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gnier旧藏，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被盗于1907～1922年间。佛像被盗凿后，为了偷运之便，佛身被切分为三截。▲云冈佛像

德·冯·佳班著；邹如山译：《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出版，1989年，第108页载：“只是到汉代才传入中国的箜篌（回鹘文称qungkiu）在这里反而特别受人喜爱”。[19]

文章导读1、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中国人兴建的，也不是中国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对中国的丝绸有需要，才形成了丝绸之路。2、每当有战乱，或者西方的需求变小了时，这条路也就不通了。因此从有了这条路后，往往是通的时间短，断的时间长。3、现在建设“一带一路”的主要动力来自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对方的配合，没有对方的需求，这个经济带能建设起来吗？作者简介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湖州，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并任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政府工作报告》有个重要规划，就是“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这个规划提出后，一方面大家热烈响应，另一方面，好像实际动作也不多；一方面，得到有些国家的热烈回应，另一方面，也有些国家提出质疑，甚至认为中国是否要搞新“马歇尔计划”，搞扩张。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历史。很多问题，无论是经验和教训，历史上都出现过，至少可以成为我们未来发展的借鉴。另外，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丝绸之路的历史真相是什么，很多都是从教科书、影视作品或者新闻报道中形成对丝绸之路的概念的。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中国人兴建的，也不是中国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对中国的丝绸有需要，才形成了丝绸之路。所以查中国的古籍，是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词的。1860年前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到中亚考察，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他结合考察情况，又对照中国历史，提出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存在着这样一条丝绸之路。公元前二世纪，张骞通西域，开了这条路。但这如果仅仅是一条交通路线，在张骞通西域以前，早就存在了。比如说，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朝，在河南安阳发现的妇好墓里，发现的玉器就是昆仑山的和田玉，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着从新疆到内地的交通路线了。张骞通西域，是有向导的，并不是他开的这条路。张骞通西域不是为了贸易。当时汉武帝为了打败匈奴，他想派张骞去现在的阿富汗一带去跟大月氏联系，大月氏本来在燕山这一带的，后来是被匈奴赶过去的，跟匈奴有世仇，因此汉武帝希望能联合大月氏，联合夹击匈奴。但张骞被匈奴扣住了，一呆呆了十年，后来逃脱，来到大夏，找到了大月氏。但大月氏已熟悉了这里的生活，不想再打仗了。张骞呆了一年多，用历史书上的话说“不得要领”，就回来了。这时，汉朝已经打败了匈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带了很多人，浩浩荡荡，也带上了中国的丝绸、金银财宝，沿途散给这些小国，巩固汉朝对这些小国的影响。后来中亚、西亚的人发现丝绸是好东西，然后把丝绸带到了罗马帝国。罗马那边有钱，但没有丝绸，所以有非常强大的需求。因为丝绸适合长途贩运，并且利润高，所以李希霍芬把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了贸易和利润开辟过这条路。这些历史现在有些人不清楚，还以为是中国人为了卖丝绸才开了丝绸之路。即使在这以后，中国也从来没有通过这条路输出丝绸。在这之后，每当有战乱，或者西方的需求变小了时，这条路也就不通了。因此从有了这条路后，往往是通的时间短，断的时间长。因为当时的自然条件恶劣，而运输代价是很高的。到了安史之乱，唐朝从中亚节节败退，一直退到长安附近，丝绸之路基本上不存在了，变成了中亚内部的一条路。而这时，阿拉伯人掌握了航海技术，到了广州、宁波这些地方。海运一通，丝绸之路的价值就没有了，因为海上运输量大，除了丝绸，还增加了茶叶、陶瓷等日用品。所以丝绸之路并不是始终都有那么多的价值。丝绸之路畅通的前提是中央王朝的统一和控制。汉朝没有控制中亚，匈奴人就会把路截掉，西汉鼎盛时包括今天的新疆，也包括新疆境外的巴尔喀什湖，这就能畅通了。东汉就出现了对西域控制三通三绝，三次畅通过，三次又断绝过。唐朝对西域的控制不止新疆一带，而是远到中亚，甚至西亚，所以可以牢牢地控制。我们今天要建丝路经济带，我们要不要有战略控制能力？一旦对方发生毁约或者动乱，我们怎么办？我们国家一直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但人家干涉你的内政啊。如果我们的丝路经济带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同，我们该怎么办？有没有预案？我们有没有促使他们向有益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的措施，有没有安全的底线？1“一带一路”的历史地理背景1、“丝绸之路”的概念变化今天“丝绸之路”的概念跟最初出现时的概念有很大不同。这是现在一般讲的丝绸之路（如图1）。但实际上当初李希霍芬（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命名“丝绸之路”时，指的是在特定时间的特定路线，而现在指的地方已经离开了当初李希霍芬命名的路线。实际上，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内容）已经不是以丝绸为主，有些确切讲只是交通线路，而不是以丝绸为主的贸易商道。我们以前更多只看到中原对今天的新疆、中亚，或者华夏诸族（也就是汉族、农业民族）对这一带的影响，实际不止如此。欧洲对这里的影响早就开始了。比如，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已经扩展到印度巴基斯坦，把希腊的文化传播到此。新疆阿斯塔纳古墓中有不少2000多年前的干尸，其中有很多欧洲白种人。再比如，高加索到中亚这一带的人是人类最早驯服马、掌握骑马本领的，这是在3000多年前甚至更早。而在中国内地，汉人的祖先到战国初年才学会骑马。孔子时代，中原的马是用来拉车，而不是骑的，所以孔子教学生的六艺之一就“驭”。学会骑马后，服饰也发生变化了，高加索一带游牧民族发明裤子。中国考古界也发现，全国最早的裤子是在新疆发现，历史有3000多年。再如汉传佛教宗教，就是从三条丝绸之路之一传过来的，再从河西走廊传到中原，也有从印度尼泊尔直接传到西藏，就是藏传佛教。阿拉伯势力强大后，伊斯兰教扩展到新疆，整个新疆特别是南疆就皈依伊斯兰教。有观念认为，新疆这一块地方的文化好像是从内地传过去的。这是不对的，有汉族的文化，但也有其他地方的文化和宗教，而且往往其影响还在汉族文化传播之前。这一带跟中原地区的交通早就有了，人类早期是喜欢交往的。证据也有，河南安阳曾经出土过3000多年前的商朝妇好墓，以及其他商朝墓中已经有玉器，经鉴定为和田玉，证明3000多年前已经能把和田玉运到中原甚至更远。比如张骞是陕西人，他要通西域也是有向导的，证明交往早就有了。但要称之为“丝绸之路”，是有特殊含义的，涉及到主要贸易手段是什么，存在于哪一阶段。2、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维护动力来自外界从以上角度，我发现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是来自外界，而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这条路主要不是由汉朝人，而是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建立的，动力来自他们。“一带一路”白皮书中，习近平总书记说与各国人民共同创建了丝绸之路，这个说法比较客观，但我想强调的是，汉朝当时没有（创建丝绸之路的）主动性。首先看“丝绸之路”名称的来历。十三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中都检索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词。1870年前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亚进行了三年多调查后写了本书，正式提出“丝绸之路”，而他指的是公元前2世纪前形成的一条由洛阳、长安一直到中亚撒马尔罕，

