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驻华大使葛策：团结和透明是抗疫中最重要的事

德国驻华大使葛策博士

（Botschafter Dr. Clemens von Goetze）

德国驻华大使葛策还说，排外情绪和歧视无论发生在何地、发生在何时，都必须被坚决地制止。德国的政治领袖和社会代表性人物，都对此公开谴责。未来，一旦需要，他们也将继续一次次地这样做。

文 |  财新记者 卿滢 曾佳 徐和谦

在新冠疫情激烈震荡的欧洲，位于地理居中位置、经济实力强健的德国，在欧洲的抗疫过程中，始终维持远低于邻国的感染死亡率。

较早在全国各地均实施检测、医疗资源的准备较为充分，政府与民间各界的积极沟通和信息透明等，均被视为德国社会能以平稳心态迎击疫情，并避免医疗资源陷入崩溃的主因。

德国政府的传染病防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一周前宣布，德国国内新冠病毒感染率明显走低，每名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继续传播能力已经不到1人，基本传染数(R0)降至0.7。而在3月初，这一数字曾达到3。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发稿，德国的确诊病例数已超过中国，达15.3万例。死亡病例数则为5575例，死亡率控制在3.64%，远低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等邻国超过10%的感染死亡率。在医疗资源出现余裕后，德国也开始接收来自欧洲其他邻国的病人，修补在疫情初期出现裂痕的欧洲团结。

鉴于疫情在德国趋缓，德国政府已宣布逐步放松社会封锁的时间表。4月20日，德国部分行业及营业面积较小的商店已获准重新营业。5月4日起，中小学可以逐步复课，毕业年级的学生将优先返校。德国现有的全国性社交限制措施，则将持续至5月3日。

着眼疫情后的欧洲与世局，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将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的重创和衰退？当排外情绪、社会偏见等政治情绪随疫情在各地泛起时，向来对此富有警觉的德国社会又会有何反应？

2020年下半年，德国还将成为欧盟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今年9月，中国和欧盟27国领导人的特别峰会也原定将在德国莱比锡召开。双方此前都已公开把在这场特别峰会上，达成耗时多年的中国─欧盟投资协定作为目标。如今，欧洲与中国互动的政经气候，又要如何在疫情之后重新起步，继续前行？

近期，从2018年9月担任德国驻华大使的葛策（Clemens von Goetze）接受了财新传媒的书面专访，介绍了德国对经济冲击的应对措施、中德两国在疫情下的互动和互助，以及德方对未来加强欧洲团结、全球协作抗疫和中欧关系的看法。

在面对各地不时泛起的排外情绪时，葛策强调，“任何利用这场新冠肺炎来煽动种族歧视和偏见的行为，在德国都不会被容忍──无论是德国公众或者德国政府都不会容忍”。

他说，“过去在类似事件发生时，德国的政治领袖和我们社会的代表性人物，都对此加以公开谴责。未来，一旦需要，他们也将继续一次次地这样做”。

在谈及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中国─欧盟投资协定和莱比锡特别峰会时，葛策表示，“目前的疫情，确实给面对面的协商安排带来了一定困难。但若以强烈的政治意愿为基础，我们可以取得进展”。他还说，“从德方的角度看，我们将会尽一切努力，使莱比锡的中国─欧盟特别峰会如期举行。因为这一峰会将会为推动我们关系的发展，提供一次独特的机会。”

以下是财新记者对葛策的采访内容：

财新记者：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每千人所拥有的医院病床数量和重症监护设备数量高于邻国，开展新冠检测的速度和规模也更有效率。在欧洲各国中，为什么德国在这方面准备得更充分，德国的医疗资源备援机制是如何运作的？

葛策：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一场前所未见的全球卫生危机。生命的损失、个体的艰难都令人非常难过，我想对中国和全球各地所有受其影响的人们表达深切的同情。奋战在一线与病毒斗争的医护人员，应当得到我们最诚挚的景仰和尊重。在我们去看数字和统计数据时，必须始终牢记人的维度。

这场大流行，给全球的每个公共卫生系统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挑战包括开发合适的防疫措施、进行带原检测和接触史的追踪、医院收治，以及对疗法和潜在疫苗的研究开发。

德国传统上拥有强大且资金充裕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包括高素质的医疗队伍，这有助于我们的疫情应对。在治疗方面，你提及的重症监护室（ICU）能力至关重要。根据经合组织（OECD）近来的一项研究，德国的人均重症监护病床水平情况良好。但由于并非德国的所有地区，都受到了同等的疫情影响，医院和其他医疗从业者正通过共同平台来交换收治数据，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进行跨区域间的病患转移。

检测是另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大流行初期，德国科学家在开发新冠病毒的检测方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根据负责疾病预防和疾控的德国联邦政府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目前德国私人和公立实验室的每日新冠检测能力约达10万次。

