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刚成为一员“80后”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博士生导师、1978级校友刘嘉麒，依旧忙碌于研究、上课、科普报告等。今年5月，刘嘉麒获得国科大最高级别的教师奖项“李佩教学名师奖”。“也不是觉悟高，人活一辈子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如是说。本期，国科大官微转载《中国科学报》7月16日《“80后”院士刘嘉麒的忙碌生活》一文，感悟刘嘉麒忙碌生活背后的精彩人生。
每次做选择时，他似乎总会选那条让自己不怎么“舒坦”的路。中科院院士刘嘉麒最近刚成为一员“80后”，本来早就过了退休年龄，没人逼着干活了，不过他选择了“忙”。搞了一辈子火山研究，他想老骥伏枥，再挖“一桶金”——帮企业把硬邦邦的玄武岩拉成丝，以适应民用、航空、化工……各种用途。不止这样，他还在给研究生上课，带着十多名研究生，一年做二三十场科普报告，给地方、企业做咨询……“也不是觉悟高，人活一辈子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今年5月，中科院院士刘嘉麒刚获得国科大“李佩教学名师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他如是说。
“也不是觉悟高，人活一辈子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是花国家和老百姓的钱才有了学习机会，要尽可能回报给社会、回报给老百姓才行。”
《中国科学报》：今年您成为了“80后”一员，请谈谈现在的工作生活状态。刘嘉麒：我从不过多想自己多大年龄，反正还能干些事情。现在还在学校里上课、带研究生，除了国科大之外，也在吉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河北地质大学、郑州大学兼职带研究生，总共还有13个没毕业的学生，指导他们学习，选择研究课题；也有一些研究项目在做。现在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如何用玄武岩（火山岩的一种）拉丝。这种纤维的化学性质、力学性质和物理性质比金属丝还好，可以跟碳纤维媲美，可用于航空、航天、建筑、军事、交通、海洋等各个方面。未来将是钢铁纤维或碳纤维的重要替代材料。现在没人逼着我做事，但我还想赶紧再做点事。每年大概得做二三十场的科普报告，做地质、材料、环境等方面的一些咨询工作。总的来说，事儿挺多，还比较忙。
2021年4月底接受《中国科学报》与国科大教育基金会采访《中国科学报》：请谈谈我国玄武岩拉丝技术的发展现状。是什么让您聚焦相关研究？刘嘉麒：玄武岩纤维苏联搞得最早，1956年苏联科学院（现俄罗斯科学院前身）材料研究所（位于乌克兰基辅）开始相关研究，1985年拉出来第一根丝。我国在2003年（用玄武岩）拉出来第一根丝，到现在不到20年，但发展得很快，现在我国相关技术、生产和应用水平都远超过其他国家。我是科班出身学岩石和地球化学的，知道岩石形成的原理，就可以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做一些改进。比如不同的玄武岩拉出的丝性能是不一样的，选择的原料、生产的方法都会不一样。搞了一辈子火山岩（研究），仅写文章、著书立说不行，还得服务于创业和国家需求，把知识变成财富，这样学有所用，能够为社会做点贡献，心里比较欣慰。《中国科学报》：您一直坚守在创新和教育一线，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忙碌”生活？刘嘉麒：也不是觉悟高，人活一辈子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小时候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在讲“不忘初心”，就是不要忘本。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是花国家和老百姓的钱才有了学习机会，尽可能要回报给社会、回报给老百姓才行。
“什么事情你真正投入进去了，找到它的内核了，就能产生兴趣，然后就有动力了，越钻研就越情愿干这件事儿了。”
刘嘉麒：我是辽宁锦州人，1948年底的锦州战役就是在我们家门口打的。锦州战役之后，我在1949年1月份就上学了，学校设在一个庙堂里，教室旁边还有佛爷供着。但很遗憾，1950年我父亲去世了，家里没有了经济支持。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当时我和两个姐姐已经上学，姐姐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我。高中毕业时填志愿，高考分三类：一类理工、二类医农、三类文史，我最初对文学感兴趣，但学校要求好学生只能报理工类。我家在农村，家里困难没钱供我上大学，母亲就说哪个学校不要钱或者少花钱就考哪个学校。当时师范院校基本上不要钱，地质院校实行学费、书费、伙食费、医疗费、住宿费“5包”。我选择了地质类。对地质我并不懂，不过，1958年大炼钢铁时，跟着地质队员上山挖矿，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当时县里仅有的一台旧吉普车给搞地质的人坐，县长还在旁边陪着。到了山上，地质队员告诉我们往哪挖，果然就能把矿挖出来，所以觉得搞地质挺神的，而且这个工作很受尊重，后来就报考了地质学院。《中国科学报》：后来是什么让您真正对地质学产生了兴趣？刘嘉麒：我是1960年上的大学，从1960年下半年到1963年这三年困难时期，在学校经常吃不饱饭，几乎天天挨饿。我们班有的同学家里条件比较好，开学不久就退学了，我没有退路，回家还不如在学校，就坚持下来。我是地球化学专业，仅化学就学了八、九门，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到分子化学、晶体化学、岩石物理化学、地球化学以及物质结构等，用这些科学去解决地质问题挺有用的。“学一行、干一行、爱一行”，什么事情你真正投入进去了，找到它的内核，就能产生兴趣，就有动力了，越钻研就越情愿干这件事儿了。虽然说跑野外的时候很累很苦，但有了新发现却格外高兴。
