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教育就是与美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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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就是与美相遇
教育是什么？古往今来的教育家，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明白，也许它永远都没有一个最终答案，但今天我想提供一个暂时的答案，教育就是在变化的时间中寻找确定不变的价值。
教育很奇妙，因为它是针对活人的。“活”字，三点水加一个“舌头”的“舌”，水是流动的，语言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人是在变的，时间也在变，教育就是在变化中找到那些相对稳定的东西。中国早期的经典文学作品中传递的价值、情感，跟今天这个时代还是相通的，例如《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讲的是男女情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讲的是人在自然变化中的感触，这些美好的东西具有稳定性，这就是教育要探求的。
教育具有现实性，一定是在现实的人间进行的事业；教育又具有超越性，一定是超越现实而指向某些更重要的精神层面的价值。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人之美”——花开是美的，男女爱情是美的，人间亲情是美的，所有的善事都是美的……美的涵盖面很广。从某种意义而言，教育就是要让人类活在美中，活得更美。
在真正的美面前，语言是苍白的。《论语》里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所有的美只能让人赞叹，但很难清晰地表述，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与美相遇的过程。科学是追求并利用“真”，哲学是探究并深入“善”，文学艺术是记录并展开“美”，而真、善、美又是相通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教育要指向的目标。
民国时期的教育，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与美的相遇，它体现在教材、教师和教学的全过程。重温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教育，对教育本质会有更深的体悟。民国教育的目标不是要把人塑造成“成功者”，因为成功是没有标准的，而是要成全人，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最好、最美的自己。用美来定位教育的目标是比较恰当的，因为美是务虚的，而中国人太务实了。教育不应该是功利的，一个人将来是否成为总统或富豪，不是在受教育阶段要思考的问题。
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初小《国文》第一册第一课，就是一个“人”字。一撇一捺是为“人”，从这个字开始，一个孩子进入教育之门，进入的方式是通过对家庭的认知，所以插图是一家三代人。第二册有这样的课文，“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用这样的短句写出了《游子吟》中母子间的情感，呈现的是人性之美。
在另一个版本的民国课本中，小学生进入课堂的第一课是“天亮了”，不仅有日出、有雄鸡，就是每片树叶仿佛也活了过来，十分美好。那个时候，中国印制彩色插图是件很奢侈的事情，但课本里常常有彩页，让孩子能在有色彩的课文里感受到自然与人文之美。
1923年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有一篇《什么时候好》，讲的是一年四季的早晨，读起来就非常享受。“什么时候好？春天早晨好。看不厌，听不了，园里鲜花树上鸟。什么时候好？夏天早晨好。月光淡，星光小，绿柳枝头风袅袅。什么时候好？秋天早晨好。叶半红，花半老，露像珍珠缀百草。什么时候好？冬天早晨好。雪在山，冰在沼，满瓦霜花白皓皓。”
课文始终要注意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要给孩子想象力。叶圣陶和丰子恺先生合作的《月亮船》是一篇经典课文，“我看见一个月亮浮在天空，像一个小船，我想我坐到月亮船一定更好玩。我坐在船里许多的星，浮在船旁边，我把又大又亮的星放到一只盘里，我想回去送给妈妈，妈妈一定欢喜。”短短的文字里有科幻、有文学、有人性、有亲情，一步步拓宽了孩子的世界。
民国教科书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一个“美”字。一个人从小学一年级第一册第一课开始，读着这样的课文一步步往前，他的世界就是一个健康的世界，他所建立起来的价值是一种健全的、不会失衡的价值。教育给他提供的都是真美善的东西，让他建构起一整套应对世界、应对社会人生的价值观。
课堂之美：教学相长，师德为范
“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因为儿童不知道春天来了，所以他会问草为什么绿了，老师就要给他作出解答，所谓的课堂就是有问有答，形成一种对话。我们中国人往往把课堂变成了老师单方面对学生的教导，就失去了教育原本应有的互动状态。
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孔子，他们留下最精美的东西都是对话，老师与学生的对话其实就是课堂原始的样貌。民国的课堂并不是有多么精彩，教师上课相对随意，甚至常常离题。但是过了几十年，老师正儿八经讲述的内容学生可能都已经忘记了，说明那些内容也没那么重要，反而记住了老师即兴的“离题万里”，而那些故事也成了校史中代代相传的佳话。
衡量一个好学校、好课堂、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也可以看有没有故事。如果有，就是一个好学校、好课堂、好老师。课堂要有随意性和生动性，不要拘泥在课堂原本设计的内容上。因为教育是针对活人的，学生的问题也不是固定的，尤其是聪明的孩子，能提出许多老师意想不到的问题。师生之间的互动问答，就能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教育生态。就像丰子恺漫画中出现的杨柳树、青草地、小河边，这就是生态，课堂也应该如此，如同草地上展开的对话。
