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巨响，60年回望
编者按
60年前的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一壮举不仅为国家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激发了全国人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两弹一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凝结于“两弹一星”研制实践的“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宝贵资源。在“两弹一星”研制的光辉历程中，中国科学院以及无数科技工作者们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跨越千难万险，迈出了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一步。60年过去，我们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两弹一星”精神依旧激励着广大师生砥砺前行，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辉煌。本文回望“两弹一星”决策和研制历程，感悟“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196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
“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20世纪，随着人们对微观世界的认识愈加深入，“原子时代”到来。1938年，德国物理学家发现核裂变，次年，法国物理学家发现链式反应。铀的原子核在吸收一个中子以后会发生链式反应，释放出巨大能量。如果利用这一原理制造武器，那它将成为国家间战略威慑与防御的关键工具。
而这，就是时人心心念念的“原子弹”。
1942年12月，恩里科·费米领导团队在芝加哥大学成功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的核反应堆，实现了核裂变链反应的控制。1942年6月，美国开启了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即“曼哈顿计划”）。该计划汇聚了众多重要科学家，耗资20亿美元。1945年，美国试爆原子弹成功。苏联、英国、法国等国家也加紧了对核武器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冷战逐步形成，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0-1953年期间，美国多次对中国实施核讹诈。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党中央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到了核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决定在强化常规军备的同时，探索尖端科技，向核科学进军。
1950年5月19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1953年10月改称物理所）成立，由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很快聚集了王淦昌、彭桓武、赵忠尧、杨承宗、邓稼先、于敏等优秀核科技专家，成为我国核科学技术的重要发祥地。1954年，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的主持下，我国发现了有工业价值的铀矿资源，毛泽东主席了解后说：“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近代物理所合影（1951年，前排左三起：邓稼先、彭桓武、赵忠尧、钱三强、何泽慧等）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等科学家关于原子能的汇报，做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原子弹研制的相关工作具体由二机部负责，中国科学院也被赋予重任，承担了关键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支持工作。1956年，在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众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问世，这是一份极为关键的纲要，对中国科学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确定了12项重点任务，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这一项被放在了首位。另有一些如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技术、同位素应用等重点任务为原子能事业提供关键技术支撑，这些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我国对原子能事业的重视和渴望。
原子能研究所的101反应堆（1958年）
原子能研究所的回旋加速器（1958年）
邮票上的回旋加速器（1958年）
1958年7月1日，苏联援建的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实验性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一台2兆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即“一堆一器”）建成。同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改称原子能研究所，标志着中国拥有了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同年，青海金银滩被选定为原子弹研制基地，来自全国的2000名转业干部和战士、7000多名民工以及2000多名建筑工人组成了施工队伍，夜以继日地修建实验场地；数以千计的学生、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学者隐姓埋名，汇聚于此，将金银滩变为“原子城”。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科研团队之间、军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协作局面。这种跨越行业、地域、部门的广泛协同，不仅克服了技术难关，更凝聚起了强大的民族力量，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中国“两弹一星”工程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中华民族在核领域的艰苦奋斗之路，正式启程。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就在中国原子能事业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刻，中苏关系日趋紧张。1959年6月20日，苏联方面决定拒绝再为中国提供原子弹有关技术资料，次年又撤走相关的所有技术专家。在巨大的压力下，党中央再度做出决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自己的力量开展研究！
1960年8月，二机部发出“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而斗争”的电报指示，对相关的工程计划做出战略调整，提出了“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和原则。中国科学院与二机部开展了更加紧密的合作。1961年，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协作小组成立。仅1961年当年，中国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承担的任务就高达83项，计222个研究课题。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再次对原子弹研制做出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中国科学院调动全院资源，攻克了铀同位素分离、核燃料化工防腐、核燃料元件制造、核燃料处理、计算技术革新、点火中子源研发、高效能炸药及高速摄影技术等一系列技术瓶颈，调动了二十多个研究所的精英力量投身于各项关键任务之中。