天宝三载（744），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在东都洛阳初次相遇，留给后世无限遐想。闻一多将其比喻为日月相会，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唯有孔子见老子可与之媲美：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端一样神气，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图源：电影剧照当时，李白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两年前，他接到玄宗诏书，还曾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心怀“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的抱负，进京供奉翰林。可来到长安，李白才知自己不过是专供帝王娱乐的文学侍臣，偶尔写几首《清平调》，用“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样的诗句来满足玄宗的虚荣心，与自己所追求的帝师卿相大相径庭。他壮志难酬，狂放不羁，耍起大牌，要宦官高力士为其脱靴，得罪朝中权贵，只好再次仗剑远游。杜甫比李白小11岁，那时的他不过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出身书香门第，热衷于科举考试，一心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杜甫同学考砸了，尽管已在翰墨场崭露头角，仍是一介布衣，只好四处旅游，排解忧闷。年轻的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和后来那个忧郁的老杜截然相反，自然和李白意气相投。李、杜相逢，一见如故，相约同去梁宋之地游玩，携来诗酒相伴，求仙访道，寄情山水，“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世人多记得李杜初遇，却忘了他们此次旅行，还有一个“驴友”，那便是高适。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高适怎能没有姓名？高适，出生于败落的官宦世家，和李、杜一样，他一向志在官场。20岁时进京，写下：“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高适豪言，哥要当官，就该名列公卿。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长安，没人看得上这个热血青年。他在科举之路上也屡次碰壁，考一次挂一次，考到怀疑人生。高适一怒之下去了燕赵，投身边疆建设，还跟胡人打过仗，后来写下“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相见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等边塞诗名句，成为大唐最负盛名的边塞诗人之一。尤其是《别董大》中那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更是送别诗中的千古名句。名不见经传的董大和汪伦一样，都靠着朋友写给他们的诗怒刷存在感，至今活跃在中小学课本里。李、杜结伴旅游时，高适已经返回中原，旅居宋地数年，躬耕于野，读书不辍，算是半个“河南人”。由高适做东，三位大诗人不期而遇，开始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三人行，成就唐朝文化史上一件盛事。那年秋天，李、杜、高畅游梁宋之地，“饮酒观妓，射猎论诗，相得甚欢”。他们开派对，逛夜总会，在孟诸野泽狩猎，在吹台、梁园赋诗，品味陈年佳酿，笑谈天下大势，何等快意潇洒。最爱历史团队

