相吻合。英国著名埃及学家B. J. 肯普（B. J. Kemp）提出的“垄断模式”，从本质上说，与渐进式模式并无大的差别。按照肯普的理解，位于上埃及的希拉孔波利斯、涅迦达（Nagada）和阿比多斯的精英阶层开启了强化手中权力和扩大势力范围的竞争，其中的胜出者以阿比多斯为跳板控制下埃及，然后把孟菲斯作为统治全国的首都。

      大约在公元前3600年,位于埃及南部的希拉孔波利斯已经不是单纯的地方权力中心。它已经完成了阶层分化和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希拉孔波利斯的权贵们能够调集劳动力，借助剩余产品强化自身的权力，依靠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来自异域的珍品彰显身份。考古人员在希拉孔波利斯发现了专门的生产区，其中有一次能够酿造390升啤酒的酿酒厂和制造优质陶器的陶窑，说明此地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不仅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而且它们在地理位置上的临近便于行业之间进行协调和合作。从酿酒厂和陶窑的产能判断，它们的产品绝不是仅供当地的精英和居民消费与使用。希拉孔波利斯生产的陶器无论在外形、形状和图案，还是在材料等方面都不断改进，这些变化产生的影响绝非局限在产品的耐性、美观等方面。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石灰质黏土成为陶器核心原料之后产生的局面。用石灰质黏土制作陶器，烧制时需要的温度比之前高许多，出窑的陶器因此更加结实和密实，更加适于存放和运输包括啤酒、葡萄酒在内的液体。问题在于，希拉孔波利斯的工匠们需要的石灰质黏土并非源于由尼罗河冲击而成的河谷土层，而是需要借助更加复杂的程序从沙漠地带开采。尤其重要的是，希拉孔波利斯附近地区不出产石灰质黏土，最近的出产地是位于希拉孔波利斯以北50千米处的伊斯纳（Esna），它更加靠近涅迦达和阿比多斯。

      希拉孔波利斯向北进行扩张,石灰质黏土至少是几个原因当中的一个。随着材质的不同，新型陶器的装饰也发生了变化，之前的陶器图案主要为放牧或狩猎场景和几何图形，新的陶器上开始出现祭祀、舞蹈等与来世相关的主题，这一点恰好与石灰质黏土陶器主要用来盛装宗教仪式需要的酒类功能相吻合。希拉孔波利斯的权贵们掌握了生产这种具有重要宗教意义的陶器的技术，向希拉孔波利斯以南和以北地区推销这种紧俏品，无疑在此过程中提升了竞争力；同时，这种产品在上埃及和下埃及许多地方广泛使用，以非常便捷的形式传播了原来属于希拉孔波利斯权贵的政治和宗教理念。大约到了公元前3400年，来自希拉孔波利斯的陶器和其他物品向南到达尼罗河第二瀑布附近的努比亚地区，向北经由法尤姆（Fayum）和孟菲斯遍及尼罗河三角洲。希拉孔波利斯扩张的影响和结果很难估量，人口流动、文化交流和族群同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学者们认为，在古埃及最早的领土国家形成之前，相似的来世观念以及处理死者尸体的习俗先后出现在上埃及和下埃及，应当归功于由希拉孔波利斯主导的贸易往来和信息交流。

      除了在陶器的生产工艺上占据先机和贸易上采取主动，希拉孔波利斯的精英阶层对外进行扩张的欲望体现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在希拉孔波利斯第100号墓中，可以看到表现武力冲突和军事征服的生动画面。一列被绑缚的俘虏跪在一个君主模样的人面前，后者的形体比对手们高大许多，他用左手抓住第一个俘虏的头发，右手高举权标头，做出要敲碎敌人头盖骨的姿态；在画面的另一侧，该君主两手分别抓住一只猛兽，直观地表达了这位君主降服敌人、建立秩序的意愿和能力。上述两个主题不久之后均出现在那尔迈调色板上，被升华为古埃及国王征服敌人并完成上下埃及统一大业的标准表达方式，直到埃及沦为罗马帝国的行省，罗马皇帝依然借助这些题材试图让他们对埃及的统治权合法化。

