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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冰 贾嫚 | 从西亚到新疆——箜篌自西向东的流播路径

北朝考古 2023-11-12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西域研究 Author 杨洪冰 贾嫚

来源:《西域研究》2015年第3期


从西亚到新疆[1]

——箜篌自西向东的流播路径


杨洪冰 贾嫚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中亚各地及新疆近年来出土的箜篌实物以及文物资料中的箜篌图像为线索,结合文献资料,梳理箜篌在传入新疆后,与本地文化发生接触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旨在说明弓形、角形两种箜篌与所流经地域的密切关系,从西亚到新疆,从竖琴到箜篌,可清晰看到箜篌自西向东流播中与沿途不同宗教、文化兼容并蓄的过程,也体现了西亚、中亚、东亚文明在丝绸之路上的交相辉映。


箜篌是古代中国重要的乐器之一,分为中国本土卧箜篌和外来乐器竖箜篌两大类。卧箜篌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最初称为“坎侯”或“空侯”,因器物构造的缺陷,魏晋时期消失。竖箜篌源自于西亚两河流域,自公元前7世纪前后进入中国,汉代文献称“胡箜篌”,隋唐典籍曰“竖箜篌”,唐五代及宋史又云“箜篌”,这种称谓的变化反映出外来乐器在中国本土化的发展过程。箜篌从西亚两河流域传播到中国内地,在唐代长安掀起巨大波澜,关于此本人前期研究成果已有陈述。[2]

箜篌自两河流域,经小亚细亚、中亚进入中国新疆,沿途不断接受异域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多种变化,被不同地区人称为竖琴(Harp)、里拉(lyre)、维那(vina),中国人将这件外来乐器定名为箜篌,很可能因波斯人、粟特人称其为“Cank”、“Cngryc”或“Cangarya”,与“箜篌”发音相近。

本文利用中国传统文献资料及出土文物中的图像资料,探索箜篌从两河流域到新疆东渐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变化,重点将集中在弓形箜篌、角形箜篌传入新疆后如何发展演变,以期勾勒出其在希腊、埃及、印度、中亚以及我国新疆等地流传情况,以及与不同文化兼容的过程。


 一、箜篌的起源及在中亚的流播



公元前3800年以前,西亚两河流域的河间地带就出现了弓形箜篌,其起源可追溯至较为久远的史前时期,最早为用于打猎的弓,原始、粗糙,后逐步演进为乐弓,荷马史诗《奥德修记》对此有明确记载。[3]后来人们雕空木制的弓背内部,使之具备产生共鸣的箱体,为了发音更为丰富,在它的横面再加制几根不同长度、不同粗细的弦,它就发展为乐器雏形了。

由两河流域传入的弓形箜篌成为古代印度人的重要乐器,在公元前1800年的印度河谷文明时期,这里就有弓形箜篌形状的文字。[4]有关弓形乐器的最早文献资料为公元前6世纪的《梵书》,书中记载了弓形箜篌与螺号、双链鼓以及古老的横笛一起参加节日庆典的场景。印度人将这种乐器称为维那(vina),目前还保存在壁画、雕塑、各种器物上的、与印度早期的婆罗门教有关的箜篌形象,共有66件,弓形箜篌60件,角形箜篌6件。[5]

中亚片治肯特6~8世纪古城址中,贵族客厅墙壁上绘有一个面容姣好的女乐师形象(图1)[6],她左手持饰有8轸的弓形箜篌,右手轻拨,头饰光环,在浓郁的佛教色彩画面中,有东方式的柔和面容以及“裙带飞举”的飘逸之势,反映出箜篌传播到中亚的发展变化。 


图1 粟特女乐师



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角形箜篌也出现了,最早出现在两河流域。它有一个长而大的共鸣箱,与较为平直的梁之间构成一个直角或近似直角,大多张弦为10根以上,中国古籍记载张弦22~25根,[7]这种箜篌音乐表现更为丰富,在近东地区逐渐取代弓形箜篌,并流传到多个地区。从西亚到中亚,再到中国新疆,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角形箜篌形制的变化似乎并不明显,各地器型虽有差异,但笔直的边线构成以及横梁与音箱力学稳定所要求的直径结构一直保留至今。