丝绸之路，一直属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在中西交通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学科中，丝绸之路研究长期占据着核心地位。古代中国与西亚、欧洲和非洲的交往历史，在丝绸之路的研究框架下，往往能得以充分展现。如今，有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古今对话激活一系列研究项目，古老的丝绸之路研究再逢新春。▲荣新江著《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在北京大学长期主讲中外关系史课程，多年的研究皆以丝绸之路为核心。2022年年底，他出版《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以下简称《十八讲》）一书。此书就其个人学术而言，是锦上添花之作；对于中国学术而言，有类王冠明珠之贡献。▲敦煌悬泉置遗址鸟瞰丝路的开通，使世界文明畅通交流丝绸之路研究的视角，理所当然是多层次、多方位的。正因如此，丝绸之路研究概念虽然只有一个，因为牵涉的时间长、国家多、内容繁，丝绸之路研究的特征往往是言人人殊，整体性缺乏，碎片化严重。针对这种状况，荣新江先生的《十八讲》特别重视丝绸之路的世界性视角，强调整体性研究。与此同时，关注重大历史进展。之所以选取张骞和马可·波罗为起止点，正是看重历史人物所代表的重大历史性。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人所共知，关于丝路起点的学术争论延续多年，而提及交通便与丝绸之路取得联系，泛丝绸之路化的情形大量存在。荣新江教授强调丝绸之路的世界性，是两种文明交往的道路。“丝绸之路是一个交通道路的概念，但不是一般的交通道路，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文明交往的道路，才叫丝绸之路”（9页）。在张骞之前，中国与西域的交往早已存在，考古提供的证明所在多有。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丝绸之路依然从张骞开始？因为张骞代表汉朝，代表中国文明，尽管此前的交往确实存在，但不是以国家身份进行的，所以张骞的“凿空”意义无法取代。张骞之前的中西交往历史，是“丝绸之路前史”，是张骞凿空的历史基础，而丝绸之路的开通当然归功于张骞，丝绸之路的开端，只能从张骞开始计算。丝绸之路的开通，作为张骞“凿空”的具体内容，历史贡献正在于世界性。张骞出使前后的人类历史，长期以欧亚大陆为中心，大航海以后发现的世界尚未进入人类的视野，在事实上形同虚无。因为自然条件的阻隔，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长期缺乏联系，相互了解有限。张骞出使之前，中国与西域的贸易联系是存在的，但短途贩运的贸易方式，影响了文化上的相知，以至于历史记载也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张骞出使，在世界整体性的拼图上完成了最后的填充。因为中国的加入，世界主要文明体终于联结起来。丝绸之路的开通，世界文明获得了空前的交流渠道，“中国、印度、西亚和希腊罗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响……任何文明的发展不再是相对孤立地进行了”（56页）。欧亚地区主要文明的交往与相知，其实质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体化，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的互动发展阶段，人类的整体性获得空前的提升。《汉书·西域传》中那些通往西域各国详细的里程记录，是中国的丝绸之路记录，意义重大。对此，《十八讲》十分重视。《西域传》是《汉书》发明的新史学课题，其基本内容来自《史记·大宛列传》，而《大宛列传》的内容取材于张骞的出使报告。这是张骞“凿空”的另一层意义，开创了域外国家与文明的系统记录，并从此成为中国书写“四夷传”的基本模式。如何归纳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的基本信息，不仅是文明记载的需要，也是人类历史研究的需要。毫无疑问，中国史书中“四夷传”的记载，是世界历史宝库的有机组成部分，追述来源，也不能不从张骞凿空开始。世界各个文明实体之间，不仅开始了交往，互通有无，相互理解，而且有了历史记载，人类社会自我研究的能力大幅度提升，从而为增进人类的总体智慧和福祉提供助益。▲Miho美术馆藏粟特石屏商队图丝路的开通，促进各个文明体进步文化交流如果不是相互的，交流与发展就无法持续。来自西域的文化，汇聚唐代长安，中国文化自然也会流入西域。唐朝经营西域，设立安西四镇，从而稳定了中国的西部边疆，为丝路畅通提供保障。虽然是中国内部，也有文化的涵化问题。唐代长安，从唐太宗时开始，就流行王羲之的书法，唐高宗、武则天都是王字的拥戴者。没有想到，在丝路南道的和田出土的唐代遗址麻札塔格中，竟然发现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尚想黄绮帖》，虽然只是片段，但证明当时当地有人在用王羲之的字练习书法。这样事实具有的历史文化意义，绝不可能仅仅由书法史来证明。中国文化的重要因素，经由边疆地区的传递，最终完成跨文化传播，从而显现出世界性格局。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各个文明体的进步。文明之间，物质性的互通有无，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重大文明成果如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传播；苜蓿、西瓜等物品传入中国，不仅仅是丰富了文明体的物质生活，更提高了文明的整体质量。佛教传入中国，是人类文明交往史的重大事件，尤其当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之后，这种文化传播的意义更加凸显。相应地，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三夷教”传入中国，文明的世界图景变得更加多元，不仅丰富了中国民众的精神生活，也让中国文明的包容性发展有了展现机会，从文明体的历史观察，这就是明确无误的发展与进步。文化精神层面的传播，加强了不同文明体之间的理解与同情，为世界进一步的一体化发展打下历史基础。现代世界的联系前所未有地深刻，展望未来，无论是全球化的立场，还是中国本位立场，都离不开张骞以来文明交往的历史回顾。丝绸之路提供的历史资源，不仅是现实世界的历史基础，也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思考与动力。佛教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与中国文化结合之后，形成中国特色的佛教，而这个历史过程前后经历了数百年。正是从这个历史经验出发，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指出：“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理念一致，如同响应，历史经验与未来发展紧密联结在一起。中国文化的世界史价值，不止于“四大发明”的西传。在《十八讲》中仅安排了一讲叙述相关问题，题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和四大发明的西传”。论题点出了中国文明成果西传的关键渠道：阿拉伯帝国。公元751年是天宝十年，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在中亚怛罗斯发生一场遭遇战，唐军大败。唐朝的随军工匠，包括造纸的工匠成为俘虏，根据阿拉伯文献记载，他们成为中亚造纸术的最初来源，以至于撒马尔罕后来成为造纸中心，造纸术在阿拉伯世界传播，并继续传播到欧洲。中国发明的造纸术从此传播到世界各地，推动了文化、科学和社会的进步（367页），是古典时期中国代表性的贡献。火药也是经过阿拉伯传往西方的，而欧洲是在十字军东征时学会了使用火药武器。比较而言，印刷术的西传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唐开元后期发现了最早的印刷品（369页），而印书依然是在唐后期，但印刷术传到欧洲已经是14世纪后半叶。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也是经过阿拉伯人之手，传入欧洲。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西传，对欧洲历史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比较而言，《十八讲》更关注绿洲王国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的角色。比如印刷术西传，就是先有绿洲王国的使用，再有蒙古西征的带动。很多物质成果，都是经由绿洲王国的传递，出现在丝绸之路的两端。敦煌等地出土资料证实，因为这些绿洲的传递，丝路贸易的许多细节显现出来，丝绸之路的日常交往变得丰富多彩，填补了很多历史记载的空白。很多时候，正是由于这些绿洲王国承担了重要传递使命，从而使得丝绸之路的交通运行如常。而《十八讲》不仅从丝路功能上发现绿洲王国的意义，更从新史料上证明了研究的进展。通观《十八讲》可以发现，构成它的基本内容，无一不是具体的学术研究成果。多年来，荣新江教授追踪学术新资料，在推动丝绸之路研究上成为中国的领军人。一个人的学术研究，以中外文化交流为核心，不管是人员往来如粟特人，还是文化产品的传递如《兰亭集序》，无不成为重要课题。早年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后来的考古学新发现，从粟特文、汉文的双语文书，到粟特人墓葬精彩的石棺床画像，都成为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华美乐章。如今，这些曾经的学术研究篇章，都成为《丝绸之路十八讲》的重要构件，展现重大而丰富的丝绸之路主题，在学术研究上的深度与通识性的广度上，为读者展开了一幅丝绸之路的宏大景象。▲粟特文古信札丝路的开通，使全球化成为现实丝绸之路具有世界史特性，是因为丝绸之路开辟之时，欧亚大陆等同于全部世界，而丝绸之路正是沟通欧亚大陆的道路交通网络。丝绸之路的历史性，展现的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丝路有草原丝路、陆地丝路和海上丝路之分，张骞开凿的是陆地丝绸之路。草原丝路的使用者，通常是游牧人群，在沟通东西方的历史进程中，这条路发挥了大音希声的作用。陆地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内部沟通的主渠道，后来则是海上丝绸之路居上。所以，从丝绸之路的历史性观察，陆地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长期并存，但陆地占据重要地位。在两条道路并存的时代，旅行者可以在两条道路上自由转换。东晋时法显，隆安三年（399年）从陆上丝绸之路前往西域求法，义熙七年（411年）乘坐商船由海上丝路返回。贞观时玄奘印度求法，也有人建议他从海路返回。由此可知，此时的海陆两条道路都是畅通无阻。那么，从什么时候起，陆上丝路的主体地位发生转移让位于海上丝路呢？这是丝绸之路历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对此，《十八讲》非常关注。作者十分重视唐德宗时杨良瑶的出使，称之为唐朝的“郑和”，正是因为这是唐朝官方的选择，极具代表性。唐以后的丝绸之路，海上丝路的成绩最突出，各种航海技术加上唐中期以后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为海上丝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南宋时期，政治中心也转移到南方，海上贸易对于国家财政的支撑越发重要。没有想到，崛起于草原的蒙古势力，彻底改变了丝绸之路的生态，不论是陆地丝路还是海上丝路，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通常，丝绸之路的阻隔往往来自某些政治力量的突起，丝路的交通与贸易被迫中断。而蒙古大规模的西征，许多政权灰飞烟灭，欧亚大陆空前畅通起来。此前，最东方的中国，与西亚的交往都不常见，但是蒙元时期，罗马教廷却多次派使团前往东方。《十八讲》比较详细地介绍蒙古西征和教廷使团出使东方的情况，而马可·波罗就是其中的一支使团代表。来自罗马教廷的使团，都会记录沿途见闻，西方也迫切需要了解蒙古的各方面情报。在各种记载中，《马可·波罗游记》最具历史意义。马可·波罗从陆地丝绸之路来到元朝，17年的中国经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公元1291年，马可·波罗参与了从海路护送蒙古公主前往波斯完婚的任务，之后于1295年返回威尼斯。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故事，由传奇作家鲁思梯蒂诺撰写成书，这就是闻名于世的《马可·波罗游记》。事实上，马可·波罗自己也不会意识到，这部游记最后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大航海的动力来自各个方面，但无不是接受了《马可·波罗游记》的指引，寻找东方富饶的中国是所有航海冒险家的共同梦想。这是标准的丝绸之路梦想，打通欧亚大陆的所有阻隔，从西欧直通东亚，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马可·波罗游记》的指引，成了人所共知的历史常识。欧洲与西亚的传统运输航线是通过地中海完成的，地中海长期是周边文化区域航运的交通要道。近代欧洲兴起，后来再加上工业革命的动力，海外市场引力以及殖民的历史传统，终于引爆了大航海运动。这场运动导致世界大发现，美洲的发现、大洋洲的发现，全球化终于成为现实。大航海运动，有两个重要方向，一是越过大西洋，另一是绕过好望角。前者发现美洲，后者沟通亚洲，大西洋与印度洋终于获得了海运的沟通。海上丝绸之路，早已完成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这为世界范围内的大航海运动打下了阶段性的基础。人类的技术能力，尤其是蒸汽动力的发明，技术生态进入新阶段。从此，海运吞吐货物的能力不断提升，终于成为世界物资运动的主宰。丝绸之路是传统技术生态的时代产物，在新技术格局之下，传统丝绸之路不得不让位于新技术生态下的全球运输系统。然而，这些都是在大航海时代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从丝绸之路到大航海时代的中间转折点，无疑正是马可·波罗。所以，《十八讲》从张骞起航，到马可·波罗落幕。

