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学人（二十五）|林少华：《1Q84》：当代“罗生门”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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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84》：当代“罗生门”及其意义
作者简介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49—）两卷本（Book1 Book2）长篇小说《1Q84》，于2009年5月29日出版，至9月17日印行18次，两卷分别行销123万册、100万册。《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五种全国性主要报纸连续就此报道和刊发书评。相当于国家电视台的NHK电视也于7月14日在收视率极高的“聚焦现代”节目以“物语的力量”为题予以深度报道，笔者亦两次为此接受专访。一部文学作品如此迅速而热烈地成为全国性话题，这不仅在日本，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影响所及，韩国以超过110万美元的预付金购得该书版权。中国媒体也视为热门书界话题一再报道。笔者也在访谈和书评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1Q84》是作者在世界语境下对当今日本社会问题的一个认识和总结，进而通过邪教等诸多日本社会问题表明对于世界现状以至人类走向的担忧和思考。其核心是探讨体制与个体灵魂自由之间的关系，提醒人们不要让自己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后来当我就此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时候，发现村上在体制与自由、特别是在由此涉及的善与恶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方面存在不确定性。这既可视为其认识的深入，又未尝不是一种调合以至认知倒错。如果说，作者在《奇鸟行状录》和《海边的卡夫卡》等作品中刀已拔出，而在《1Q84》中却似乎悄然放下。这意味什么？其原因何在？意义何在？下面将就此谈一下不成熟的看法。
Book1&Book2
小说分48章（Book1、Book2各24章）以双线平行结构（parallel worlds）推进。奇数章为“青豆”章，偶数章为“天吾”章。故事围绕邪教团体展开。女主人公青豆年轻漂亮而雷厉风行，男主人公天吾身材高大而谨小慎微。身为体育俱乐部教练的青豆受一位神秘而富有的“老妇人”之命，以极其巧妙的手段结束了若干虐妻男士的性命。最后受命谋杀邪教头目，由此和邪教发生关联。身为补习校数学教员的天吾受出版社好友之托改写十七岁女高中生深绘里的小说《空气蛹》，小说因此获奖并成为畅销书。不料深绘里竟是邪教教主（Reader）的女儿，天吾由此和邪教发生关联。最后，天吾发现小说《空气蛹》中的“空气蛹”实际出现在父亲的病床上，开裂后里面躺着的居然是自己十岁时开始动心而二十年间从未相见的恋人青豆！与此同时，现实中的青豆则因听信教主之言为保全天吾而将手枪管含入口中扣动扳机。小说至此结束。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
显而易见，邪教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内驱力和关键词。邪教原型无疑是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谈及《1Q84》的创作起因时，村上说有两个。一个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很早以前就想以G·奥威尔的‘未来小说’为基础将不久的过去写成小说”；另一个就是奥姆真理教事件即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事件主犯林泰男加入奥姆真理教后接受“洗脑”，在地铁车厢内用伞杆尖端捅破装有沙林液体的塑料袋，致使八人丧生，最后被判处死刑——“我设身处地想像这种仿佛一个人留在月球背面的恐怖，几年来持续思考这一状况的含义。这是故事的出发点。”
作为除《挪威的森林》以外基本远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具有后现代倾向的作家，村上为什么对奥姆真理教事件如此关注和“持续思考”呢？