因此，全民健康保险体系所覆盖的新冠病毒检测和治疗对于每一个受影响的公民都是可用和负担得起的。

提高公众对社会隔离措施必要性的意识，当然是做好医疗准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德国联邦政府和各联邦州政府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以说服公民：这些防疫限制符合人们的最大利益，是合理且有效的。目前的调查显示，在德国，对于这些措施的公众支持程度很高。

财新记者：德国的新冠肺炎感染病死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对此，德国政府是如何评估？德国是否会接受更多来自其他国家的新冠病患？你怎么看待德国在欧洲抗击新冠过程中的角色？

葛策：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点，新冠的感染病死率也会有所不同；不同的原因包括人口结构、感染者的病史等等。完成了多少新冠检测次数，当然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德国目前的死亡率水平，并不应该成为我们过分自信的理由，而应当让我们好好使用目前可用的治疗能力。

到目前为止，德国医院已经从意大利、法国和荷兰收治了200多名危重病人，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德国空军组织的空中运送完成的。德国还在向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提供呼吸机等关键设备。

在这样的困难时期中，欧洲的团结至关重要。德国将继续以这种精神作为指引。举一个我们外交部门的例子：德国外交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从全球各地接运了数十万名海外旅行者回国。在这些接运航班上，我们还为其他欧盟国家的滞留公民预留了大量的座位。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最近刚刚宣布，德国将在2020年下半年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着重致力于制定和实施一项全欧洲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及其后续事态的联合举措。

财新记者：德国使馆是什么时候收到中方通知，获悉武汉发生了新冠疫情的？当时收到的信息包括哪些，这一信息交流机制是常态性的吗？德国政府还曾希望中方进一步分享哪些信息？自德国的新冠肺炎病例增长加速以来，中方为德国提供了哪些协助？

葛策：我们是被北京、湖北和武汉相应部门的公开声明所警示的。在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被封锁之后，德国驻华大使馆着重于向该地区的德国公民及其家人提供领事支持。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我们安排了接运返德的航班。当然，过程中会有一些需要和中方主管部门协调的行政性问题。在协调中我们尤其得到了来自中国外交部和湖北省外办的大力支持。

当疫情暴发的规模变得显著时，我们开启了为武汉和湖北提供抗击新冠流行病所需设备的行动。德国向武汉的医院捐赠了约20吨的医疗设备。如今，情况则倒转过来，德国政府和德国公司正在从中国购买医疗用品，以抗击德国的新冠疫情。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的捐助，这些捐助凸显了本次新冠全球大流行期间互助团结的重要性。

为了使这些医疗物资和其他的运输按时到达，确保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供应链非常关键，特别是让国际航空货运能继续平稳运作──即便是在实行广泛的旅行限制和检疫措施之际。我们对中方主管部门，特别是中国商务部及其他许多相关方的支持表示赞赏。

财新记者：德国使馆是如何使中方同意德国公民家庭中的中国籍家属，当时也可从武汉被接出的？这一协调经历了多长时间，是通过哪个层面的渠道来协调的？

葛策：总体而言，我们不仅会向德国公民提供领事支持，也会向其核心家庭的成员提供领事支持。我们对中方在国家和省级层面的主管部门接受这一方式表示赞赏。

财新记者：德国政府出台了750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以缓解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德国政府如何评估大流行病对德国经济和整个欧洲市场的影响？德国是否倾向于同意，今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实施更灵活的财政政策──如同一些成员国主张的那样？在财政刺激、劳工保障、产业支持等各领域的临时性举措中，哪一项被德国政府视为最具紧迫性的目标？

葛策：我们正面对的严峻全球健康危机，已引发了一种很难预测的全球经济下滑趋势。因此重要的是，要迅速在国家和欧洲层面就缓解经济影响的措施达成一致。

在德国国家层面所采取的措施，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同时面向各行各业的公民个人以及企业。

德国联邦议会在3月下旬通过了1560亿欧元的额外预算，这几乎是既有联邦年度预算的半数。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失业，政府迅速扩大了所谓的“Kurzarbeit”（短时工作制），如果雇员不能再得到全职工作，政府就会介入并支付部分工资。

自雇者和小型企业能够获得最高1.5万欧元的支持资金。为了进一步确保流动性，企业可以使用公共资助的信贷额度以及延期缴税。

在欧盟层面，欧盟成员国近期计划了约5000亿欧元的额外援助。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将向着为成员国提供更快、更有针对性的预算援助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此外，中小企业的流动性将通过一个泛欧洲的担保基金来得到确保。欧委会的“SURE”计划（Support to mitigate Unemployment Risks in an Emergency，即在紧急情况中支持缓解失业风险的计划）将为欧盟成员国提供短时工作措施方面的财政支持。

财新记者：默克尔总理曾表示，她希望在疫苗和药物研发上，与中国进行科学研究合作，树立团结和共同抗疫的榜样。目前这一方面有哪些进展？德国的传染病监测体系中，有哪些中国可以参考的设计和原则？

