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子和笑果公司什么关系? 中信银行可以辞退支行行长吗? | 劳动法行天下
作者暨本公众号创始人 | 刘秋苏
简介：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律师协会实习人员管理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南京审计大学兼职法学教授，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江宁区十佳律师，江苏省社会法学会理事，江苏省法学会会员，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仲裁法学会第十届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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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口秀”演员池子最近有点忙，忙的不是去上节目，因为他很闲，而是忙着打官司、忙着请律师发《律师函》。这不，他申请了仲裁，把出品过《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等网红节目的公司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给告了，主张报酬等，涉嫌泄露个人隐私的中信银行也“躺上了枪口”。当然，笑果文化公司也告了池子，索赔3000万元，令人瞠目结舌的是，笑果文化公司提供的证据居然有中信银行发放给池子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这无疑属于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2020年5月7日，中信银行发表致歉声明：处分相关员工，对支行行长予以撤职。
那么，本文就谈一下两个劳动法律问题。
一、艺人与演艺公司是劳动关系还是其他关系
池子作为艺人，和笑果文化公司属于劳动关系吗？实践中，艺人（如演员、歌手、主播等）和演艺公司间往往签订的是演艺经纪合同、演艺代理合同、演艺代理协议等多种类型的合同，基本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其内容涉及到代理演艺事务、商业包装、培训推广等等。
正常情况下，演艺公司与其聘用的日常办公的职员如行政、文员、驾驶员等之间属于劳动关系，与其旗下艺人之间如果也签订了劳动合同，基本上会认定为劳动关系，如果不签的话，目前的主流观点是不属于劳动关系，双方属于委托关系、居间关系、行纪关系、混合关系等等。
《经纪人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经纪人，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以收取佣金为目的，为促使他人交易而从事居间、行纪或者代理等经纪业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第16条规定：“经纪人承办经纪业务，除即时清结外，应当根据业务性质与当事人签订居间、行纪、委托等合同，并载明主要事项。”《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09）》第五部分“知识产权合同案件审判”演艺经纪公司与演员签订的演艺合同及其中演出安排条款的性质及效力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演艺合同是一种综合性合同，关于演出安排的条款既非代理性质也非行纪性质，而是综合性合同中的一部分，不能依据合同法关于代理合同或行纪合同的规定孤立地对演出安排条款适用单方解除规则。”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皖民申130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不属于劳动关系，认为劳动关系是双方通过合意由劳动者一方提供劳动、用人单位一方给付报酬所形成的具有经济、人身从属性的权利义务关系。首先，从双方签订合同的内容和目的分析。案涉《艺人经纪合同》系双方就热度公司为张颖提供经纪服务、代理张颖涉及互联网的演艺活动等相关权利义务进行的约定，并非对劳动权利义务的约定，双方无建立劳动合同的合意。其次，从经济从属性分析。张颖的收入来源于直播平台，收入的多少亦非由热度公司决定。同时，该条明确约定张颖的收入系服务费，并非工资。第三，从人身从属性分析。该协议所体现的是基于演艺经纪服务行为的管理，并非劳动关系意义上的管理。基于上述分析，裁定驳回张颖的再审申请。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13民终12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属于劳动关系，认为唯秀公司与陈娟应认定为劳动关系。首先，尽管唯秀公司与陈娟订立的“艺人培训及经纪合同”体现出劳动时间、请假、考勤制度等内容。唯秀公司还针对主播的管理问题制订了《签约主播管理制度》作为“艺人培训及经济合同”的组成部分，在《签约主播管理制度》中队主播的管理、培训、直播时间、请假、收益结算等事项作出了详细规定，唯秀公司对主播存在考核行为。上述事实表明双方存在管理、从属关系。其次，根据唯秀公司主播工资表，工资组成包括底薪、全勤奖、帆布、将近、提成等部分，工资表最后一栏为“实发工资”，表明唯秀公司系以工资的形式向陈娟等主播支付报酬，工资表同时体现出唯秀公司存在考勤行为。此外，唯秀公司对主播在晚间还存在开会、“团建”等强制性活动要求。第四，唯秀公司发布的主播招聘广告信息业是以“五险一金”“保底加提成”等条件吸引他人至该公司从事主播活动，表明唯秀公司以招聘的形式发布了邀约，给了主播以双方系劳动关系而非合作关系的表象。
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目前主要依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具体到个案中，艺人和演艺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不管名称如何，都要看实际履行情况，根据双方之间有没有人身、组织、经济三方面的隶属关系，没有则不是劳动关系，同时具有则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