奥姆真理教事件发生于一九九五年三月。同年一月发生神户大地震（日本称“阪神大震灾”）。地震造成三十万人无家可归，死亡人数超过六千四百人。奥姆真理教事件受害者达三千八百人，有的死于非命，有的终身残疾。十个月后村上用一年时间采访六十二名受害者写了长篇纪实文学《地下》（Undergrround）。随后采访奥姆真理教信徒写了续篇《在约定的场所》（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或译“应许之地”）。村上在《地下》后记中写道：“一九九五年一月和三月发生的阪神大震灾与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是日本战后划历史的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两大悲剧，是即使说日本人的意识状态因此而前后截然不同也不为过的重大事件。有可能作为一对灾难（catastrophe）、作为在讲述我们的精神史方面无可忽视的大型里程碑存续下去。”不过，较之作为天灾的地震，他看重的更是作为“人祸=犯罪”的奥姆真理教制造的沙林毒气事件。这促使他进一步改变对于社会的不介入姿态，开始深入思考事件的意义及其蕴含的信息：
你没有向谁（或什么）交出自己的某一部分而接受作为代价的“物语”吗？我们没有把人格的一部分完全托付给某种制度=System吗？如果托付了，制度不会迟早向你要求某种“疯狂”吗？你的“自律功率程序”（Power Process）会达到正确的内接点（“内的合意点”）吗？你现在拥有的物语果真是你的物语吗？你所做的梦果真是你的梦吗？不会是可能迟早转换成荒诞噩梦的别人的梦吗？
我们之所以对奥姆真理教和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无法完全去掉莫名其妙的“不好的余味”，原因恐怕就在于尚未真正消除这些下意识的疑问。我总有这个感觉。
其中“我们没有把人格的一部分完全托付给某种制度=System吗”一句，曾被前面提到的二OO九年七月十四日NHK村上专题电视节目“物语的力量”所引用，用以部分构成村上“独自的世界观”和说明奥姆真理教事件同《1Q84》之间的关系。可以确认，自一九九五年发生奥姆真理教事件以来的十几年时间里，村上始终思考这一事件，力图以不同于媒体和日本社会主流的视角加以解读和追索。追索的核心，一是物语（故事），二是制度或体制（System）。
首先，关于物语。村上认为漫长的人生中离不开物语。“因为物语这东西是你超越包围限定自己的逻辑性制度（或制度性逻辑）而同他者进行共同体验的重要秘密的钥匙和安全阀”。他接着写道：
物语当然是“故事”。“故事”不是逻辑不是伦理也不是哲学。那是你持续做的梦。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你是不断梦见那个“故事”的，一如呼吸。在那个“故事”中，你是有两副面孔的存在。你是主体，又是客体。你是整体，又是部分。你是实体，又是影子。你是制造物语的厂家，又是体验物语的选手——我们通过多多少少拥有这种多重性物语而得以在这个世界上治疗作为个体的孤独。
村上最忧心的是有人本身制造不出物语——制造物语必须有“固有的自我”——因此把自己的“实体”交付给别的什么人或体制从而与之“同化”，作为代价，被赋予一个“影子”，奥姆真理教即其显例。教主麻原彰晃以其令人“喷饭”的荒唐拙劣的物语取代了人们各自的物语。据此可知，村上所说的物语或物语之于村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概念和作用。
其次，关于体制。村上对体制问题关注较早。从一九九一年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Visiting Fellow）时就注意到了。起因是他在图书馆看到的关于一九三九年春夏之交日军在靠近哈拉哈河西岸诺门罕的“满蒙”边境挑起的诺门罕战役。而在奥姆真理教事件发生后深化了认识，断定通过采访奥姆真理教事件感受到的日本当下“这种封闭的、责任回避型”社会体制同诺门罕战役中帝国陆军的运营体制没什么区别。“简单说来就是：现场拿枪的士兵最为痛苦、无辜和倒霉。身在后方的幕僚和参谋一概不负责任。他们看重面子，不承认失败的事实，用驱使体制话语的花言巧语（rhetoric）将失策掩饰过去。……虽说事情过去五十多年了，但那般愚蠢的事情曾实际发生这点仍让我深受震动。然而几乎同样的事情在当代日本再次上演，除了噩梦这不可能是别的什么。”
二OO九年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以《高墙与鸡蛋》为题发表了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讲演，以“高墙”影射以色列的军事进攻。“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那么体制又指哪些呢？讲演之后不久村上接受了《文艺春秋》杂志的采访，作为体制提及两种。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天皇制和军国主义曾作为体制存在。那期间死了很多人，在亚洲一些国家杀了很多很多人。那是日本人必须承担的事，我作为日本人在以色列讲话必须从那里始发。”其二，村上认为体制还包括原教旨主义（“原理主義”）等其他因素。“人一旦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放弃以自身力量感受和思考的努力，而盲目听命于教旨及其原则。因为这样活得轻松。不会困惑，也不会受损。他们把灵魂交给了体制。”他认为奥姆真理教事件即属于这种情况。开庭审理期间他一直去法庭旁听，觉得那些案犯也是邪教教义的受害者。“我感到怒不可遏的，较之个人，针对的更是体制。”