阿尔泰地区的巴沙达尔和巴泽雷克2号墓葬中发现了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木质箜篌以及丝绸等织物,[8]至1~3世纪,中亚地区发现了更多箜篌的图像。如阿姆河右岸的花剌子模古城址托普拉克—卡拉城的壁画中有一个弹竖琴的女乐师形象(图2)[9],其所持为角形箜篌,音箱与琴梁的直角构造,硬朗笔直的边棱线条与琴梁构成梯形的形状,都与美索不达米亚箜篌非常相似,这种器型在埃及、希腊、巴克特里亚、花剌子模等地均有发现,只是画面反映出的地区文化略有不同。

图2 女乐师

在巴克特里亚阿伊尔塔姆古城址发现公元2~3世纪的女箜篌师浮雕图像(图3)[10],她头戴宽大带皱褶的帽式披风,挺直的鼻部线条和与额部线条相连接的古典式面颊轮廓,具有鲜明的古希腊文化特征;胸前的饰物及手臂上的腕饰,显示犍陀罗艺术的因素;而箭矢形额头装饰又蕴含鲜明的草原文化特色。她所持角形箜篌与西部小亚细亚周边地区出土的希腊箜篌、爱琴海箜篌有一定差别,反映出箜篌在中亚与西亚、南亚文化不断合流之印迹,以及希腊文化与东方各民族文化相融合后的新气象。

图3 箜篌师

在撒马尔罕以南地区Sivaz遗址,发现一个7世纪时期的红色陶制纳骨瓮。纳骨瓮呈长方形,上部有屋顶形装饰,长方形表面刻画有天国欢乐祥和的景象,左边有手托小火坛神祗,箜篌师跪坐于地,面向神祗弹拨奏乐(图4)。葛勒耐(Frantz Grenet)将其描述为祆教主题中“火坛边祭司超度灵魂的仪式”[11]画面。

图4 纳骨瓮上的箜篌

在中亚锡尔河中游左岸的乌什鲁沙那(今塔什干以北地区),考古发现了6~8世纪的建筑物遗迹,[12]在卡拉—伊·卡赫卡哈Ⅰ宫殿墙壁上存有乐师奏乐的画面,几位乐师盘腿坐于华盖之下,中间一位怀抱箜篌双手弹奏,箜篌音箱宽阔饱满,琴头部分锐化明显,有系弦痕迹,为双排琴弦的箜篌,长而大的共鸣箱下面有非常纤细的横梁,共鸣箱与横梁的连接处有一个锯齿状部件,这种能够承受紧绷琴弦巨大拉力的特殊构造很明显与传统的近东角形箜篌的粗大横梁完全不同,为半音器箜篌(图5)[13]。此类箜篌在中国敦煌莫高窟出现较多,在日本奈良市正仓院保存的中国唐代箜篌中也可看到这一结构的成熟展现。

图5 卡拉—伊·卡赫卡哈Ⅰ宫殿箜篌壁画

箜篌共鸣箱与横梁连接处的可旋转锯齿状铁栓部件,不仅起着调节琴弦音高的杠杆作用,更起着连接音箱和琴梁的作用,这种半音器箜篌图像最早发现于伊朗的塔吉·布斯坦遗址上,这些公元6世纪前在岩石上雕刻的图像把这一连接部分刻画的非常清楚(图6)[14],在中国河南发现了比其更早的箜篌图像,这一部件清晰可见。据此,西方学者B·罗尓格仁认为改进后的半音器箜篌,可能正是源自东方的中国。[15]

图6 伊朗半音器箜篌



 二、箜篌在中国新疆的流播及变异



《后汉书》载:“(东汉)灵帝好……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16]此“胡箜篌”即“竖箜篌”。1996年9月在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出土三件箜篌,初步推定为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17]。说明箜篌在汉代之前的较长时间就已经传入中国,[18]在新疆地区出现理应早于内地。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出土两件箜篌(图7、8)[19],除琴弦和蒙皮毁损缺失外,其余琴头、琴身、音箱部分基本完好,材质为柽柳木,大箜篌音箱大而深,呈束腰状的长方形,小箜篌音箱小且窄,呈梯形。[20]与两河流域的角形箜篌相似,箜篌虽为外来乐器,但材质却为当地所产胡杨木和柽柳木,可见外来艺术本土化进程。