因此，对于艺人和演艺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问题，不能简单的说是与否，应当根据履行合同、协议的具体内容对照《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作出正确的判断。
事实上，双方的申请仲裁均不是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而是在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从合意的角度来看，双方均不认为是劳动关系。因此，池子和笑果文化公司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
当然，最后我们都知道了，池子原来叫“王越池”。
二、中信银行能不能解除与支行行长的劳动关系
作为企业，支行行长与中信银行之间应当属于劳动合同关系。那么，中信银行能不能解除与支行行长的劳动关系呢？
如果中信银行作为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依据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以支行行长具有过错来解除劳动合同，即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那么，从劳动者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和造成重大损害的角度是一个较稳妥的法律思路。根据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87条的规定，《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三）项中的“重大损害”，应由企业内部规章来规定，不便于在全国对其做统一解释。
重大损害如何认定，目前在法律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或者说直接可以执行的统一标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重大损害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损害和重大损害的界限在哪里？不同的地域、所在行业、经营规模等，其重大损害的标准也不同，也不会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的认定标准。多大的损害属于“重大损害”，仍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交由仲裁员好法官去自由裁量，结果恐大不相同，实务中从经济上往往会参考企业的整体规模、经济效益、损失金额、员工的人数及收入等因素来综合判断；从对企业的声誉的损害来看则会考虑对企业经营、声誉、名声等综合进行判断。如果用人单位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用人单位应当举证证明劳动者的行为符合“重大损害”的情形。因此，从经济上来认定重大损害，目前来说对于中信银行无法完成，因为就算池子维权的话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况且金额方面也不会太高。
如广州南沙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5民初463号隐私权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隐私的基本含义为不愿告人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私事。隐私权属于自然人对自己尚未公开的、合法的事实状态和一般情况享有的权益。个人银行账户历史交易事实属于交易人、账户开户银行知悉的事实，如相关交易不违反法律规定且未经公开，则属于隐私范畴，银行未经允许不得泄露或使用。就本案来讲，娄允畅、工行金岭路支行对娄允畅名下账户62×××68的历史交易知情，XX电子（广州南沙）有限公司作为汇入工资一方对该账户工资入账历史知情，故对XX电子（广州南沙）有限公司来讲，上述账户中除工资入账项外的其他交易记录为非公开事项，属娄允畅的个人隐私，现工行金岭路支行工作人员因失误而将上述账户所有交易历史明细提供给XX电子（广州南沙）有限公司，侵害了娄允畅的隐私权，故工行金岭路支行应在本案中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案中娄允畅主张工行金岭路支行书面道歉并无不妥；主张工行金岭路支行赔偿经济损失100元，属隐私被侵害遭受损失的象征性赔偿，工行金岭路支行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准许。综上，判决银行向原告娄允畅送达书面道歉信，赔偿100元。
当然这个案件具有特殊性，因为个人就主张100元。但就算其主张的金额再高，法院支持较大金额的可能性极小。那么，中信银行就只能走声誉损失了。从池子公开此信息来看，中信银行要想像以前那样维护自己的声誉几乎不可能了，还记得三鹿奶粉案、老字号冠生园用月饼陈馅生产月饼事件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后的窘境吧？再也无法回到当初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倾向于重大损害。假设中信银行的规章制度中再有类似的规定，如果据此解除了支行行长的劳动合同，也不足为奇。
以上是建立在支行行长参与泄露池子信息的情况下，如果仅仅是领导责任，支行行长对此事完全不知晓，则不建议解除劳动合同，因为法律风险实在太高太高，道德风险也是存在的。
当然，目前看不出中信银行的下一步，目前仅仅对支行行长进行了撤职。后续究竟会怎样，我们只需要静静的等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