国防科委关于成立科学院与二机部、科学院与五院两个协作组的通知
当时原子弹的研究面临多项难题。第一是实验原料问题。自1960年8月起，受二机部之托，中国科学院地质所肩负起中国铀矿资源勘探与研究的重任。在此过程中，地质所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沉积再造”的成矿理论，还极大地拓宽了找矿思路，优化了回采工艺，为核工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在1960年受命研制核燃料萃取剂，于1962年成功研制P-204酸性磷型萃取剂，1963年研制成功N-235胺型萃取剂，极大优化了从铀矿中提取、纯化和精制铀的一系列化合物的化工生产过程，为制造各类核燃料提供了合格原料。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所与二机部五所合作，研究了三碳酸铀酰胺的最佳沉淀条件及从含硫酸根溶液中制备二氧化铀的工作；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开展了四氟化铀反应动力学、四氟化铀烧结问题和杂质研究等，这些突破为后续研究打好了前战。
20世纪60年代，上海有机所黄维垣与研究人员研究含氟有机材科
第二是原子弹理论和技术研究问题。原在中国科学院任职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科学家先后被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他们夜以继日，攻坚克难，带领一批年轻学者对聚合爆轰、金属动力压缩性能和快中子链式反应等专题开展研究，为原子弹确定了更高级的“内爆法”作为主攻方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第三是核爆炸实验问题。为此中国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进行了通力合作，凝成一股绳。1963年，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王大珩）、自动化所（杨嘉墀）、物理所（孙湘）、电子所（汪德昭）、力学所（郑哲敏）、地球物理所（傅承义）等人的严密讨论下，明确了15个研制项目和指标，确定了技术途径和方案。
不到两年，中国科学院就按照预定计划全部完成观测仪器和设备的研制任务。另外，地球物理所、物理所、声学所、自动化所、长春光机所、光机西安分所等相关单位都发挥了自身的科研优势，为原子弹的研制提供了关键性的科学和技术支持。
在原子弹研制的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大力协同，勇挑重担，研发出众多新材料、元器件、精密仪器，解锁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培养了大批核科学及相关领域的领军人才与中坚力量。
“使原子核这门新兴科学
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从理论分析到科学试验，从方案设计到材料研制，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科学工作者们的智慧与汗水。
如果说中国决心发展原子能科学是一个重大历史抉择，那很多科学家们，也因参与这项伟大工程作出了他们人生最重要的抉择。
物理学家钱三强青年时期留学欧洲，师从于诺贝尔奖得主伊莱娜·居里和约里奥·居里夫妇。1947年1月27日，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等发表研究论文《铀三分裂与四分裂现象的能量与几率》。两个月后，钱三强又完成了《论铀的三分裂的机制》，他的一系列工作得到了国际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虽然法国有更好的科学研究环境，钱三强和妻子何泽慧还是决心回国。
他们认为：“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应该回到祖国去，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使原子核这门新兴科学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我们渴望着回到离乡十年之久的故土，决心为祖国的富强、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回国后，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副所长、所长，该所汇聚了众多人才——赵忠尧、杨澄中领导建成了第一台能量为70万电子伏特的质子静电加速器；何泽慧、戴传曾、杨澄中攻关了粒子探测技术的基础；丁渝回国后，建造了第一台铯原子束装置；王淦昌和肖健开展了奇异粒子和高能核作用的研究工作……核科学的种子，真的开始在祖国大地上生根发芽。
钱三强、何泽慧婚后在巴黎莫东住所前留影（1946年）
同样带回这颗宝贵种子的，还有钱三强的老同学彭桓武。钱三强在法国留学时，彭桓武也正在英国跟随诺贝尔奖得主马克斯·玻恩学习，是他的得意门生。
后来彭桓武成为薛定谔高级研究所的一位教授，玻恩曾认为彭桓武很可能是第一个在欧洲获得教授职位的中国人。但彭桓武却和钱三强一样，也放弃了在国外的大好前途毅然决然回到祖国。
回国后，彭桓武参与和领导了原子弹、氢弹以及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在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等多个学科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
除此之外，彭桓武还培养出了大批物理学人才：他的学生黄祖洽，是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的主要设计者；另一位学生周光召，为原子弹的研制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
与薛定谔在爱尔兰都柏林
1957年，周光召在苏联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中级研究员，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理论研究，期间发表了多篇论文，是当时国际物理学界的一颗新星。苏联毁约后，周光召回到祖国，担任了二机部九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在核武器理论研究、爆炸物理、辐射流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他本人却隐姓埋名，消失在了国际学术界。多年后，周光召回忆说：“我一直认为不管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远远不是几个人的事情，而是十几万人的共同的工作。而且它是不能出一点差错的，一个螺丝钉拧不对了都要出问题的，所以在这里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贡献。而且每一种贡献在我看来都很难分得出它是特别重要，还是不重要。”
同样隐姓埋名、“消失”在国际学术领域的还有王淦昌。1930年，王淦昌在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不久后，他就在最前沿的中子研究领域提出了新的试验设想。1932年，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运用与王淦昌类似的思路进行试验，竟然真的发现了中子，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有人说，王淦昌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而那时他才24岁。1959年，王淦昌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研究中，发现超子的反粒子，这一成果引起了物理学界的轰动。