以上作为村上关注奥姆真理教事件并将其融入《1Q84》的原因，大致梳理了之于村上的物语和体制或者村上就物语和体制进行思考的轨迹。而位于物语和体制之间的，无疑是小说家这一存在。村上在事件发生不久就将创作具有足以放驱麻原教主之荒唐无稽物语的力量的物语作为自己的课题。他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讲演中明确表示自己要站在“撞墙破碎的鸡蛋”一边写作来对抗“高墙”。“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这样，村上自奥姆真理教事件发生以来近十五年时间里所持续思考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点：在体制面前作家能做什么？换言之，作为小说家应创作怎样的“物语”来对抗体制这堵“高墙”？
与体制抗衡的“1Q84”既然如此，下面就看一下村上作为小说家的这一追求或创作理想在《1Q84》中得到怎样的表达。亦即：他制造的《1Q84》这部物语是否具有足以同体制抗衡的力量。
村上春树
“体制中有反体制，反体制中有体制。我就是想把现代社会中的这种整个体制写成小说。”显而易见，体制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主要喻化为名叫“先驱”（さきがけ）的邪教团体，具体表现为其中的“恶”。同恶相对的自然是“善”。
我真正想描写的是物语具有的善的力量。在奥姆那样封闭狭小的组织中束缚人们的是物语的恶的力量。它将人们拉往错误方向。小说家要做的，就是向人们提供广义上的物语，使之发生精神动摇，表明什么是错误的。我相信物语这种善的力量。我所以想写长篇小说，就是因为想扩大物语的外围，使其对更多的人产生作用。明确说来，我认为必须写出能够同原教旨义和地域主义（Regionalism）相对抗的物语。为此必须看清“小人儿（Little people）是什么”。这是我正在做的事。
村上春树《寻羊冒险记》
村上春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1Q84 》是一个关于善与恶的故事。恶是村上“始终都在思考”和描写的一个主题，其理想就是创作一部包括恶在内的具有多重视角的类似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综合小说”。村上对恶（暴力）的描写，以恶的形态而言，迄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恶主要表现为不具日常性的绝对的恶。如《寻羊冒险记》（1982）中的“先生”、《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1985）中的“夜鬼”（やみくろ）、《奇鸟行状录》（1994—1995）中的剥皮鲍里斯和绵谷升、《地下》（1997）中的奥姆真理教事件，以及《海边的卡夫卡》（2002）中的“父亲”或琼尼·沃克。第二阶段的恶大体表现为日常性或普通人的相对的恶，主要体现在《天黑以后》（2004）中的白川身上。对于《寻羊冒险记》的“先生”和《奇鸟行状录》的绵谷升身上的“绝对恶”，村上将其归因于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体制即“国家暴力性”，表现出可贵的内省精神和历史责任感。
那么，恶在五年之后的《1Q84》中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的呢？村上又是怎样以善的物语或物语中“善的力量”与之对抗的呢？无须说，恶集中表现在邪教内部的体制、尤其教主身上。教主最大的恶是奸淫初潮前的十岁幼女，而且不止一人不止一次，致使幼女子宫被毁，再无月经，终生不育，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其中一位叫“翼”（つばさ）的幼女逃出教团被“老妇人”开办的受害妇女救助中心保护起来，“老妇人”因此得知教主的恶行。于是女主人公青豆受“老妇人”之托前往东京一家高级酒店设法除掉教主，小说情节由此进入高潮，意外情况亦随之出现——在同教主交谈当中，青豆发现教主并非恶的化身，将其除掉的依据因之发生动摇。教主承认自己强暴了包括女儿深绘里在内的多名年仅十岁的幼女，但强调那不是因为自己愿意那样做，自己只不过是“小人儿”的傀儡或“代理人”。“小人儿”令人想起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独裁者“老大哥”（Big Brother）。“作为无处不在的矮小的‘小人儿’，同《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比较而言，基本是村上所说的‘System’（体制）的暗喻。”而这样的“小人儿”却是教主的女儿深绘里领来的。教主为了培育反“小人儿”的力量而让深绘里逃出教团并把她托付给自己的好友，使其同天吾合作，通过合写小说《空气蛹》将“小人儿”的真相公布于世：“如果将‘小人儿’的作用称为病毒（Virus），那么他俩就制造了对付它的抗体散布开来”，从而达到维持善恶平衡的目的。评论家清水良典认为此乃“教主关照的结果”最后，教主为了使“小人儿”失去自己这个“代理人”而主动请青豆杀死自己。