“中国”一词从何而来？中华文明为什么诞生于中原大地？为什么说关中地区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地理基础？历史上，黄河下游源何发生多次重大改道？为什么山东山西之间没有山脉相隔，却以山命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没有地理就没有历史，那就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从来没有分开过的。”历史决定思维的深度，地理决定视野的广度。理清地理问题，才能理解诸多历史大事件的根源、节点与结果，这也是解读历史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地理学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韩茂莉撰写的《大地中国》从历史地理的视角，讲述大地上的故事，以及人类活动与环境的互动历程。二十六个专题，贯通上下五千年，遍及南北东西，涵盖了中国历史地理的核心问题，呈现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脉络。侯仁之先生说，历史地理是“昨天、前天的地理”，本书将历史的时间体系纳入地理空间，让我们从山川江河、文物古迹、社会人文中，看到鲜活的人与流动的历史。点击即可下单限量签名本↑下文为《大地中国》内容选录。文末附活动预告。何谓东西文/韩茂莉“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一副对联寥寥两笔便将中国西北、东南大地的风光勾勒得传神入画。大约就在这副对联写就的那些年，地理学家胡焕庸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中国的东西之别，这就是“胡焕庸线”。“胡焕庸线”也称瑷珲—腾冲线，线的两端分别对应着黑龙江瑷珲（今黑河市）与云南腾冲。以此线为界，线东南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3.8%，却生活着94.1%

山东苍山城前村元嘉元年题记1图八

似乎宁愿在这里向神秘主义投降。大致上可以相信，阿保机的确提前三年预言或承诺了自己的死亡。后世读史者所面对的难题，只是如何理解、如何解释这一史实。如赵翼那样倾向于相信阿保机拥有“不可以常理论”