“我心里暗想，学英语我学不过你们，但做论文肯定要比你们厉害。”
《中国科学报》：您先后考了两次研究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在接近“不惑之年”报考中科大研究生继续深造？刘嘉麒：1965年本科毕业后，需要经过学校的选拔，有了资格才可以报考。我比较幸运地从一千多毕业生被选拔报考研究生，并成为最后录取的8名之一。不过，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习就中断了。1968年11月，我们离开学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我被分到地质队接受再教育，脑力劳动变成了扛钻杆、打钻、挖槽子的体力劳动。我是农村长大的，又比较年轻，干活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很快和工人打成一片了。但我一直觉得，念完大学再成天做这些事，把学的东西有点废了。那时国家得用4个农民的全年收入才能培养1个大学生，如果再培养1个研究生，那国家花了的钱就更多了。所以干活之余我会偷着看点书。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我非常振奋。当时我在吉林冶金地质研究所担任室主任，也算是单位一个很受重视的骨干了，但我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可不行，你要是真强，得到那些真正强者中才能看出高低，出于想再进一步学习一点东西的想法，就报考了研究生。尽管当时原单位给了好多的优越条件，但我分析一下自己做点业务工作还可以，干领导不是我的强项，最后就留在北京了。读完硕士又读博士，在地震棚待了8年多。家还在长春，我考研的时候我女儿一岁，到了我毕业的时候，她就七八岁该上学了，我也顾不上家，反正就是这样过来的。《中国科学报》：您一直在选择挑战自我。研究生毕业时做论文放弃“四平八稳”的题目，选择了更加“冒险”的方向——用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方法，对长白山乃至整个东北地区新生代火山活动进行研究。当时有没有担心过可能会失败或是延迟毕业？刘嘉麒：有点担心，但我考研究生的时候已经37岁了，做论文时快40岁了。在我们三十几个人的班里，我排老五，与最小的差16岁。我已经工作十多年了，要是跟刚大学毕业的小师弟、师妹们比的话，我太没水平了。而且工作多年，我也有些积累。我心里暗想，学英语我学不过你们，但做论文肯定要比你们厉害。当时老师让我做中生代（2.52亿年前至6600万年前）年代学，当时的研究相对成熟和容易一点。我了解一些情况后发现，做新生代（距今6500万年）年代学在中国尚无先例，当时所里有几个同事搞了几年也没搞成。我的老师和几个关系较好的同事担心我说搞不成没法毕业。但我觉得做不成也不丢人，做成了就可以往前走一大步，于是，我想赌一把。我一天24小时，除了去食堂买饭，都待在实验室拼命干，睡觉用的毯子都被老鼠磕掉了。最后终于把实验做成功了。当时有的老师还不相信，但后来把我的样品拿到美国、澳大利亚去验证，跟我做的一样。年轻人要有点冲劲儿，用现在时髦一点的话说，就是要敢于创新，做别人没有做的事儿，做成功了对自己是很有促进的。《中国科学报》：此后，您带领团队推动我国火山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化，这大概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刘嘉麒：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开始中国火山研究重视度不够，我到国外去开会时讲中国火山，很多人都不了解，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火山。这对我刺激比较大，所以首先就想把这方面弥补上，系统地做一些中国火山年代学、地球化学和岩石学方面的工作。其次，考虑到科学研究要跟社会发展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又把火山灾害和资源利用也搞起来了。以前找石油和天然气一般都是在湖泊海洋形成的沉积岩里，没有把火山岩算进去。火山岩本身喷发时没有油气，但在形成岩层以后却可以作为油气的储层，找到火山岩，就能找到油气田。比如以前在东北、新疆、环渤海火山岩里没有发现油气，后来经过勘察发现不但有，而且储量很丰富。以东北大庆油田为例，在徐家围子打钻到3千米时打到了火山岩，在那里发现了大型气田。我认为松辽盆地底下有相当大规模的中生代火山岩，在徐家围子能打出油气，其他地方也会有。后来在吉林长岭凹陷确又发现了很丰富的油气藏。这些肯定是石油部门的功劳，但我们的建议也起了一点作用，使他们有决心到那边打钻。近20多年来，我国好多非常规的油气田就是在火山岩里发现的，我们的研究对这些非常规油气田的发现和开采起到一点推动作用。同时，火山活动是一个重要的地质作用，对气候环境变化有很大影响，我们研究了火山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我认为，人的活动对气候有影响，但有限，真正影响气候的仍然是自然作用。此外，任何一门基础科学，最后还是要应用到社会，推动社会的发展。所以又开展了玄武岩新材料研究领域。
“应该想一想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想干什么？若就是为自己，那就太低级了！”