图7 大箜篌图8 小箜篌

此外,在新疆吐鲁番洋海古墓中,也出土了两件角形箜篌,其结构、材质、形状与扎滚鲁克箜篌大体相同。在琴体底部有一个蒙有琴皮的三角形发音孔,琴弦穿过琴皮系于线轴之上,经测定与且末扎滚鲁克箜篌同属于公元前3~7世纪。这两处出土的木质箜篌,均说明箜篌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已传入中国新疆地区的史实。

新疆属广义的中亚地区,这里有游牧民族塞人活跃在草原通道中,箜篌很可能是塞人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传入新疆的,作为原始宗教的法器,用于巫师作法,洋海墓地出土的箜篌即附在巫师的胸前,其宗教意义非常明显。

新疆还保存有大量箜篌图像。弓形箜篌图像在新疆天山以南的克孜尔石窟保存最多,形制与中亚及印度犍陀罗基本相同。始建于3~5世纪的38窟所绘箜篌形制较小,弓杆粗短,6~7世纪后箜篌琴体逐渐变得宽阔有力。“箜篌早期图像弓杆较粗,音箱较小,张弦较少,后期弓杆变长,底部音箱扩大,张弦增多。”[21]由此可见,弓形箜篌融合了中亚、印度犍陀罗地区的不同文化后,又增添了龟兹土著风格,箜篌形状的变化,说明了多种宗教、文化在克孜尔的相互融合过程。

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壁画的箜篌图像(图9)[22]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所示相同,这些同类型箜篌图像,又见于4世纪前后的石窟壁画中。[23]5世纪后,弓形箜篌图像逐渐减少,角形箜篌图像逐渐增多,尽管如此,弓形箜篌图像仍然在天山以南的许多地方占据主要地位。在克孜尔石窟中保存较好的74个窟中,有26个石窟存有箜篌图像,[24]占其总量的十之近七。除此之外,周边的赫色勒、库木吐喇石窟、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等地也存有大量弓形箜篌的图像,与印度、粟特大体相同,但细微之处又有差异。究其渊源,当为弓形箜篌作为印度婆罗门教的主要拨弦乐器,借助印度犍陀罗艺术向东传播的结果。

图9 苏巴什佛寺壁画

唐代于阗国则非常盛行角形箜篌。在新疆和田达玛沟北部遗址出土了一架木质角形箜篌(图10),[25]箜篌横梁位置残损,惟留流线型弧形音箱、弯曲锐化的共鸣箱头部及较为粗大的脚柱,形制古朴秀美,颈部音箱圆润且有弧度,音箱头部锐化明显,与西安地区存留的唐代长安箜篌[26]形制相近。达玛沟一带分布着很多佛教遗址,大多为6~8世纪建造,其建筑、绘画、造像具有印度、伊朗混合风格。达玛沟木箜篌形制、音箱处所饰纹样与陕西三原县出土唐代初期李寿墓箜篌形状相近,但又有更多的异域特点。

图10 和田达玛沟出土的木箜篌

此外,角形箜篌图像在克孜尔第8窟、库车苏巴什佛教遗址出土的舍利盒[27]上也有发现,又见于同属于龟兹国、时间稍晚的库木吐喇石窟第58窟、第73窟。很明显,此乐器凭借其丰富的音乐表现力,一路东进流入中土,6~7世纪时在唐代长安达到极盛,这件来自于外域的乐器沿着丝绸之路,在经历了“胡箜篌”“竖箜篌”到“箜篌”的中国化道路后,富含中国化特点,又沿着反向的流传路线,自东向西影响着新疆以及中亚多地的箜篌发展。

如前所述,箜篌在新疆的初次传入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与巴沙达尔和巴泽雷克2号墓中箜篌相同,皆由塞种人传入。在公元3世纪前后,西亚、中亚地区的萨满教、祆教、佛教等多种宗教相互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壮丽文明。如巴克特里亚阿伊尔塔姆古城址出土的箜篌图像同时包涵希腊艺术和草原因素,可以说是融合性的。粟特片治肯特发现的箜篌壁画与希腊、罗马、伊朗、印度的各种神话题材融合在一起,体现出这个地区东、西文化艺术的交相辉映,卡拉—伊·卡赫卡哈Ⅰ宫殿墙壁上的箜篌图像与娜娜女神、四臂女神、一只母狼哺育两只幼崽等形象同时出现,内容丰富而复杂,显示出乌什鲁沙那文化传统与中亚文化传统的相互交融。而撒马尔罕Sivaz遗址发现的红色陶制纳骨瓮图像描述的则是拜火教祭司超度灵魂的仪式。中亚的这些多层次、多样性文化特点,深刻地影响着新疆的艺术发展。