“陈寅恪，一个对于当代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并非耳熟能详的名字，在世纪末回眸之际，却留下了无尽的话题：关于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关于学人风骨……还有那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生。这是一段很值得表述的历史。这也是一段不易表述的历史。”1995年，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里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如今，27年过去了，“陈寅恪”这三个字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相当“耳熟能详”的名字。因为一本书，我们了解到了一个人。而因为这一本书，也成就了作者陆键东。事实上，从1995年初版，到2013年修订再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出版过程历尽坎坷。本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为我们讲述这本书出版背后的故事。陆键东先生和他的两本书文

如今在南京三藏塔前有尊玄奘大师的塑像大师背负书箱负笈前行在笈的前方悬挂着一盏油灯这是夜间为了便于赶路照明灯在佛教中有着特殊含义它不但是光明的象征也是佛法的譬喻佛法犹如明灯可以驱除黑暗让人豁然开朗

▶扫码观看，单独购买课程永久回看缘起：三国两晋南北朝上承两汉，下启隋唐，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大转型时期，这个时期也是东亚与南亚、中亚的重要融和期；这些周边地区与三国、两晋、南北朝各政权几乎都有互动，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历史文献的记载与考古的相互印证，近年来又有众多的考古遗存不断被发现。韦正老师在众多的考古资料中甄选出有代表特色的器物，结合历史背景与历史地图梳理出魏晋南北朝物质文化的基本情况，并且将魏晋南北朝考古与文化的总体面貌和基本特点为大家梳理出来。讲座目的：为徘徊于博物馆门口的文化爱好者提供看懂南北朝文化的基础知识。▶三国时期全图▶西晋时期全图《魏晋南北朝考古与文化》五讲将于5月4日21:00正式上线主讲专家：韦正老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01难舍难分——魏晋墓葬中的中国社会●

哈达在贾拉拉巴德以南，是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也是佛教艺术的天堂。窣堵波众多，供养佛顶骨舍利等。据玄奘记载，这里还供养着释迦牟尼的袈裟、锡杖，乃至世尊的眼睛。

各位读者朋友好，今天上午从手机端看到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希望能为公众号加一个名字，比如“北朝考古”。当时我感觉很纳闷，不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晚上登录后台看到一条消息，原来是被举报了。具体内容如下图。根据提示，7天之内可以申诉。但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可申诉的，该申诉什么。两年多来，坚持每天更新公号，几个小伙伴在工作之余，凭着对专业的热情做这件事情，很是不易。如果是因为“北朝考古”这四个字违规而无法重新开张，那就让“北朝考古”这个公众号到此为止吧。目前后台还有一些文章，也不知道有无机会再分享给大家。感谢朋友们对“北朝考古”的支持！

在古代战争中，骑兵越来越成为战争的主力，战争胜败造成大量战马、驮马的转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中，马是重要战利品之一。通过战争获得良马，史书上有许多记载。中原地区往往通过战争获取北方草原民族的良马。

我们离开唐代题铭沿公路南行，刚转过一个小山咀，谷地顿然开阔起来。一片片麦田织出满谷的翠绿，金色的油菜花点缀其间，使人宛若进入仙境。南行不到5公里我们便到了海拔4160米的吉隆县城——宗嘎。

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方面，唐竺古道固然远不如古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但这条古道源远绵长，不管中央与西藏政权几经变化，始终是中国与南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条历史积淀深厚的通道。

[[1]]国家文物局，《201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102-105页。王咸秋、严辉、吕劲松，《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墓葬》，《考古》2017年第7期，第71-81页。

I，1389—1402）时期，帖木儿大帝的西征暂时阻缓了奥斯曼帝国成长的步伐，贝亚兹德一世本人被俘并受尽羞辱而死。但这些都无法阻挡奥斯曼的崛起。到苏丹穆罕默德二世（Fatih

唐五代時期，從事單一佛教活動的婦女結社仍然存在。如上文提到過的天津博物館藏敦煌寫經《金剛般若經題記》中之重視寫經活動的“優婆夷社”就是一例。另BD14682(北新882)《博望坊巷女人社社條稿》載：