《中国科学报》：今年5月，您获评国科大教育基金会设立的李佩教师奉献奖“李佩教学名师奖”，请您谈谈获奖感受。您如何看待这一奖项以及您对国科大教育基金会有何看法。刘嘉麒：我感到特别激动、荣幸，这个奖很宝贵。我在中科大做研究生时就受益于李老师的教育，当时李佩老师是外语教研室主任，她让我们必须得学好英语。如果没有她逼着我，我的英语就过不了关，出不了国，没办法和国际同行交流。我很崇拜李佩老师，她可以说是中国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教过的弟子成千上万，让数千名优秀人才能够到美国一流大学留学。可以说，李老师的贡献不亚于郭永怀先生。获得李佩教学名师奖，将激励我把李老师作为学习的方向，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国科大是一个创新的学校，应该有一些新的集资和培养人才的形式，教育基金会能够为教育体系的发展起到一种支持保障作用，激励社会各界以及老师、同学为教学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这对学校教育、人才培养非常重要，对国科大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科学报》：您教书育人已经将近40年了。这些年您大概培养了多少名研究生？请谈谈您在教育方面的心得。刘嘉麒：现在，我名下已经有76个研究生，包括博士后。他们有做学问的，也有从政的、经商的。无论做一哪行，首先要做人，才能把事做好。教师首先得有责任感。不管哪个学生，对家庭、学校和国家来说都是宝贝。家长把孩子交给你，就是期望孩子能够跟着你长大成人。作为老师，一定要想办法让让学生能够发挥他的长处，创造条件让学生尽快的成长，能够成为一个有用之才。具体做法就要跟他们交朋友、交心。每个新学生我都要和他们做一次谈话，沟通一下为什么来读学位？读完研究生要干嘛？光想拿个学位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核心是你将来想成为什么样一个人？把这些要明白，因才施教。要从政、经商的学生和要做专业学问的学生培养方式是有区别的。如果他是一块搞学问的料子，我就要把一些重要的课题给他做，让他不光要能拿到学位，毕业以后还能够很快在某一方面成为专家。如果不想搞科学，我就不能把重要的科学问题交给他，而要锻炼他管理和其他方面的能力。当老师最主要责任是应该为学生着想，不光是学生的学习，还有他的思想、生活。我和学生的年龄差别很大，一些是孙子辈的。他们有事，甚至谈恋爱，女孩子被男孩子欺负了，这些事儿我有时候也管，从另一个角度就好像家长似的。
2006年9月2日，刘嘉麒（前排左三）与学生及边防战士一起考察长白山望天鹅《中国科学报》：与四十多年前相比，今天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已不可同日而语。据教育部统计，2020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达111.4万人，比10年前增长了一倍，是1978年（共录取10708人）的100倍还多。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刘嘉麒：现在我们国家大学生和研究生招生的数量多了，这是一件好事，说明国家现在经济发展了，有实力了。“文革”前，我念研究生的时候，培养一个大学生大致相当于五六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再培养一个研究生，那国家花的钱就更多了。念大学、念研究生，你爹妈当然花的更多一点，但没有国家拿钱，很多人是念不起书的。所以，现在国家能培养很多大学生和研究生，这是国家对年轻人的希望和一种关怀。反过来，作为研究生也应该感觉到自己的责任，每个学生都是花纳税人的钱，没有老百姓、没有国家培养哪有你？应该想一想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想干什么？就是为了自己吗？那就太低级了！任何一个受到教育的人，应该以国家、人民、社稷为重，回过头来要为国家、为老百姓做点贡献，为你的家乡做点贡献，这样才能心安理得。《中国科学报》：近年来，我们时常看到大学生轻生的案例见诸于媒体。您如何看待这些异常现象背后的原因。刘嘉麒：我当了27年零8个月的学生，遇到最大的问题是1960年到1963年的困难时期，那种挨饿的难受，现在的孩子们体会不到。现在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条件和以前比好了太多。但心理素质比较脆弱，遇到一些问题找不到解决的途径，容易想不通。这是社会和生活环境造成的一个客观影响。另一方面，现在的学校和老师光注重教学，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做思政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学校应该当成一个大事来抓，要加强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责任。《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师生关系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潜在影响？刘嘉麒：在师生关系方面，老师是主导，老师做的好不好是关键。老师跟学生应该首先是朋友关系，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指示。所谓交朋友就是让他有什么难事，有什么想不开的，能主动的跟你说，你能想办法帮他解决，能开导他。有时我们生活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一旦解开了，没有多大的事儿。你是先生，学生也有他的尊严。老师也是从学生过来的，应该知道在自己当学生的时候，对老师是怎么想的，有什么希望。现在，个别老师把学生当成工具或奴隶，甚至变着法的把学生的一些成果变成自己的。在学术道德方面，这很糟糕，这种人就不配做老师。学校必须重视解决这类现象。刘嘉麒：研究生时期是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对一个人的学业与事业都极为关键，要珍惜这段时间，找到自己的生长点，为一生打下基础。不要以为自己年轻，还要有好多时间，不着急。这么说吧，你在年轻的时候能比别人前进一步的话，以后走的路可能要容易的多。也不要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真正的远大目标，必须从眼前一步一步做起。