新疆各地约有近百处箜篌画像和雕塑。弓形箜篌在希腊文化和印度犍陀罗佛教文化影响下,自北方进入巴克特里亚后逐渐东移,经撒马尔罕、费尔干纳后穿越天山,进入库车、焉耆、吐鲁番一带,因此,以库车地区为代表的一些地方非常流行弓形箜篌。角形箜篌自西亚流入中亚,首先在帕提亚落地开花,后在巴克特里亚、木鹿、撒马尔罕、巴沙达尔、片治肯特等地广为流传,经喀喇昆仑山进入和田、且末等地,流入吐鲁番及毗邻的河西走廊,正如B·罗尔格仁所言:“吐鲁番与附近的敦煌类似,在一定程度上流行角形箜篌,但并未完全排斥弓形箜篌,在整个和田地区盛行角形竖琴,尽管周围地区弓形竖琴更占上风。”[28]据此,和田、且末等地角形箜篌深受中亚河中地区的影响,而印度弓形箜篌则影响盛行佛教的新疆克孜尔等地。

箜篌在中国的发展如同早期箜篌在两河流域近东地区的发展一样,弓形箜篌逐渐被角形箜篌所替代。中国文献史料记载也是以角形箜篌为主,这种情况,是弓形箜篌和角形箜篌自身优劣发展的必然结果。

 滑动查阅注释

[1] 本文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丝绸之路音乐研究”(项目编号:2014106)阶段性成果。

[2] 贾嫚:《西安地区出土文物中唐代箜篌研究》,《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

[3] 荷马史诗《奥德修记》载:“那复仇心重的英雄,拉满了他那用圆和角制成的强弓,致使拉紧的弦发出了类似莺歌美妙的声音。”

[4]《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0年,第524页。

[5] 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古老的乐器——箜篌》,《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

[6] 选自斯塔维斯基著;路远译:《古代中亚艺术》,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图版105。

[7]《通典·乐四》载:“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二絃,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唐代诗人李贺《李凭箜篌引》诗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说明箜篌张弦有23根之多。

[8]〔美〕博·劳日格伦著;谢瑾译:《巴泽雷克的古代竖琴》,《音乐研究》2004年第2期。放射性碳测定时间:巴沙达尔箜篌为公元前520年,巴泽雷克箜篌为公元前390年,两件箜篌形状极为相似。

[9] 斯塔维斯基著;路远译:《古代中亚艺术》,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图版74。

[10] 斯塔维斯基著;路远译:《古代中亚艺术》,图版52。

[11] 葛勒耐(Frantz Grenet)著;毛民译:《北朝粟特本土纳骨瓮上的祆教主题》,转引自张庆捷等主编:《4—6世纪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第190~198页。

[12]《中亚文明史》第三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第225页。

[13]《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225页。

[14]《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下),第525页。

[15]《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下),第526页。

[16]《后汉书》卷二三《志第十三·五行一》,中华书局,1979年,第3272页。

[1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局,且末县文物管理所:《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王博:《新疆扎滚鲁克箜篌》,《文物》2003年第2期。

[18] 德·冯·佳班著;邹如山译:《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出版,1989年,第108页载:“只是到汉代才传入中国的箜篌(回鹘文称qungkiu)在这里反而特别受人喜爱”。

[19] 选自王博:《新疆扎滚鲁克箜篌》,《文物》2003年2期。图二、图三。

[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局、且末县文物管理所:《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21] 姚士宏:《克孜尔石窟探秘》,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0年,第181页。

[22]选自王子初,霍旭初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图2·6·6。

[23]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古老的乐器——箜篌》,《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

[24]贾嫚:《唐代长安乐舞研究——以西安地区出土文物乐舞图像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02页。

[25]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巫新华博士提供图片。

[26]贾嫚:《西安地区出土文物中唐代箜篌研究》,《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

[27]王子初,霍旭初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第211页图像所示舍利盒周身乐舞图中有一男子怀抱角形箜篌,将箜篌脚柱置于腰间,双手弹奏。

[28]《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下),第521、528页。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此文转自“西域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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