“世上既没有绝对的善，又没有绝对的恶。”他说，“善恶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不断变换场所和立场的东西。一个善在下一瞬间就可能转换为恶，反之亦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绘的也是这样的世界形态。重要的是保持善恶之间的平衡（balance）。过于向一方倾斜，就很难维持现实道德。是的，平衡本身即是善。我必须为了保持平衡死去也是出于这个意义。”
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
村上春树《天黑以后》
这段话主要部分曾被前面说过的NHK电视节目引用，用来强调村上“独自的世界观”。青豆听了教主这番话之后，表示“我感觉不出有在这里杀死你的必要”。最后不得不用细针扎进其后颈致命穴位时对他说“你大概也是极有才能的优秀人物”。如此这般，一个奸淫幼女的邪教教主最后仿佛成了为保持善恶平衡而主动请死的英雄末路式的人物。不仅二OO二年的《海边的卡夫卡》之前即第一阶段一以贯之的“绝对恶”变得模棱两可，就连第二阶段《天黑以后》白川身上那种“相对恶”也在此退却。此外，作为另一个恶之化身（“体制的暗喻”）的“小人儿”则始终没有出场。村上接受报纸采访，当记者问及具有破坏力量的“小人儿”这一不可思议的存在时，他答道：“至于‘小人儿’是怎样的东西，是善是恶，那我是不清楚的。不过，在某种情况下或许是制造恶之物语的存在。我认为，住在深山里的‘小人儿’是超越善恶的，但如果走出深山而同人们发生关联，有时候就会因此具有负面能量。”总之，恶在《1Q84》中已不那么咄咄逼人面目可憎，就连摧毁幼女子宫之人都有颇具说服力的自成一统的理由。文艺评论家安藤礼二为此撰文：“本应描写体制的矛盾、体制之恶及其消解的这部物语，却成了理想体制本身。我对此感到很大的不满。……以作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恶之根源的教主为首，所有人都过于形象完好。”宗教学者岛田裕己尖锐指出：
村上在采访地铁沙林毒气受害者写成的《地下》阶段，通过后记中写的“奥姆论”，正面批判了麻原彰晃或麻原性质的东西。但经过十几年之后，他好像不再——或者不能——单纯批判邪教团体（cult）的教主了。作为《1Q84》整体气氛，莫如说对邪教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共鸣——村上这个人到底是此侧之人还是彼侧之人？我觉得这点变得不明确起来。
村上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在演讲中以高墙与鸡蛋打比方，不同以往地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觉得那是对他在小说中所写之事的背叛。
反言之，《1Q84》是对村上“高墙与鸡蛋”演讲中表明的政治立场的背叛。原因就在于他通过教主的善恶平衡论调模糊了善恶之间的界线。
这点也表现在理应是善之力量的体现者身上。女主人公青豆，小说一开始就以飒爽的英姿和果敢的行动巧妙结束了一个残忍虐妻男士的性命，而后义无反顾地受命“抹杀”教主。以传统观点看，无疑是为民除害的善行义举。但换个角度，则属违法行为，甚至堪称女恐怖分子——难道可以以恶还恶地擅自结束另一公民的性命吗？“老妇人”情况也是如此。她设立受害妇女救助中心固然是善举，但擅自雇人除掉虐妻或奸淫幼女之人这一行为，既有为弱者伸张正义一面，又有违法一面，同是带有恐怖因素的“恶”。甚至作为典型受害者的幼女也不仅有受害一面。年仅十岁时即被教主奸淫的三个幼女长大后在教主浑身处于麻痹状态时强行同他轮流性交，在希望受孕的同时加速其肉体“走向毁灭”的进程。深绘里则是领来“小人儿”的“同案犯”。也就是说，受害者又是施害者，施害者又是受害者。善中有恶，恶中有善。结果，谁是受害者谁是施害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基本没了分界——村上就是这样在《1Q84》中演示了一场当代“罗生门”。
“1Q84"——演示善恶难辨的“罗生门”
芥川龙之介《罗生门》
在《奇鸟行状录》等作品中表现出同恶、同暴力及导致其产生的体制势不两立之斗士风采的村上春树为什么转而演示善恶难辨的“罗生门”了呢？其意义又在哪里呢？关于原因，我想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探讨。
第一，同村上对当今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形势的总体认识有关。一九八九年柏林墙轰然倒塌，一九九O年东西德合二为一，一九九一年苏联分崩离析。二元对立的冷战时代就此结束，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历史的终结”之说，西方世界沉浸在资本主义胜利的喜悦之中，而相当多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处于焦虑以至失语状态。然而好景不常，一九九五年日本奥姆真理教事件和神户大地震相继发生，二OO一年美国发生“9·11”事件。从此恐怖活动变本加厉，局部战争和种族、宗教冲突此起彼伏。这一期间大多旅居欧美的村上春树始终注视世界局势的发展，将其概括为“重组”（“再編成”）和“混沌”（Khaos）。二OO三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就曾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重组”，而这一过程中最严重的问题在于缺乏整合性：“迄今能够在某种整合性框架内某种程度上明确把握的东西被吞入混沌之中，不再能够把握了，失去了方向。这就需要以不同的座标来把握以过去的方向感、座标所不能把握的东西。”换言之，原有的价值体系和规范土崩瓦解，而新的尚未得以确立。尤其“9·11”事件是个明显的分水岭。二OO八年村上由此切入再次表明他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和危机感：