2016年3月7日，刘嘉麒（前排右二）等在吉林辉南打钻
“如果我们把国内地学相关的报道排个队，会看到相当长的一个‘领先’队伍。看着挺红火，但其实不是这样。”
《中国科学报》：作为国际第四纪地层委员会委员，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水平？刘嘉麒：我国地质科学70多年来有很大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把国内地学相关的报道排个队，会看到相当长的一个“领先”队伍。看着挺红火，但其实不是这样。总的来说，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并不是什么都领先了。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进步和成就，来鼓舞士气；但也应该看到很多方面尚未领先，还得加倍努力。中国是个地质大国，疆域广、土地面积大，各种地质现象几乎都有，为地球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我们还不是地质强国。在一些基础理论方面，中国人创造的理论还很少；我们现在使用的一些技术手段和仪器设备都很先进，但大多都不是自己研制的。光买的技术不行，得想办法自己创造。否则，国外一旦说不卖，你就不行了。我从事地质工作已经60多年了，现在的理论和60年前相比虽然有不断的进步，但是没有质的变化，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突破。所以，总体来讲我们发展的很快、很好，但就其水平和突破这两个方面还不够。《中国科学报》：当前地学教育面临生源质量下滑、学科生态不良等挑战。您如何看待地学发展前景？地学教育当前的挑战如何破局？刘嘉麒：首先，这并不是地球科学本身的问题。地球科学的本质是为全人类的生活和生存更好服务的科学，我们所用物质财富的85%~90%都是通过矿产资源和能源实现的。比如一部手机中就蕴含着几十种矿产资源。不止如此，实现青山绿水、空间发展，如登月、登陆火星都离不开地学。我跟搞航天的朋友开玩笑说“别不服气，你们只管上天，但不知道上天干什么；我们不能上天，但知道上天做什么”。比如登月落在哪里？落了之后干什么？在哪里取样？地球科学研究者是指挥员。现在地球科学专业的招生问题、学生找工作问题，追根溯源应该从教育本身来找问题。现在好像都在学生都成天挺累，但现在学的很多都是陈旧的“老八股”，或者有些纯理论又不好应用。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学校、老师开始，让学生觉得学可以有所用。反之，工作就很难搞。所以，老师在教学时，除了明确科学价值以外，更重要的是教学内容要跟上时代，同时明确说清知识的用处，让学生知道怎么用。我跟学生讲，不要觉得搞地学的人不行，没有这些没法生存的。也不要埋怨工作不好找，核心问题是你本事还不够大。真要有本事，就不是你找工作，而是工作来找你。另外，年轻人不能好高骛远，一毕业就想找一个舒适又挣钱多的地方，哪有那么多好事？你得先从基层做起，多学点本事，积攒实力。
2016举办第五届世界玛珥湖大会，刘嘉麒（左）与以色列同行在野外进行学术交流《中国科学报》：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您如何看待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刘嘉麒：我是1978年入党的，一晃40多年了。我们入党时，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那么共产党员就应该在群众当中树立榜样。树立什么样的榜样呢？我想在具体的工作生活中应该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宁可吃亏，不占便宜。同时，做人以诚相待，想办法给党争光，不抹黑。这些应该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
刘嘉麒，火山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学家。1941年生于辽宁丹东，满族。1967年长春地质学院研究生毕业。1985年获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理学博士学位。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理事长。现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火山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防灾减灾委员会主任；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资格委员会委员，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地层与年代学专业委员会常委, 亚洲湖泊钻探科学指导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来源/《中国科学报》冯丽妃
图片/国科大教育基金会、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