      正是在希拉孔波利斯，考古人员发现了古埃及最早的神庙遗址，这座神庙供奉的主要神灵是荷鲁斯（Horus）。在埃及从史前向历史时期过渡的阶段，荷鲁斯成为君主的保护神。表现古埃及最早领土国家形成时期战争题材的蝎王权标头、那尔迈调色板均在这里出土。为统一大业打下坚实基础的蝎子（Scorpion）和那尔迈两位君主分别把权标头和调色板作为述职的证物和感恩的礼品置于荷鲁斯神庙中，不难看出，贯穿整个法老文明的君权神授观念的源头在希拉孔波利斯，蝎王权标头和那尔迈调色板开启了以王权为主导的古埃及文化记忆模式。 

二、阿尔比斯：权力运作与领土观念

      阿比多斯位于今开罗以南约500千米处。在新石器时代，它只不过是尼罗河沿岸众多以农耕为主的小村落当中的一个。大约在公元前四千纪中期，阿比多斯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从史前时期末期至第二王朝结束的1000多年时间里，阿比多斯的精英和第一王朝的所有国王，以及第二王朝末期两位国王死后都葬在此地。这个巨大的墓地被叫作乌姆-卡布（Umm el-Qaab），在阿拉伯语中表示“陶片之母”之意。阿比多斯在王朝时期成为奥西里斯神（Osiris）的崇拜中心，第一王朝的第二位国王哲尔（Djer）的陵墓被视为奥西里斯神的葬地，无数朝圣者前往并敬献供品，为这个神圣的区域后来获得“陶片之母”之名添砖加瓦。从20世纪80年代起，德国考古队在阿比多斯进行大规模和综合性的考古发掘，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发掘使得我们能大致复原古埃及最早领土国家形成的最后阶段。

      公元前四千纪之前的坟墓只是在尼罗河西岸沙漠上的浅坑而已，无论从大小、结构还是墓葬品进行衡量，坟墓之间都没有大的差别。在阿比多斯墓区，可以看出阶层分化、财富和权力集中的过程及其结果。在被德国考古人员标注为U的墓区，最大的坟墓是U-j墓，它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200—前3150年，坟墓的面积为125平方米，共有12个隔间。尽管此墓在古代曾经被盗过，考古人员仍在其中发现陶瓷罐约2000件，它们有些是埃及本地出产，还有很多来自今巴勒斯坦地区盛装异域葡萄酒的容器。技术人员在酒罐的内壁发现了无花果切片、香草、树胶残余，据称它们的功能是增加葡萄酒的醇香，可见这位墓主人的势力范围、支付能力和生活品位。墓里的随葬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令人瞠目结舌，不仅有用黑曜石等坚硬的宝石和来自黎巴嫩的松木制作的冥器，还有用象牙雕刻的其他墓葬品，它们标志着古埃及人的来世观念已经成型。不难想象，精英阶层在现实生活中宴饮的规模和豪华程度，酒精饮料构成了强化节日气氛和增强社会身份的一种手段。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墓葬品体现了阿比多斯的统治阶层获取珍贵物品的能力和途径。

      产于今阿富汗的青金石最早于公元前3500年前后偶尔出现在古埃及墓中，不久之后变得较为普遍。在阿比多斯U墓区，考古人员发现了富有两河流域特色的滚筒印章，印章上的图案为当时在埃及常见的题材。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一个名叫泰尔-法卡（Tell el-Farkha）的地方发现了大约同时期的聚落遗址和墓葬。根据此地出土的大量来自巴勒斯坦地区和两河流域的物品，尤其是作为驮畜的驴的遗骸和骨骼，发掘人员认为，泰尔-法卡在希拉孔波利斯等上埃及城市与西亚的贸易线上扮演了中转站的角色。有学者甚至认为，泰尔-法卡是上埃及权贵们为了保证和促进与西亚的贸易在三角洲建立的管理中心。毫无疑问，除了劳动分工、服务于政治的集约化经济、城市化、管理的细化和官吏体系雏形的出现，长距离贸易也在催生古埃及最早的领土国家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埃及与西亚和努比亚交换的物品有陶器、葡萄酒、树脂、松木、橄榄油、黑曜石、天青石、铜矿石、象牙、黄金。古埃及的精英阶层需要这些异域珍奇物品来提升和强化身份，他们派遣贸易队伍长途跋涉获取它们，为此所做的人员组织和物质配备等方面的工作客观上促进了管理体系和官吏制度的形成。