假如不发生9·11，世界的发展应该和眼下完全不同。说不定多少地道、正常一些。几乎对所有的人，还是那样的世界自然得多。然而9·11活生生发生了，结果世界成了这个样子，我们这样活在其中，没办法不这样活着。换个说法，眼下这个实实在在的世界比虚拟世界、比假想世界还缺乏现实性。可以说，我们是活在错误的世界里。这对我们的精神有极大的意义。……这种状况在欧洲也大同小异。冷战结束后，德国柏林墙倒塌，苏联也解体了。……长远看来，冷战的终结同原教旨主义的抬头、系统性思想的崩溃同地域主义的兴起、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分庭抗礼、Maga（大）资本主义的登场与环保运动的高涨——这种无所不在的全方位碰撞造成某种混沌场……
一言以蔽之，世界混沌不堪。何为现实何为虚拟、何为真相何为假想、何为正确何为错误，孰白孰黑、孰正孰邪、孰善孰恶，已经不能、也不应该像过去那样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的两分法考量和定论。世界已由两元变多元、由两极变成多极，处于缺乏整合性的“混沌”状态，而“这对我们的精神有极大的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村上对原教旨主义格外警惕，一再提及。就他在以色列发表的那篇《“高墙与鸡蛋”》演讲而言，固然以高墙为喻批评以色列，但未必意味声援巴勒斯坦“哈马斯”，他声援的是“非武装平民”。讲演后不久在接受《文艺春秋》采访时说：“我们考虑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那里最大的问题点就原宗教旨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针锋相对，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对峙。”言外之意，巴勒斯坦问题同样是这个“混沌”世界的构成部分。
面对这种“混沌”状态应该怎么办呢？或者说什么东西行之有效呢？村上认为是“物语性”，亦即写小说。“我觉得我的小说好象具有同那种世界的混沌相呼应的地方”，而“日本眼下或许就是容易描写混沌的文化场所”。于是，描写“混沌”的《1Q84》应运而生。在这个意义上，《1Q84》可以说是历史题材的拟写，即以现在的座标把握奥姆真理教事件，赋以这一过去不久的历史事件以新的内涵。质疑既有的善恶标准，探讨历史与现实、未来的关系，表明自己对日本以至世界的现状及人类走向的担忧和思考，其中未尝不含有对于世界在“9·11”后趋于全球化、同质化、宗教化之可能性的警惕。这是《1Q84》的一个积极意义和主要价值所在。但另一方面，善恶总还是应有其大致标准的，“混沌”不等于可以允许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相反，愈是混沌，作为严肃的作家和人文知识分子愈应保持清醒头脑，愈应在迷雾中点亮一盏航灯。而没有理由在大善大恶大是大非方面随之“混沌”起来。村上还不止一次强调哪里越是混沌，自己的书就在哪里卖得越好——既然这样，就更应该负起责任，自觉提供具有正面意义的“独自的世界观”，帮助读者“提高精神性”。而《1Q84》负起这样的责任了么？假如客观上让读者觉得——正觉也好错觉也好——邪教好像并不那么邪恶，那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村上春树《地下》
第二，同村上对奥姆真理教事件本身的认识有关。上面说了，《1Q84》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拟写。那么他对事件本身是如何认识的呢？简言之就是：受害者与施害者不完全是对立关系。这是因为，产生奥姆真理教的“地下世界”（Undergrround）就在日本社会内部，甚至就在每个日本人心中。村上在《地下》“没有标记的噩梦”那篇后记中有一段回忆，回忆一九九O年众议院选举期间目睹一伙戴着大象面目和麻原面具、身穿白色衣服的年轻男女在街头跳舞为麻原助选的情景，他不由得产生不胜厌恶之感，赶紧移开视线。为什么移开视线？“只有一个假设：因为奥姆真理教这一事物对于我并非纯属他者”，“我们必须刻意排除的东西说不定就已包括在那里”。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后，所有社会舆论、大众传媒都将受害者和施害者对立起来——“受害者=无辜=正义”，属于“此侧”；“施害者=污秽=恶”，属于彼侧。而村上不愿意搭乘这辆共识（consensus）之“公共大马车”，决心从另一角度就这一事件加以重新审视和定位。