可就在王淦昌的名字在国际上越来越响亮的时候，他忽然“失踪”。原来，1961年，王淦昌成了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重要领导者，从此他只能隐姓埋名，将过去的荣誉封存，向着更大的目标前进。他负责指导原子弹设计实验元件和指挥安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摸清了原子弹内爆的方案和实验技术，为原子弹研究踏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赵忠尧（前排左二）、王淦昌（前排左四）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所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在“两弹一星”工程中，体现了这些宝贵品质的科学工作者还有许多。他们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科研环境，毅然回国，投身于国家的核科学工作；他们在极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克服了重重困难，为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作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他们带领团队，发挥集体智慧，协同攻关，共同完成科研任务；他们在研究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题。他们的故事和精神，成为了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激励着无数科技工作者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962年，为了加强对原子能及尖端事业的领导，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成立。在中央专委的统一部署下，核武器研制的进程大大加快，中国科学院也成立了新技术局，保障了核研制器材的及时供应。1963年底，全尺寸聚合爆轰中子试验取得成功，闯过了最后一个重大难关；1964年4月，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工作进入最后完成阶段；8月10日，首次核试验所用的试验装置及备件被陆续运到试验场地；8月23日到9月1日，原子弹完成了一切试验前的准备工作……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试验的起爆时间最终被定在10月16日15时。
那天，邓稼先、彭桓武、朱光亚等一众科学家来到试验场，准备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见证成千上万科研人员多年心血的结晶。
万众瞩目之下，一朵壮观的“蘑菇云”绽放在天空，照亮了整个罗布泊，也照亮了那些夜以继日的奋斗、无数次的试验与调整、面对困难与挑战时坚韧不拔的时刻。
朱光亚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当我们还没有赶到指挥所观察山头时，原子弹就爆炸了。我们立即停下车，转过身来，看着正在升腾的蘑菇云，不禁潜然泪下。18年前，曾想在美国寻的梦，今天实现了。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晚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指出：“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声明：“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新中国以坚韧不拔之志，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研制出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尊重与地位，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也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核试验中，中国科学院不仅圆满完成了相关试验任务，也为后续核科学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研究资料：中国科学院光机西安分所和248厂共同研制的曝光时间为微秒级的单片克尔盒高速摄影机以及等效帧频为20万帧的ZDF-20型高速摄影机对核爆现场进行了拍摄，获得了早期火球半径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早期火球表观温度变化规律等重要参数；物理所、长春光机所、自动化所研制的光热辐射测量仪器，测得了核爆炸最小照度和最大照度到来的时间、光冲量及火球表面温度等参数；自动化所、声学所和地球物理所研制的仪器，分别测得了冲击波、声波和空气中压波的压强、速度等参数；地球物理所用冲击压缩地震波的测量结果，估算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当量，约为2.2万吨TNT炸药。
之后，中国在相关领域持续取得突破。中国科学院又承担起氢弹理论、导弹、火箭、人造卫星等相关研究的重任，为“两弹一星”工程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中国核科技的飞跃发展贡献力量。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依托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奋力推进新时代科技创新。2015年9月12日，在2015级新生开学之际，在原中国科学院怀柔火箭基地原址上建立的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正式开馆，开放至今，纪念馆已累计接待43万余人次。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是“两弹一星”事业的发源地之一，“两弹一星”精神是国科大文化的历史根基和精神脉络。国科大通过举办历史展览、话剧大赛、主题宣讲、系列报告等活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引领青年学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肩负起时代重任，将个人志趣与国家需求结合起来，努力为祖国的科技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回首往昔，风雨兼程志不休；展望未来，破浪乘风占鳌头。六十年前，戈壁滩的一声巨响，如今依然回荡。当年科学工作者们的精神代代相传、承续至今，国科大师生将发扬我院“科学、民主、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和“唯实、求真、协力、创新”的院风，恪守“博学笃志、格物明德”的校训，秉持“国有疑难可问谁，强国一代有我在”的志气，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向下一个六十年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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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s.cn/cm/202104/t20210419_47850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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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怀，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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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微之光，可明远方
出品/国科大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国科大融媒体编辑部 国科大人文学院
文字/王江山
学术指导/王扬宗
图片/见文末参考文献
制图/吴迪
美编/谢源龙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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