西辽的崛起是西域和中亚宗教史上的大事，直接影响了该地宗教的演化进程。西辽的建立者耶律大石系辽宗室出身，儒学造诣很深，他在天庆五年中进士，获得殿试第一名，相当于南方宋朝的状元。女真酋长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后，辽节节退败，末帝天祚帝更被金兵俘虏。耶律大石自感无法同女真抗衡，便趁金兵1126年南下攻宋之时，自内蒙的可敦城领契丹、奚、汉三军西遁，目的地是当时辽朝的属国——高昌的回鹘亦都护政权。在西域，耶律大石先是占领了北疆的叶密立，即现在的额敏县，并以此为根据地，对周边诸国进行征伐。1132年，耶律大石正式称帝，改元延庆。周边的突厥部族则按自身的传统，将耶律大石在西域重建的辽朝政权称为哈喇契丹或者黑契丹，即大契丹之意，耶律大石上号为菊儿汗，即英勇的可汗。耶律大石扩张的目标是不臣属于辽朝的回部各国，特别是回鹘的死敌哈喇汗国。哈喇汗当时已经分裂为东、西两汗国。东汗国迅速被耶律大石击败，成为西辽的藩属。耶律大石更占领了东哈喇汗的首都巴拉沙衮，改为西辽的都城。耶律大石试图以西域为根据地对金发动远征，光复辽室在东方的统治，但是远征部队遭遇了惨败。这之后，耶律大石就全力投入对西辽西部各国的征伐中，导致穆斯林世界发动了一次对他的圣战。西辽的疆域，地图西部的浅绿色我们的老朋友，以专擅叛变而名垂青史的葛逻禄部，这时再度与他们当下的主子——西哈喇汗，发生冲突。葛逻禄派人向西辽求援，耶律大石认为这是迫降西哈喇汗国的大好时机，便亲自率兵西征，在忽毡城下大败西哈喇汗的马哈木德汗。马哈木德逃往撒马尔罕，向他的宗主，当时中东和伊朗的霸主——塞留柱苏丹国的苏丹桑扎尔求援。桑扎尔自他的属国里拼凑出一支10万人的多国部队，打着圣战的名义，于1141年亲自率军东渡阿姆河，讨伐西辽的属臣葛逻禄，并要求耶律大石皈依伊斯兰教。耶律大石则带领五万士卒，与桑扎尔的大军会战于撒马尔罕以北的卡特万草原。结果桑扎尔被彻底击败，虽然他只身逃脱了战场，但其妻子和众多属国国王全成了俘虏，随行的过万名伊斯兰教士被杀。耶律大石趁势进军撒马尔罕，并在城中驻留90天。期间中亚各国，包括最强的花拉子模，均归降西辽，大批被伊斯兰统治阶级压迫的异教信徒热烈欢迎西辽的大军。卡特万大战是穆斯林自进入中亚以来第一次毁灭性的惨败，在桑扎尔败退之后，西辽统一了从北庭到咸海之间的整个西域地区。1092年鼎盛时期的塞留柱帝国，中亚的大片区域（浅色），包括两个哈喇汗国，都是它的附庸。耶律大石在西域的成功，原因有二。一是他因地制宜地实施了宗教宽容政策。西域虽然名义上是伊斯兰教统治的地区，但是绿教在社会上的渗透率并不高，异教在平民百姓中的信仰根基还非常稳固。契丹人和西迁的汉人虽然崇佛，但是耶律大石并没有强迫西辽的臣民改信佛教，而是颁布敕令，要求宗教信仰各以其俗。宗教战争被明令禁止，西域持续了一个世纪的伊斯兰教同佛教间的战争暂告一段落。各宗教上层人士的权力，包括伊斯兰教，被西辽保护起来，这也是耶律大石的穆斯林属民支持西辽统治的原因。其二是西辽并没有执行中原王朝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而是采取了直辖地和属国的二元统治。契丹人居汉地已久，大部都严重汉化，但是西迁的契丹人和汉人总数只有数十万，中央集权制的中原政治文化无法在文化政治碎片化的西域建立起来，因此汉制只在首都附近的直辖地执行，而属国皆依旧俗，西辽仅派出少量官员监国和征税，地方政治依旧被属国统治者们把持。西辽皇室也积极学习西域文化，从回鹘初聘请大量教师教授皇子突厥语。约翰长老，欧洲中世纪神话中，在遥远的东方与穆斯林作战的基督教捍卫者，耶律大石一说是他的原型有种观点认为，代表中原文明的西辽击溃塞留柱苏丹国，象征着汉文化在西域的再度胜利。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总体而言未免太偏激。一方面，西辽的统治的确令大批西迁汉人（主要来自辽朝统治的山西）遍布西域各地，西域同中原地区断绝百年的文化交流重新被建立起来；由于契丹人浸淫汉文明已久，中亚乃至东欧的国家无法分辨契丹人和汉人的区别，乃用契丹指代汉人或中原王朝的同义词；另一方面，从上面的描述也可以看到，西辽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改变西辽域内的既有文化格局。西域文明的变迁，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方面。并不是在西辽的主动推动下进行的。重德元宝——西辽耶律普速完执政时期发行的汉式钱币然而西辽的统治的确带来了区域内宗教文化的巨大变革。肤浅的表征是异教信仰的再度复兴，由于西辽的宗教宽容政策，佛教徒、拜火教徒，乃至摩尼教徒，不再受到穆斯林统治者的限制，许多宗教场所得以重开，宗教仪式和庆典得以复兴。但从深层次的变化来看，西辽统治的最大收益者还是伊斯兰教。以前因为哈喇汗国和回鹘间的宗教战争，导致伊斯兰传教士无法进入新疆东部传教。西辽统一西域后，这道阻碍绿教东传的墙就不复存在了。伊斯兰教的排他性、独一性和高度的组织性令它在传教方面的效率远高于其他宗教，高昌回鹘境内的伊斯兰教徒数目迅速增加，并最终在蒙古时期挑战并颠覆了佛教徒的统治地位。伊斯兰教在卡特万之战的溃败，和之后异教的复兴，也刺激了伊斯兰学者们的反思。以前绿教在中亚都走上层路线，不仅无法取得民心，而且令自己同被统治者对立。卡特万之战后，伊斯兰教逐渐改变了策略，专注在平民中传教，不再强求使用阿拉伯语，宗教仪式开始简化，并糅合了东方的哲学及神秘主义观点，这就是苏菲主义的兴起。著名的中亚苏菲艾赫马德亚萨维，把穆斯林的仪式大幅简化，并用突厥语向异教徒布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艾赫马德