      尽管我们目前尚无法理清希拉孔波利斯、涅伽达和阿比多斯三个上埃及主要城市与最终的王权国家之间的具体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为了获得以上贵重物品并维持贸易线路的畅通，它们之间一定经历了相互竞争的阶段。统一的国家形成之前的最后权力中心是阿比多斯，这里的主宰者有可能来自希拉孔波利斯，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在阿比多斯崛起的可能性。如上文所说，0王朝的国王蝎子和那尔迈均以阿比多斯为统治中心，但是二者分别把权标头和调色板作为还愿物放在位于希拉孔波利斯的荷鲁斯神庙，这一点说明，上述几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不是消灭对方，而是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位于希拉孔波利斯与阿比多斯之间的涅迦达，考古人员发现了第一王朝的王室墓地，在那里出土的一块封印上，写着第一王朝第一位国王奥哈及其母亲的名字。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到古埃及权力中心逐渐向北推移的线路。

      在阿比多斯被标注为B的墓区，考古人员发现了那尔迈和奥哈的陵墓。奥哈墓室的墙壁和地面均用土坯铺砌得非常整齐，值得注意的是，共有36座陪葬墓围绕奥哈的陵墓。阿比多斯的君主墓变得愈发豪华的同时，其他地方的墓葬无论在坟墓的规模还是在随葬品的数量等方面都有所下降，这意味着权力的集中使得越来越多的财富流向中心城市。在国王登（Den）的陵墓里，墙壁仍然以土坯为材料，但是地面用采自阿斯旺（Aswan）的花岗岩铺砌。登的葬礼结束以后，他的陵墓入口大门用泥土封存。考古人员在陵墓遗址发现了滚筒印章的印痕，这枚印章上刻写了登的所有前任的名字。正是因为登及其继任们留下了古埃及王朝初期君主们的名字，我们能够建构完整的第一王朝王名表。从这些王名可知，至少从登开始，古埃及君主们把统一的领土国家的形成视为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节点，把王位在父子之间顺利传递视为国家兴盛的重要保障，浓重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历史意识逐渐形成。这种以王表为骨架的历史书写在后世得到继承和发扬，在很大程度上，马涅托（Manetho）的《埃及史》（Aegyptiaca）也遵从了这个传统。

      在长期对外扩张和与外界进行贸易的同时，阿比多斯的精英们继承了源于希拉孔波利斯、借助图像和文字并通过各种仪式建构复杂话语和价值体系的传统。那尔迈调色板以及其他一些表现君主驯兽或征战的器物选用诸如蛇与豹、猛禽与狮子结合而成的怪异或者说超自然的动物形象，借此表达君主超人和超出埃及界限的巨大力量与威力，强调君主消除混乱、恢复秩序的意愿和能力。在U-j墓，德国考古人员发现了大约两百件象牙标签，它们原来被系在陶罐上，上面的象形符号应当涉及葡萄酒的品种、来源地等信息，这些符号被视为象形文字的雏形。引起学者们高度关注的事实是，文字的雏形出现在记录和存储信息等管理领域的同时，也被用来建构和强化王权理念。恰好是在U-j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根模仿象形符号赫卡（heka）的形状制作的权杖，赫卡在象形文字中表示“统治者”之意。这根权杖一方面构成了象征其拥有者身份和权力的实物；另一方面，作为象形文字强调了它绝不是单纯的一根手杖，借助图像与文字的高度融合，这件小小的器物完美地表达了墓主人曾经拥有的权力。在0王朝时期，包括那尔迈在内的几位君主都把自己的名字刻写在表现王宫正面的图标当中，图标上方画着象征王权保护神的隼。这个图文结合的符号看似简单，容纳的含义却非常丰富：简单的图标既显现了作为权力中心的王宫，也确认了神权与王权之间的密切关系，象形文字则确定了王宫这个受到荷鲁斯保护的公共空间的主人。以上象形文字最初的功能也说明，它从一开始既有记录和存储的功能，也用来彰显精英阶层的特殊身份和拥有的权力。认为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因管理需要而创造，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则诞生在宗教领域，这种观点显然站不住脚。

