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别“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先生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光召同志，因病于2024年8月17日22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1958年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1960年推导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成为国际公认的PCAC的奠基者之一；1961年回国后，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参加领导了爆炸物理、辐射流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等研究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中作出重大贡献；1996年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将国际编号为3462的小行星命名为“周光召星”；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周光召（图源：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周光召先生是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周善贵在2024年5月15日举办的“周光召先生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研讨会”上说道。
周光召用他那拳拳赤子之心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中国理论物理学教育、研究，国防和国家科技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居功至伟的贡献。
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1949年的新中国，在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的基础上，开始了现代科学技术事业。
为了学习前沿理论与技术，1957年春天，周光召带着“向科学进军”的使命，前往苏联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粒子物理研究。他十分珍惜国家给予的宝贵机会，埋头苦学，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这些成果，几乎全部是他一个人独立或以他为主完成的。他也因此先后两次获得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科研奖金。
1957年，周光召（左四）与王淦昌（左五）等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研讨工作（图源：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档案）
然而，1959年至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拒绝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并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带走图纸和资料。
得知后，周光召、吕敏、何祚庥等义愤填膺，坚决要求立即回国。
周光召在致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决心书中写道：“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科学家，我愿意放弃自己做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要知道，这个“做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令当时美国和苏联都连声赞叹的瞩目成就。但是，周光召还是在1961年毅然回到祖国，与邓稼先、彭桓武等人一起全身心投入到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中，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9年隐姓埋名的国防科研生涯。
当时，大家除了知道“核武器”这个名词外，对它的作用原理一无所知，更无资料可查。就在这艰难处境下，周光召提出了大量创新思想，跟研究人员一起攻克一个个科学难题。
周光召协助邓稼先交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图源：央视新闻）
经过两年的努力，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运抵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场，迎来核试验最后时刻。然而，1964年10月15日深夜，距离爆炸预定时间已不足24小时，一封紧急电文对原子弹的设计提出了疑虑。上级希望负责核武器理论物理研究的周光召等人做一个认真的估算：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概率是多少？
周光召和同事们紧张运算了整整一晚。次日上午，他们将一份联合签名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经计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除了一些人为不可控制因素，原子弹的引爆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这份报告可谓原子弹爆炸前的一颗“定心丸”。
1964年10月16日下午，随着炽热的蘑菇云在大漠深处升起，巨大的轰鸣声从罗布泊上空迅速传来，震惊世界。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说：“光召兄的回来，使得中国1964年爆第一颗原子弹（比预想中）早了一两年。”
周光召自己却说：“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图源：央视新闻）
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前后，毛泽东主席两次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不同于原子弹得到过苏联的一点援助，中国的氢弹研制完全是白手起家。
早在1963年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时，周光召已紧锣密鼓地布置了对氢弹原理的先行探索。他组建了由苏肇冰、水鸿寿、王子修、张信威组成的研究小组，建立带热核反应的总体计算方程组、推导辐射流体力学方程组、开展某武器结构研究、发展单流管和多流管程序等，在氢弹设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7年6月17日上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
1967年6月17日上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图源：中国科学院）
推动基础研究
中国核武器原理为什么能这么快取得突破？
周光召曾总结过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当年国家抽调了彭桓武、邓稼先以及包括他本人和于敏在内的多位在基础研究上已经做出了高水平成果的科学家。虽然大家都没搞过核武器，但他们带着一批年轻科研人员，从基础研究开始逐步探索，最终搞清楚了复杂相互作用的物理过程，才能很快实现核武器的原理突破。
可见，周光召深刻认识到基础研究在应用研究中的重要性。
对科学的发展，他强调长远性、原创性和开放性，“基础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队伍要精干，要把最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推到科学研究前沿，给予稳定支持。若只顾眼前利益，“不保留精干的科学研究力量，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并创造性地提出并在中国科学院遴选建立了全国第一批开放实验室、交叉科学中心，要求以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机制运行，指出“开放实验室是未来科研组织的雏形，是‘国家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的多年实践，完全证实了他当年的预判。
”在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郭传杰看来，周光召是一位极富远见和理性思维的战略科学家，也是一位帅才难得、位高望重的高层科技领导人。
面对社会上“科学无用论”“科技同一论”等各种看法，他首先提出科学技术发展的“双动力”论，并据此强调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具有各自不同的地位、作用和规律，要按不同的价值准则和运行机制确定不同的政策措施；面对国家急迫重大的经济建设“主战场”，调动科研主力，在全国与企业、地方组成紧密合作的研发中心或基地，以项目为纽带，攻坚克难；对技术开发类工作，他强调要按市场经济规律，积极推动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工作，发展高技术企业......