葛策：新冠肺炎现在就已经在从多个方面影响着应对全球卫生挑战的多边和双边合作。未来的指导性问题将是如何更好地组织跨国界的早期预警、报告、遏制、缓解、治疗和疫苗研发。

在疫苗研发上的国际合作将至关重要。比如，默克尔总理在今年1月新冠疫情在德国爆发之前，就已承诺将对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Gavi”提供 6亿欧元的额外捐款。概括而言：促进各科研群体及企业的研发实验室之间的开放交流十分关键。

另外我们也看到，使用数字技术可以显著提高疫情情况的透明度和有助于疾病防控。但应用这样的技术，必须以负责任且完全尊重我们公民权利──尤其是隐私权的方式来做。我深信，这是可以做到的。

财新记者：德国政府如何评价欧盟在此次大流行病中的表现？欧盟相对滞后的反应，以及成员国间的缺乏协调，是否会损害欧盟的政治可靠性？德国是否支持让欧盟在处理跨境公共卫生危机方面，获得更多权力？

葛策：最初的应急措施，主要是由各国或是地区层面的主管部门来采取的。但我们随后很快把焦点转向了全欧洲的协作，欧盟各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从那时起就一直在互相帮助。今年2月，欧洲向中国运送56吨医疗物资的行动，也是欧盟的集体行动。

虽然传染病和疾病防控，主要是由国家层面的法律来监管，但欧盟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之间的合作也一直十分紧密。这里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欧盟委员会在组织和协调欧盟层面对医疗防护用品的采购和生产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鉴于欧洲境内各地疫情发展程度的差异，很显然，各国和各地区将会根据他们实地的具体情况，持续调整他们的措施。但是在欧洲，我们都深知协作的必要，并愿意进一步加强协作。

财新记者：从中长期来看，你认为新冠疫情会给欧洲带来怎样的政治影响？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激进右翼和排外情绪浪潮？德国政府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社会偏见？

葛策：从我的观察来看，欧盟民众的相互团结程度以及对必要性限制措施的支持程度都很高。关键的任务是，要减缓疫情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找到方法帮扶受影响最大的困难人群。

在排外情绪和歧视问题上，我想清楚强调的是：任何利用这场新冠肺炎来煽动种族歧视和偏见的行为，在德国都不会被容忍──无论是德国公众或者德国政府都不会容忍。过去在类似事件发生时，德国的政治领袖和我们社会的代表性人物，都对此加以公开谴责。未来，一旦需要，他们也将继续一次次地这样做。

排外情绪和歧视无论发生在何地、发生在何时，都必须被坚决地制止。我希望制止排外情绪和歧视的努力，能够在全世界一直坚定持续下去，从而避免任何形式的偏见和歧视。

同样，对于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有很多人都将中国视为自己的家，非常喜爱这个国家和中国人民——公众的支持是关键的。当诸如从海外输入中国境内的病例等新闻出现时，重要的是得说明他们大部分都是回到中国的中国人，以免对在华外国人的行为有所误解。

财新记者：此次新冠疫情是否可能导致中欧关系出现下挫？如果有一些“责怪中国”的论调出现，德国的政治人物们会如何处理？这种不信任的情绪，有可能在德国的联合政府内滋生吗？

葛策：新冠疫情的暴发是全球性的，也是对我们共同的挑战。因此，我们的回应应该是合作和团结。这场大流行病要求我们尽一切努力，共享信息和分析，以此助力我们理解这场大流行的本质，并找到克服它的正确答案。

在这一方面，信息的透明度、准确和可靠是最为重要的。举个例子，许多记者的报道帮助我们了解了当时正在发生的这场悲剧的严重性。公开、透明的信息交换，将会为寻找这场全球危机的可靠出路作出贡献。

财新记者：2020年本应是中欧关系标志性的重要年份。但现在全球的主要活动都被推迟了。原定于9月在莱比锡召开的中国─欧盟27国领导人的特别峰会和其他活动是否也会推迟？中国─欧盟全面投资协定的协商和签署，是否也会因疫情被延后？

葛策：当然，现在对每一个人而言，首要任务都是克服当前的危机。而同时，实现我们为2020年制定的高远目标，尤其是达成欧盟─中国全面投资协定，也非常符合中国、欧盟和德国的共同利益。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经济影响的背景下，谈判的突破也显得尤为紧迫。

目前的疫情，确实给面对面的协商安排带来了一定困难。但若以强烈的政治意愿为基础，我们可以取得进展。中国应持续其改革、提供我们多年来一直要求的公平竞争环境。面临全球衰退，这将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信号。

从德方的角度看，我们将会尽一切努力，使莱比锡的中国─欧盟特别峰会如期举行。因为这一峰会将会为推动我们关系的发展，提供一次独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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