钱穆先生做了多年的小学老师，他回忆自己有一次给小学生上作文课，布置的作文题目叫《今天的午饭》，把所有的作文收上来后，他把一篇佳作抄在了黑板上。他告诉孩子为什么这一篇写得好？“今天午饭，吃红烧猪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他跟学生说，“说话要有曲折，如此文最后一句。”
陶光先生是南开中学的国文老师，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一点师”，原因是有一次一个同学写了一篇作文，开头第一句话是“远远的东方，太阳升起来了。”他在点评的时候说，能不能在“远远的”后面加一个标点，“远远的，东方，太阳升起来了”，一个标点可以让整个句子活起来。陶光会教作文，这样的点评能给学生带来无穷益处。
南开中学的孟志荪老师，学生回忆他讲庄子的《逍遥游》，一上来三句话：“孔子抓住一个'仁'，孟子抓住一个'义'，庄子什么都不抓，而他拥抱了全世界。”精辟的几句话，一下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进入《逍遥游》的世界里去了。孟老师更有一手绝活，他给学生批作文、考卷从不判甲乙丙丁，都是批某一首诗里的某一个句子。学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等，而是得去找这个句子，找它出自哪首唐诗，这样就逼着学生有更宽的视野。
师者范也，师不一定高过学生，但是师要提供示范，就是透过老师的性情、个性、情怀去影响学生。学生在老师这里学到最多的其实不是知识，因为知识永远学不完，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但是可以透过他的性情和魅力，让学生感受到老师身上的力量和美徳，这是在传递价值。
民国教育非常重视让孩子参与表演。话剧是很训练人的一件事，表演让一个人能够代入，一个人的天分能够充分发挥，一个人的创造能力、反应能力、联想能力、应变能力、口头表达能力都可以得到全方位的训练。
镇海一所小学的科学老师江圣泗先生给孩子排的科幻剧《火星人》，其中出现了激光、人工造雨、基因工程、可视电话、改造沙漠、无土栽培，这些现在都已经实现了，但在1936年的中国只是科幻、想象。这一部科幻剧演下来，让学生对科学、农业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通过一次戏剧表演就能够把孩子带进这个世界，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是知识进步的源泉。”
周恩来当年在南开中学的话剧舞台上以男扮女装出名，他在政治上的长袖善舞、身段柔软，是否与早年的历练有某种不可分的关系呢？南开的话剧舞台还成就了曹禺，他24岁就写出《雷雨》，自然与他中学时代常常参与话剧表演分不开。那时候很多学校都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学生在课余有很多精力放在排戏上，话剧舞台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拓展了学生的世界。
一个人的格局尺度，往往是中小学时代奠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小学决定着人的一生，如果中小学时代的尺度还没有变大，那么未来的尺度就很难再变大，因为前面给他提供的模子太小了。我认为，大学教育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时候一个人的个性、格局甚至价值观往往已经定型了，最关键的是，人的趣味已经定型了。
民国的教育理念还蕴藏在校歌里，从校歌可以窥见当时教育者的担当。朱自清用半文言为温州中学写的校歌，传唱90多年也不觉得过时，歌词中不仅概括了温州的山水，也传递了学校要提供的价值，“东西学艺”与“上下古今”，倡导的都是开放的启蒙价值。
当年中央大学附属小学的校歌，“钟山壮，长江长，我们的学校在中央”，一语双关，不仅是中央大学的附属小学，而且它的位置就在南京的中央，但最后它要传递的却是一个朴素平凡的价值，“我们在这乐园里努力准备，我们在这乐园里快乐安祥”。
很多校歌都很简单，比如德清莫干小学的校歌里唱的：“勤俭忠慎，我校之箴。耕不废读，读不废耕”，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对待世界，进可以问鼎天下，退可以耕种田园，一个人永远都不会失落，因为总有一个可以去应对一切的精神世界。能提供这样的价值观，才是好的教育。
那个时代的校歌，几乎都是从看得见的山水开始，归结于学校到底要传递什么价值。上海位育中小学的也一样，“黄浦江水洋洋，大小学生聚一堂”，但是最后传递的是“爱我国，爱我校，爱我先生，爱我同窗”，如此亲切、接地气，说明校歌是有生命力的。歌里唱到的“创造，创造，生长，生长”，就是位育学校要传递的核心价值。人不是被修剪出来的，而是要自己生长的。
教育不是流水线式的工业，可以批量生产没有生命的产品；教育是种庄稼的农业，要收获有生命的果实。教育要面对活生生的孩子，他们各有性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可能性。
教育就是与美相遇。生命与生命的相遇是美的，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自我的相遇都是美的，每个人通过阅读与古今中外的生命相遇也是美的。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拓展一个更宽阔的世界，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就是要让人成为一个新人、一个美人。“美人”不是指长得漂亮，而是指成为知识、心灵和行为上的美人。美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美可以穿越时间，唯有美的价值是恒久不变的，真正的教育最终都要通向这个目标，即在变化的时间中寻找确定不变的价值。
转自“思考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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