      在0王朝时期，埃及不仅与西亚保持了非常频繁的贸易往来，而且在今加萨和以色列南部地带建立了类似堡垒一样的设施，其作用是保证埃及的贸易线路畅通。在以上遗址发现的古埃及史前君主的名字当中，那尔迈的名字占多数。但是，随着奥哈最终完成统一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大业，原来派驻在加沙、以色列南部以及努比亚的人员撤回埃及，尼罗河第一瀑布和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分别成为埃及与努比亚和西亚之间的界限。在泰尔-法卡的发掘表明，埃及与西亚的贸易也从此时明显减少。同样值得玩味的是，在古埃及从史前向历史时期过渡的关键时期，在尼罗河第一瀑布附近、西部沙漠边缘均出现了展示埃及君主打击外敌场面的岩画。在这些标志埃及与周边地区边界的地方制作这样的“宣传画”，用意显而易见：一是警告埃及以外的族群，擅自进入埃及地界必将遭受迎头痛击；二是向埃及人宣称，只要权力集中在国王手中，埃及会免遭外敌的侵略。可以说，埃及作为拥有明确地理界线的领土国家的概念至此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希罗多德（Herodotus）在描写埃及的篇章中说出了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研究表明，他的这一断言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首先，尼罗河有每年泛滥的水文特征。相对固定的泛滥时间和泛滥水位意味着耕地得到充分的浸泡，泛滥水退去时留下肥沃的腐殖质，而且一年一度的泛滥使得耕地免于盐碱化。其次，尼罗河构成了极为便利的交通和运输干道。对我们眼下探讨的问题至关重要的是，从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um）至地中海，尼罗河流经约3000千米的土地，为何古埃及文明的火种在希拉孔波利斯点燃，向北扩展的火势逐步增强，最终在阿比多斯成为遍及埃及全境的熊熊大火？从希拉孔波利斯至阿比多斯，这段不足250千米的河段何以成为古埃及文明的摇篮？显然，尼罗河充足的水源和河谷肥沃的土地只是文明诞生的一个外部条件，希拉孔波利斯和阿比多斯这段河谷具备了其他地方没有的自然条件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人为因素：1.尼罗河在希拉孔波利斯与阿比多斯之间流经一个巨大的弯道，沿岸的可耕地比上埃及其他地方明显增多；2.希拉孔波利斯、涅迦达和阿比多斯均处在尼罗河与通往红海的贸易线路交叉的地方，这3个地方附近的沙漠盛产黄金，涅伽达这个名字在象形文字中表示“黄金”之意。

      假如我们意识到希拉孔波利斯、涅伽达和阿比多斯3个早期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的复杂性，就可以很容易理解阿比多斯为何没有成为最早领土国家的首都。扮演都城的角色历史性地落在了孟菲斯的头上。考古发掘证明，孟菲斯并非像马涅托所说，由美尼斯（Menes）在此建都之前是一块处女地，早在希拉孔波利斯等南部城市与西亚进行长距离贸易的时候，孟菲斯就已经是重要的中转站。更为重要的是，它位于尼罗河谷与尼罗河三角洲交界处。在古代，尼罗河由此分成七条河流分别流入地中海，可见孟菲斯在连接和制衡上下埃及方面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事实上，中王国和新王国的开国君主均在上埃及起家，但是重新统一国家之后均意识到把政治中心放在孟菲斯附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是3000年法老历史中常见却特别值得探讨的现象。天时和地利无疑是催生文明和国家的重要因素，生产技术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不同程度地体现在社会机制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而且这些变化产生影响的时间也可能先后不一，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在相关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如何把握时机和运用有利条件：不是单纯使用原有的权力，而是通过宗教仪式、图像乃至文字创造极具权威的知识。写在王宫正面并受荷鲁斯保护的国王的名字、显示君主痛击敌人之意的蝎王权标头和那尔迈调色板都是成功创造这类知识的经典范例。统治阶层通过建造神庙和举行祭祀活动神化自身的权力，把使用权力和暴力等同于建立或恢复秩序，把红色王冠建构为对下埃及的统治权，白色王冠成为上埃及的象征物，佩戴双王冠的君主无疑是上下埃及的统治者，至此，古埃及最早的领土国家在理念和事实层面均宣告完成。

END

原文刊发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1年第8期，若需阅读原文，请扫描上方二维码下单购买纸质版或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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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审: 王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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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制作: 宋耀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