除了采访受害者和作为施害者一方的奥姆真理教现在的和过去的信徒，他还去法庭旁听了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案犯的审理过程。这使他觉得那些人原本都是极普通的人。例如主犯林泰男，就人格来说决非犯罪型的，甚至是个“诚实”的人。审判长在判词中也说他“本来不是具有犯罪倾向的人，性格甚至有善良的一面。”于是，“我开始极为自然地一点点对他怀有同情之念”。这点在2004年出版的《天黑以后》中借作品出场人物高桥之口说得甚为明确：
“……在去法院听有关人员的证词、听检察官的总结发言和律师的辩护、听当事人陈述的过程中，我变得没有自信起来。就是说，我开始这样认为了：所谓将两个世界隔开的墙壁，实际或许并不存在。纵使有，也可能是纸糊的薄薄的墙，稍微往后一靠没准就靠出洞来，掉到那边去。或者我自身之中本来也有那一侧悄悄钻进来而自己没有觉察到也未可知——便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心情。用话语解释起来倒是很难。”
一句话，每个人心中都有黑暗的“地下世界”，都有犯罪DNA。“受害者=无辜=正义”之“此侧”同“施害者=污秽=恶”之彼侧之间，只不过隔一层纸而已。换言之，受害者与施害者、善与恶、正义与污秽乃是互为表里的影像关系。而这到了《1Q84》的教主口中，就相应换成了这样的表达方式：“一个善在下一瞬间就可能转换为恶，反之亦然。……平衡本身即是善”。
“1Q84”——相对的善与恶
应该承认这种善恶认识有其正面作用和积极意义。它超越二元对应的思维模式，提供了多重视角、多维空间，促使读者自行思考，唤起自律良知，进而自省自警和自我救赎，避免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体制或盲目接受别人编造的物语。与此同时，认识这种善恶的过程也是深入认识日本人、日本社会的性质（村上称之为“体質”）的过程。村上在《地下》前言中提到一名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的遭遇：这名受害者出院后不幸落下后遗症，上班后不久因为无法忍受上司和同事的冷言冷语而不得不辞职。村上认为这是来自“平常社会”的暴力。也就是说，这名受害者遭遇了双重暴力。这两种暴力“看上去诚然形式有别，但我觉得都是从同一地下的根须生长出来的同质之物”。也就是说，恶、暴力就存在于正常人、正常社会的内部，明确区别“此一侧”和“彼一侧”是很困难的。他所关注的更是“此一侧”和“彼一侧”即善与恶背后的本源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1Q84》是“追究奥威尔《一九八四》式思想管制的恐怖和‘本源恶’的现实批判小说” 。
问题是，追究“本源恶”，势必归于“人性恶”，从而采取人性策略。而这在 “高墙”即体制面前实质上是一种倒退。《读卖新闻》载文说：“青豆对于教主世上既没有绝对的善，又没有绝对的恶这句话表示理解，围绕恶的交谈未能深入其核心。”东京大学教授沼野充义亦认为《1Q84》并无深度：“村上春树作为作家几乎堪称天才的技艺越是炉火纯青，越是总在周围地带测量不止，而没有大胆闯入本应探索的‘深度’之中”。并且指出，村上恐怕不是用《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古典小说形式介入“有深度的问题”，而是用物语的力量通过“将一个问题置换为另一种形式”、通过“其移动的质和方向性”来“物语式暗示”答案。媒体学者武田彻也指出了村上这种自我矛盾性：“尽管以宗教作为重要主题（motif），而内容却未深入”。《1Q84》既然未能深入教团内部体制发掘恶之须根，那么作为策略，只好转向个体。而转向个体必然涉及人类全体的共性即人性。也就是说，人性对于村上是走出善与恶死胡同的出口，是通往“彼岸”的一道桥梁。进而言之，作为切除恶之病灶的医疗方案，村上开始从以往认定的体制转而在人性部位上动刀。
人性策略并不复杂：将人性善与人性恶（或人性与兽性）两种对立的人性元素植入同一主体，即认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善恶两个方面，如一枚镜子的正反两面。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又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用之于教主，就是“去妖魔化”，将他还原为“人”，用可能善恶同居的所谓普遍人性去考量他的恶行，或者将其恶行归因于人类灵魂深处隐藏的恶（“本源悪”）。结果——恕我重复——奸淫幼女的邪教教主居然为斩断恶（“小人儿”）之链条而毅然请死，使得小说高潮情节笼罩在不无肃穆悲壮的气氛中。问题是这种作为人性策略的换位思考本身即含有危险性——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能保证自己不是在谴责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对方的观点甚至变相宽恕“恶”吗？