20世纪80年代初，周光召在办公室（图源：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
此外，周光召在推动863计划和973计划、筹建中国工程院、推进中国科学院学部制度化、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设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推动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等一系列重大工作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山东禹城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黄淮海战役”中的重要台站，也是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欧阳竹的初来乍到之地。
用欧阳竹的话说，那段时间确实很艰苦，但受益极大。“黄淮海战役”聚集了一大批顶尖的科学家。“我见到了印在教科书上的人，甚至可以跟他们一起讨论，听他们讲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这样的经历有钱都买不到！”欧阳竹回忆道。
六年奋战后，中国粮食增产1000亿斤，其中黄淮海地区贡献过半。
20世纪90年代前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前左一）在黄淮海地区考察工作（图源：中国科学院）
育人做伯乐，莫如做朋友
周光召1984、1987年先后受命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至1997年。在确立中国科学院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同时，人才问题始终是萦绕在周光召头脑中的战略大事。
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院士回忆道，“光召先生高度重视人才，特别是年轻人才的培养，鼓励年轻人的任何进步。光召先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创新要以人为本，年轻人是国家和事业的希望，他突出强调：‘要大力培养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造就一大批掌握现代科技和人文知识、又富有创造性的各类人才，形成有战略引领、有远景激励、有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创新团队。’”
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郭传杰眼中，周光召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和青年交朋友，对优秀青年人才大爱有加，不仅在工作上放心放手，“给位子、压担子”，而且亲自谈心、交朋友。正如周光召所说：“育人做伯乐，莫如做朋友。”
”2001年5月22日，周光召（后排中间）出席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国科大前身）揭牌仪式（图源：国科大档案馆/校史馆）
国科大学术副校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亚太地区）主任吴岳良院士是周光召的学生。回忆起和周光召在一起的时光，那一帧帧画面总是充满了温情。
吴岳良犹记得研一寒假参加“相变和重整化群”工作月研讨班时第一次遇见周光召的情景。
“周老师看出我紧张的心理，便先问了我参加研讨会和在研究生院上课的情况。待我慢慢地消除紧张情绪后，他和蔼而认真地说：‘理论物理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从事理论物理研究至少要做好三方面的充分准备：一是要对理论物理有强烈的兴趣，这样才能激发一个人的好奇心去探索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并发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二是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这样才能敢于突破前人的工作，不迷信权威，做出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三是要对科学有献身的精神，这样才能勇于攀登科学高峰，不怕吃苦，真正为理论物理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周光召向吴岳良特别提到，国外活跃在前沿和做得最好的年轻理论物理学家很多是没有星期天的，一个人光靠先天的聪明，不靠后天的努力也是做不好理论物理的。
说完，周光召问他：“有没有自信做到这几点？”尽管当时吴岳良对这几点的认识并不是很深，但感觉能做到，就回答：“我能做到。”
周光召没有考教他物理问题，而是嘱咐他在研究生院好好学习，先把基础打牢。“周老师第一次见我时，就告诉我：‘老师和学生既是师生，也是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周老师不仅指导我们的学业，塑造我们的思想，对大家的生活也非常关心。可以说，他的言传身教，在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上，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吴岳良说道。
周光召常常在星期天讨论结束后，带大家去改善伙食，并说这是他向他的老师彭桓武院士学的——彭老当年也常常带他去改善伙食。
这样的爱人之心，也在师生之间默契传递着。
彭桓武（左）、周光召（中）、吴岳良（右）师生三代在一起（图源：吴岳良提供）
2001年前后，吴岳良去周光召家拜年（图源：吴岳良提供）
周光召的一生与祖国和党的事业紧紧结合在一起。他希望，这种为国奉献的传统能在他的学生中传承和发扬下去。
1986年吴岳良即将出国深造，周光召语重心长地问他：“将来一旦国家需要你做出某种选择时，你是否能服从国家需要，尤其是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吴岳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周光召听完接着说道：“当然，要放弃自己感兴趣和爱好的事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一个人对自己祖国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国家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这一年，吴岳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光召系其入党介绍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彭桓武的“交接棒”交给周光召，如今又传给回国的吴岳良——他仍然带着国科大学子扎在科研第一线，“发挥年轻人的创造性，这是我特别希望做到的事情。”吴岳良说道，“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继承周老师求真唯实的科学精神、锐意革新的创新精神、德厚光昭的人品风格，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创造属于我们的辉煌！”
周光召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国科大前身）（图源：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位于国科大雁栖湖校区后山的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的周光召丰碑上，镌刻着周老的一段话——
“具体的人生道路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怀着深深的爱国之情，以国家需求作为己任，才能保证你们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关头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2024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身处中国科学院先辈们刻写“两弹一星”创业史的地方，我们忘不了，今天的岁月静好、海晏河清来源于当年“两弹一星”前辈们创造的大国重器；忘不了，国家要强盛，人民要幸福，未来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撑。
国科大学子将传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科学家精神，牢记“胸怀天下、服务国家”使命与责任，用实际行动，回答“国有疑难可问谁，强国一代有我在”。
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的周光召丰碑（图源：国科大档案馆/校史馆）
一代国士，赤子之情
最好的纪念是传承
最好的告慰是奋进
送别周老！
本文综合整理自中国科学院院刊（《徐冠华：周光召的科学光芒永远闪耀》《沉痛悼念中国科技界领袖周光召先生丨周光召先生与中国核武器科技事业》）、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加强基础研究，深化物理认识——周光召先生与中国核武器事业》）、中国科学报（《他是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缅怀周光召先生：我心中永远的大先生》）、光明日报（《吴岳良院士：我的老师周光召》）、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国科大档案馆/校史馆、国科大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亚太地区）、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央视新闻、新华社、环球人物、中国新闻周刊、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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