【导读】国家统一在很多人看来是天然正当的，但历史地看，国家统一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田余庆教授以国土开发与民族发育两方面为线索，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统一问题。就国土开发而言，从西周到秦，中国完成了北方东西两部分的开发、平衡和统一；秦汉以后到元，国土开发主要在南方，南北发展逐渐走向均衡，最终在元朝实现南北一体，就国土开发来说，南北分裂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元以后，东西部发展差距成为事关统一的关键，国土开发的重点转向西部，但这个任务遗留至今，东西部不平衡依然是统一的隐患。从民族发育角度而言，各民族发展水平在历史上也不一致，应承认各民族有自身发育过程，期间发生过一些冲突和灾难，但回过头看，灾难往往带动历史进步和多民族融合。田余庆先生指出，这两方面不断发展所诱发的矛盾，使中国的统一有张有弛、有缩有盈、有退有进，总体上朝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统一发展。总括起来：西周东周时期最早形成统一观念，奠定中国统一第一步的地域基础；秦汉时期创造统治大国的制度基础和治国经验，逐步形成统一规模和传统；隋唐收获十六国以来丰硕的民族融合成果，再次激发民族生机；元明清进一步营造统一局面，确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和民族格局，使中国以统一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西部大开发则是巩固中国统一的长远大计。本文原标题为《中国古代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节选自《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史鉴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中国古代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这里要探讨的问题看似普通，但是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和现在国家发展有重要的联系，比如说统一的问题、多民族的问题、大国的问题，都是中国今天的基本国情。这些都是在中国古代史上逐渐形成的。自古以来，“统一”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逐渐形成的。这里要探讨的就是历史上中国是如何形成统一的；各个民族又是如何陆续进入这个统一国家，从而使这个统一国家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如何在统一破裂以后，没有例外地，都能够在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内回归统一；怎么样在几千年里从一个低水平、低层次的统一走到今天这样一个比较高水平的统一，将来还要进一步有一个更高水平的统一。这个过程贯穿中国历史几千年之久，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可以探索。但是这个现象只有中国一家有，在世界上缺乏历史对比，中国人看来反而觉得当然如此，而为什么形成这个状况，探讨理论的内涵做得相对不够。我准备从两个方面、两个线索来探讨。第一个是中国国土开发和国家统一问题。统一是国家形态，国家首先要有一定的领土作为自己的范围，所以国土开发的步伐及状况跟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第二个要探讨的是民族发育和国家统一问题。各民族包括汉族在内都有一个发育过程，发育过程有时导致民族矛盾，怎么样使这些矛盾走向统一，从而使各个民族一个又一个进入到统一的国家里面来，构成一个大国，这也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是植根于中国社会内部，不是属于外力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所以都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而这两个方面的发展过程很多时候都是交叉进行的。统一也有另外一个方面的状况，就是可能由于一时的政治原因国家分裂了，又由于一个什么原因它又统一了，这种情况历史上出现过，它本身跟刚才所说到的，国土开发、民族发育的长期过程，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关系很少。这种统一和分裂往往是比较简单一些，时间比较短一些，看来纷纭复杂，实际解决起来是比较容易的。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出现过分裂的次数很多，各种大分裂中间有一个五代十国的分裂。五代十国是在唐以后，农民起义颠覆了唐政权，在没有一个接替的新的秩序出现的情况下，北方相继出现了五个短的朝代：梁、唐、晋、汉、周。这五个朝代统治了中国北方不大的一片地方，没有一个能够跨过长江，统治南方，所以南方形成“十国”。“十国”中又有一个国家在北方，实际上南方只有九国。九国中又有相承相袭问题，局面非常复杂。这个复杂局面是一时的、短暂的政治局面，看来与刚才所说的两个线索没有大直接的关系，虽然政治上纷纭复杂，但收拾起来不难，50年的时间也就澄清下来。分裂状况的出现有时有一些偶然因素、暂时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只能个案地来研究。总体地来看，宏观地来看，只好抓住两个主要的线索来观察，其他一些短暂的东西在这里面就不提了。现在中国统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台湾问题。我觉得台湾问题和我所要讲的两个重要的线索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以来列强人侵中国所带来的后果，政治因素是最主要的，解决起来，在策略上政治上会有很复杂的斗争。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牵涉到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线索的问题，不包括在我今天要讲的问题之中。下面先讲第一个问题：国土开发和国家统一。国土开发和国家统一是对国家的领土这个要素做一个回顾。首先是什么叫统一，有没有定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目前写文章的人有一个倾向，就是一步一步把统一向前提。传统的说法，国家统一，有自己一套制度来巩固统一，是从秦汉开始。我自己的想法，一个劲儿往前提并不是一个办法，因为越提越渺茫。但是把秦汉作为统一的起点，前面有没有一个必然要统一的趋势，有没有这个阶段，这就是秦汉统一从何而来的问题。我自己的想法是开始从西周算起，西周的大一统是古人的说法，我们科学地分析这个大一统和秦汉的统一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水平是低层次的，但是毕竟也有相同的东西。西周的大一统是从西周分封开始的，西周有一个中央政权，这个中央政权能够实现自己的主权，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范围之内发号施令，让自己的功臣、周室宗亲等等各种各样的人到东方去开辟土地。这是一种国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让中国北方的西部和东部都开发出来。如果说西周是统一的开始，那也只是低层次的，不过与秦的统一有直接的内部联系。统一的第一个时期，即统一逐步形成时期，大体上是西周到秦。秦汉以后到元，我认为是中国统一的第二个时期。元以后进人到中国统一的第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地域上来说，统一的范围大体上是中国北方的东西两部。西部是位于渭水流域周人兴起的地方，由中央政权直接统治。东部是要开辟的地区，诸侯国所在地。这两个部分的开辟、发展以至于走向平衡，是这个阶段统一的历史内容和地理界限。秦汉以后到元是第二个阶段，这个时候中国北方，东部和西部结合在一起，要开发的地区是广大的中国南方。这个过程比前面那个过程要长一些。因为增加了更复杂的民族因素，民族因素是各个民族自身发育问题，是绕不过的。历史需要为此付出时间，1000多年时间。到了元以后，我认为中国的统一，从地域方面来说进人了第三个时期，理当是开发大西部。元以后，实际上在东部的南北，没有再出现分裂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西部。但是元以后中国缺乏能力，缺少开发的条件，比较准确一点说，元以后中国缺乏一个资本主义时代，没有技术力量，也没有其他力量，能够利用中国东部作为基地，把西部开发起来，广大的西部长期处在一个待开发的落后状态。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开发西部是一个大政策，是对中国历史遗留的一个大问题的交代，对中国整体开发的一个交代，而且也是对于中国统一的进一步巩固，开启一个新的起点。西部不开发，处在荒凉的状态，西部又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处在一个开发滞后的状态，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应当继续的。欢迎长按上图二维码预订《文化纵横》2021年新刊美国在19世纪开发西部，实际上也有类似的思考线索在里面。19世纪的美国靠着东部十三州的区域，靠着新英格兰的传统在发展，西部却处在相对的隔绝状态，又有另外一种文化在滋生，长此以往，美国也有可能出现像加拿大——一个英语的加拿大，一个法语的加拿大一样的问题。但是美国大力开发了西部，以至于西部和东部走向平衡，维持了美国今天的国情局面。可是中国缺乏这样一个资本主义时代来完成这样的任务，所以留下了一个开发西部的大问题。这是一个总体的线索。现在回过头来具体讲第一个问题，国土开发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中国早期国家的地域是西周分封形成的基业，统辖范围西面到渭水流域，东面一直到海，北面是今天北京以北的燕山区域——西周分封的最北一个国家就是燕国，向南到了长江流域。所谓分封，按当时说法叫做“授民、授疆土”，授给你民，这个民是什么人呢？大体上是被征服的殷朝的遗民，还有很多殷朝遗民以外的蛮、夷、戎、狄，他们原来被认为是华夏族以外的民族。有很多地方授民授的并不多，封君、诸侯自己带去一点随从，在这个地方白手起家，叫做“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推着小车，穿着破烂的衣服，开山辟野，慢慢形成基业，从小到大，慢慢形成一个封国。这个时候政治中心在西，在渭水流域，而国家的大量的活动，很有生气的活跃的部分，是在东部的诸侯国家。东西相比，西方是政权所在，命令所出的地方，但是狭小的渭水流域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间，能开发的在当时来说很有局限。东部是冲积的黄土平原，开发起来相对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难。东部的势力比起西部来是在慢慢超越，以至于西周政权在西部也待不下去，跑到东方来了，这就成为以后的东周。进人东周的时候，东部开发已经有200多年历史，形成一个又一个国家。我们今天知道春秋有所谓五霸，五霸以外，比较知名的国家还相当多。大体上说，春秋局面还不是高水平的局面，但是从当时来看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0多年由西周那个“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状态转化成为东周五霸这样一个局面，应当说时间不算太长。因为当时在开发东部的时候所能够使用的工具，基本上是石、木再加上比较贵的青铜工具，铜器因为贵，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而且劳动人手是极其稀少的。在此以前，一个封国，实际上也就是三五十里、七八十里、百来里。国和国之间有大量的空荒的、没人管的、有待开垦的地方，所以国与国也不相连，各干各的。在那么一种落后状态之下，200多年开发出一个春秋局面，应当说这个历史的进步还是可观的。进人东周以后，新问题出现了。原来东部的秩序直接跟西周的宗主国相联系，诸侯受封而来，向周王回报，要朝贡、要觐见，有自己的义务。而现在，西周朝廷搬到东面来了，它也不像西周时候是那么有尊严、有威望的一个朝廷，在洛阳处在和东周诸侯国家一样的状态。东周的诸侯国家，一个一个挨在一起，不免产生矛盾，出现各种纠纷，纠纷往往没有更好的手段可以解决，就是打仗，所以一部春秋战国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这也就说明，分封开创了一种新秩序，这种新秩序，促进了东部的开发，也造成了新的问题。开发的国家不能自安其位，彼此冲突。分封的秩序成了旧秩序，在破坏中，走向反面，原来的宗主国家维持不了。代替旧秩序会是一个什么局面，这是一个长久的探索过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政治秩序，由于周王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要有一种新的权力来代替。春秋时期出现盟会，某一个诸侯比较强大，比较有影响，他就纠合周围的国家，联合在一起，试图解决面临的问题，方式是盟誓。盟会中用誓约的办法，一条一条的加以解决。这可以说是用盟会的办法代替周王权威，调整国家政治秩序。盟会主持者总是一个强国，强国主持这样的盟会总要为自己谋利益，所以盟约仅仅只能维持一个短暂时间。最早最有名的一个盟会叫做“葵丘之盟”，盟主是齐桓公。这个盟会中留下了盟约五条，五条盟约中与国计民生关系大的、现实性强的，只有一条，叫做“无曲防，无遏籴”。“无曲防”，意思是不要利用水道来为自己谋利益，