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不妨说，混淆善恶以至宽恕恶并非《1Q84》所特有的，这点完全不具新意。《菊与刀》即已明确指出：在日本人看来，“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这种信条逻辑上导致一个结论，即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乔治·桑塞姆爵士写道：‘在整个历史日本人都似乎缺乏这种认识恶的问题的能力，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不愿意抓住这个问题。’事实上，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问题看作人生观。……甚至他们的神也显然如此兼具善恶两性。”鲁思·本尼迪克特为此举了一个例子：天照大神（女神）之弟素盏鸣尊对待姐姐极为粗暴，甚至在天照大神正在举行尝新仪式的饭厅中拉大便，还把男性生殖器投进其卧室，而且毁坏稻田。“可是，他仍然是日本众神中一位招人喜爱的神，受到应有的尊敬。”下面这段话也是发人深省的：
对西方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出戏，在这出戏中，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一种行动方针与另一种行动方针，相互之间要求仔细酌量平衡，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 其本身都是善良的。 如果每个人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 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
看到这里，令人觉得《1Q84》中教主那段关于善恶之说、尤其“平衡本身即是善”一句，简直是这段引文的翻版！即使在这个意义上，《1Q84》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日本、日本人的“体质”。并且认识到村上春树终究是日本人。
不过也应该认识到，村上这么做未必是有意对传统的完全认同和回归，而可能是一种警示。村上说他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不向任何人转让什么，也不同任何人发生连带关系”。在我看来，较之个人主义者，他更是一位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底色的自由人文主义知识分子，把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体性视为生命。对任何可能压制和扼杀个人自由的社会体制和价值体系都极为敏感，对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符号系统和非人化的逻辑及“多数暴政”保持高度警惕并自觉与之拉开距离，进而采取批评姿态。因此，即使对“善”的体制也不放弃过滤和质疑的努力。尤其对个体或被动或主动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以至整个灵魂交给体制——纵使善的体制——之后而体制转过来向个体要求某种“疯狂”即吞噬个体公民这点保持忧患意识和临战心态。实际上历史也一再证明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一旦任凭以革命或正义面目出现的“善”大行其道，难免出现例如“肃反”、“清洗”等灾难性后果。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的警示价值即在这里。这也是《1Q84》和《一九八四》之间潜在的精神谱系。至少，村上在如今“世界文学普遍显现形而下特征，以至于物主义和身体写作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写出了《1Q84》这样一部拷问人类灵魂的形而上之作。
《1Q84》Book1&Book2&Book3
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能认同其中的“善恶观”。善恶确有两种。一种是绝对的善与恶。一种是《1Q84》中描写的相对的善与恶（如果要从中分出一种作为第三种，那么或许就是所谓超越善恶的善与恶或“本源悪”）。以前者言之，例如奥斯威辛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就是绝对的恶。不承认这一点，不承认和牢记绝对恶的存在，人类社会就没有正义可言，理想主义的追求和达成也就失去了根据和驱动力，而势必永远在“罗生门”中彷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1Q84》是一部主题有明显缺陷的作品。它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村上以前举起的刀或拔出的手枪，为什么在《1Q84》中放下了？可以说，这本身也是一个“罗生门”。但愿村上春树许诺今夏出版的《1Q84》BOOK3成为破“门”之作。
（本文部分图片为著者提供，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仅代表编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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