新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的石人雕像，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北的草原地带

又名大斗拔谷，位于今甘肃民乐县东南甘青两省交界处，是河湟谷地通向河西走廊的祁连山峡谷。谷两侧为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峰，而谷宽却只有10～50米，长约30公里，霍去病就是通过此峡谷进军河西走廊的。

idea)”的重要性。“抽象概念”的含义也许影响更加深远，但却难以限定。因此，只有对那些可以用精确方式检验的直接相关证据深思熟虑之后，才能最恰当地处理这些“抽象概念”。

另一件铜胡人立像，装束相貌与上述二胡人抬方形炉略同，手中托举一宝瓶，喻献宝。有趣的是这三位胡人肩上都搭着飘带，类似菩萨身上的帔帛(图4)。这种形象显然受到佛教美术中的财神库毗罗(

由于考古资料及历史文献的偏重，历代王朝的都城是城市考古和城市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而以都城为舞台上演的各种悲喜剧，又是广义历史学及文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其重要性不待赘言。

今日风靡世界的健美操、街舞和体育舞蹈，节奏和形态显现出唐帝国所盛行的胡旋舞的痕迹。胡旋舞源自中亚诸民族，西汉丝绸之路后，昭武九姓与新疆、敦煌及长安等地进行了商贸和文化等广泛的交往，胡旋舞也随之传入。

秦咸阳回顾在帝王集权体制下，皇权要求有笼罩天下的威权，皇帝个人以及帝国都城都被赋予超越性的形象，这种情形是集权王朝共同的特征，在短暂的秦代就有所表现，尽管秦咸阳只是一座未完成的都城。

2019年12月7日，妹尾达彦先生在“中国中古制度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关于都城史研究的发言

张教授指出，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六朝建康城的城墙遗址，原址保护，才建立了现今的六朝博物馆。他提到，建康城是一个倾斜的都城，偏度约为北偏东24.6度。经推测，这是受到长江的影响，按照长江的流向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